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里斯本前与这座城市唯一的联系是一本雷马克很久以前写的小说的标题，《里斯本之夜》。小说讲述一个早已被人遗忘的年代，那时活人没有价值，而有效的通行证却代表了一切。我是在西柏林给我的签证续签并去葡萄牙驻西柏林领事馆一处小小的办事处办理葡萄牙签证时，从小说里看到这句话的，当时我的手上，就拿着这本雷马克的小说。在我的护照中，点缀着许多许多的签证，而葡萄牙的这一张看起来，充满了别样的朝气与希望。

我去里斯本时行李带了很多，或者从另一个角度说，我去里斯本时其实已经什么都没有了。我失去了故乡，还没有习于这种失去，也还没有接受故土依旧、却面目迥然的事实。一年间，我失去了家人、朋友、工作，失去了在短期内回国的可能，后来又完全失去了回去的兴趣。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按下不表。总之，四十五岁的我，孑然独立于世，手上只有一个包，里面装着一些要紧东西，好像世界是一个防空洞，而我正在这里避难。过去我常与国人同胞一起在空袭警报响起时躲进防空洞避难，因此对它还记忆犹新。根据心境的不同，我有时嫌我的东西太多，有时又因它太少而感到惭愧。我常努力对比整体状况来看待自己的得失，这样多少可以帮助自己释怀。

因为，欧洲像我这样国破家亡的人其实很多，我走到哪里，都能遇到来自故土的同胞：波斯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我们的际遇各不相同，但归根结底为着同一件事。实际上，是我自己亲手毁了我自己的家。是我自己没把战争与独裁是亲手足当回事儿（而雷马克却知道得很清楚）。是的，我写过一些本不该写的东西。必须承认的是，我那样做或许有逞强斗胜的成分，但更多是因为我无法苟同一个集体的谎言。在我这把年纪上，谎言只能出现在文学与艺术中，只在作为一种文艺手法，才可被接受，才是合理的。

而且，我也像数不清的同胞一样，害怕那种除了一本派不上大用场的护照外，没有什么可依靠的未来。如果我曾犯下重罪，也许一本护照对我也算是恩赐，可我不过是个作家。尽管如此，面对命运，我并没有太激动。我的书在外国市场上逐渐有了译本。也因此，我被邀请到了葡萄牙，去参加一个为期两天的文学聚会。

因为喜欢里斯本的浪漫，我请主办方在会议开始前几天就在那里的便宜小旅店中为我订一间房。后来我发现，这房订得也不便宜。主办方没有（按照我的预想）去订小巧、浪漫、古早味的pensão[葡萄牙语，意为：客栈。]，而是订了一个半新不旧、毫无个性的酒店，各方面都与东欧酒店相差无几。前台区、酒吧区与走廊上都深深沁入了陈年的烟味。我是周五傍晚到的，文学聚会要到下一周的周三才开始。体贴的主办方在酒店前台给我留了个信封，里面装着我的车马费。卡斯蒂略大道上空无人迹，一个多风、扬尘、潮闷闷的黄昏即将降临。

第二天早晨，我有一种感觉，好像看什么面前都挡着一块肮脏油腻的玻璃。虽然在遇见的第一个书报摊买了旅游手册和地图，但也几乎没有翻开。我由城市动物的直觉领着，果然走到了自己想去的地方——水边，塔古斯河畔，这是一条我曾以为是海的河。我在一个咖啡馆里坐了很久，喝咖啡，看从船上下来的人。

接着我开始散步，走到一处人生嘈杂、巷道狭窄的地方。人们就站在街上说话，争吵，相互叫喊、聊天，在他们焦黑的棚屋前搭起临时的小摊，贩售蔬菜、鱼肉和葡萄酒。摊位四周，飞舞着苍蝇，流窜着猫狗，逡巡着过路的游客、当地的居民与疯子。那是阿尔法玛。热闹嘤嘤嗡嗡地从四面八方向我袭来，成群的苍蝇与闷热的雾霾令我晕眩。我觉得自己好像身处地中海的心脏，心脏连着大西洋海岸，而我正在它的一个心室中晕头转向、气喘吁吁地逆行。

我乘电车爬到山顶的圣乔治堡，电车上有很多人都挂在车外，好像一串串葡萄。从城堡看去，市景壮阔，看起来像一颗熟透了的甜瓜。就连阡陌纵横着上千只飞燕的天空，看起来都是黄色的。

我循记忆穿过罗西乌广场回到酒店。在昏黄的雾霭中，我觉得自己好像不停地看到有人在卖彩票。也许卖彩票的人真的很多……回到酒店房间，我很快睡着了，睡得深沉，睡得酣畅淋漓。

傍晚，我爬到里斯本上城，想找一家旅游手册上推荐的那种便宜小馆子吃饭。我在一个个饭馆前停下来，假装研究门口的菜单。一时不能自已，感到一阵突如其来的心慌，就在我一动不动地站在一家饭馆门口，仿佛脚下生了根一样时，我注意到一个青年的脸。他也站在街上，靠着隔壁咖啡馆门边的墙壁，周围有许多跟他一样无所事事的青年。他微笑着说了句什么，虽然我离他非常近，但他看来特别遥远，仿佛老照片上一张模糊的脸。我又六神无主地向前走去，并不是很清楚自己究竟要去什么地方。

他在巷尾等我。而且似乎怕我从他身边走过去，立即用英语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去喝一杯咖啡，他知道一个地方，就在附近。“现在逛上城还太早，这里的生活是从午夜开始的。”他说。

我们坐在一个广场上的露天咖啡座里。他问我从哪里来。我简短地做了回答。其实对这个问题，我过去总会掰开揉碎了讲，还要加上很多注脚。

“啊哈……Vo-lim-te[克罗地亚语，意为：我爱你。]……？”他用询问的语气说，然后补充道，“是一个你们国家的女人教我的。”

这个人让我想起我国那群被称为海鸥的青年，六十年代的亚得里亚海边，他们用分属十国语言的五十几个词汇，娱乐了第一批去那儿度假的外国女孩。他的嗓音很特别，悦耳，沉郁。他为自己英文说得不好而道歉，虽然他说的句子都很简单，也都能达意。他从钱包里拿出一张金发女孩的照片，女孩很漂亮。

“她曾是我的未婚妻，是挪威人……”他解释说。又告诉我，他的父母现居波尔图，在那里有房子，他只身在里斯本，才刚来了几个月，虽然，他是在这里出生的，他曾周游世界，在巴西生活的时间最长，在德国也待过，当然，还去过挪威，他的公寓就在附近，是租的，他准备在这里安顿下来，他的工作是为礼品店做珠宝，而里斯本无疑是世界上最好的地方。

年轻人单纯的身世感动了我。他眉目清秀忧郁，嘴唇丰满，有一双大大的杏眼，眸色幽深，黑发闪闪发亮，低低地梳着一条马尾，体格还是少年的样子。

“费尔南多·佩索阿，我们的诗人……”青年不无骄傲地说，指着一尊诗人的铜坐像。

潮闷、黏腻的黄昏正降临在残破楼宇周边的广场上。

“你要我带你逛逛上城吗？”青年悦耳地问道。

我们向街中走去时，我发现自己难以跟上他轻快的脚步。我停下片刻，想喘口气。此时，青年拐上前方一条狭窄的巷道，消失了。继而又探出头来，对我友好地招招手，说：“你在哪儿？来这里，走这边近……”

然后他伸出手来。我犹豫片刻，握住了那只手。

其他的事，我全记不清了。那天晚上的记忆仿佛一场不连贯的噩梦，一次令人晕眩的午夜疾驰。我记得一个同性恋，记得一个酒吧，一条强壮的裸露的手臂，支在一些小玻璃杯中间，法朵的乐声仿佛晚露，附着在酒客的身上，有一个喝醉的荷兰人，一个长得像灵缇的波兰裔葡萄牙人或葡萄牙裔波兰人，我的同伴往他的手里塞了一点钱，就得到了一小包大麻膏，接着又出现了一个逃亡此处的英国人，他有一个朋友，是当地的娼妓。我记得我的同伴只用一只手就驾轻就熟地卷起了一支大麻……我记得一个年轻女人拥抱亲吻他时，我心中涌起的嫉妒，记得他在我身上越来越频繁的抚摸，记得落在我脖子上越来越温柔的吻，记得他劝我趁着还不迟（是什么事要迟了？）应该去叫一辆出租车，记得自由大道上炽热、激烈的肢体纠缠，记得过往车辆不断投在我们身上的灯光，记得他的吻，热烈、湿润、柔情万种。我记得前台向我们投来的黠笑，记得夜半醒来眼前几乎如珍珠般散发着荧光的男人的脊骨，记得他少年般窄小的臀，他散开的柔亮的头发。我记得自己映照在卫生间镜中，记得自己乍见之下倒抽了一口凉气，我真的老了，我想到。这个想法令我心痛。我绝望地回到床上。我记得自己在黑暗中伸出的笨重的手，因为胆怯而不敢碰他，早晨他与夜晚同样热烈地拥抱了我，我记得他的腰背特别挺拔，他穿上一件蓝黑格子衬衣，在门口驻足片刻，仿佛在期待什么……

“今天晚上我再来。”他头也不回地说。

他走后，我又在闷热中昏昏沉沉、半睡半醒睡了好久，最后终于爬了起来。我想到应该检查一下放在客房保险箱里的钱和我包里的皮夹。每样东西都在。是的，我真的是老了，比我以为的更老了。

整个下午我窝在昏暗的房间里看巴西肥皂剧，虽然一个字也听不懂，但我还是哭了。

我的男孩没有来。他的名字叫安东尼奥。

第二天，为了自我惩罚，我开始实地游览里斯本。我乘古城缆车上到圣塔胡斯塔，透过卡尔莫修道院年久失修的穹顶，对着发黄的蓝天看了很久，又去贝伦逛了哲罗姆派修道院，再取道反方向去看了古伯金汉博物馆，在每一个地方寻找安东尼奥清秀、忧郁的脸。

时近傍晚，我回到房间，提醒自己要清醒，用一条不存在的绳索将自己拴牢，不去上城。就这样到了很晚我才出门，一直在街上游荡到午夜，不停与乞丐、瘾君子和流浪汉打照面。我裹着黏腻、馨甜的风，沿自由大道向上走回酒店。一时间觉得自己仿佛低俗言情小说中的女主角。折磨我的是情欲，是再见的渴望……我在嘴里品尝着一颗其滋味我早已遗忘的糖果：那是羞耻的滋味，是高热的滋味，是内心的挣扎与无助的臣服的滋味。回到酒店，我用询问的眼神看了看前台，希望他能拦住我，捎给我一个口信。前台的黠笑一直送我上了电梯。

周二那天，我从凯什索德烈火车站坐车去埃什托里尔和卡斯凯什。我亦步亦趋地跟随旅游手册，好像观光客的驯顺可以压抑我再见到他的渴望。傍晚，我挣脱隐形的绳索，直奔上城。整个古城随我激动的脉搏跳动着。我在狭窄的巷道中穿行，驻足于每一家光线幽暗的酒馆前。许多酒馆中都有当地人在看电视、打扑克、喝葡萄酒。其中有一个吧台前点了一盏昏暗的灯，坐着一排老妇，墙上挂了一幅巨型油画，画上是一个年轻美貌的女人。我被这幅画吸引住了，很快一个干瘪的老妇发现了我的凝视，仿佛噩梦中的幽灵，走到门前，看了看墙上的画，叹一口气，点了点头，指指一个胖墩墩的老妇，后者正在心不在焉地看电视。她就是画上的女孩。老妇演出的这场伤感的默剧，给予了我人生易逝的简短教训，她仿佛人生飞船中领座的空乘，在为我指明方向的同时，深深划伤了我，带给我一种隐隐的惘然。

一阵恼人的潮闷的风，更加剧了我的烦闷。我受比莉·荷莉戴的吸引，拐进一家酒馆，在吧台前坐下，点了一杯波尔多。比莉充满魔性的声音在烟雾缭绕的酒馆中袅袅绕梁。因为欲望，因为口中的波尔多，我感到意志薄弱。在另一个有许多黑人男性扭着屁股激烈起舞的酒吧里，我喝下了当晚的第二杯波尔多……而在第三个酒吧里，我在法朵的魔力中坐成了雕塑，固执地等待着安东尼奥那清秀而忧郁的脸……

当时我并不知道，原来我不仅仅是在寻找安东尼奥，更是在寻找这个故事真正的结局。就在心灰意冷，认为自己再也见不到他了时，安东尼奥出现了，他坐到我的桌前，好像这是我们约好的，亲了亲我的脸，然后用他沉郁的声音说：“我们走……”

即使是在最好的小说里，情爱描写也时刻处在沦为床戏的危险中。爱情戏的好坏似乎与作者的描写功力无关，而仅仅取决于清洁剂本身。问题是我这个故事没有什么情节。从一开始，我就像踏进捕鼠夹一样，踩进了色情片赤裸裸的程式陷阱。

安东尼奥叹了口气，我们点起了事后烟。安东尼奥吹出一股烟，皱起了眉头。

“有什么问题？”

他用一对微微上挑的杏眼看着我，苦涩地说：“我们不对等，这就是问题。”

“你说的不对等是……指什么？”我谨慎小心地问，当时我已经确信，他说的一定是我们的年龄。

“我是个有麻烦的人……”但安东尼奥却简短地答道。

一开始，这个有麻烦的人还不肯深聊，但很快就打开了心扉，我为了捋顺来龙去脉，很是下了一番工夫。他的故事东拉西扯，大起大落，时而语焉不详，时而曲折离奇，几乎具备了谎言所有的特点。他说，他有笔房租第二天必须付，否则房东就要扣押他的财物，包括他干活用的宝石和工具。这笔房租总数还不小，里斯本没有一个人会借给他这么多钱。他也不能去找父母，因为他们已经不想与他再有瓜葛。他还说，他父亲以前是法西斯主义者，萨拉查倒台后逃跑了（去了巴西？还是德国？）……感谢上帝他逃跑了，这个该死的酒鬼，他以前经常虐待他和母亲。当然，他母亲也有她的不是。其实她早就不想跟父亲在一起，正等着他能离开，让自己透口气。

“回到家，看到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的样子，真是太叫人心痛了。我母亲是不吸烟的。”他悲伤地说。

他又说，他把自己在德国挣下的房子留给了他的妻子，也不知是德国人还是挪威人。因为他捉到她跟别的男人睡觉，觉得恶心至极，摔门而去，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家。从那一刻起，他的生活就每况愈下。

为了更好地表现每况愈下，安东尼奥竖起大拇指，向下指着。

骗子在行骗时，如果使用的是外语，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安东尼奥说出的句子全都很简单，没有任何情绪词汇的装饰。如果他撒谎时说的是葡萄牙语，或许败露得会非常明显。但他磕磕绊绊地说着英文，就给人以一种真话的错觉。不过，从另一方面看，他的谎话背后，一定也藏着一个真相，虽然这个真相我无从了解，于是我调出几天前的一个下午，在这间房间里边哭边看的巴西肥皂剧里的一些情节，用来更好地想象他真实的困境。虽然葡萄牙不是巴西，生活也不是肥皂剧，但一切都似乎融合得恰到好处，我安慰道：“世事是难料的，安东尼奥，此刻我们或许输了，但这不代表下一刻我们不会赢……”

最神奇的事是，当我在黑暗中说出这句俗不可耐的废话时，我不仅信了，还几乎被自己感动了。

安东尼奥将我拥在怀中，哀然叹息，我们热烈长吻。这段关于人生每况愈下的小插曲，丝毫没有让我们的情欲减退。而是恰恰相反。

早晨，安东尼奥动作麻利地穿上衣服，正准备朝门口走去，突然高举双臂，在我身边的床上坐下，双手托住他好看的头。

“我该怎么办呢？”他用绝望的语气说。

我们又一起把整件事捋了一遍。问朋友借行吗？他没有朋友。他在里斯本才待了几个月，还来不及交到朋友。兄弟呢？亲戚总有吧？他有兄弟，但与他们不睦。他们是不会借钱给他的。他们从来都恨他。通融几天行吗？绝对不可能，他的房东已经搬出警察来威胁他，他会坐牢的……去赚钱呢？这笔钱短期内是绝对赚不来的。当然，有那么一个来钱的办法，有几个同性恋邀他去酒吧跳脱衣舞，他以前喝多了以后出于好玩跳过一次，跳得很开心，他对同性恋毫不反感，虽然他自己是直男，问题是，就算去跳脱衣舞，那钱也不会立即到手……他看不到出路了。肯定是要坐牢了。以牢狱之灾作为每况愈下的结局，也是很自然的……

安东尼奥的话让我的心都碎了。突然间——不知是因为早晨人的情感容易脆弱，晚上我又没有睡好，还是因为栖息在我床上的这份绝望充满了诱惑——我自己也开始自怨自艾起来。我泣不成声地告诉他，我的国家发生了一场战争，我不知道能去哪儿，能做什么，我在这个世界上孤身一人，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我累了，不想再强颜欢笑，我没有人保护，也没有家……这些话都是实情，虽然我并不愿意把它表述成这样，因为我觉得自己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我的事实在太像肥皂剧了，安东尼奥无法看到这些话语所隐含的事实，当然只能把它们当作一席谎言。

但这番话真正想要隐藏的事实却是：实际上我已经打定主意要拯救安东尼奥，无论他口中的困境是真是假；我的这番突如其来的倾吐，其实只是为了延宕时间。

安东尼奥什么也没说，只是同情地抱住我。我深深地扎进他的怀中，痛哭流涕。我已经很久没有那样哭了，因为没有什么机会。一手抱着我的安东尼奥，用另外一只手迅速褪下衣裤，用他的嘴唇吻去我越来越咸涩、越来越炽热的泪水。一时间，我觉得我们是这个世上唯二的两个人。他与我，我们的伤痛是相同的。接下来，安东尼奥母亲房中插满烟头的烟灰缸突然浮现在我眼前，虽然她不吸烟；再接下来，我忘却一切，倾身坠入……

后来，依然昏沉的我，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走到保险箱前，拿出装着车马费的信封。

“拿着吧。”我说。

他早就知道我会松口。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是从他收钱的姿势上看出来的。他仿佛一个有钱人，进城办事丢了钱包和支票夹，现在不过是物归原主。安东尼奥对我甜甜地笑着，说一定会在周日以前把钱还给我。他还记得我离开的日期是周日。

走到门口，他又停下来。他的腰背异常挺拔，穿着黑蓝格子衬衣。他停下来的样子，看起来好像在期待着什么。

“我晚上再来。”他头也不回地说。

我知道他不会再来了，这就是故事真正的结尾。他带上门的那一刻，我突然想到，安东尼奥可能是我此生第一个花钱买来的情人。上城那位干瘪的老妇，像人生旅途的乘务，又像人生交通的督查，又浮现在我面前……

下午，我在酒店与主办方吃了一顿工作餐。终于与自己的同类一起，站在了坚实的土地上。我欣喜地发现，自己好像已经把安东尼奥忘了。席间我们热烈地聊着天，聊书、聊葡萄牙文学、聊会议议题和与会人员。刚到机场并入住了同一家酒店的P.也来了。我们安排了翌日早晨来接我们的出租车，主办方的人就离开了。

“你好吗？”沉默片刻后，P.凝视着我的脸问。

“生活总是在尽其所能地模仿小说，因此好的小说大可不必贴近生活。”伊扎克·巴别尔曾写道。

当然，P.也在主办方邀请之列，事先我是知道的。我在名单上看到了他的名字。且曾暗暗希望他在看到我的名字后能够主动退出……是的，生活确实在努力模仿小说的情节，因为坐在我对面的，是我曾经的恋人，是我一生的所爱，是我曾不惜为之或与之共同赴死的男人。在我面前，在离我咫尺之遥的地方坐着的，是我多年的噩梦，是一场干扰了我太久的爱情高热，是我的软肋，是我从未痊愈的伤口……

那一刻我对他真是恨之入骨。“我很好，”我微笑着说，“特别好，当然。”然后，不知怎么的，我又提议说如果他没有什么安排的话，晚上我愿意带他去上城转转。

他当然什么安排也没有。

我认识一个人，曾跟我说起过他的爱情故事。他十七岁时爱上了一个同龄的女孩。两人在一起三年，后来分手了。她结了婚。自此之后两人再不相见。一年年过去了，他一直没有结婚，经常想着她。后来有一天，他听说她守寡了。听说后的第二天，他就在街上遇见了她，并发现她原来一直就住在自己隔壁的街区。她的女儿已成年。他们又恋爱了，爱得与过去一样深，至少他是这么说的。最初的日子既甜蜜又充满了烦恼，她总是怪他记错了事，把与其他女人做过的事情，算在了她头上。

“不是这样的！”她哭着说。“你说的事可能确实发生过，但不是跟我！”

他向她保证，确实是这样，自己没记错，真正的问题是：她忘了。

除了这个小小的龃龉之外，一切都没有变。手还是记忆中的手。只有气味是不同的。曾经的她闻起来是一个少女，如今，她已经是个成熟的女人了。

我常想象我们的会面。我曾想过，设若有天再见，我们之间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是否能不尴尬……

此刻，我们正坐在餐馆中研究着各自要点的菜，好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场景，店名也颇为讽刺，叫Primavera[葡萄牙语，意为：春。]。我们谁也不敢牵扯过去的事……整个过程中，我都在揣测P.是否还记得，能记得多少，与我的记忆又相差几何。而他就像猜到了我的心思，表现得滴水不漏，不肯露一点破绽让我重提旧事。他早已带上自己的一半从我身边离去，如今再见，丝毫无意再与我那一半破镜重圆，即便只是片刻。

事实上，P.甚至连普通的日常话题也避而不谈。他不问我的近况，在哪儿生活，从事什么工作。他不问我的祖国，不问那里的战争，也不问战争期间所发生的一切——虽然所发生的事有很多。

P.把时间花在谈他最近写的小说上，以此在自己周遭筑起壁垒——用这个词来形容是恰当的。小说很无聊，此时聊它就更显得它无聊。我一边听着他说话，一边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整个过程都像一场扭曲丑陋的噩梦。在这个梦里，P.乘降落伞从远天空降里斯本某餐馆，一边对着虾子大快朵颐，汩汩灌着葡萄酒，一边上气不接下气地讲着自己的小说。

我想P.一定是把自己的小说当成了卫生棉条一类的东西（对我是有好处的！），首先小说这个话题足够中性，但对他来说又只对亲密之人谈及，而他正在与我谈。种种迹象表明，P.认为对女性叙述自己的小说，能构成一种间接的性吸引，这样的做法与他的年龄也较为相称，而且不会令他陷入任何责任之中。

“该死的男版山鲁佐德！”我暗骂。P.的策略不仅阻止了我打开记忆匣子的计划，也打消了我这样做的想法。

“你的心呢，P.？”我绝望地腹诽着。我想着P.如何残酷地剥夺了我回忆往事潸然泪下的权利。这无疑是一场凶杀。这同时也是P.的自杀。

仿佛是为了把爱情的口香糖再嚼一会儿，为了检验它是否还延展，还有没有味道，为了嗅一嗅对方的过去，再多索取一点，压榨一点，消耗一点，摇摇对方的保险箱，拿走最后一枚硬币补偿自己……我们回到酒店，上了同一张床，就好像这是不可避免的事。就好像我们必须嗅一嗅对方的气味，看看多年后的变化，我们闻起来是香还是臭，我们的唇是否还能彼此亲吻，性器是否还为彼此湿润……我们出于放纵而上床，出于贪婪而上床，出于我们有这个权利而上床，里面或许也有一丝柔情、半刻虔诚和一点纪念的意味。我们出于恨意上床，出于好奇上床，为了让对方臣服，为了再一次征服，为了再输一次，为了看看还剩下什么，为了不伤害彼此，也为了伤害彼此……

两具身体缓慢地动作，不时停下来，疑惑自己究竟在做什么。我为P.奉上与过去一样的喘息，并不指望能真正达到些什么。我从他体内缴获了我应得的尊重，惩罚他，也惩罚自己……

然后一切就结束了。我的记忆，我曾珍藏在想象与现实的抽屉中的一半，突然间意义尽失，变成了一捆过期的笔记。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感激地发现他已经不在了。我想我与之共眠的是一具尸体，我与它之间不再有什么剩下的东西，不再有痛楚，唯剩一点恶心，也很快就过去了……

感谢主办方，我们的会议是在里斯本外面举办的。我们谈论了过渡时期文化的改变、民族文化的式微、作家的角色，以及近来热门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到了周六下午，我们与主办方告别，回到里斯本。我与P.返程的时间相近，都在第二天早晨。我再次提议一起去上城吃饭，这次席间还有一些法国同事。

哪儿都没有安东尼奥的影子。只有一个卖玫瑰花的人，沿半明半暗的巷道走来，他穿着一件晚礼服，戴着一副白手套，油亮的黑发低低梳成马尾。他仿佛没有重量，在夜色下分开空气，与花篮一起飘然前行。P.给我买了一枝玫瑰。当时我深深地觉得，递给我花的卖花人好像是个残疾。

早晨，距离去机场还有几小时的时间，我告诉P.我要去散步。一开始他提出跟我一起去，后来突然改变了主意，说自己还是更愿意在酒店大堂坐一坐。

我朝罗西乌广场的方向走去，路面闪闪发光，这几天一直在刮的风，终于停了。我本来准备去买一盘法朵磁带留作纪念，却在人行道的咖啡座上看到了我一直在找的人。他一个人坐着，面前摆着一杯咖啡。看见我时，他微笑，招手，起身，亲了亲我的脸，我打消了买纪念品的念头，与他一起沿着自由大道慢慢走回我住的酒店，就像爱情片的大结局一样。

一路上，安东尼奥告诉我，他已经付清了房租，一切都很顺利，他母亲准备来看他，他父亲也给他打电话了，说来说去，大家到底还是一家人，他的兄弟刚有了孩子，准备请他做孩子的教父……安东尼奥这个故事的天主教式大团圆结局令我兴味索然。他也没有再提还钱的事。

“你会忘记我的，对吗？”他发现我没在听他的故事，突然甜甜地说。

烈日下，我注意到他大大的杏眼周围有两条细细的眼线，他的牙齿也因为吸烟而略显焦黄……我心中突然涌上一阵悔意，也许那是一种怜悯。我把脸贴在他的脸上，我们就这样脸贴脸地站了一会儿。在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什么需要再说的话了。

当安东尼奥与我拥抱着站在一起时，我突然看见P.就站在马路对面。看起来好像也看到了我们，但他马上转移了视线，假装什么也没看到。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在里斯本，生活似乎想讲一个什么故事，至于这个故事是好是坏，就轮不到我来置评了。我的过去从马路对面经过，正如从会自己讲故事的生活中路过，假装没有看到我。我思索生活何以选择里斯本把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是偶然的（对我与P.来说都是，对安东尼奥来说，谁知道呢，也许亦是）。从这个方面来看，生活真的有在努力超越作家。

我又想，我第一天在闷热的雾霾中所看见的那个满街是彩票的里斯本，也许就是真正的里斯本。平淡的不凡之处，在于它稳定可测。而生活是难以预料的，此刻的输家，也许是彼刻的赢家。在里斯本，我其实买到了一张彩票，虽然还不知道结果如何。

我还想到，安东尼奥这位业余创作者，将我们之间简单的床戏，处理成了一个故事，我不知道它是否算一个爱情故事，但至少其中不乏温柔与激情的意味。而与此同时，P.作为职业作家，却将我们伟大热烈、旷日持久的爱情故事，缩略成了一场可怜的、磕磕绊绊的床戏。当然，这里面也有我的错。

我熟知的P.疏远了。我一无所知的安东尼奥却突然离我很近。此外，我甚至觉得我们是一样的，难道我们不都是以风一般的速度抛着小球在街上兜售彩票的人吗？我们运用的技巧都是以假乱真，我们制造的东西都是在下一刻即将成为泡影的幻觉。唯一的区别是，安东尼奥更精于此道。这在我们探讨文学的语境中，也可以这样说：安东尼奥是一个更好的作家。他更用心，也更无惧风险。因此他获得了报偿。虽然很不幸，世事不公，我能获得的报偿，似乎总比他能获得的更优厚。我给了他我的车马费，而这是他应得的。因为他叙述的技巧，因为他弄假成真的功力。是的，安东尼奥是我的亲人，在迥异的表面之下，我们有着相同的内核：我们都是世界的弃儿。

“不，我不会忘记你……”我轻轻地说。

“你去哪儿了？”P.闷闷不乐地问，没有看着我。

从语气听来，我刚才的观察应该不错：他确实出现在了马路对面，确实看到了我们，还转过了头。这一刻，是我们见面后第一次显得亲密，这语气是他的第一个破绽。

“我去散步了呀……”这谎言是我对这份亲密的回馈，是我伸出的手，是一次和解的邀请。

“我们该走了……”他忿忿地说，仿佛要为刚才的破绽道歉。

P.在出租车内陷入沉默，而我则心不在焉地与过于健谈的司机搭着话。他用他客籍劳工口音的德语向我陈述了他关于工作与秩序至上的世界观，说如果没有繁殖得像兔子一样快的百万安哥拉黑人，如果没有吉卜赛人、罗马尼亚人、俄罗斯人、波兰人和南斯拉夫人这些一身好吃懒做臭毛病的东欧人渣，如果没有这些人跑来小偷小摸、大吃葡萄牙面包，本来，这里的生活是可以很宜人的……

在闷热、肮脏的出租车里，我想象着时空如何在这一刻凝聚，想象在这位司机大放厥词而P.坚持一言不发的同时，某中子星的碎片正向海王星飞奔，我在萨格勒布的母亲正在看墨西哥连续剧；也许就在这一秒，萨拉热窝的汉娜正冒着被狙击枪击中的危险过马路，柏林的卡斯米尔正在克罗伊茨贝格闲逛，张望香气浓郁的土耳其小店……

我突然想明白了，我在里斯本买的彩票，其实中了一个罕见的大奖：我一时间悟到，自己其实什么也没失去，因此也便无需悔恨，事物就像我们自身，总是存在于某处，一时分散，一时聚合，一切都于某处妥善地保存，一切也都于某处联系在一起……在这闷热、肮脏的出租车里，突然间，我的心里小声地奏起了一首生命的赞歌……

画面在我的脑中一帧帧闪现，突然间，我看见了安东尼奥裸露的背，背停滞片刻，仿佛在期待什么。我看到自己从后面向他走去，用舌尖轻舐左右肩胛骨上散发着珍珠光泽的两条伤疤。我看到自己用同情的唾液湿润着那两个直到最近为止，还长有翅膀的地方……

我和P.到机场后很快分开了，虽然距离他和我登机都还有一段时间。P.处在一种我非常熟悉的紧张状态，那是对出关和入关的神经性恐惧。他在某柜台前反复要求工作人员再次检查自己的葡萄牙签证，我默默走开了……

“签证还有效，而且您马上就要离开葡萄牙了，不是吗？”工作人员无助地重申着。

出关前，我再次回头，P.还在柜台前，焦虑地挥舞着自己的护照。从这个距离上，我第一次发现他老了，他的头发灰白了，脸上也因为内心的疯狂而印上了黑暗的色彩。

我没有挥手，即使挥手，他也不会注意到。再说文学聚会的机会以后还会有的，至少文学聚会这东西，人们还会办下去，我这样想着，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