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间隙”（Minding the Gap）一词最早出现在1969年的伦敦地铁上，作为警示语，提醒乘客小心车门和站台之间的缝隙。从那以后，它就成了一支乐队和一部电影的名字，从T恤衫到门垫，这个短语无处不在。我们家挂有一个相框，里面是一张写着“小心间隙”的明信片，时刻提醒我们当下的站立处和目标地之间的距离。下面先听我解释一下。

战略VS文化

在商界，关于战略和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两者的相对重要性，一直存在争议。至于两者的定义，在我看来，战略就是“方案策略”，或者是对“我们想实现什么目标，我们将如何实现目标”这个问题的详细回答。我们所有人—家庭、宗教团体、项目团队、幼儿园教师—都有方案策略。我们都在思考我们想实现的目标，以及需要采取哪些步骤才能取得成功。

文化更关注我们是谁，而不是我们想实现什么。文化的定义有很多，其中不乏晦涩难懂的，比如读本科时社会学教科书里的文化定义就让我颇为沮丧，最能引起我共鸣的是最简单的定义。正如组织发展先驱泰伦斯·迪尔（Terrence Deal）和艾伦·肯尼迪（Allan Kennedy）解释的那样：“文化是我们做事的方式。”我喜欢这个定义，因为它适用于所有关于文化的讨论—适用于我在第一章提到的更广义上的“匮乏文化”，适用于特定的企业文化，也适用于定义我们的家庭文化。

在我与领导者的每一次谈话中，都会出现某种形式的关于战略或文化哪个更重要的争论。一些人赞同通常被认为是思想领袖的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名言：“文化能把战略当早餐吃。”另一些人则认为，让一方与另一方对立会产生一种错误的二分法，我们需要两者兼得。有趣的是，我还没有找到有力论据来证明战略比文化更重要。我认为每个人至少在理论上都同意“我们是谁”和“我们想实现什么”一样重要。

虽然有些人抱怨这场争论太过老套，太过于纠结“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但我认为这对于组织或团体来说是一场至关重要的讨论。也许更重要的是，我认为研究这些问题可以改变家庭、学校和社区。

“我们做事的方式”或者说文化，是复杂的。根据我的经验，我可以通过以下十个问题透彻了解一个群体、家庭或企业的文化和价值观：

1． 什么行为会得到奖励？什么行为会受到惩罚？

2． 人们在哪里以及如何使用他们的资源（时间、金钱、注意力）？

3． 哪些规则和期望是要遵守的、强制执行的和被忽略的？

4． 人们在谈论自己的感受、询问自己需要什么时是否感到安全、受到支持？

5． 什么是神圣不可置疑的事物？谁最有可能推翻这些事物？又是谁会帮助这些事物重新变得不可置疑？

6． 什么故事是传奇故事，它们传达了什么价值观？

7． 当有人失败、失望或犯错时会发生什么？

8． 如何感知脆弱（不确定性、风险和袒露情绪）？

9． 羞辱和责备有多普遍？它们是如何出现的？

10． 对不适的集体容忍度是多少？学习、尝试新事物、给予和接受反馈的不适感是正常的吗？还是对舒适感要求很高（这看起来怎么样）？

在接下来的每一节中，我将讨论这些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我特意寻找的是什么，但我想先谈谈这些问题将把我们引向何方。

作为一个从整体上研究文化的人，我认为这些问题的力量在于它们能够揭示我们生活中最黑暗的领域：关系的疏离、与社会的脱节，以及我们为自身价值而进行的挣扎。这些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化，而且暴露了“我们说什么”和“我们做什么”之间的差异，以及我们信奉的价值观与践行的价值观之间的差异。我亲爱的朋友查尔斯·基利（Charles Kiley）用“理想价值观”一词来描述那些难以捉摸的价值观，它们存在于我们最美好的愿望中，挂在我们办公室隔间的墙上，出现在我们的育儿讲座的核心理念里，或者存在于我们公司的愿景声明中。如果我们想把这些问题清除并制定转型战略，我们的理想价值观必定会与我所说的践行价值观—我们实际的生活方式、感受方式、行为方式和思考方式—相冲突。我们能做到言行一致吗？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会让人很不舒服。

疏离的鸿沟

我的理论是，“疏离”是我在家庭、学校、社区和企业中看到的大多数问题的根源，它有多种形式，包括我们在“武器库”一章中讨论过的那些形式。我们疏远他人是为了保护自己远离脆弱、羞耻感、迷惘和缺乏目标。当我们觉得领导我们的人—我们的老板、老师、校长、牧师、父母、政客—没有履行社会契约时，我们也会断绝自己与他们的关系。

政治是“社会契约疏离”（social contract disengagement）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尽管它会带来痛苦。两党的政客们都在制定他们不需要遵守或不会影响他们的法律，他们的行为会导致我们大多数人被解雇、离婚或被捕。他们信奉的价值观很少在他们的行为中表现出来。看着他们互相羞辱和指责，我们觉得很丢脸。他们没有履行他们在社会契约中的义务，选民投票统计数据显示我们正在疏远政治。

宗教是“社会契约疏离”的另一个例子。首先，宗教中的“疏离”往往是宗教领袖没有恪守他们所宣扬的价值观的结果。其次，在动荡的世界里，我们常常渴望绝对真理。这是人类对恐惧的反应。如果宗教领袖利用我们的恐惧和对更多确定性的需求，从灵性中提取脆弱，将信仰转变为“顺从和后果”，而不是为我们教导和示范如何与未知斗争、如何接受未解之谜，这时信仰就会自行破产。信仰减去脆弱等于政治，或者更糟，等于极端主义。情感联结和投入不是建立在顺从的基础上的，它是爱、归属感和脆弱的产物。

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没有刻意制造家庭、学校、社群和企业中那些助长“疏离”的文化，那么它是如何产生的呢？鸿沟又在哪里呢？

鸿沟从这里产生：我们无法给别人我们没有的东西，我们是谁比我们知道什么或我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更重要。

我们践行的价值观（我们实际在做什么、思考什么、感受什么）和我们理想中的价值观（我们希望自己能做什么、思考什么、感受什么）之间的差距就是价值鸿沟，或者我所说的“疏离的鸿沟”。那是我们失去员工、客户、学生、老师、教会会众，甚至孩子的地方。我们有时可以大步跨过去—我们甚至可以跨越我们在家庭中、工作场所和学校面临的不断扩大的价值鸿沟—但在某个时刻，当鸿沟扩大到一定程度时，我们就完蛋了。这就是为什么非人性化的文化会助长最严重程度的“疏离”—它们造成的价值鸿沟是人类即使再努力也无法成功跨越的。

下面我们来看看家庭中出现的一些常见问题。我以家庭为例是因为我们都是家庭的一分子。即使我们没有孩子，我们也是由成年人抚养长大的。在每一个案例中，我们实际践行的价值观和理想的价值观之间都产生了巨大的鸿沟，造成了危险的“疏离”。

1．理想的价值观：诚实和正直

践行的价值观：合理化，顺其自然

妈妈总是告诉孩子，诚实和正直是很重要的，偷窃和作弊是不能容忍的。有一次，他们在杂货超市逛了很久，回到车里时妈妈才发现收银员没有向她收取放在购物车底部的苏打水的费用。她没有回到店里，而是耸了耸肩说：“这不是我的错。不管怎样，他们正在赚大钱。”

2．理想的价值观：尊重和责任

践行的价值观：快速和简单更重要

爸爸总是强调尊重和责任的重要性，但是在鲍比故意弄坏萨米的新变形金刚时，爸爸正忙着玩手机，没有时间坐下来和兄弟俩探讨他们应该如何对待彼此的玩具。他没有坚持让鲍比向萨米道歉并做出补偿，而是耸耸肩，心想男孩子难免淘气，没什么奇怪的，然后就让他们俩回自己的房间去了。

3．理想的价值观：感激和尊重

践行的价值观：取笑、想当然、不尊重

父母总是觉得自己被轻视了，他们厌倦了孩子们的无礼态度。但是，父母会对着对方大吼大叫，甚至对骂。家里没有人说“请”或“谢谢”，包括父母。此外，父母不仅对孩子说伤人的话，他们彼此之间也互相贬低，每个人都经常把家人惹得想哭。可问题是，父母还希望能在孩子身上发现孩子无从模仿的行为、情感和思维模式。

4．理想的价值观：设定界限

践行的价值观：叛逆和冷漠很酷

朱莉十七岁，她的弟弟奥斯汀十四岁。朱莉和奥斯汀的父母对香烟、酒精和毒品实行零容忍政策。可惜，这项政策并不奏效，两个孩子都吸烟。朱莉刚刚被停课，因为老师在她带到学校的水壶里发现了伏特加。朱莉看着她的父母尖叫道：“你们真虚伪！你们高中时还经常举办狂野派对呢，这怎么解释？还有妈妈进监狱那一次呢？你们当时告诉我们，你们都觉得这很好玩！你们甚至还给我们看了照片！”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理想的价值观和实际践行的价值观一致时的威力：

理想的价值观：情感联结和尊重

践行的价值观：情感联结和尊重

爸爸妈妈试图在家里培养并树立一种“情感至上”的道德观。有一天晚上，亨特打完篮球回到家时看上去很沮丧。他的高二生活过得不如意，篮球教练对他很严厉。他把书包往厨房的地上一扔，径直朝楼上走去。爸爸妈妈正在厨房做晚饭，他们看着亨特走进了自己的房间。爸爸关掉了炉子，妈妈告诉亨特的弟弟，他们要和亨特谈谈，让他不要打扰。爸爸妈妈一起上楼，坐在亨特的床边。爸爸对他说：“我和你妈妈都知道你这几个礼拜过得很辛苦。我们不知道你的切身感受，但我们很想知道。高中生活对我们俩来说也挺艰难的，我们想陪你一起度过这段日子。”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我们该如何小心鸿沟和培养投入精神！在采访中，这位父亲告诉我，孩子的高中生活让他们全都感到非常脆弱，孩子毕业时他们都哭了。他说，和儿子一起分享他自己高中时的艰难日子真的拉近了他们父子之间的关系。

我想强调的是，这些例子并不是虚构的，它们都来自真实的案例。我们不可能一直都做到尽善尽美。我知道我做不到。但当我们践行的价值观与我们在特定文化中设定的期望经常发生冲突时，“疏离”就无法避免。如果妈妈在逛完杂货超市后筋疲力尽，有个东西没付钱就开车走了，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如果她把“我可以逃脱惩罚，这不是我的错”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那她就需要调整自己对孩子的期望。如果她不付钱就开车走了，但后来她让孩子坐下来，并说：“我应该回去付苏打水的钱。是谁的错并不重要。我今天要回店里去。”—嗯，那就太强大了。这个案例给我们的教训是“我确实想按照我的价值观生活，不完美和错误是可以接受的。我们只需要在力所能及的时候把事情做好”。

伏特加的例子反映了我经常从父母那里听到的一种常见的挣扎。“我很疯狂，”他们说，“我做过一些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做的事情。我该为我的越轨行为撒谎吗？”作为一个曾经疯狂的人，我认为问题不在于是否要说谎，而在于我们分享什么以及如何分享。首先，并不是我们曾经做过或现在在做的每件事都与孩子有关。这就好比，孩子成年后，他们做的每件事也并不都与我们有关。因此，我们应该研究的是自己分享这个故事的动机，并使其传达的内容与我们的决定相一致。其次，和我们的孩子开诚布公地谈谈毒品和酒精，说说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经历，可能会有所帮助。但是，如果将我们的麻木或狂欢经历描述为很酷的打斗故事，并把重点放在叛逆行为上，那么，我们传达的价值观最终可能会与我们希望孩子养成的价值观相悖。

还记得关于文化和战略的争论吗？我认为这两者都很重要，我们需要用无畏挑战的策略来发展无所畏惧的文化。正如这些理想的价值观和实际践行的价值观的例子所展现的，如果我们想重新建立联系，重新投入，就必须“小心间隙”。

“小心间隙”是一种无畏策略。我们必须留意当下的站立处和目标地之间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践行我们的文化中那些同样重要的价值观。“小心间隙”不仅需要我们接受自身的脆弱，也需要我们培养羞耻感复原力—我们将被要求以全新的、舒服圈外的方式，以领导者、家长和教育者的身份出现。我们不必追求完美，只需投入其中，让自己的行为遵循自己的价值观。我们还需要做些心理准备：小魔怪会倾巢出动，因为它们喜欢在我们即将踏入竞技场、展现脆弱的时候偷偷溜出来，并伺机行动。

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我将使用我在这里介绍的概念，直入主题，告诉你在培养投入精神和改变我们的育儿方式、教育方式及领导方式时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以下三个问题将引出接下来的章节：

1．“永远不够”的文化如何影响我们的学校、企业和家庭？

2． 我们如何认识和克服工作、学校和家庭中的羞耻感？

3． 在学校、企业和家庭中，如何关注鸿沟并做到无所畏惧？

为了重新激发创造力、革新力和学习热情，领导者必须使教育和工作重新人性化。这意味着我们要了解匮乏感是如何影响我们的领导和工作方式的，学习如何应对脆弱，认识羞耻感并与之做斗争。毫无疑问，开诚布公地谈论脆弱和羞耻感会带来分裂。我们在组织中没有进行这些对话的原因是，它们只在黑暗的角落里发光。一旦我们把它们说出来或意识到并理解了它们，再想反悔几乎是不可能的，并且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们都想变得无所畏惧。如果你让我们瞥见这种可能性，我们就会把它作为我们的愿景。谁也拿不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