这篇稿子是为杂志《Number》1980年10月5日号写的。许久以前的东西。在家中的旧纸堆里瞎翻一气时，它忽然现身。因为令人怀念，便稍作修改，收录进来。这场开幕赛的广岛队投手我一直记得是外木场，原来其实是高桥里啊。内容上虽然有几处细微的事实错误（当时还没有维基百科之类），但为了维持文章的流畅，就原样未动。

那是一个精彩的赛季。养乐多燕子队，一九七八年。

广冈是教练，松冈是主投，若松是投手。查理·曼纽尔的本垒打将球轰到了后乐园球场看台最上层，大矢作为捕手铜墙铁壁般守护着本垒。

这年年初，我搬到了神宫球场旁边（几乎只因为那是在神宫球场附近），每天一得空就往外场看台跑。跟少年时代同样常去看球的甲子园球场相比，当时的神宫压根儿不像职业棒球赛场。说它是郊外的斗牛场恐怕气氛上更接近。外场看台没有座椅，草皮秃了一半的斜坡一下雨便泥泞一片，风大点的日子里耳孔灌满沙子。不过风和日丽的午后，神宫球场外场看台至少在东半球是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外场看台了。手写的记分牌顶端，好几只百无聊赖的乌鸦闲坐不动。春日的阳光下，好奇的孩子们头戴燕子队球帽，在斜坡上翻来滚去玩耍。

我刚满二十九岁，从这年春天开始写小说（般的东西）。写小说（般的东西），有生以来还是头一次。而养乐多燕子队自创立以来从未有过夺冠经验，即将迎来第二十九个赛季。不必说，这两则事实没有任何关联。纯属偶然。

然而还有位二十九岁的青年。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有关他的简短故事。不，算不上故事。我对他知之不多，还不配讲关于他的故事。这毋宁更接近片段。他的一块碎片。由赛季这把锋利的尖刀割下来的他灵魂的碎片。这块碎片在人们心上——至少在我心上——彷徨了一段时间，逐渐丧失鲜活，很快便消失在排山倒海的时间潮流中。

让我们回到一九七八年的四月一日。

晴朗。

神宫球场开幕赛，开球的下午一点，我斜躺在草地上正喝下第二口啤酒。广岛队的投手是高桥里，而第一个走进击球区的就是他。看到他的身姿，说不定有些观众笑了。而另外一些观众或许忽然萌生新鲜的预感。发笑的原因自然在于他奇妙的击球姿势。在击球区里，他简直像蹲在那儿似的，笨拙地佝偻着身子，滴溜溜转动竖得笔直的球棒，半像寻衅，半像怯阵，紧盯着高桥投手的棒球手套。我甚至想，这里没准真是斗牛场。

而且——这是事后想起来的——那里还有另一种新鲜的预感。要解释清楚可不简单。单是一个瘦削驼背的外国球员就足够“新鲜”了，不过，那是怎么跟“预感”连接起来的呢？但如果夸张点，说预感是被神宠爱者一时的辉煌，那里的确有这东西存在。有那种氛围，似乎单单在他的四周，春天的太阳投下更多的光芒。他从亚利桑那（恐怕是）小镇带到东京球场来的、他灵魂的一块碎片，在那阳光的照耀下灿灿放光。

那是一记漂亮的安打。球将左中场撕裂成两半，待伽勒特和山本浩二追上球时，他已经站在二垒上了。我记得这是整个球团在一九七八年赛季第一记安打。

他的名字当然是戴夫·希尔顿，这一年最佳阵容的二垒手，直到夏末一直保持最高击球率的家伙。你大概还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一九七八年就是他的赛季，而那才是两年前的事。

那个赛季，他每击出一球便全力疾奔，不时还尝试绝望的前扑滑垒。报纸（并非体育报）用头版专栏全部篇幅称赞他的表现。在球队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日本职业棒球总决赛第四场最后一局中，他用一记难以置信的挥击，把今井雄太郎的曲线球打进了西宫球场左翼的幸运区。而且在整整一年内，从神宫球场球员出口到更衣室那短短一小段路，像他那样认真应要求和支持者握手的球员，我不知此外更有何人。

但归根结底对我来说，戴夫·希尔顿只是一个身穿绽线的毛衣、怀抱超市纸口袋的贫穷的美国人。

那是日本职业棒球总决赛迫在眉睫的十月初，一个阴沉沉的星期天。时近黄昏，初秋那肉眼几乎看不出的细雨开始微微濡湿路面。我和妻子走出广尾的超市，公交车站旁边一对带着小小孩的美国夫妇正打算拦出租车。那个矮小的美国人把儿子扛在肩头，左手抱着超市的纸口袋。孩子冲着一旁像少女般的母亲笑。而她对着丈夫莞尔微笑，丈夫则笑着用淡蓝色眼睛仰望儿子。

有种东西打动了我的心。这里同样有与开幕赛上那种预感相似的东西。而且我觉得,生来从未见过如此不含杂质的幸福情景。他们相对来说，是打扮朴素、外表平凡的一家美国人。但是脸上没有阴影。他们的微笑放着灿烂的光辉，就像暮雨潇潇的熙攘人群中射入的一缕阳光，让他们变得特别起来。打动我心的，可能就是处于那光辉中心、甚至令人微觉痛楚的幸福感。

这就是那时他的签名。

戴夫·希尔顿……字写得有点抖。没法子啊。因为你抱着儿子和纸口袋，正打算拦出租车来着。

于是一九七八年的赛季结束，一切都改变无遗。那个精彩的赛季再也没有回来。然而我（或者你）又能责怪谁呢？来自亚利桑那的和我同龄长着一双温柔眼睛的青年，与赛季一起消失在时间的流沙里。仅此而已。

再见，戴夫·希尔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