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合上了桌上关于凯莉·米勒的档案，靠在椅背上聆听夜晚的声音。小时候，我在学校的录像带上看过一档自然节目，讲的是亚马孙热带雨林，我记得解说员说过，太阳落山后，森林会变得生机勃勃。

曼哈顿也是如此。这里的白天总是充斥着车辆和人群的喧嚣，我想南美洲的热带雨林大概也是如此，而夜晚你会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这一切。有人在唱一首古老的爱尔兰民歌，但我分辨不出具体是哪首，因为附近有人正在歌声中大声争论着谁来付出租车钱。汽车喇叭吼叫着，发动机轰鸣着，轮胎尖啸着。

在花了5个小时阅读有关死亡的文字并查看睡魔受害者的照片后，我需要暂停一下，沉浸在这生活的海洋中。纽约是最适合这种生活的地方，这是一个不同的丛林，同样拥挤，同样充满光线与声音。或许，也同样危险。

这里有潜伏在黑暗街头的捕食者，他们大多猎捕弱者和穷人，但也有些像睡魔那样的人，四处猎杀任何人。这也是他如此可怕的原因，他的攻击毫无规律可循，地点、时间都飘忽不定，也没有特定的受害者类型。无论你是凌晨4点走在街上，还是待在家中紧闭门窗，都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

在他疯狂杀戮期间，整个城市都安静了下来。后来，谋杀停止了。在新冠疫情封锁期间，有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睡魔已经躲藏起来，甚至很可能已经离开了这个国家，所以很多人觉得外出以及晚上独自睡觉再次变得安全了。恐惧仍然存在，但已逐渐消散，正常生活慢慢回到了曼哈顿这座由钢铁、玻璃和混凝土组成的峡谷之中。

闭上眼睛时，那些在犯罪现场照片中看到的画面在我的脑海中闪现。大多数受害者是女性，她们的眼睛被挖出，沙子撒在她们的脸上，填满了原本尚有灵魂的双眼窝，填满了她们的喉咙和口腔。沙子粘在她们的牙齿之间，粘在嘴唇和牙龈上。她们的伤口将沙子染成了粉红色，只有她们口中含着的沙子依然苍白而陌生。

文件按照起诉书中的指控，将受害者细分成了不同的部分，其中有六名受害者与凯莉相关。我认为，如果地方检察官能将这些指控定罪，联邦政府可能会试图将其他睡魔谋杀案与凯莉联系起来，但这是未来需要担忧的事情。目前我手头有犯罪现场报告和邻居、家属的陈述笔录，这些足以让我快速了解这次审判涉及的六名受害者的生平概况，以及她们是如何惨遭杀害的。

玛格丽特·夏普居住在东哈莱姆区，是一位年仅32岁的市场营销总监。她喜欢复古服饰和家庭烘焙，每天都会骑着一辆饰有紫色和白色花纹图案的自行车上下班，自行车前挡泥板的上方，有一个柳条篮子，是她用来装生活用品的。有一天，她在健身房结识了一位同样热爱骑行和烘焙的年轻女士——佩特拉，后来两人建立起了友谊，并且刚庆祝了相识六个月的纪念日。她们经常一起骑车上班。悲剧发生在去年5月21日，当天玛格丽特没有接听电话，所以佩特拉拿备用钥匙进入了玛格丽特的公寓，结果发现玛格丽特已经遇害身亡。在后来的调查中，佩特拉向警方指认，从凯莉衣柜里找到的一对复古纯银玫瑰耳环是属于玛格丽特的私人物品。

佩妮·琼斯和苏珊娜·艾布拉姆斯共同租住在布鲁克林第四大道的一套公寓里。佩妮是一名21岁的创作型歌手，每周会参加八场演出，而且只要有空，就会在卡茨熟食店做服务员。苏珊娜年纪稍大，却并未显得更有智慧，她在距离公寓两个街区之外的一家卖吉尼斯黑啤酒和威士忌的爱尔兰酒吧担任酒保，每晚赚取的小费通常比佩妮一周的收入还要多。问题是，这些小费总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流回酒吧，特别是当佩妮收到拒稿通知时。佩妮写了一本小说，正努力寻找一名文学经纪人，但每次打开电子邮件，她都感觉像是被人迎面打了一拳。

这两个年轻女子在这里尽情享受生活，试图在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都市闯出一片天地。

5月29日早晨，邻居注意到她们公寓的门开着，叫她们却没有回应。他进屋查看，随后跑出去赶紧打了911报警。佩妮和苏珊娜分别在各自的卧室中被发现，身体都受到严重摧残，体内灌满了沙子。两人的卧室门都是关着的，公寓内部没有明显的打斗痕迹。令人惊讶的是，这两个身体健康的女子似乎未能对袭击者做出反抗。一位名叫切斯特·莫里斯的目击者回忆，在5月28日即袭击发生的当晚，他看到一对男女出现在佩妮和苏珊娜公寓楼的大门前，看起来男子似乎在尝试撬锁。莫里斯证实，那对男女就是丹尼尔·米勒和凯莉·米勒。佩妮和苏珊娜各自丢失了一枚戒指：佩妮丢失的是一枚镶嵌着两颗红石榴石的玫瑰金戒指；苏珊娜丢失的是一枚带有灰色宝石的银戒指。后来，这两枚戒指均在凯莉的珠宝收藏中被找到。

莉莲·帕克性格内向，喜欢独处，是一名自由设计师，主要在特里贝克区[曼哈顿岛上的一片三角地带，位于运河街以南，百老汇以西。]的家中工作。她的尸体在其公寓楼后面的巷子里被发现，这一点对睡魔来说很不寻常。41岁的她是一名狂热的小提琴手，尽管她的邻居们对此并不知情。她的小提琴被发现时，琴弦上缠着用来减弱音量的棉绒。住在隔壁公寓的邻居特蕾莎·瓦斯奎兹称，在6月3日袭击发生的当晚，她看到一对男女在楼外徘徊，描述的形象与丹尼尔·米勒和凯莉·米勒相符。和切斯特·莫里斯一样，特蕾莎·瓦斯奎兹也是在凯莉·米勒公开被捕后才站出来的。莉莲每天佩戴的一枚贝壳浮雕胸针既不在她的公寓内，也不在她的遗体上。是莉莲的母亲告诉警方，胸针不见了。这一发现促使警方重新审查了其他凶杀案中受害者亲属提供的信息，并重新识别了睡魔从受害者那里带走的各种首饰。如果不是帕克夫人提供线索，警方和联邦调查局可能至今都不知道睡魔会在作案后拿走战利品。

尼尔森一家住在东村[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一栋宏伟的赤褐色砂石建筑中。在早上6点左右，一个好心人注意到他们家的前门敞开未关。最早到达现场的警官是刚入职不久的新手，他的主管带领这名新警官进入房子，并指示他去楼上检查。听到楼上传来的沉闷撞击声时，主管立即冲上楼梯，只见新手警官昏倒在通往主卧室的楼梯平台上。起初，主管以为新手警官是被袭击者打晕的，但他很快发现了其昏倒的原因。托拜厄斯·尼尔森和斯泰西·尼尔森夫妻俩紧紧相拥躺在床上，床单拉到脖子处，嘴巴和眼窝里塞满了沙子。在旁边的房间里，8岁的埃莉·尼尔森抱着一只泰迪熊安然入睡；她被领养的弟弟罗伯特则在他自己的卧室里，年仅5岁。孩子们都活着，并且没有受到伤害，只是被人注射了镇静剂。他们在黑暗中并未看到刺伤他们颈部的人，但弟弟小罗伯特表示，他感觉到有人的气息吹在他的脸颊上。

这位新手警官因此请了一个月病假，病假结束后便辞职了。辞职后不到一周，他就因服用过量止痛药而去世，纽约市警察局为其举行了最高荣誉规格的葬礼。我不禁想，如果他能活得足够久，等到联邦调查局在丹尼尔·米勒家中找到相关证据，并在凯莉·米勒的衣橱中找到斯泰西·尼尔森的黑珍珠项链，这是否会给他的心灵带来一丝慰藉？是否会救下他一命？

这只是睡魔杀害的众多受害者中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新发生的、能够通过确凿证据与凯莉·米勒联系起来的谋杀案。我曾站在凯莉·米勒的房子里与她交谈过，并且我无法将这个人与能让孩子入睡后又冷静杀害他们父母的形象联系起来。

我以前也和恶魔打过交道。此案中，来自联邦调查局的首席分析师佩吉·德莱尼也是如此。事实上，德莱尼曾在博比·所罗门案中与我共事，当时，我们遇到了一个杀手，他竟然混入了博比审判的陪审团。那次案子中，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大腿上留下的18厘米长的疤痕至今在冬天还会痒，在夏天则疼痛难忍。德莱尼还在阿韦利诺案中给我提供了一些指导，那时我和凯特初次相遇——作为对手。德莱尼以追踪杀人犯为生，而我则为被控谋杀的人辩护。我们在同一座城市中都面临着最恶劣的恐怖案件，所以也难怪我们会相遇。我喜欢德莱尼，她聪明且勤奋。我曾深爱过的一个女人，名叫哈珀，她是我们的共同好友。

上次我和德莱尼谈话，还是在哈珀周年纪念追思会上。她谈论起我们的朋友时，那份温暖和深情是真挚的。德莱尼说话的时候，我听着，点着头，最后我们拥抱告别。我还没有准备好谈论哈珀，至少现在还不行，而且对任何人都不行，哪怕是哈利。曾经我以为，我们俩或许能共度余生。现在看来，身上的伤疤并不是我余生唯一要背负的旧伤。

我从椅子上起身，走到窗边。街对面俱乐部的霓虹灯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给房间涂上一层深深的红色。街上的嘈杂声似乎在这片光芒中渐渐淡去，仿佛斑斓的色彩削弱了其他一切声响。

布洛赫、凯特和哈利都相信凯莉·米勒是无辜的，我不能忽视这一点。当我直视她的眼睛，询问她是否杀害了那些人时，她告诉了我真相——我知道那是真的。针对她的证据虽然都是间接的，但却可以相互印证。我已经学会了不论检方说什么，都不能忽视我的直觉。

我想，也许她对丈夫阴暗一面的了解，比她愿意承认的更多。也许她早就知道了，而且一直生活在恐惧中——在沉默的愧疚中慢慢沉沦。我知道有一段时间她曾怀疑过他，但她没有采取行动，这无疑在折磨着她，而这也意味着她在意这一点。杀人犯没有同情心，也无法假装自己有。我们四个人都相信凯莉，这很重要。

但是全世界都认为她是凶手。

地方检察官将会提出两种论点。首选的是：她意图杀害受害者，并鼓励或协助其丈夫实施犯罪行为。如果检方无法证明她有预谋，那么还有备选论点——她作为帮凶参与了犯罪。在这种情况下，检方必须证明，她明知丈夫有意图杀人，而且提供了手段、机会或者仅仅是协助了他的犯罪行为。相对而言，后者更容易证明。如果这两种罪名中的任意一项成立，那么她将终生见不到监狱外的太阳。

检方手中的一项关键证据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困扰，这是我未曾向凯莉提及的，至少没有专门提及。毫无疑问，大陪审团在考虑是否对她提起公诉时，会认为这一点至关重要。这一点在这个案件中是肯定的：丹尼尔·米勒就是睡魔，他杀害了所有那些人。

然而，凯莉·米勒为了掩盖事实撒了谎。

我需要解答的问题是：她为什么要保护他？

这时，我在办公桌上的手机振动了起来。

我看了看手表，这是多年前，我女儿艾米送给我的礼物。表盘已经磨损得很厉害，电池每隔几个月就需要更换一次，但我无论如何都不会把它丢掉。她曾有过一只和我一样的手表，至少在她的手表坏掉之前是这样的。她的继父，凯文，在她15岁生日时给她买了一块新手表。严格来说，他还不算是正式的继父，毕竟我的前妻克莉丝汀的再婚典礼还有几个星期才举行。听到克莉丝汀即将再婚的消息，我并未如预期般那样深受打击。我接受了她已经往前走的事实，那感觉就像是某种陈年的悲伤。大部分时候我还好，只有在不经意间触碰到这份悲伤时，才会感到疼痛。相比克莉丝汀，我更关心艾米。这感觉就像我在失去我的女儿。

我抓起手机，对照屏幕仔细核对了一下手表的时间。

快凌晨2点了，这个时间接到电话往往不是什么好事。

打电话的是我们的调查员，布洛赫。

“你还好吗？”我问道。

“我现在正在前往肯尼迪机场附近的联邦调查局的驻地办公室，全州刚刚发布了紧急警报。德莱尼公寓楼的一位住户报了警，说德莱尼的车停在地下停车场里，四个车门全都大开着，防盗警报器响个不停，她的手机和配枪都在车内……”

我想说话，但喉咙像是被冻住了，发不出声音。

“他又出现了。”布洛赫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