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德国时，我买过一张德铁通票。这是一种专门针对非欧盟地区旅行者的火车票。它允许你在一个月内任意搭乘德国境内的火车。这张票上全是德文，在一些“文明的缓冲地带”就容易出现混乱。

记得有一次，我从德国边境城市特里尔乘德铁去卢森堡，说法语的列车员一脸狐疑地看着我的票，最后决定收取车费。可当我从卢森堡返回特里尔时，另一位狐疑的列车员则大手一挥：“Vous n'avez pas à acheter un billet.（你不用买票。）”

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如果有通票的话，特里尔和卢森堡之间是否还需要买票。但我确切地知道，从德国去奥地利的萨尔茨堡不用买票，而去因斯布鲁克需要买票。奥地利列车员对这类事情可比卢森堡列车员精通得多。

“这里是奥地利，你需要补票。”胖胖的奥地利列车员对我说。此时，火车正穿越一座座山脉，大片的松林和山谷里的城镇在窗外飞驰。雾从松林间升起，像一条白色的腰带，松垮垮地挂在山间，让人想到中国山水画里的风景。

我热爱乘火车旅行，因为它总能以最小的风险，提供最多的可能。对我来说，火车不仅是一种交通工具，它更是一个场所，是出发和抵达城市的一部分。你尽可以通过一趟火车之旅想象两座城市，就像科学家能通过一块恐龙化石还原侏罗纪时代一样。

中学时，我家附近不远处就是北京北站。每次听到火车尖锐的哨声，我都希望自己能跳上那列火车，风雨兼程地远离自己熟悉的一切。火车并不出发，它们启程：它们以自己特有的节奏夯实风景，让被穿越的大地显得更加壮丽、宏大。

约翰·科尔特兰有一张著名的唱片《蓝色火车》（Blue Train）。一辆行驶在空蒙夜色中的火车，总是令人充满遐想。美好的爵士时代也是火车时代：作家和音乐家乘着火车旅行，由此催生了大量的音乐和文学作品。

长久以来，我对火车的热情丝毫未减，这多半源于乔治·西姆农的一本小说《看火车驶过的男人》。我是在一家旧书店买到的这本书，它讲述一个叫蓬皮加的男人决定放弃原本安分守己的人生，成为另一个人。他搭上充满怀旧感的火车，出发寻找他渴望已久的女人——过去老板的情妇。然而，在老板的情妇面前，他所期待的爱情并未到来，迎接他的是女人不可抑止的嘲笑。这轻蔑的笑，让蓬皮加顺手解决了她。

他开始一次次地坐上火车，让火车带他前往新的地方，遇见新的女人。他喜欢看火车离去，就像载着希望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他要和过去决裂，不与现实妥协，哪怕幸福从此毁于一旦也心甘情愿，因为他早已不在乎。

这本书或许代表了火车写作的极限，我至今仍然对其中一段话记忆犹新：

比如说，火车情结。他早已过了男孩儿那种幼稚地迷恋蒸汽车头的阶段，但是火车，尤其是过夜火车，仍然对他有一种致命的吸引：它们总会把一些诡昧不清的念头送进他的心里。

傍晚时分，当我从布拉格踏上去往克拉科夫的过夜火车EX403 Silesia时，我确有一些诡昧不清的念头：那是一种假期即将终结的感觉，而实际上我的假期才刚刚开始。

此时，布拉格车站沐浴在一片耀眼的阳光中，候车大厅里弥漫着嘈杂的声音，仿佛年久失修的舞台布景。它对面的街上停着一辆白色加长版凯迪拉克，车身上有一排诱人的裸女——那是一家脱衣舞夜总会的流动广告。

车厢里有些闷热，我和一个英国人拼命地扇着帽子。英国人五十多岁，是牛津一家画廊的油画修复师。他旁边是一位黑人女子，穿着尖头蛇皮凉鞋，宽厚的脚板像船桨，露出脚后跟上一层厚厚的白茧。她是个丰满的女人，丰满体现在身体的每一个细节上，那对巨大的胸脯在衬衫下起起伏伏，沉重的金耳环随之熠熠放光。

她对面是一个头发卷曲如方便面的印度小伙子，正用笔记本电脑看枪战片。因为戴着巨大的罩耳式耳机，颇显出一副与世无争的样子。

在门口相对而坐的是一对说捷克语的情侣，穿着质量不太好的套头衫，一个红色，一个蓝色，胸前都印着四个黑色大字：中国黄山。女人梳着马尾辫，男人头上架着墨镜，整个车厢里只有他俩在说话。男人解释着什么，女人则脸望窗外，不时耸耸肩，然后两人都沉默下来。过了一会儿，男人摘下墨镜，头枕靠背，发出了轻微的鼾声。

火车开动以后，英国人迫不及待地站在窗口吹风。他长着灰白的波浪形鬈发，高高的鼻梁，一对爱尔兰人的纤薄嘴唇，眼窝深陷，讲起话来牛津腔很重。我们一搭上话，他就滔滔不绝地讲起来。开始是关于中国在奥运会上的表现，然后我问了一些油画修复的问题。

“当然，我会修复一些珍品，但大部分是赝品，比如鲁本斯或者康斯太勃尔的仿制品，人人都喜欢那些风景画。”

“那你是不是需要了解每位画家的特点？”

“这是必须的，对每个人了如指掌。”英国人说，“我对中国的瓷器也有些了解。”

“哦？你会修复瓷器吗？”

“要先看看是什么样的瓷器，宋代的、元代的……”

“可能是元代的青花瓷。有一次我去东海的一个小岛，当地渔民发现了一艘沉船，上面有很多瓷器……”

“哦？”

“一些碎片，那片海域在过去是海上丝绸之路……”

我们完全不着边际地交谈着，捷克情侣已经分别爬上了最上面的铺位，呼呼大睡；印度小伙子仍然在看电影，连姿势都没有变化；黑人女子脱了鞋，把一双大脚搭在对面无人的铺位上，用一双金鱼眼忧郁地望着窗外。

英国人拿出两瓶啤酒，我们一起喝起来。夜风透过窗缝剧烈地吹打着他的头发，他把窗户关上了一点，这样窗玻璃上就反射出了他的脸。在走廊闪烁的白炽灯下，那脸苍白、消瘦，像一张幽灵的面孔，而我对着窗玻璃看了看自己，也好不到哪里去。

窗外，火车正穿越一望无际的波希米亚平原，但天黑乎乎的，只能勉强看到一些景物的轮廓。我想到村上春树在《1Q84》开篇就提到的那首古典音乐——捷克作曲家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村上形容那是一阵“波希米亚平原悠缓的风”。

雅纳切克创作这支小型交响乐的时间是1926年。村上写道，开篇的主题是为某次运动会谱写的开场鼓号曲。那时，人们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阴霾中走出来，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也已经分崩离析。在短暂的和平年代，人们在咖啡馆里谈笑风生，畅饮着比尔森啤酒。谁也不曾料到，过不了多久，希特勒就会从某个角落蹿出来，发动另一场毁灭一切的战争。

火车不时停靠一些车站，一些人扛着行李包上来，那是些回家的人。站台上的大多数人则茫然地望着我们的火车，他们正怀着伟大的梦想，等待西去的离开家乡的火车。对于波希米亚来说，向东代表着贫穷、失败，而向西才代表着前途和未来。

吉卜赛人扛着行李从我们身边走过。他们看着我和英国人，像在打量外星球飞来的生物。车站的灯光疏疏落落，不甚明亮。播音器里大声播送着列车信息，空旷地回荡着，给人一种战前兵荒马乱的紧张。车站一角矗立着一座谷仓似的混凝土建筑，光秃秃的水泥地坑凹不平。刚下过雨，到处都汪着水。这是不是传说中的“波希米亚情调”？

我看着这些站台上的人，抱着孩子的女人，抽着烟的男人，他们仍然和他们的祖先一般，居无定所。他们被法国人称为“波希米亚人”，被俄罗斯人称为“茨冈人”，被英国人称为“吉卜赛人”。法国人认为他们是从波希米亚地区过来的人。在法国人的世界观里，巴黎以外的地方就是农村，波希米亚更是荒蛮之地。由于海上贸易繁盛，见多识广的英国人想当然地认为吉卜赛人来自埃及，所以埃及人的称呼与吉卜赛人也很接近。近代史上，因为大英帝国的强大，“吉卜赛人”这一称呼逐渐普及，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认可。

直到18世纪80年代，两位德国语言学家鲁迪格和格雷尔曼，以及英国学者雅各布·布赖恩，才通过对吉卜赛方言的研究，各自几乎同时期考证出欧洲吉卜赛人的来源。他们发现，吉卜赛语来自印度，其中很多词汇与印度的梵文极为相似，与印地语也十分接近。他们因此得出结论：吉卜赛人的发源地既不是埃及，也不是波希米亚、希腊，而是印度！

吉卜赛人确实与我所见的印度人有几分神似：随遇而安，喜欢游荡。在北印度时，我也的确看到了很多以玩蛇、吐火为业的吉卜赛人。吉卜赛人从印度游荡到欧洲，如同雅利安人从欧洲游荡到印度。

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游荡的历史。然而在没有火车、没有汽车、没有飞机的时代，他们是怎么跨越整个欧亚大陆的？

或许正因为没有这些交通工具，他们一旦完成了漫长的游荡之旅，也就丧失了重返故土的勇气，只好定居当地，于是印度人成了吉卜赛人，雅利安人成了印度人？

因为疲劳和酒精，英国人像只耗子一样两眼通红。他摇晃着走回车厢。此时车厢里一片黑暗，黑人女子、印度人（或者吉卜赛人？）都已经销声匿迹，只有铺位上传来阵阵鼾声。

这鼾声让我感到饥饿。我拦住列车员，问他有没有餐车。

“什么都有！”他朝我递了个眼色，是那种暗示小费的眼色。

我兜里还有一些捷克克朗，我打算在它们变成纪念币前，把它们花掉。我问列车员煎蛋卷多少钱？

他伸出五根短粗的指头，“五欧。”

“可以用克朗付吗？”

“不行，这是国际列车。”

“你是波兰人吗？”

“是的，先生。”

——这解释了他为什么想要欧元而不是克朗。我告诉他来一份煎蛋卷。

“再来瓶伏特加？”

“不了，谢谢。”

他转身离去，消失在波希米亚平原深处，而火车正像一把利刃穿透黑色的大地。

波希米亚平原地形起伏，三面被森林与山峦环抱，西北部的易北河河谷直通德国的心脏。自古以来，这里就是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的竞技场。

15世纪早期，捷克民族领袖和宗教改革家扬·胡斯引爆了一场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运动。就像一百年后德国的马丁·路德那样，扬·胡斯成为捷克民族的语言与文学之父，促进了捷克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如英国史学家艾伦·帕尔默所说，虽然捷克对西方文明有着很强的接受能力，但在文化上却始终向着与他们同属一族的斯拉夫东方寻求力量。

然而，波希米亚的战略地位，注定会将捷克人卷入一次次东西方的动乱中。因为波希米亚地区的主要城市布拉格，几乎就处在维也纳与柏林的正中，俾斯麦就曾坚定地宣称：“谁是波希米亚的主人，谁就是欧洲的主人。”

——历史已经反复向捷克人证明了这位铁血宰相的话中之意。

最近的例证莫过于波希米亚的外缘地带（即苏台德地区）。这里的居民始终以德意志农民为主，但是二战以后，捷克当局将二百五十万德国人——包括曾对抗纳粹的反法西斯主义者——驱逐出境，并没收了他们的财产。许多人被扣留在集中营，数万人伤亡。虽然捷克与德国在1997年签署了互相谅解的声明，但很多苏台德地区的德国人，仍然在为失去的土地和房屋而努力寻求赔偿。

列车员端着一个盘子出现在我的面前，可盘子里的煎蛋卷已经凉透了，仿佛它是历经千山万水，才奋力跋涉到我面前的。我只好感激地掏出五欧元和五十分小费，塞进列车员油腻腻的手心里。

“Bon appétit!（祝您好胃口！）”他抛出一记法语，仿佛为了使我确信，这毫无疑问是一列国际火车。

2

在夜行火车上，我总会有一种幽灵的感觉，尤其是当我知道火车将在黎明时分经过奥斯维辛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

“死者不会待在他们埋葬的地方。”约翰·伯格在《我们在此相遇》中说。他的启蒙导师肯生长于新西兰，也在那里死去，但在死后，他又出现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我在清晨时分即将抵达的城市。

我穿越时空问老伯格：“为什么是克拉科夫？”

伯格说：“年轻人，这世上还有哪个国家比波兰更习惯与忧伤这种情感妥协共处呢？”

是肯让伯格最终认识到，需要以一种不无忧伤、不无幽默的方式对待人生的苦难，无论这种方式最终是妥协还是坚持——这是肯对伯格最初的启蒙。

如今，我回想着我是如何穿越被雨水淋湿的平原，在清晨抵达克拉科夫中央火车站的。那天早上，天气晴朗，空气清新湿润。尽管在我的旅行经验里，对城市的印象普遍不好，但克拉科夫却让人感到相当宜居。虽然是波兰第二大城市，但相比于华沙，克拉科夫还保留着一个小城市的情怀。实际上，全波兰唯有这座城市，在经历二战炮火的劫难之后，仍然较好地保存了大多数建筑。

我住在一栋民宿里，用伯格的话说，这里有一种类似修道院的感觉。两扇开向市街的窗，仿佛有好几代人曾经在那里沉思冥想，向外凝望。

我在旅馆里吃早餐，早餐就放在客厅的一张胡桃木桌子上：面包、黄油、酸梅酱、奶酪、黄瓜和波兰切片香肠，咖啡壶里是现煮的黑咖啡。一个活泼的波兰姑娘在客厅里忙活着，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然后摆弄起窗台上的黑色收音机，直到里面传出一个美国女人的声音。我想，她听的应该是“美国之音”。此刻，新闻正讲着奥巴马和罗姆尼的选战。

“你支持谁？”我问。

“你说什么？”她看着我。

“奥巴马和罗姆尼，你支持谁？”

“奥巴马，也许。”她笑着。

“为什么？”

“唔，因为他的移民法案吧，”她说，“有时候，我甚至觉得他是所有人的总统。”

“大概因为现在是美国的时代。”

“你从哪里来？日本还是中国？”

“中国。”

“中国人不喜欢美国吧？”

“有些人喜欢，有些人讨厌。”

“我们喜欢美国人，讨厌俄国人。”

“俄国统治这里几十年的结果，就是让所有人都更讨厌它。”

“没错，我们有一个关于俄国人的笑话。”

我静静等待着下文。

“在一架飞机上坐着很多不同国家的人，为了减轻重量，每个国家的人都需要扔下一些东西。波兰人就把俄国人拎起来，一边往外扔一边说：‘这种东西我们在波兰有的是！’”

我笑起来。

我们又倒了点咖啡。波兰姑娘说，她在这里已经工作两年了，她喜欢每天有机会练习英语。她有个亲戚移民去了美国，如果将来有机会，她也愿意去美国发展。然后，她问我对波兰的印象。

我说，克拉科夫非常宁静，我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在这里生活。然后，我问她最公道的货币兑换点在哪儿。波兰姑娘从前台拿出一张地图，在上面画了两个圈递给我。

我漫步在中央广场，它是欧洲最大的中世纪城市广场。广场中心是16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纺织会馆，如今已经沦落成了卖各种纪念品的小商品市场。我毫不怀疑，它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中国。我往东北方向走，经过古老的圣玛利亚教堂。每到整点，从教堂的最高塔都会传来号声。据说，这在古代被当作一种警示。一旦号声不响了，就表明有号兵的喉咙被鞑靼人的利箭刺穿了。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波兰姑娘的话。在很多地方旅行时，当地人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你怎么看我们？”但在美国、德国、法国，人们从来不会这样提问。在他们看来，那些外来者才是应该被打量的、被评估的，而绝对不是他们自己。

这一点似乎在新兴国家身上表现得格外明显。就像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所说：“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在担心外国人怎么看待我们。我们的城市在西方人眼里是什么样子。”这种担心可以用萨义德的东方学理论加以诠释，但我只是为此感到难过，仿佛这些曾经备受欺凌的国家是一群一丝不挂的女人，她们既羞涩又迫切地承受着男性目光的凝视，期待着被选中。

克拉科夫不大，我几乎可以步行到达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这家货币兑换点坐落在一栋老房子里，一进门，头顶的电扇正像大苍蝇一样嗡嗡转动着。墙皮已经绽开脱落，给人一种黑市交易的感觉。果然，它的汇率也比官方汇率要高得多。拿着钱走出来时，我不禁下意识地左右张望，仿佛身处铁幕时代，担心有便衣警察突然出现。

附近有一个街心公园，我从遍地开花的酒窖里买了啤酒，坐在公园的长椅上喝起来。天气炎热，但有微风吹拂，让人心旷神怡。公园里栖息着鸽子，喷泉“突突”地喷射着水柱，一些孩子在下面走来走去。旁边的长椅上，一个波兰醉汉正给另一个醉汉倒酒。两个人都穿着牛仔裤、POLO衫、运动鞋，显然已经喝了不少。

此时临近午后，整个城市显得格外安静。那些老建筑，那些叮叮车，那些穿着朴素、沉默不语的行人，一切都仿佛是在一帧旧照片里。这种感觉不曾消退，甚至当我登上瓦维尔山，徜徉在城堡和大教堂间，望着这些波兰不朽的象征，我仍然感到一种旧日重现的恍惚。

克拉科夫一直沉浸在过去，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与苦难里，因为这个国家的命运很少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每个克拉科夫人的脸上都带着一丝随遇而安的神色。

1945年以后，波兰人才基本上重新掌管了大约在公元1000年时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在这两个时间点之间，波兰的发展随着它的邻居们——德国人和俄国人的进退而发生变化。

三百年前，波兰的东部边境位于斯摩棱斯克以东，离莫斯科只有一百五十公里。今天，波兰东部领土最突出的部分，在其17世纪时的边境以西八百公里处，而与德国的边境却向欧洲腹地平均推进了二百五十公里。英国史学家艾伦·帕尔默感叹说：“一个民族的家园如此移动，是近代史上独一无二的。”

3

当夜幕降临克拉科夫，我看到成群乌鸦压过城市的天际线。旧街道、老式有轨电车，“再见列宁”的酒店招牌闪闪烁烁。暮色中，波兰少女的长发闪着淡黄的光泽。和捷克一样，这里也遍布卖酒和喝酒的地方。如果你能变成一只大鸟，俯视这块土地，一定会发现这一片片小酒馆的灯火比银河还要灿烂。波兰人声称，伏特加是他们发明的。考虑到波兰历史悠久且一度幅员辽阔，我感到这件事的真实性远比孔子是韩国人大得多。

在犹太人聚居的卡齐米日区，广场四周是一圈餐馆和酒吧，此时都已点起蜡烛。那幽幽的烛光，仿佛这片土地上的亡灵。我走进一家犹太餐馆，这里的实木家具和肖像画，让我感觉颇为正宗，再加上犹太唱片的低声吟唱，更让人恍若回到了1939年以前的日子。

我点了烤羊胫骨和甜沙拉。

“不来点酒吗？”犹太女郎问。

“好吧，来一杯伏特加。”

“按照犹太人的礼仪，应该饮用三杯：第一杯在饭前，向神祈福，然后回想《出埃及记》的故事；第二杯点一滴在盘子上；饭后还有第三杯酒，是为咏叹上帝，并继续求神赐福。你不打算试试吗？”犹太女郎的英文呱呱叫，相信这番话她逢客必说，因此分外熟练。

“要点三杯？”

“对，如果想体验一下犹太文化的话。”犹太女郎一副进退自如的神色。

在我犹豫的瞬间，那个一直潜伏在心中的“既然来了就尝试一下吧”的游客心态，趁机冒出头来。

它替我发话了：“好吧。”

犹太女郎问：“那么要哪种伏特加呢？”

于是，我点了两杯加杜松子调味的伏特加，又点了一杯加樱桃调味的做开胃酒。

在酒的国度里，我对伏特加一直谈不上喜欢，现在好了，这杯粉红色的液体已经上升到了文明和宗教的高度，不由得我不肃然起敬。我对着烛光小口地喝着——味道还可以，只是仍谈不上热爱。

在1953年出版的《被禁锢的头脑》里，切·米沃什曾说，一个知识分子成为异见主义者与其说是因为他的头脑，毋宁说是因为他们的胃。头脑可以被说服，但胃从不撒谎。

——原来如此，所言非虚。

甜沙拉上来了，里面有坚果、苹果、蜂蜜和肉桂，这略略振奋了我的心情。我就着餐前面包把沙拉一扫而光。

就在我喝第二杯伏特加时，犹太姑娘端上了烤羊胫骨。

“在犹太传统里，吃羊胫骨是为了纪念希伯来人离开埃及前夜所吃的羊肉。”犹太姑娘一本正经地说，而我已经分不清楚这是不是忽悠。

在摇曳的烛光下，我直面着这根硕大的羊胫骨，感受着上帝的慈爱。

4

第二天上午，我去参观辛德勒纪念馆。自从1993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将辛德勒的故事搬上银幕，克拉科夫就开始筹集资金、整理资料，终于在辛德勒纺织厂的旧址建成了这座纪念馆。

在辛德勒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那张长长的名单，从天花板一直垂落到地板。上面记录了所有被辛德勒拯救的犹太人。那密密麻麻的名字都曾经是活生生的人。但我知道，死去的犹太人远比这个名单长得多。

我坐车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巴车满满当当，沉重得与奥斯维辛的名字十分匹配。奥斯维辛是克拉科夫附近的一座小镇，有餐馆，有酒吧，甚至还有一个家乐福超市，但无论如何便利，决定在这里定居生活的人，大概都需要格外的勇气。

集中营里是一条条铁丝网和一栋栋标准化的牢笼，其中一些已经辟为展厅。对我来说，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既不是毒气室，也不是绞刑架，而是那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物件：堆积如山的眼镜架和镜片，一屋子的剃须刀和剃须刷，堆满整个展厅的残缺不全的洋娃娃——当你凝视着这些物件，意识到它们的背后都曾经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人，而这些人——同样堆积如山的人，再也没能走出集中营，一种巨大的恐惧就满溢心头。

毫无疑问，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如今，人们只把奥斯维辛当作德国纳粹犯罪的铁证，而苏联瓜分波兰时犯下的罪行，却从未得到清算。奥斯维辛成为犹太人受难的标志，而上百万波兰人、吉卜赛人的生命只成为历史上的一缕青烟。

一个俄国大叔正操着结结巴巴的英文问波兰女讲解员，他到哪里可以查到当年死者的档案。他的家人曾经被关进奥斯维辛，从此音讯全无。他尝试讲述这段故事，可是破碎的英语使他难堪，最后他终于颓唐地说起俄语。他当然知道，任何超过三十岁的波兰人都可以听懂俄语，因为这门语言曾经是波兰人必须掌握的语言。然而，他也知道，波兰人讨厌俄国人，厌恶俄语。当他怯生生地使用英语，而波兰讲解员丝毫没有首先讲起俄语的念头时，我感到一切战争、屠杀、罪行总会影响到之后的每一个人，无论哪一方，只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罢了。

关于奥斯维辛的文字已经很多，即便如西奥多·阿多诺所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人们还是在不停地回溯并记录这段历史——同样以各自的方式。

参观完集中营，我独自坐在营房前的一块石阶上，读随身带来的书。我的对面就是纳粹的行刑场。那面灰色的墙壁，曾经出现在无数二战的电影里。如今，它在阳光下显得那样真实。

书里讲了一个小男孩在集中营的故事。

大约战争结束前的一年，德国人开始给集中营里的孩子分发一丁点脱脂牛奶。那个叫克里玛的男孩十三岁，牛奶由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女孩分配。她总是给他至少四倍的量。这种状况一天天持续，男孩百思不得其解。他只能想象出一个理由：那女孩爱上他了。他心里充满了突如其来的、强烈的幸福感，集中营的恐怖一下子烟消云散。在他眼里，这个分发牛奶的女孩比任何女孩都美丽。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跟她说话，只是每天在可以瞥见她的地方遛来遛去。

那个夏末，纳粹清空了男孩所在的集中营，大多数囚犯，包括负责营里食物供应的姨妈，都被送到奥斯维辛，只有男孩和他心中的恋人没被送走。这之后，那份额外的牛奶没有了，男孩被突然带回到现实中，品尝着初次失恋的苦涩。

这篇自传小说的作者是伊凡·克里玛。他说，因为写得十分微妙，没有一个评论家，也没有一个跟他谈论过这故事的读者，解开牛奶额外分量之谜，就像多年来他自己也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