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克拉科夫逗留的数日里，我尽量享受着安稳生活能给予我的任何便利。我逛旧书店，散步，吃不同的馆子，在酒吧里聊天，沿着夜晚的维斯瓦河游荡，仰慕着对岸童话般的城堡。

夜晚的克拉科夫有一种不真实感，宛如一幅仿制品，是硬纸板剪出来的，涂上了一层亮闪闪的银色。比如，一场雨会不期而至，一辆马车会毫无预兆地出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一只巨大的热气球会神奇地出现在半空，然后你会在街心花园遇到一个独自喝酒的姑娘，她邀请你和她一起喝上一杯。

于是，我就和这位英国姑娘坐在圣玛利亚大教堂下面喝上一杯。酒是赶在酒铺打烊前火速买来的。她是一位金发姑娘，读艺术史，素食主义者。我故意问她，在英国如果吃素食的话，除了土豆还有什么？她认真地告诉我：“还有很多。”

我问她来波兰做什么。

“我的朋友说，这边的酒超级便宜，”她说，“而且波兰人都能说英语。”

我们又谈了会儿艺术，这是个煞有介事的话题。她说她是达明安·赫斯特的崇拜者，而我恰好觉得赫斯特是众多艺术史投机者中的三流角色。

“听着，”她突然摊牌似的对我说，“有几个荷兰朋友要在他们的房车里开派对，你和我一起去如何？”

“什么样的派对？”

“有酒有‘叶子’。”

“很想去，”我说，“但我明天一早就得走。”

“去哪里？”

“离开波兰，去斯洛伐克。”

“那边有什么？”

“不知道，甚至还不知道该怎么走。”

英国姑娘看了看表：“我得走了，谢谢你的酒。”

“想喝的话可以拿走。”

“不用了，一会儿应该有的是。”

她拍拍自己瘦小的屁股走了，而我继续喝酒，看着月亮高挂在天上，想起波兰作家维托尔德·贡布罗维奇说的“挂在天上的超级屁股”。

一男一女两个巡警走了过来，腰上挂着警棍。

“这里不准喝酒。”男警察对我说。

“为什么？”

“街上不允许喝酒。”

我拿着酒瓶子突然站起来。两个警察警惕地往后一退，手握在警棍上。

“我把酒瓶子扔进垃圾箱里。”我说。

后来我从报上得知，那晚我算是逃过一劫。原来，波兰果然有这样的法律：除了酒吧和饭馆，其他公众场合禁止饮酒。一旦被警察发现，可能受到重罚。具体来说，惩戒的程度根据喝酒的多少而定。没有醉酒的话，可能会被口头警告或罚款一百五十兹罗提（约合人民币三百元），但如果是醉酒，那就要被送进警察局特设的醒酒中心进行治疗。在醒酒中心待一夜，需要缴纳二百五十兹罗提，这相当于波兰五星级酒店一晚的住宿费，还包含早餐。而在醒酒中心里，免费的大概只有黑咖啡了，为的是让醉酒者尽早清醒过来，面对现实。

开始，我感到难以理解，一个在酒杯里泡大的民族，怎么会有这样的法律？后来，我看到新闻报道，恰恰因为波兰人太爱喝酒，而且喝完酒之后脾气暴躁，才有了这项法律：这至少保证人们走在街上是安全的，不必担心随时会被突然蹿出来的酒鬼袭击。

第二天一早，我到汽车站买了一张前往扎科帕内的车票。扎科帕内是波兰和斯洛伐克边境的最大城市，过去一直被外国占领，现在是波兰最著名的山地疗养中心，列宁同志曾在此居住。我的计划是在扎科帕内寻找跨越塔特拉山、前往斯洛伐克的车。

2

旅行是一段沿着大地的褶皱，进入全然迷离之境的旅程。其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在不坐飞机的前提下，如何去往另一个地方，这是旅行中最大的考验，也是最美妙的部分，尽管这种美妙往往是事后回想才能体会到的。

请想象自己提着行李，走在全然陌生的城市，寻找穿越边境的交通工具。你问了很多人，但每个人的回答都不尽相同，而你确定的只有眼前的青山、山顶的积雪、耳边陌生的语言，以及连英语都无济于事的场域。这听起来固然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但浪漫主义往往需要一个潸然泪下的结局，而这一定不是你所期待的。

在经过无数次打探后，我终于找到了路边的一个小站牌，从上面的波兰语里，我侥幸认出了几个斯洛伐克地名，其中一个叫兹蒂尔的村庄就是我打算去的地方。

我看了看表，离下一班15点15分的车，还有三个多小时。这意味着我有足够的时间，在这座列宁待过的小城市晃荡一番。我沿着小镇的街道走，山非常美，山顶仿佛有神居住。早上天气很凉，但太阳出来以后，就让人感到一股暖洋洋的热意。我走进路边一家餐馆，去洗手间脱下衬衫，换上一件干净的短袖POLO衫，然后点了一份烤鸡肉串和一杯啤酒。

一群俄国游客也走进来，从他们手中的小旗上，能看出这个旅行团来自莫斯科。点完菜后，其中一个人突然指着我的盘子问服务员这是什么。然后，他们每个人也加了一份烤鸡肉串。莫斯科来的同志们把这一餐吃得杯盘狼藉，不亦乐乎，酒杯碰得铛铛响。服务员问他们，觉得波兰菜怎么样？

“Cheap！Cheap！”

走出餐馆时，我不由感慨东欧乃至中欧国家的当代史，就是一部学习如何忍受俄国的历史。

我在柏林遇到过一个格鲁吉亚人。他说几年前的冬天，因为格鲁吉亚政府拖欠了俄罗斯一部分天然气款，又频频向美国暗送秋波，俄国人愤怒地切断了对格鲁吉亚的天然气供应。这之后，首都第比利斯的室内温度降到了冰点以下，政府不得不把一车车木柴运往市区，任由市民们拿走烧火取暖。

“俄国人，非常坏。”格鲁吉亚人说，让我想到苏联历史上最有权势的人斯大林也是他的同乡，不过一切都时过境迁了。

我在等车处买了一个华夫饼，一旁的果酱桶里爬满了蜜蜂，但无论老板还是顾客似乎都毫不在意。过了15点15分，巴士仍然没来。按照站牌上的说法，下一班车是16点15分，但我已经开始怀疑这趟巴士线路究竟存在与否了。

在这个漫长的午后，和我一起等车的只有一个瘦高的光头男人，穿着短裤、船袜、球鞋，困兽一样地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你不会也去兹蒂尔吧？”我问。

“我去兹蒂尔。”

为了免得头晕，我说服他在我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说话。他说他叫阿尔蒙（Armen），美国加利福尼亚人，定居华沙。我让他重复了两遍才搞清楚，他的名字和祈祷时说的“阿门”（Amen）没什么关系。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父母都是苏联人。冷战时期，他们从苏联逃到美国，阿尔蒙和他的妹妹都是在洛杉矶出生的。

“他们是怎么从铁幕下逃出来的？”

“很长很长的故事。”

总之，阿尔蒙的父亲逃到了美国。他曾经是苏联的电影导演，但被政府剥夺了拍片的权利。到好莱坞以后，他做过一段时间演员，只能演冷战电影里的苏联间谍。除此之外，他也开过店铺，做过很多小生意，但生活始终都很艰辛。

阿尔蒙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在忧虑中去世了，阿尔蒙和妹妹靠母亲的微薄收入长大。所幸的是，他们在美国接受了教育，所以无论如何，总能到国外去教授英语，混口饭吃。

阿尔蒙否认是出于这个原因来波兰的。他说，十八岁那年，他交的第一个女朋友是波兰女孩，她教了他很多波兰语，顺便点燃了他心中深藏已久的斯拉夫情结。尽管后来分手了，阿尔蒙还是来到华沙谋求发展。

“华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和洛杉矶一样，非常现代。”阿尔蒙说。

他在波兰生活了二十年，娶了一位波兰太太。五年前，他开办了一个英语教学网站。“开始很难，入不敷出。”他说。但是凭借英语在波兰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网站流量终于越来越高，一些广告商开始把广告投放在上面。而且，凡是下载英语学习资料的用户，也需要支付一笔费用。阿尔蒙雇了人，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几天前，他听朋友说斯洛伐克境内的塔特拉山很好，于是决定独自去那里徒步几日。

虽说懂波兰语，可是阿尔蒙也不确定这趟去斯洛伐克的乡村巴士是否还在。没错，有站牌戳在那里，可在波兰这并不能太当回事。它最多只是表明历史上曾有过一条巴士线路经过这里，但是没人对它现在的命运负责。

阿尔蒙操着波兰语问了几个路人，得到了几个截然相反的答案。正当我们犹豫不决之时，一辆乡村巴士像高中舞会迟到的校花一样，姗姗来到。

“到不到兹蒂尔？”我大声问留着八字胡的司机。

“到！You on the bus！”

就这样，在一个波兰的傍晚，我花了十六兹罗提，坐在吱吱作响的座椅上，向着斯洛伐克，向着未知之地，飞驰而去！

一路上，奇峰异石随处可见，绿色的山谷在面前铺展。透过窗玻璃，我看到一些波兰农民面无表情地扛着农具，行走在山间，山腰上不时可以看到一些崭新漂亮的房子——那是富人们的度假别墅。天空突然阴沉下来，雨点伴随着山风，吹打在布满尘土的窗玻璃上，流下一条条土色的泪痕。山石在雨水中变成了水墨画一样的黛青色。

车已经跨过了波兰边境，如果一切顺利，我可以在斯洛伐克的山村里享用晚餐。

对我来说，这似乎就是旅行的最好演绎：在黄昏时分，独自到达异国他乡的陌生之境——不是一本正经的首都，不是活色生香的都市，而是离我所熟知的世界几百公里之遥的山村。在那里，日子简单绵长，人们淳朴好客，因为从未见过中国人，因此格外热情，如同欢迎远道而来的大唐高僧。

巴士穿行在塔特拉山里，窗外到处是山毛榉和冷杉，不时可以看见画着鹿的标志牌。我问车上的一个斯洛伐克人，附近是不是有很多鹿。

“到处都是，”他说，“夜幕降临以后，这里经常有鹿群经过。”

3

等我们到达兹蒂尔时，暮色已经开始降临，我和阿尔蒙被丢在空无一人的山路上。这时我才意识到，兹蒂尔的确只是山间相对平坦的山坡上的一个村庄而已。它看上去孤独寂静，放眼四望，只有森林和群山，看不到任何人迹。

这里没有什么旅馆，但是一些村民在门外挂出牌子，欢迎投宿。阿尔蒙在山脚下找到一家，但这家只有一间空房，接待能力有限。我对阿尔蒙说，没关系，我可以往山上走一点。我希望找到一家在高处的房子，这样透过窗户，就可以俯瞰整座村庄了。

我沿着山路跋涉，经过一栋栋漂亮的房子。村子的古朴、静谧容易给人一种荒凉感，可实际上这里并不贫穷，一些村民的庭院里甚至还停着德国和美国牌子的汽车。我经过村中的教堂，那里刚举行过一场弥撒。一位神父从教堂里出来，经过我身旁，对我说“感谢主”。我回答说“阿门”，并且想到我的朋友阿尔蒙。教堂后面是一片墓地，竖着无数十字架，世世代代，村里的人们在这里生老病死，繁衍不息。沿着墓地向上走，我看到半山腰处有一栋房子，那是整个村子的最高点，如果住在那里，视野一定不错。

于是我走到那里投宿。女主人刚刚翻新了房子，一切看上去都干净明亮。我一个人拥有了一间舒适的小屋，站在阳台上，可俯视教堂和墓地，抬头则是高大沉默的塔特拉山。我感到非常幸运，因为这一切只要十五欧，而且女主人还打着手势告诉我，她新安装了免费的无线网络。我想，即便在这里定居，我所需要的一切也都已经具备了。

这时我才感到饥饿，不过我决定先去找阿尔蒙喝上一杯。我下山，敲门，像俄国妈妈一样的女主人告诉我，那个光头的波兰人已经出去了。我只好走回教堂墓地，因为我之前看到在几棵大树的掩映下，这里有一个猎人木屋，挂着酒馆的招牌。这是你能喝上一杯的地方。

我踏着满地的落叶，呼吸着山里清新的空气，一只拉布拉多犬飞快地向我跑来，围在我的腿边转来转去。它是那种可爱的小狗，对任何人都毫无戒心。我从兜里摸出一枚波兰兹罗提，向远处扔去，它飞跑过去，在地上左寻右嗅的。因为找不到，焦急地叫唤起来。

“别吵，史努比！”一个年轻姑娘从挂在木屋外的吊床上喊道。

我跟她打了个招呼，她正看一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看厚度不是《罪与罚》就是《卡拉马佐夫兄弟》。

“你好，陌生人，”她冲我一笑，“大家都在里头。”

屋里，五六个外国人正围在一张原木桌旁聊天，室内明亮温馨，气氛热烈，墙上挂着抽象主义的油画和照片，照片上是一块黝黑的麋鹿头盖骨。

“我看你是中国人，对吗？”一个姑娘问，“旅途愉快吗？”

“非常愉快。”

“从中国跑到这儿来？那可是够远的。”姑娘旁边一个胖乎乎颇像大猩猩饲养员的美国小伙子说。

“你也够远的，不是吗？”姑娘转过头说，然后又看着我，“我从澳大利亚来，他从美国来，我们是在路上认识的……”

“波罗斯岛，希腊。我的钱包在那儿被人偷了。”

“于是爱情故事上演，美国小伙儿傍上了澳洲大妞，跟着她一路到这里，说这是罗曼蒂克。”一位从斯图加特来的德国小伙子挤眉弄眼。他比像大猩猩饲养员的美国小伙子还胖，戴着一副古老的圆边眼镜。

美国小伙子反唇相讥：“对于罗曼蒂克，我看德国人可没什么发言权。”

大家哄堂而笑，德国小伙子红着脸。

“嘿，你有过女朋友吗？”美国小伙子不依不饶。

“当然有过，我看上去有这么差劲吗？”

“什么时候有的？”

“大学。”

“对方也认可吗？”

大家又嘻嘻哈哈地笑起来。

我觉得气氛不错，于是拿了瓶本地啤酒，在中间找了个凳子坐下。我旁边是一个美国姑娘，大概二十八岁，浅栗色头发，一副古灵精怪的样子。我问她是做什么的。

“我是作家。”她一本正经地说，看上去一点都不像开玩笑。

“写什么？”

“刚写完一部长篇小说。”

“在哪里能看到吗？”

“目前还在找出版社，”她眯着眼睛，“你呢？你是做什么的？”

“我平时也乱写乱画。”

她咯咯地乐起来。

“我还做点翻译，”我说，“我刚翻译了一本约翰·厄普代克的短篇小说集。”

“真的？”她看上去颇为震惊。

我告诉她，我确实翻译了。

她摇着身边伙伴的胳膊：“嘿，你猜我遇见了谁？我遇见了一个中国作家，他刚翻译了厄普代克的小说。”

她身边的小伙子是加拿大人，有一头卷曲的短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刚才他一直趴在硬皮本上，修改一幅素描。

“哦？你翻译了厄普代克！”他抬起头说。他长得很像年轻时代的艾伦·金斯堡，有一双疯狂的眼睛。他说自己是画家，从巴尔干半岛一路北上，常被路上的风景、人类的劳作感动得热泪盈眶。每当这时，他都画一幅素描，记录下自己的心情。

“一个多愁善感的家伙。”像猩猩饲养员的美国小伙子评论道。

澳大利亚姑娘突然说：“我真的很羡慕你们这些作家、画家什么的，我也遇到过很多打动我的场景，但我不知道如何表达。”

“比如什么场景？”画家问。

“比如，今年春天我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一天清晨，我走在雾中的杜巴广场上，寺庙啊什么的看上去都模模糊糊的。我听到修行者诵经的声音，却看不到他们。这时我抬头，隐约看到天上有几只鹰在翱翔。那一瞬间，我感到自己被打动了。”

“你知道吗，你已经表达出来了。”美国女作家说，“而且表达得很不错呢。”

“但我不会像你们一样，把这种感觉写出来或者画出来。”

“重要的是感受而不是表达。”我说，“能用心感受到，旅行的目的就达到了。”

“他说得没错，”画家说，“我同意中国同志的观点。”

美国小伙子打了个哈欠，澳大利亚姑娘则颇受鼓舞。她告诉我，五年前第一次出国旅行就去的中国——北京、上海、西安、成都。她说她对中国的印象很好，人们很热情，尤其对中国食物印象深刻。

“和我们平时吃到的中国菜不一样吧？”画家问。

“完全不同，我最喜欢的是火锅，你们一定不相信，他们把一条鱼放进满是热油和辣椒的锅里。”

“天呐，不可思议！”

“是啊！”

我想，澳大利亚姑娘说的应该是水煮鱼，可要把水煮鱼和火锅跟他们掰扯清楚，难度实在不小，于是只好任由他们保持错误印象。

澳大利亚姑娘有一个小巧俊俏的鼻子，脸上长着淡淡的雀斑。她感叹自己五年前还是个年轻姑娘，如今和她同龄的姑娘们大都结婚生子。她说今天又在脸书上看到一位大学好友举行婚礼的消息。她很惆怅，不知道是否应该提前结束旅行，回去参加婚礼。

像大猩猩饲养员的美国小伙子侧头倾听着下文。如果澳大利亚姑娘走了，他的前景将颇为堪忧。

幸好画家把笔一摔。“我告诉你我的经验，”他一副洒脱的表情，“你只需给那条状态点个赞，就万事大吉了。”

这时，一直在吊床上看书的姑娘探进头来：“你们不去吃饭吗？”

于是，一行人动身前往村里的一家餐馆。里面坐满了当地人，老板娘穿着传统斯洛伐克女性的大裙子，忙里忙外。屋里摆着长凳，放着几排桌子。我们把两张桌子拼到一起，才勉强够坐。我和澳大利亚姑娘点了特色烤鹿排，其他人点了浇有山羊奶酪和烟熏肥肉的饺子。

“你不来点肉吗？”澳大利亚姑娘问美国小伙子。

“我倒是可以尝尝你的鹿排。”他挠了挠头皮。

鹿排火候稍大，味道有点像马肉，但我还是坚决地把它吃完了，而他们都认为饭菜美味至极，由此可见东西方在味觉上的差别有多大。

我和美国青年女作家聊着文学，她说了几个她喜欢的当代美国小说家，可惜我都没听说过。在她的暗示下，我留下了我的电子邮箱，让她发几篇小说给我看看。这段时间里，美国小伙子不仅吃完了自己的饺子，还吃完了半块鹿排。

饭后，我爬山回到住处。对我来说，这一天显得相当漫长。早上我还在波兰的克拉科夫，此刻却在斯洛伐克群山的包围下。

窗外天色已晚，万籁俱寂。走到阳台上，但见星光如沸，群山仿佛巨人的黑影降临。我这时才发现，山在白天是一种壮美，到了夜晚却令人心悸。那种庞大而未知的存在，不分昼夜地永恒矗立，让我感到自己的渺小和脆弱。如果山愿意，它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我，而我此刻还活着，不过依赖于它的垂怜。我上网，看到微博上有个长久未曾谋面的姑娘问我在哪里。

“在斯洛伐克的群山里，此刻星光满天。”我回复道。继而可耻地向自恋倾向缴械投降，又矫情地发了一条微博：

“穿越波兰边境，进入塔特拉山，此地到处是山毛榉和冷杉。一个斯洛伐克人说，夜幕降临后，会有鹿群经过。我在想，可以把这句话作为新小说的开头……”

4

第二天早晨，窗外下起了蒙蒙细雨。雨以一种不声不响的姿态下着，像旧电影胶片上一条条流窜着的白色直线，山上雾气蒙蒙。

我打开笔记本电脑，看美国女作家发来的小说。她叫伊登·罗宾斯，住在芝加哥。写作、旅行、学习外语，得过两次疟疾，卖过女性自慰器。看完小说，我就冒雨到猎人小屋找她。昨晚躺在吊床上看书的姑娘告诉我，他们都出去爬山了。

我走到村口的一家餐馆，喝咖啡，吃午餐。我点了土豆煎饼配炖牛肉，煎饼上有热乎乎的奶酪，用叉子挑起时会拉出长长的丝。我又点了蔬菜面条汤，为的是看看斯洛伐克的面条。结果上来的面条就像方便面的碎屑泡开以后的形态，口感也相似，不过汤很好喝。

吃完饭，雨已经停了，气温则骤降，空气仿佛一块湿布，能拧出水来。我穿上夹克，把领子竖起来，才感到暖和一些。

我在村里随意走着，看到一个斯洛伐克老人拄着拐杖，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散步，她的狗冲我狂吠，老人呵斥它安静。我走过去和老人搭话，但她听不懂英语，只是目不转睛又好奇地望着我，脸上布满皱纹。我想她可能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山村，就像很多中国山村里的老人一样。

我朝山上走，经过我的住处，然后顺着坡路继续往上爬。眼前是一块绵延起伏的高山草甸，远方有几只牛在静静吃草，旁边是一辆拖拉机，而草甸尽头又是无穷无尽的山峰。和捷克相比，斯洛伐克似乎一直这样与世无争。

实际上，这两个民族界限分明。尽管从1526年开始，他们就共同处于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之下。不过，捷克人处于辉煌的波希米亚王国的中心，而斯洛伐克人只不过是王国周边的农民。“长久以来，捷克就是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法国地理学家让·瑟利耶说，“而斯洛伐克却从来不是。”

我的双脚被草上的雨水浸得湿漉漉的，可这无所谓。我在心中暗自筹划着之后的行程：我得乘车去离这里最近的城市波普拉德，再从那里搭乘开往首都布拉迪斯拉发的火车——这将是一趟从东到西横穿整个斯洛伐克的旅程。我想到了阿尔蒙，他和我一样在这里待两天，或许我们可以一起离开。于是我走到阿尔蒙的住处，给他留了张字条，上面有我的电话号码。

我回到住所看书，此刻天空又变得阴沉沉的。直到夜幕开始降临，我才走回猎人小屋。只有那个像大猩猩饲养员的美国小伙子坐在那儿，穿着短裤和T恤，像得了热病一样瑟瑟发抖。我问他怎么不多穿点衣服，他说他根本就没带长袖。

“我他妈的不知道欧洲的夏天也会这么冷！”

我又问其他人在哪里。他说，他们去村里的一家餐馆吃饭了。

“你没和他们一起去？”

“我发烧了。”说完这句话，他的表情顿时显得萎靡、虚弱。他告诉我，他白天一直躺在床上，没有饭吃，没有水喝，也没有出门，“他们都去爬山了”。

“你现在饿了吗？”我问。

他点点头。

“那我们去餐馆找他们怎么样？”

“好。”

“你知道他们去了哪家餐馆吧？”

他摇头，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村里就那么四五家餐馆，我们可以挨个儿去看看。”

路上，他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个村子的。我说我的旅行指南上有半页介绍。他说他的旅行指南是老版，丁点儿没有提到这里。

“哪一版？”

“1999年版。”

“那你为什么还要带它？”

“我想地图至少没变吧。”

“好吧，”我说，“斯洛伐克是1993年独立的，之后地图就没变过了。”

我们先去了昨晚的餐馆，没人在。我们继续走，下起了雨，空气又湿又冷，我能听到美国小伙子牙齿打战的声音。我拐进一家比萨饼屋，建议就在这里吃饭。

“我要去找他们。”

“下雨了，我们没带伞，又这么冷。”

他摇摇头，像处于一种迷幻状态。

“我知道你钱包丢了，我可以请你吃饭，没问题。”

“不，我还是应该去找他们，”他沉思着，“他们说不定就在下一个餐馆。”

我试图阻止他，但无济于事。他还是冒雨走了。雨越下越大，我看见他抱着双肩小跑着，像一只孤独落难的小狗。

我点了一张大号比萨饼，喝了两杯啤酒，给了好看的斯洛伐克女招待两欧元小费。等我回到猎人小屋，大家都围在桌旁，只有美国小伙子不在其中。

“嗨！刚才雨下得真大！”他们跟我打招呼。

“你看到你男朋友了吗？”我问澳大利亚姑娘。

“他在洗热水澡——可怜的，刚才一直被雨困在树下了！”

5

如果时间允许，我很想在兹蒂尔多住几天，爬山，打猎。但是我不属于这里，而且再美好的地方，也终须一别。

离开兹蒂尔那天，仍然下着毛毛细雨，蒙蒙的雾气让一切都显得那么苍凉。我和阿尔蒙坐在前往波普拉德的汽车上，它爬过岩石嶙峋的山冈，经过野草丛生的森林，一路上也见不到个人影儿。等我们好不容易进入平原地区，把山甩在身后，路边才开始出现一些苍白的旧房子。汽车穿行在大片的庄稼地里，风摆动着庄稼，上面落满了乌鸦，仿佛一幅梵高的油画。一些农民站在路边，但是看不到他们的表情。

汽车顺着一条弯道，驶进一个小镇，可以看到一些吉卜赛人，穿着灰扑扑的衣服，戴着鸭舌帽，旁边是同样灰扑扑的房子，仿佛时间凝固了，表针一直停留在过去的某一时刻上。

阿尔蒙说，他热爱这种荒凉的感觉，这更容易让他感觉到自己还活着。我告诉他，这地方让我想起新疆和吉尔吉斯斯坦接壤的边境地区。

“你去过那里吗？”

“去过，有件很有意思的事。”

那是很多年前的夏天，我一个人去新疆旅行。我们的汽车在路上抛锚了，当时天色已晚，我们不得不困守在车上，等待天明以后有人来救援。清晨时分，我终于拦住了一辆过路车，汉族司机跳下来说的第一句话是：“中国申奥成功了。”我愣在那儿，感到特别穿越，但还是很快反应过来，冲回车里告诉一车的维吾尔族人：“中国申奥成功了！”

“他们怎么说？”

“他们只是呆呆地望着我，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阿尔蒙笑起来：“就像在这里，就像这些吉卜赛人。无论这里属于捷克，属于斯洛伐克，还是属于匈牙利，对他们来说，都是无所谓的事。”

多拿些酒来，因为生命只是乌有。

——费尔南多·佩索阿，《有些疾病》

但是历史早已写就：1989年，“天鹅绒革命”导致捷共下台。1992年夏天，斯洛伐克议会宣布独立。此后，斯洛伐克一度拒绝经济和社会改革，政权的更迭继而导致政策的断裂。捷克和斯洛伐克终于朝着不同的方向各自发展。捷克坚定地向西方靠拢，而斯洛伐克则试图扮演东西方交流的桥梁。

到达波普拉德时，已近正午。这里就像中国西部的一座县级城市。我和阿尔蒙喝了杯咖啡，在火车站分手告别。他将转车去往另一个村庄，而我将前往布拉迪斯拉发。

“我们肯定会再联系的。”

“一定会的。”

但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的人生很难再发生交集。旅行中的相遇，就如同空中交汇的流星，短暂的火花过后，依然是两块丑陋的陨石。我们期待旅途中的相遇，但相遇也注定了分离。

坐在火车上，我看到远处的雪山闪闪发光。雪山和火车之间是辽阔的斯洛伐克平原。我凝视着窗外，感到某种情感的重负，而我身边的斯洛伐克大妈兀自埋首于报纸上的填字游戏。

我看到很多斯洛伐克的年轻人背着行囊和睡袋，立在站台上。他们不慌不忙，悠闲自得。他们热爱这片土地，热爱在这片土地上游荡。我在一本书上看到，游荡（Ist'na prechadsku）是斯洛伐克全民性的娱乐活动。在周末，在郊外，你会看到无数游荡的斯洛伐克人。

如今，在火车上，在我身边，同样站满了背着睡袋的人。我第一次感到，我并不是一个孤独的旅行者，而是浩荡的游荡大军中的一员。

我将追随他们，也很高兴能够追随他们，和他们一起到达布拉迪斯拉发——一座幽灵之城，然后喝上一杯冰镇的斯洛伐克啤酒。

是的，这样很美好。即便只是这样想想，不也很美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