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发生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实现了从轻工业向重化学工业的转变。当制造业的重心变为制铁和机器制造，人们开始认为男人更胜任熔炉前的工作，于是制造业逐渐变成了男人的事业。而家用电器这类需要精巧操作的工作，则动员了农村女性来完成。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日本规模最大的制造业就是汽车产业，而汽车工厂的人主要是男性劳动者。但是在瑞典沃尔沃公司纳入女性劳动者时，他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配合女性的双手大小，缩小工具的尺寸而已。

工厂劳动者并不一定是男性，也没必要将劳动者作为“公司员工”终身雇用，并向其支付“家庭薪水”（确保个人收入能够维持家庭运转的薪资）。甚至没必要给生产力衰减的高龄劳动者支付工龄补贴。资本家本来只需根据劳动者的生产力当场支付相应的薪资，日本企业却采用了劳资协调路线，维持着“男性养家”模式，现在被称作“成员型雇佣”。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来说这是非常不合理的，但资本主义就是借其与父权制达成了妥协。这便是第二次妥协。

之后迎来了第三次产业革命，也就是信息革命时代。信息与服务的生产不需要体力和力量，因此在IT革命刚兴起时，有人希望经济的软件化能够促成父权制的瓦解。也有女性主义者曾经期待“没有父权制的资本主义”。

信息革命真的消除了性别差异吗？根据实证研究，至少IT产业的性别差异并没有被消除，只是完成了性别的重组。即使在尖端的企业，男性也能得到更好的工作，女性只能被分配到不好的工作，形成了“男性分工和女性分工”。

性别、人种、国籍，这些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中本来没有任何意义。然而我们都知道，市场为了得到更廉价的劳动力，会不择手段地利用一切可利用的市场外变数。在那些可利用的市场外变数中，也包括了性别。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是极难对付的。

在工业革命的影响下，诞生了一种雇佣劳动者及其无业的妻子，即家庭主妇的形式。家庭主妇的登场以职住分离为前提。现在（以著书时间为准）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居家工作，我们得以免去通勤的麻烦，但是要探究我们为何不得不承受通勤高峰期的地狱之苦，原因就在于我们的住处与职场分开，而我们必须在两地之间移动。

现代之前，自己的住处就是生产场所。在那个时代是不存在家庭主妇的。前现代的日本，农业人口占据总人口的80%左右。当时绝对不存在农户家的妻子给丈夫做好便当，自己坐在屋檐下抱着孩子，说着“路上小心”送丈夫出门劳作。农户都是全家出动的劳动集体，不论男女老幼，只要能动弹的人都要下地干活。而那些腰腿不灵便的老头老太，就得在家里照顾孩子。

现代资本主义创造了雇佣劳动者，由于男性独占了这一角色，就产生了待在家里的无业主妇。她们在市场上虽是无业，但也是“要工作的女性”，并非无须工作。因为正如上文所说，家务也是劳动。只不过那是“看不见的劳动”，也是“无薪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