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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档案:关于天使离去的六个故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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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别尽挂在那儿!飞呀!你是天使!”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用这东西我可飞不起来!” “你行的,有翅膀要比没翅膀容易飞!” “鸡毛翅膀可不行!” “她说什么?” “她说鸡毛翅膀不行……” “玛莉昂,你要想象自己是白鸽!” ——汉德克/文德斯,《柏林苍穹下》 虽然英文您、你不分,但从语气判断,电话那头的人似乎在对我以你相称。 “你说……要采访?” “我跟你的编辑约过……” 可我才到波士顿几天罢了。第二天,我到约好的地点等她。她选在剑桥市凯悦酒店见面。来的时候已经迟到了。她是一个很瘦的女人,几乎让人觉得她有厌食症,看不出多大,大概三十到四十岁之间,面色苍白,皮肤干燥,长着一双大大的绿眼睛,鼠灰色的头发里夹杂着几缕银丝,随意地绾成一个髻。她穿着一件浅灰色正装上衣,丝质衬衫,雅致地踩着高跟鞋,看起来既像生意人,又像《洛城法网》里的精英律师。我经常在美国看到类似的穿法:分不清着装者是不是真的属于她所暗示的那个阶级。 她为迟到,也为自己选择的见面地点而道了歉。 “这是本市唯一可以在室内吸烟而没人会来打扰你的地方。”她说,点起一支烟。她的声音纤细,有鼻音,好像长期受慢性鼻炎的困扰。她一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一边吹出几口烟。 “你不记得我了吧?” “呃……” “我看得出你不记得了。” “很抱歉……” “你不用道歉。谁都不记得我……” “你看,我这个人经常旅行……麻烦你提醒提醒……” “没关系!有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是透明的……” “真的很抱歉……” “没关系。不过本来我是希望你能记得我的……” 我如坐针毡,万分狼狈,甚至没有问她名字的勇气。 “露西。露西·斯克利兹德尔科……”她说。 我对这名字毫无印象。 “对不起,露西……”我难为情地说。 “没关系……我们吃点儿什么?这顿我来请。”露西毅然地转移了话题。 我们每人点了一个沙拉和一杯白葡萄酒。 “敬我们的重逢!”她说,举杯啜饮。 露西最后终于说了我们以前见面的情形。那是大约四年前,她说,在美国某高校举办的国际文学大会上。当时她是主办方团队的一员,负责发会议文件,在酒店接待与会者。 “啊,现在我想起来了……”我说,虽然其实还有些糊涂。 “胡说八道!我都告诉你了,谁也不记得我!”露西用她细细的鼻音打断我。 我确实记得那次文学大会,虽然那些年里我对时间的认知较以往发生了变化。大会关于东欧之变,这是红极一时的议题,后来以此为题的会议还有很多。我们像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马戏团,以柏林墙倒下之后为压轴,到处巡回表演。总之,我记得这场会议。那段时间我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开始了流亡,或者不管它叫什么吧,反正,我开始像换鞋一样换国家生活。换句话说,我开始用生命去演绎所谓的柏林墙倒下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成了一个张弛自如的人。 “流亡是流亡者自己的选择,这样想大概心里会舒服一点吧?”露西用稚气的嗓音说,举杯啜饮。 我也喝了一口,没有接话。我能说什么呢?难道我说,这种我正生活其中、被某些人称为流亡的、越来越令人疲惫的状态,其实是庞然而不可衡量的?它虽然能用一些可衡量的事物来描述——比如护照上的图章,地理上的位置、距离,临时的地址,为取得签证与不同机关交涉的经历,为买行李箱而不知花了多少次的钱——但这样的描述毫无意义。流亡是一段离弃的历史,是不断购买又不断抛撇下的吹风机、收音机和咖啡壶……流亡是电压与千赫的改变,是一场必须依赖转接头才能避免灼伤的生活。流亡是一段临时租住的历史,是我们每到一处的第一个早晨,独自默默摊开地图,找到自己所在街道,用铅笔在上面画的那个叉。(我们用铅笔,而非小旗,重复着伟大征服者的历史。)护照上越积越多的图章,这些细小而明确的事实,会在某一刻突然变为过期无效的线条。于是,流亡者只好去心中绘制自己虚幻的、想象的地图。只有在这时,他们才真正找到了表达那庞然而不可衡量的流亡状态的正确方法。是的,流亡就像一场噩梦。像在梦中一样,突然间,我们忘却的与我们从未见过却似曾相识的面孔,都出现在了现实里,我们无疑是第一次看见的地方,看起来却仿佛曾经来过…… “流亡是精神的疾病,偏执的艺术……”我说。“所以我们才都随身带着转接头。以免灼伤。”我开了句玩笑。大概因为来的路上进了两三家电脑店问买欧版插座转接头,所以转接头的隐喻才一直萦绕在我脑际。 露西用消瘦苍白的手指紧紧捏住杯脚。她面前的沙拉一口也没动。 “我觉得我一生也都在流亡,虽然最远只到过东岸。” “我注意到你有一个斯拉夫姓氏。你去过东欧吗?” “是波兰姓。我父亲是波兰人,”露西阴沉沉地说,“没有,我没去过东欧,也不需要去东欧……”她打断我。接着,突然伸出消瘦苍白的手,碰了碰我的脸颊,柔声说:“我去干吗?我已经有你了……你就是我的东欧姐姐……” 我吓得往后一缩。被她的手这么一摸,我浑身都非常不自在。 “我吓着你了吗?你也被我吓着了。所有人都怕我。因为我太情绪化了,实在太容易情绪激动了。没人能受得了这么汹涌的情感……” 她说自己曾有过一个恋人。有一次,她在他面前痛哭,原因她忘了,她把他的手拉过来,一滴眼泪滴到他手上。对方一个激灵,好像被烫了手似的。“你这个蠢货,蠢货,你干吗这样……”就好像她通过眼泪,把什么恶疾传染给了他……他打她。她再也没有见过那个人。她明白了,原来人类心灵的容量是有限的。她被自己过量的情感折磨着,正因如此,她才觉得其他人匮乏。正因如此,她才喜欢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就像是她自己的小说。我的小说,写的恰恰都是她的所想。所以她才想采访我。这以前她从没有采访过别人……没错,她独居,这样更好,她从没结过婚,没要过孩子,也不想要孩子,我自己不是也没有孩子吗,干吗问这样愚蠢的问题呢?她跟男人在一起只有不幸,每一个男人都离开了她……为什么?因为她情绪化啊,太容易情绪激动了,他们没有一个能够承受这么汹涌的情感。她没有朋友,她受不了鸡毛蒜皮的对话与不咸不淡的情绪,这就是为什么她比较喜欢把时间花在工作上,她在一个小出版社里做编辑,他们社每年出的书都凑不够一打,好吧,其实她只是助理编辑,等于说她什么都得干,实际上校稿子的也是她……其他人只负责在稿子上签字和摆架子。近来她正在编辑一本译作,译者是个东欧人,我也认识的,目前流亡纽约(这人你认识,对吧?)。对了,真的译得很糟……不,她没有家人。家人带给她的只有不幸。她从他们那里继承到的只有一塌糊涂的基因。一个是疯子,一个是酒鬼。她父亲住在新汉普郡的一个农场,离群索居。这个天杀的疯子连波兰语也没有教过她……她双亲好几年前就分开了,分开前总共制造了六个痛苦的后代。她母亲是个很难对付的婊子,找了个得克萨斯人再嫁。她爷爷资助她上完了大学,她与几个兄弟没有联系。大家都四散各地。具体在哪儿?这她可说不好……她不在乎他们。他们也不在乎她。他们以她为耻。她薪水税前才每年两万,刨去租金有时都不够买烟的。她以后肯定要无家可归、冻饿而死的,这一点她毫不怀疑,反正她看不到出路……是的,她还在吃药,在看心理医生……我干吗这么惊讶,心理医生在美国又不是什么不好的词。她还喝酒,不可否认,有时会喝多,但她不吸毒,而且她这样勉强着,好歹可以度日。这个操淡的国家里,谁不整点儿什么来麻痹自己呢?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有着世界上最脆弱的国民,大家都在溃散,都即将永久地精神崩溃。这么说吧,这是一个巨婴的国度,人人需要私人教练。或者心理医生。措辞并不重要……心理医生就像我刚才说的转接头……实际上,仔细一想,她这辈子除了读书没干过别的……在她整个操淡的一生里,她什么也没干,光读书了,尤其是当代作家,她了解他们的书,紧跟他们的动态,她对文学题材的耗竭了若指掌。C.有好几年没正经写书了,B.花在自吹自擂上的时间比花在写作上的时间要长,D.自不必说,已经江郎才尽,对了,在我们碰面的那次文学大会上,D.曾在酒店电梯中把她逼到墙角,说:“我准备办了你,露西,就在这电梯里……”真的,他真的是这么说的。我对他们文人的道德水平,总不会还抱着希望吧?文学的价值已经变味了。坏东西已经切切实实地变成了好东西。她都看在眼里。虽然没有人看得见她,以至于有时连她自己也觉得自己是透明的,但这不代表她看不见别人。她一生阅书无数,要说了解什么,对书她是最了解的……她甚至能感觉到书的温度,并将它们分为温暖的书与冰冷的书。她喜欢温暖的书。时下温暖的书不多了。她不大知道术语应该怎么说。但我该明白她说的温暖是什么吧…… 露西在溃散。就好像她在我们见面之前才刚把自己打包捆起来扎了死结,而现在,所有的绳结都松动了。露西泛滥成灾,我已经不明白她要说什么,她从一个话题跳到另一个话题,看起来完全喝大了,她用消瘦的手指一支接一支地点烟,她苍白的脸紧绷着,她看起来像某个十九世纪小说的女主角。又瘦又小,满腹叹息。她只喝了一半的酒杯依然站在她面前的桌上。 我无话可说。这是怎么回事,我究竟卷入了什么?我暗自抱怨。到底谁在采访谁?而我又为什么要听任她说下去?我自己还有一大堆破事呢。不,你不能这样对我,露西(谁管你的姓是什么),我对你这样的人可是太了解了。你们的不幸排放出黏液,专等粗心的人踏入泥潭…… “不好意思,我得走了。”我说,尽量显出冷冰冰的样子。 她用一对充满绝望的眼睛看着我。 “我理解。我送你回去……” “哦!不用,我坐出租车。” 露西又点起一支烟,叫来侍应生。她深深地注视我的脸,用她略带鼻音的嗓音柔声说:“你剪过头发了……你长发更好看。” “我没留过长发。” “以前要长点……” “对,对,以前要长点……”我哄着她。 为了埋单,露西在包里摸了半天。然后她把包里所有的东西都倒在了桌上。我说我来付吧。她拒绝。侍应生相当耐心地等待着。终于,露西找到了信用卡。她站起身,摇摇晃晃,几欲摔倒。 “你要我扶吗?” “不,不,不必……没事。我跟你一起走。”她说着,以令人动容的自傲站直了身子。 酒店外停着一辆出租车。我想劝她先上,我等下一辆。她拒绝。她坚持要付车钱。我拒绝。我很焦躁。一瞬间我觉得她可能要永远这样赖着我了。 “再见。”我说,伸出我的手。 她双手握住。 “你就是我来的东欧姐姐。你说呀,你说你是我姐……”她喃喃祈求着,不肯松开我的手。 “对对,我是你姐……” “你不会忘了我吧?没有人记得我。告诉我你不会忘记我的。告诉我你会给我写信的……” “我不会忘记你的。我会写信的……” “你肯定会忘记我,而且你肯定不会给我写信的。我把你吓着了,谁都怕我……” 出租车司机看戏一样看着这场漫长的告别。我如芒在背。如果她再用冰凉消瘦的手碰我一下,我想,我大概会发作,也许会打她…… 我坐进出租车。她伸出消瘦冰凉的手,抚过我的脸颊。我关门,挥手。出租车启动。我在出租车里看她转身摇摇晃晃回转酒店。小小的她,缩着脖子,踩着高跟鞋,几乎就要失去平衡,看起来就像一只小苍蝇。她轻盈的身体好像要挣扎着飞起,却受制于她沉重的灵魂。我本以为自己对她没有怜悯,此时却突然一阵心痛。为她感到难过,也为自己感到难过。不管怎么说,她到底是我的妹妹了。 那以后,我没有联系她。但也没有忘记她。 露西·斯克利兹德尔科。露西·小翅膀。几天后我给我认识的一个现居纽约的东欧作家打了个电话。 “我听说你见了露西·斯克利兹德尔科。”他说。 “你怎么知道的?” “前两天她给我打了电话……” “然后呢?” “说了很多你的事。” “她怎么说?” “她说你太情绪化了,实在太容易激动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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