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Guten Tag.”每次看到施罗德先生，我都这样对他说。“Tag.”他点点头，似有若无地笑笑。施罗德先生是我们的邮递员。虽然我不常跟他说话，但他是唯一一个我每天都要看见的人。

施罗德先生喜欢集邮。“有意思的都给我留着，尤其是克罗地亚来的新票。”他说，“就留在你信箱上就行。”

于是我照做了，怀着一种近乎爱意的感情。

施罗德先生每天上午十点半整出现。我每天都在二楼阳台上监测他准不准时。每当觉得他可能会看见我时——只要他一抬头——我就躲到窗帘后面。这么做的时候，我总有种隐隐的兴奋。

他一走，我就跑下楼去看有没有信。从楼梯上我就能看到，前一天留给他的邮票已经被拿走了，心里说不清为什么总是感到很满足。

那组镜头——先是我用手抓着薄薄的窗帘，闪身躲到它后面，低下头；接下来是施罗德先生沿着小道朝右（永远都是朝右！）走去时花白的后脑勺——总是出现在我的脑海中，仿佛是在复仇。可谓我在柏林孤独生活的充分写照。

24. 柏林许多街道上空都有管道。有粉红色的，黄色的，淡紫色的，这些管子就像巨大的金属藤蔓，缠绕在城市身上。

在柏林，人睡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城市都要多。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种过度的睡眠。醒来以后，喝一杯咖啡，抽一支烟，又睡着了。然后又醒来，再来杯咖啡，还没等喝完，就又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有时我都担心自己有一天会再也醒不过来。我跟一个认识的柏林人说了这事，说是不是应该去看看医生，我一天到晚都在睡觉。

“你不知道吗？”她说，“大家都知道，人在柏林就是每天都要睡很久的！”

“那是因为管道从海边带来了湿气。”我认识的一个美国人说。

“我也不知道……”佐兰说，“过去人们常说柏林是座岛。但这么说不是因为柏林墙吗？”

“我们其实就是一个海滨小镇。”有一次打出租车，司机也这样说。

25.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在柏林流亡过一段时间，1925年，他写了一个短篇，叫作《柏林向导》，在这篇小说里，他写到了街道那铁做的动脉，指的是他住房前面几根尚未安装的管道。一个雪天，有人在积雪上用手指写下otto，作者突然意识到：多么美的名字，两个轻软的o，夹住一对温柔的辅音，恰与那层寂然白雪下的管道相映：两头开口，其间自是通道。

26. 我在桥上走了很久，桥下，许多条路在此交会，仿佛披肩上的流苏，汇成一股，穿过一枚戒指。而那枚戒指，就是柏林。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写道。

27. 我的临时住所经常摇晃。不远处，许多小路像披肩上的流苏一样，汇成一条大路。我听不到交通的嘈杂，因为我的窗户正对着街道安静的一面。但布丽吉特却常常抱怨。

“我快被噪声和尾气弄死了。”每次在楼梯上碰见，她都会这样说。

布丽吉特是我的邻居。她说自己快被噪声和尾气弄死了，听上去其实很可信。她挂着两个黑眼圈，眼神阴暗，深色的头发披散着，衬着死灰一般的脸。其实我也搞不清布丽吉特叫什么。她在自己的诗歌和画作上签的是另外一个名字，艺名——她不时会亲热地塞一件作品在我的信箱里。布丽吉特最关心的事情包括：（1）欧洲，特别是东欧诸多核电站发生爆炸的可能性。（2）西伯利亚的石油污染。（3）法西斯主义的死灰复燃。（4）全球落入黑帮的控制。（5）波斯尼亚的血腥战争。

“世界正缓缓坠入灾难的深渊，我们都将死去，虽然现在还没有，末世正在我们面前徐徐展开，而人们却在前所未有的冷漠中越陷越深。”她激动地说。

说这话时，她把脸凑到我面前。她眼下的黑眼圈，说灾难（德国人特有的生硬口音）和末世（像锥子一样扎进耳朵）的方式，都使得她所说的一切听上去极为真实，毋庸置疑。

28. 丽贝卡·霍恩是一位知名的德国艺术家。她的装置艺术——会呼吸的机械生命——实际上是对柏林商店橱窗那种冷幽默的复制（抑或反之？）。萨维尼广场康德咖啡馆的橱窗里，有一只巨型的复活节兔子。路过的人如果在橱窗前驻足凝视，就会有些不安地发现，这只兔子，这个机械玩具，正以几不可见的幅度呼吸着。

约阿希姆斯塔尔大街一家鞋店的橱窗里，有一只会动的女鞋。人们必须停下脚步，非常认真地盯着看，才能发现有一只鞋的脚尖在微微点动，像是在与路过的人打招呼。

许多柏林的商店橱窗里，都会放上一种玩具：大野猪。野猪的头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动上一动，玻璃眼珠里泛着红色的光。

冬天，柏林街头变得灰扑扑光秃秃的，一派荒凉，明亮橱窗与其中（机械）生命的迹象，总让我感到深深的恐惧。在柏林，孤独的感觉就是这样尖锐而明确。

29. “我很孤独。”我对佐兰说。

“很正常啊，柏林的每个人都很孤独。”佐兰说。“而且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也都没时间。”他补充道。

30. 奈玛·玛兹洛普来自摩洛哥的阿加迪尔，来到柏林后，她报了一个零基础德语班。第三课的题目叫作Das Picknick，讲的是德国人沃尔特一家野餐的故事。作业要求我们用课上学的单词写一篇关于野餐的短文。

写完这篇作文后，奈玛再也没来过。班上只有我知道这是为什么。

31. 柏林地铁通往偏远城郊的线路，站台上有时候几乎没有人。空旷的地铁站像是在吞噬周遭的空间，这时，独自等车的乘客若是环顾四周，看看旁边的大楼，就会发现窗户后面毫无生命迹象。就好像附近这一带突然也被站台上的空无占据了。等车的人仔细检视这里曾有过生命的证据：那些音乐会、话剧和展览的海报。一只鸽子在站台上漫步，时钟在走时，高悬的电脑屏幕显示着下一班车到站的时间，但那种生机全无的感觉仍然非常强烈，有那么一瞬间，等车的人会怀疑，自己怕不是走进了一个在等的车永远都不会来的站点。他看着候车室玻璃墙上自己的倒影。陡然在空旷的站台上与自己的影子对视，让他感到很恐怖。同时出现在玻璃墙中的还有天空、旁边大楼上玻璃窗的反光和变形的时钟。

接着，有个人影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人们一个接一个地都来了，地铁也进了站。那个曾独自等车的人瞥了一眼时钟，不知道刚才时间究竟有没有停止，自己是不是真的落入了时间的漏洞。

32. “你有时间吗？”

“没有，怎么了？”西塞尔说。

西塞尔是位痴迷于地图、度量衡、罗盘、世界各国与海洋的艺术家。她买了很多世界地图，把上面的海洋裁下来，剪成细小的碎片，再把这些碎片粘成一个面。粘的时候，西塞尔遵循的是自己内心的地理法则。不玩海的时候，她喜欢在纸片上钻洞，再用一根线把它们串起来，就像晾衣服一样。光透过这些小洞照过来，西塞尔沉醉在这片小小的星空中，一看就是几个小时。不钻洞的时候，西塞尔喜欢用熨斗在纸上烫花。烫上去的图案自然会让人想起地图。

沉浸在她的空间感及自身在其中的位置，西塞尔把《小熊维尼》中的一段话（故事中，找到了北极的维尼熊，问克里斯托弗·罗宾这世界上还有没有其他的极）发给了世界各国的大使馆，请他们将这句话翻译成他们国家的语言。现在，西塞尔已经收集了这句话的许多译本。原话是这样的。“世界上还有南极。”克里斯托弗·罗宾说，“我想应该也有东极和西极吧，虽然人们不怎么提。”

33. 理查德送给我一份南斯拉夫旅游地图，是他在柏林一个跳蚤市场发现的。这份礼物令我汗颜，是啊，我怎么会连张地图都没有呢……我定定地凝视着那张地图，用手指勾勒着山川的轮廓，点数着自己曾去过的地方……我深陷其中，筋疲力尽，这份地图宛如一张强力吸墨纸，吸收了强烈的失落感。

“我是个海难幸存者，亚特兰蒂斯的遗民。”我说。

“呃，其实呢，只要人还在，国家就不会消亡……”理查德说。

我用指尖划过起伏的山峦，描摹蜿蜒的蓝色河流。一切都那么小，整个国家看起来就像一本儿童绘本。看，这里是博希尼湖；这里是克拉尼斯卡戈拉山，旁边有个滑雪小人的简笔画；看，这里是波斯托伊纳溶洞……！塞扎纳旁边，一匹小利皮扎马昂首直立；这里是萨格勒布大教堂；约尔西普多旁边，一只行走的小熊；看，这里是亚伊采与南斯拉夫盾徽……天哪，这里是萨拉热窝，一座清真寺……莫斯塔尔，一座老桥……锡尼，锡尼圆环；尼克希奇，弹古提琴的小人；还有斯图代尼察修道院；米洛舍沃修道院旁边是那里著名的湿壁画《白天使》的缩略图……斯科普里……斯特鲁米察，旁边是一株罂粟花；普里莱普，三片烟叶和一个小烟斗；弗拉涅，三个穿灯笼裤的女人；罗马尼亚边境，拉小提琴的吉卜赛人……我向南移动，一路穿过杜布罗夫尼克，姆列特岛，赫瓦尔岛，接着循海路向北……苏萨克岛，旁边的海面上站着两个小小的女人，身上穿着民族服装。一艘帆船从她们身边驶过。突然，我又转向内陆，手指掠过波契泰利的清真寺，穹顶只有小孩指甲那么大……接着向北，路过正在攀登特里格拉夫峰的斯洛文尼亚小人。又向东，伏伊伏丁那省的人民正在收割小麦……一切都是那么小，那么失真，仿佛从未存在过……我的眼泪落入亚得里亚海。Mare Adriatico, Adriatisches Meer, Adriatic Sea, Mer Adriatique, Adriaticheskoe More……亚得里亚海是全世界最咸的海之一。这一刻，这是我唯一记得的事。

34. 最近，我有一个同胞来访，是个克罗地亚作家，正好路过柏林。

“我是一个死去的作家。”聊天的过程中，他这么说了好几次。一边说，还一边把手指搭在自己的脉搏上。

35. 1925年，俄国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逃离苏联，来到柏林，同一时期，克罗地亚作家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离开柏林，去往苏联。

静夜。施普雷河的黑水在河道中闪烁不详的微光，街灯在浑浊的水镜上映出一缕缕光丝。市中心传来电车铃音和汽车喇叭的呜鸣。那里的沥青路面闪着晶莹的光，厚重的冰雪在橡胶的洪流中融化；红绿色或金色的广告传单在狂风中飞旋而过，半裸的女人裹着斑斓的热带鸟毛，在二月的冷雨中瑟瑟发抖。夜店里，可以看到绘着春宫图的中国漆器、雕花栏杆、裸体蛋彩画（盛开着樱花的枝头，几只猴子探身去触摸黄色含羞草丛中的裸女），和着萨克斯与巴松管的嘶号，舞池镶木地板上的人们不停地旋转。裹在苏格兰裙中的臃肿北德女人正与穿红色天鹅绒绲边白蕾丝裙的英国女人跳舞。喝醉了的匈牙利胖女人吼叫着，黑人吼叫着，萨克斯管吼叫着，鼓声如同雷鸣，所有这些身着扮装——毛茸茸的紫色，死亡般的猩红——脸上像涂了一层面粉的蠢货，伴着风笛要吃人似的性感高吟，疯了一般地你推我搡，奏风笛的是一个肤色黄绿、肺痨鬼似的年轻人。市中心的山地杳无人迹，施普雷河对岸柏林古镇的一座钟楼上，传来古钟怡人的走时声……

这就是七十年前，我的同胞眼中的柏林。

36. 约阿希姆斯塔尔大街上，动物园站旁边，有一个叫国际新闻的小店，我常在那里买报纸。小店旁边的窄巷里有几家色情用品商店，从早到晚地放着迪斯科，还有土耳其人的廉价小吃摊，以及外币兑换处、珠宝摊和报摊。土耳其烤肉散发着浓郁的羊油味。我每天都要拖着沉重的身子，穿过这条散发着各种食物热气的巷子去买报纸，别的地方当然也可以买到，但我来的偏偏就是这里。回到家后，我洗掉手上沾的油墨。在柏林，油墨味儿就是故国的气味。

37. 生活在柏林的痛苦在于，这里太苦了，像墨粉一样苦。一位流亡者曾这样写道。他的名字是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

38. “你有时间吗？”我问简。

“没有。怎么了？”简说。

简是美国人，她喜欢柏林，也了解所有欧洲人。

“意大利人显然是欧洲人里最缺乏想象力的。拿我的头发开玩笑时，所有人都只能想到意大利面。”

简没有时间，因为她整天都在思考，不断产出艺术创意。她总是从大处着眼，所以她产出的创意也总是特大号的。然后她会把这些创意（戴上人造金翅膀从胜利纪念柱上往下跳，将滕珀尔霍夫机场涂黑，对柏林难看的公共雕塑进行艺术性的再挖掘，在世纪之交组织大规模的动物园站参观活动之类）卖给随便哪个买得起的人。

有一次，简来看我。她穿着一件璀璨夺目的上衣，缀满亮闪闪的小圆片。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她说。

很久以后，我还是能时不常地在公寓里发现那种亮闪闪的小圆片，就像鱼鳞一样。

39. 柏林动物园里有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一只动物和两千四百只鸟。刮风下雨的日子里，游客没那么多，更容易看到。动物园是一个孤独者相遇的地方，多数是女人、怪人、喝醉的人和拎着购物袋的夫妻，像东欧人一样，寻找存在的意义。

动物园位于西柏林的心脏地带，从而具有了一种颇为清奇的观看效果。鸵鸟、撒哈拉瞪羚、羚羊、斑马在柏林洲际酒店的映衬下走来走去，雄狮对着不动产贷款银行的方向咆哮，火车与汽车从犀牛边隆隆驶过，一群粉红色的火烈鸟在伟岸的铁路高架桥上筑巢。

这一万三千五百二十一只动物与两千四百只鸟就是柏林鲜活的心脏。在柏林动物园里，人与犀牛，醉鬼与猴子，毒贩与野山羊，走私犯与狮子，情侣与海象，娼妓与鳄鱼……万物和谐共处。

漫步在动物园中，从某个角度，游客会发现胜利纪念柱突然映入眼帘，上面有一尊长着翅膀的黄金女神像。此时如果再细心一点，转过头去便能发现，在那位人称金艾尔莎的少女视线那端，梅赛德斯三叉星，一个巨大的金属圆圈正在欧罗巴中心的上空缓缓旋转。两位璀璨夺目的神明，在城市的两端遥遥相望，共同守护着它的心脏，它的命脉。

40. 列瓦是一位俄罗斯作家，一个极简主义者。人非常瘦小，可能连四十公斤都没有。他喜欢把句子写在索引卡上。

“你有时间吗？”我在电话里问他。

“没有，”他说，“我正在忙……”

“忙着写长篇？”

“怎么可能！”极简主义者列瓦惊恐万状地否认。

列瓦给我看过他写的书，如果那个东西可以称之为书的话。那本书由约一百张索引卡片组成。我把其中的68号卡片用相框装起来，挂在了墙上。我经常在列瓦的68号句子前驻足。上面写的是：Odnazhdy ya uvidel takuyu ogromnuyu gusenitsu, chto ne mogu zabyt’ ee do sih por.[俄语，意为：有一回，我看见一只很大的毛毛虫，到今天都忘不了它。]

41. 柏林的西边与东边一直不对付。如果西柏林阳光普照，那么东柏林肯定在下雨，如果东柏林回暖，则西柏林必然立即降温。只在一点上两个地方是一致的，它们都刮着恼人的风。

42. 我的邻居来自中国，他也没有时间。不管在哪儿，只要不是中国，他都饱受折磨，仿佛穿着一双不合适的鞋子。

“哦！”我们在楼梯上相遇时，他总是说。“你怎么样？”他满面愁容地跟我打招呼。

“挺忙的。我在看广告。”我说。

“你在找什么东西吗？”

“一份工作，”我说，“阿拉斯加有一所大学在找俄国文学老师。我在想要不要应聘……”

“唉……”我的中国邻居伤感地叹息道。“别。”他说。

“为什么？”

“阿拉斯加像屎一样。”他简短地回答。

“你去过那里？”

“去过。除了雪什么也没有。”

我们聊天用的是英语。我的中国邻居在找一个合适的国家。他已经试过很多个了。

“你不会连格陵兰也去过了吧？”

“去过。”

“然后呢？”

“像屎一样！”

“那柏林呢？”

我的中国邻居怜悯地看着我。

“你觉得欧洲怎么样？”我抱歉地问。

“这个嘛……唔……欧洲，恐怕不得不说，也像屎一样！”我的中国邻居叹了口气。

“那你为什么不回中国呢？”我问。

“也回不去啦……”我的中国邻居伤心地摆摆手，就此掐断了关于中国的话头。

“说起来……”我突然想到一个地方，“你觉得新几内亚怎么样？”

“哦！新几内亚？”我的中国邻居狐疑地挑起了眉毛。

“那里有一个岛，叫比亚克，据说是人间天堂呢……”

接着，我兴奋地把一个刚从那里回来的朋友告诉我的一切都悉数讲给他听，好像我自己去过似的。

“你说这地方叫什么来着？”

“比亚克。”

“嗯，”我的中国邻居拿出一个笔记本，“怎么写……”

我帮他写了下来。我的中国邻居接过来，逐个字母拼读一遍。

“哦！”他说着，走远了。

43. 柏林艺术家西蒙娜·曼戈斯给施普雷河水拍了一张照片，把它浸在一口装满水的玻璃箱里，上了锁。画廊经理介绍说，一张照片能在水中存活约六个月，如果经常换水，也许能活更久。再以后，照片就消失了。

44. 1925年2月，克罗地亚作家米罗斯拉夫·克尔莱扎在去往苏联的路上曾在柏林短暂逗留过一阵子。那个月，柏林正流行的是观看鲸鱼尸体。

所以说，柏林不仅有罗希尔·范德魏登的织锦与海特亨的杏仁蛋白糖，不仅有附庸风雅与目中无人，不仅有埃及青铜器与丢勒的版画，还有一条二十四米长的鲸鱼，摆在皇宫前施普雷河的一条木筏上，供无套裤的平民百姓瞻仰，如奇迹一般。

45. 柏林是一个面目怪异的城市。它有着西柏林与东柏林两张面孔：有时候，西柏林的面孔会出现在东边，东柏林的面孔也会出现在西边。有时候，柏林的面孔上还叠加着其他城市的全息投影。在克罗伊茨贝格，我分明看到了伊斯坦布尔；坐短途火车远离市中心，则会来到莫斯科的郊外。

因此，每年六月柏林街头成百上千的异装者，既是真实存在的，也可视作柏林面孔的象征。

帕斯特拉纳小姐，一个留着两撇黑胡子的墨西哥女人，在1850年的柏林红极一时；后来，匈牙利的阿德里安娜女士，凭借作为女性象征的丰满乳房与极具男性气质的大胡子夺得头筹，人称异人之后（Konigin der Abnormitaten）。

形形色色异装癖的历史，也是一部别样的柏林史。

46. 在到处都有人说俄语的康德大道上，有一家咖啡馆，叫巴黎。萨维尼广场上也有一家咖啡馆，叫康德，它边上那家叫黑格尔，招牌上一面是拉丁文，另一面是西里尔文。西里尔文的那面正对着附近的妓院。东柏林也有一家咖啡馆，叫帕斯捷尔纳克。从帕斯捷尔纳克的窗户望出去，是一个红砖砌就的球形建筑，那是一座水塔，曾被充作监狱，关押柏林的犹太人。克罗伊茨贝格有一家咖啡馆，叫流亡者。街道的另一边，与之隔着一条运河，也有一家咖啡馆，叫领事馆。

黄昏时分，卖玫瑰的小贩拥上街头，他们都是泰米尔人，有着深色的皮肤、稚气的圆脸和湿漉漉的眼睛。谷仓区昏暗的小巷与咖啡馆中，年轻人倾情演绎着末世后的景象。牙买加白人的头发编成无数小辫子，天使一般走过笼罩着逝去生命阴影的街道。奥拉尼恩大街烟雾缭绕的酒馆里，土耳其人听着土耳其音乐玩扑克。地铁科特布斯门站的站台上，阴风舔舐着一张海报，上面印着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并排的侧影。选帝侯路堤上灯火通明的宝马车店内，身上只有很少布料的德国年轻人们互相帮忙拍照留念。选帝侯大街上，距离爱因斯坦咖啡馆不远的地方，一个波兰妓女神情紧张地来回踱步。一位美国犹太同性恋作家为找男妓逛了好几个酒吧，终于找到一位萨格勒布来的克族青年，为逃兵役才来到了柏林。没了牙的吉卜赛人阿拉嘉，来自萨格勒布杜布拉瓦区，在欧罗巴中心的门口笨拙地弹奏着一个儿童音乐键盘。柏林动物园站门口，一个面颊凹陷的年轻人坐在沥青地面上，把残腿露在外面乞讨。他面前有块脏兮兮的硬纸板，写着Ich bin aus Bosnien[德语，意为：我来自波斯尼亚。]，路人丢下的硬币打在上面，发出沉闷的响声。

47. 鸟禽馆鹦鹉区游客稀少。玻璃房的人工照明下，只有一个中年妇女坐在长凳上，她的面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鹦鹉，紫蓝金刚鹦鹉。女人与华丽的铃兰色巨鸟沉默对视。女人放松的体态与坐姿说明，她很享受此时此地的一切。她正平静地咀嚼着面包：手指弯成螯状，把面包一小片一小片地掰下来，送进嘴里。蓝色鹦鹉注视着女人，仿佛着了魔。

48. 我们的邮递员施罗德先生是唯一一个我每天都要见到的人。施罗德先生喜欢收集邮票。这段时间以来，我收到的有些信上会出现一个大大的箭头，箭身很长，斜贯整个信封，坚决地指向右上角。这个箭头表示施罗德先生想要这张邮票。这段时间以来，我总是带着隐隐的兴奋，等着看信封上有没有箭头。柏林的孤独，就像施罗德先生的箭头一样，尖锐而明确。

49. 在柏林坐地铁时，我经常因为没看清指示牌而坐反方向。有人邀请我去他们家玩，但我根本找不到那地方。街上的门牌都很小，而且颇具误导性。有人说好要来看我，或者是打电话给我，却从来都没有兑现过。“噢，你还在柏林吗？我们还以为你早就走了呢。”他们抱歉地说。然后我想到，其实我自己也跟别人保证过一定会给他们打电话，然而并没有打，说过一定会去看他们，却也并没有去。

柏林人喜欢迟到。总体而言，这里的时间不太正常。在柏林的公交车上，你可以看到全世界最老最老的老妇人。就好像她们忘记去死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柏林街头有那么多钟。有些街上的钟还会旋转，比如维滕贝格广场上那座。要知道，钟转起来以后可是很难看清时间的。

就连此处的天气也不太对劲。十二月可能会突然迎来潮闷的热带风暴。把柏林变成一座海底之城。我的桌上会突然出现许多瓢虫，之后又消失了，像出现时一样突然。

“话说回来，天底下就没有像柏林人这么会在阳台养花的。”我的故国同胞博亚娜说。

50. 我经常打电话给故国的同胞，比如现居柏林的贝尔格莱德人佐兰和现居伦敦的斯科普里人戈兰。

“我开始忘事了，”我告诉他们，“近来我把所有的事情都记混了，什么事情先发生，什么事情后发生，什么事情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在那里发生，我已经搞不清楚了。就好像我已经不具备准确记忆的能力了。”

“我记得……”佐兰说。

“什么？”

“匈牙利帕尔马牌充气垫和它们的味道。”他回答说。

我继续追问。有意思的是，对于我们共同的故乡，有两件事他们都记得很清楚：一个是他们曾误入的地区，另一个是哪儿都不到的路。佐兰讲了他在找一个马戏团时，不小心走到的那个地方有多可怕。

“那里什么都没有。我慌得很，好不容易走了出来，来到一条铁路线旁边，结果那里还是什么都没有。”佐兰说，重音放在没有上。

戈兰也记得一条哪儿都不到的铁路线。

“它就那么断了，就断在哪里！什么国家的铁路说断就断，真是太操蛋了！”戈兰说。“啊，算了……”他又说了一句，仿佛要把心中那幅画面赶走，就像赶走一只嘤嘤嗡嗡的苍蝇。

“那我们要用什么来计量自己的人生呢？”

“想必是出生与死亡吧……”佐兰说。

“从不重要的出发，慢慢也许就能抵达重要的。”戈兰说。

“比如我刚刚列了一张单子，把我能记得的萨格勒布街道的名字都写了下来。”佐兰说。

“问题在于，你怎么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戈兰说。

“问题在于没有等级之分：没有重要的和不重要的。行为也不是线性的：没有出发与抵达这一说。”佐兰说。

“总要有些规则才行……”戈兰说。

51. 自从我们共同的故国爆发了战争，建筑师米洛什·B就一直在阿姆斯特丹流亡。这些年来，米洛什·B一直在无意识地写着一部不同寻常的日记。他喜欢在火柴盒背面涂涂画画：面孔、器物、小东西、房屋、梦境、场景、人物、阿姆斯特丹的街景、事物的局部、潦草的笔记、人名、电话号码、设计、想法，以及纪念品。

“里尔克说过，破碎的生活只能用碎片来讲述……”我对米洛什说。

“你看，这是季嘉，你也认识的……”他说，完全没理会我说的话，把手中那只火柴盒递给我看，上面黑糊糊的一团，似乎戴着眼镜。

接着，他把那只火柴盒丢回麻袋，里边还有几千个它的同类，说道：“这是我的自传。那段时间，烟抽得比较厉害……”

52. 美国艺术家萨尔基斯做过一个装置，一篇不同寻常的简短自传。他展出了十二块路牌，分别取自他曾居住过的十二条街道。在每一块路牌边上，他都挂了一张小纸片，上面低调地画着一位天使离开那片街道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