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看外婆时，不足七岁。后来我每年暑假都去看她，就这样，几年过去了。我对她的记忆，卷成了细细的一卷，对她我只能记得几件事。

她不高。一对又大又沉的胸，挂在一个又小又圆的身体上，窄肩，突肚。一头灰色的小卷发，环绕一张宽阔的脸，上面有一对亚洲人特有的高颧骨。她有一对绿眼睛，有一点吊梢，像重病或苍老的人那样，她总有些心不在焉。在她的脸上，微笑似乎变成了一种固定的表情：她总是泛滥成灾地微笑着，不辞辛劳，毫无原因。

我不喜欢她。也许我不喜欢的，是她那没有理由的微笑，是她无时无刻不体现出来的友善，是她点头称是时她灰色小卷发颤动的样子。我感到她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是为了向人们道歉，好像她的存在是不应该的：她用微笑去讨好别人，仿佛她需要为自己的存在向每个人做出解释。

我圆滚滚的黑海的外婆……我第一次去看她的时候，她紧紧抱住我，我陷入她硕大的胸部之间。有一瞬间，我觉得自己会窒息的，我呼吸着她身上干燥的气息。她总是那样抱我，总是抱得很用力。同时用胖乎乎的手拍着我的背，而我则迫不及待要逃离她的怀抱。

后来她带我去洗了我的第一次土耳其浴。我记得她苍老、布满皱纹、而且在当时的我看来过于庞大、过于白皙的身体。她用一个小桶往我身上倒水，用一只粗糙的手套搓我的皮肤。我觉得很痛，但一声不吭，不知为什么，我感到极其耻辱。我不喜欢她碰我（她是你外婆，母亲说，快，去亲亲她，抱抱她，给她你的手……）对她我有一种说不清楚但异常强烈的生理排异。

我第一次去看她时，她的脸伴着一大盘又干又脆的小蛋糕一齐出现。因为我们要来，因为十年后她终于要再一次见到自己已经变成另一国公民的女儿，因为自己的外孙女要第一次来看她，她做的蛋糕堆成了一座山。今天我每每回忆那些蛋糕，仍无法不一并想起她皮肤的颜色、干燥质感与剥落的死皮。

我记得她坐的样子。她喜欢坐在一个小板凳上，两腿微微分开。她把手搁在肚子上，像抱孩子一样抱着它，拇指打着圈，好像在打毛线……

她喜欢用粗毛线打毛衣，通常不打袖子。她手动得飞快，两肘向外飞着。于是，平生第一次，有人送了我一个超大的娃娃。我和母亲离开时（外婆和母亲谁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或是否还会再见面），她跟在我们后面跑到火车站，一边跑，一边还在打毛线！她的两肘向外飞着，好像两只翅膀，棒针在她手里闪闪发光，在我的记忆中，她的形象变成了一只笨拙沉重、怎么也飞不起来的鸟。今天，我的想象力还给这幅画面里的棒针加上了阳光的返照，给她的发卷加上了装饰，把她的头发变成了光环。她就那样跑着，打着毛线，左右点着头，好像在跟谁说话，同时，脸上挂着微笑……

就在火车即将启动的前一刻，她踮起脚尖，往我手里塞了一双刚打完的羊毛小拖鞋，给我的娃娃穿。就好像送站的一路上，她把自己的怕、自己阔别十年后想问（却没有问或不知如何问）女儿的问题，全都打进了这双拖鞋里。

外婆一生中打了很多羊毛背心，那种穿了背不冷的东西。“这样的背心她用不了一小时就打完了，”母亲说，“没完没了地打。”她说这句话时，仿佛在说什么颠扑不破的真理。到今天我的衣橱里还有一件外婆打的背心。“留着吧，”母亲说，“我们也只有这一点念想了。”确实。除了那件小背心和几张照片，外婆没有留下任何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她不打毛线时，就去打扫房间。我记得她用肉乎乎的手臂拍打数不清的软垫，把灰尘从里面打出来。我记得她身陷晒干后如云一般纯白的床单，跟它们说话，好像它们是活物，闻它们的味道，把它们叠起来，在上面洒水，把它们熨平……

她不打扫房间时，就去做饭。“外婆一生喂饱了很多人，特别是战争期间。”母亲说。我发现，就连母亲也不太记得外婆了，她的记忆也褪色了，每次说起外婆，她都像是要给故事里的每一个词打上封印，用坚定的语气，弥补记忆的虚幻。外婆的饭菜只剩下名字，我的舌头在滚动这些名字时感到快乐，但它不再记得它们的味道。

Banici，mekici，djidjipapa（这最后一个名字是我家生造的，多年以后我发现，它所指代的，其实就是普通的法式吐司），各式各样的果酱：玫瑰酱、西瓜核桃酱、樱桃酱、葡萄酱、乌梅酱（每一罐里都要放一颗剥了衣的杏仁！）、小甜梨酱……瓶瓶罐罐摆在外婆幽暗的食柜里，盖子上落一层浮灰，瓶身闪着荧光，好像有魔力。

外婆天赋的至高点（对我来说亦是儿童剧场般的存在）表现在她对banici面皮的制作技巧上。每次要做banici时，都得搬出大圆桌。我就站在圆桌边，惊讶不已地看着一个个其貌不扬的小面团在外婆技艺精湛的手里变成一张张又大又薄仿佛降落伞一样的面皮。

我记得她总是带我去附近的一个烘培坊（那里有一口真正的炉膛！）。她把准备烤的东西摆在宽大的锡盘里。然后，小个子、大肚子的她，会把锡盘像阳伞一样顶在头上。锡盘好像飘在空中，看起来飞得比她走得还快，她就在后面撵飞盘，而我则在最后踉踉跄跄地小跑。然后我们这个二人军团，会排在一个很长很长的队伍里。队伍里都是像我们一样托着托盘的人。外婆会跟他们聊天，骄傲地跟他们吹嘘我，人们听了就点头微笑。我听着周围的声音，看着人们的手势（很快学到不意味着是，而是其实是不），闻着不认识的气味（火车和大海的气味），探索着陌生的味道（钵扎，哈尔瓦酥糖）……“我们住在土耳其区。”她说。当时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回到父母家，其他小女孩会嘲笑我，叫我保加利亚妞（保加利亚妞！保加利亚妞！），就像她们在街上嘲笑吉卜赛人那样（吉卜赛佬！吉卜赛佬！）。她们说这两种称谓时，语气是一样的语气，意思也是一样的意思：外地人，跟她们不一样的外地人。

我还不满七岁时，曾见过一个跟我一样大的保加利亚妞。我觉得她是从另一个星球落下来的。她头上扎了一个硕大无朋的蝴蝶结（保加利亚语叫pandelka，是我学会的第一个保加利亚词），像一只非常大的蜜蜂，而不是一个人类小女孩。接着，我在潜意识中不自觉地总结道：我跟她不一样，我不是保加利亚妞，但我也不属于这片街区。

我还不满七岁时就接触了一些地理知识，虽然当时的我对此还毫无概念（看，往南是土耳其，对岸是俄罗斯，往北是罗马尼亚）。我总是把罗马（看，这些是罗马尼亚废墟）与罗马尼亚（美丽的罗马公主就是从这块岩石上跳进黑海的！）搞混。

我还不满七岁时，就知道了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并认定了假的要比真的好。在外婆的床上，我曾见过此生最瑰丽的风景：一个刺绣软垫，软垫华美的墨绿色叶片下，挂着一串又一串的草莓。我常趴在外婆的床上，观赏这个由丝线创造的世界，一看就是半天。

我还不满七岁时，就听过斯大林，看过叫作斯大林的巨型雕像。有人还送给我一本绘本，讲一个伟大的青年如何高举自己燃烧的心脏，在暗无天日的森林中为别人照亮了前进的道路。这位青年名叫丹科，创造这位青年的人，名叫马克西姆·高尔基。

我还不满七岁时，就像盲人一样，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了东欧的盲文，并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每准确无误地运用它。我认识它的东方、它的西方、它的北方和它的南方，一经学会了那些伤感的名字，我闭着眼、只靠触摸，也能知道自己是身处布达佩斯还是索菲亚、莫斯科还是华沙。

外婆死时年纪还不大。“她的心脏罢工了。”母亲说。别的人都死于中风，可一旦提起外婆的死，母亲总要搬出这个老派的说法，她是把这句话专门保留给外婆了，虽然她自己还不自知。

我不知道外婆确切是怎么死的。在我的想象中，小悠悠、圆滚滚的她，坐在小板凳上，双手抱着肚子，好像那是她所有的一切。她死得很孤独，这一点我是明确的。就像她活着时一样。她用不断的哺育、编织、打扫与微笑——这些是她唯一知道怎么做的事——来温暖在她周围越积越多的严霜。一个女儿英年早逝，另一个远走他乡。在她死后不过几年，总是沉默又不苟言笑的外公，像她抛撇下的一个孩子，没有人记得，也跟着她去了。他生命中的隐情仿佛一袭长袍拖拽在他身后，无足轻重，无人问津。

有一年，瓦尔纳市政建设部门叫人把公墓挖了一遍，要在那里造一栋酒店。“现在连坟都找不着了。”母亲说。

我不喜欢外婆。就像每个孩子都会无缘无故不喜欢（或喜欢）一样。我后来也没能与她亲近起来。就好像作为成年人的我，因为还记得那种孩子气的不喜欢，而决定要充满孩子气地把它坚持下来。

此刻当我书写这几行字时，我感到自己胸部的重量，我的脸上泛滥着毫无理由的微笑。我发现有时我心里会突然涌上一阵隐约的悸动。接着，仿佛中邪一样，我会跑到附近的商店，买面粉、白糖、鸡蛋、牛奶、核桃、巧克力……好像被催了眠似的，拼命做蛋糕，一边做，一边脸上还挂着笑容。蛋糕烤完后，我总是警醒到：烤得实在太多了。于是我开上车，把一篮篮、一盘盘的蛋糕给朋友们送去。“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就是觉得你可能现在想吃点甜的？”我微笑着说。我的朋友都已经习惯了我这样定时发作一次，唯一困扰他们的，我想，是我搞蛋糕突袭的频次有点高。

我想我之所以会这样，而且越来越频繁地这样，是因为我的外婆，这个我从来没有喜欢过的人，这个喂饱了许多人的人，她的灵魂住进了我的身体，这导致了我每月一次不得不遵循她的习惯行事。

我与天堂并没有联系，但出于某种原因，我总是把外婆想象成一个大胸部、白卷发的天使。她在我头顶的天堂里，拿出天堂的软垫，用肉乎乎的手臂和有力气的手，从软垫里拍出天堂的灰。厨房中，她边喘粗气，边拉扯云一样的面团，做出gurabiji和banici，喂饱天堂的人们。而当所有的人都吃饱了、喝足了，她就在一片小板凳形状的云朵上坐下来，膝盖微张，拿起棒针，用雾霭给每个人打一件背心。打背心时，她点着头，微笑着，好像在跟谁说话。有时候，她会抖一抖头上的小发卷。那就是天上下霜的时候，至少，我喜欢这样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