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2003年出版的《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俄文版写的序。因为是许久以前写的作品，我想有必要对当时的情况作些说明，于是欣然允诺。在我的作品系列中，这是一部重要作品，我想告诉俄罗斯读者这一点。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九八五年写完的。基础是写于大约五年前的中篇小说《城市和不确定的墙》。这篇《城市和不确定的墙》曾在某个文艺刊物上发表过，但我不太满意（简言之，那个时间点我尚不具备写好这个故事的能耐），连单行本也没出就束之高阁了。心想待时机成熟要好好重写。这对我而言是有重大意义的故事，这部小说也强烈要求我好好进行改写。

但到底该如何改写，我却怎么也摸不着头绪。这部小说需要的不是零敲碎打式的修改，而是大刀阔斧的转换，是能带来这样巨大转换的崭新构想。于是四年后的某一天，由于一个机缘（如今已想不起那是怎样的机缘），一个念头浮上脑际。“对啦！就是它！”我心想。急忙坐在桌前，开始漫长的写作过程。

《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由“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这两个迥然不同的故事构成。“世界尽头”这部分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沿用《城市和不确定的墙》的框架，然后新加进“冷酷仙境”的故事。把两个完全不同的故事拼接成一个，这是我的基本构思。两个故事在完全不同的场所、完全不同的语境中展开，最后却严丝合缝地成为一体，形成一个故事。怎样才能合而为一，这将成为读者不明就里的机关。

问题（这怎么考虑都是相当大的问题）在于连作者也完全不知如何将两者合而为一。但由它去吧，船到桥头自然直。就在这种极乐观的愿望之下，我开始从头改写小说（诸位也许知道，乐观精神是小说家不可缺少的资质）。我让两个故事齐头并进，轮番写作。亦即是说，奇数章写“冷酷仙境”，偶数章写“世界尽头”。如今想来，我觉得在写各自的章节时，好像分别使用了身体中不同的部分。

用个更大胆的说法，也许写作“世界尽头”部分时使用右脑，写作“冷酷仙境”部分时使用左脑。或恰好相反，但怎样都无所谓。总之我分别使用脑（或意识）的这一侧与那一侧，写作两个故事。老实说，心情相当不错。

比如说写作“世界尽头”时，我沉潜于自己右侧的幻想中。这是个宁静平和的故事。情节在高墙环绕、狭小寂静的场所中发展。人们沉默地走在街头，周边的声音始终含混不清。与之相比，“冷酷仙境”部分则跌宕起伏。有速度，有暴力与幽默，有鲜明生动的都市生活场景。这个世界存在于我左侧的幻想中。轮流去写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世界，让我（让我的意识运作）极其舒心。心情若不舒畅，我有时就坐在钢琴前，练习巴赫的《二声部创意曲》（只是弹得很糟糕）。因为均衡地运动两手的手指肌肉，可以纯粹从肉体上让心情变得爽畅开朗。分头写作“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时的快意，便类似那时的感觉。

就这样，每天运动左右脑和肌肉，写作两个互成对照的故事，如此一来，我明白这两个故事渐渐带上了共振性。就是说一个故事中的某些东西，与另一个故事中的开始有了自然而自发的联系。在我看来这是充满刺激的愉悦的发展。我相信如此就能顺利完成。之后的工作就轻松多了。我只需相信自己的方向感，每日孜孜不倦，分头将故事写下去。我确信这两个故事最后会在某处合为一体。果然，两个故事最终顺利联结起来。至于两者是如何顺利联结的，还请各位读者实际阅读，加以确认。

我们每每会对“灵魂”进行考察。就如同安东·契诃夫在《第六病室》中借用安德烈·叶菲梅奇与邮政局长对话的形式质问自己一样。

灵魂是否存在？它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是与死一同消亡，还是超越死继续存在？面对这样的质问，我（恐怕契诃夫也一样）没有答案。我只知道我们具有意识的事实。意识存在于我们的肉体之中。而在我们的肉体之外，存在另一个世界。我们就活在这样的内在意识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性中。这种关系性往往会带给我们悲哀、痛苦、混乱和分裂。

不过我认为，我们的内在意识说到底在某种意义上是外在世界的反映，而所谓外在世界在某种意义上不也是我们内在意识的反映？亦即是说，它们岂不是作为一对互照的镜子，发挥着各自无限隐喻的功能？

这种认识成为我作品的重大主题之一。《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这部小说，不妨说就是这种观点（或世界观）以最为显著的形态表现出来。我在一九八二年写了第一部正式的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三年后，出版了《世界尽头与冷酷仙境》。写出这部作品时我三十六岁，心想自己终于可以算作像样的作家了。我有了值得一写的自己的故事，有了值得一用的自己的文体。接下去只要积蓄力量，坚持写就行。

这部对我来说值得纪念的作品，此次经德米特里· 科瓦连宁先生之手由日语翻译成俄语，并由富有传统的EKSMO出版社出版，我十分高兴。著者衷心盼望俄罗斯读者能欣赏这部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