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布拉迪斯拉发是一座性格分裂的城市：多瑙河的一侧是颇具魅力的古城，另一侧则是共产党执政时期留下的混凝土城市。在原苏联的卫星城旅行时，我常感到走在一个要么发育不良，要么发育过剩的花园里。

走在布拉迪斯拉发的街上，我没有太多游客的感觉，因为身边几乎都是本地人，而且某种难以名状的气氛让我回想起90年代的北京——那种清净和空旷，那种被世界遗忘的自暴自弃，那种自暴自弃带来的快活情绪。这里距离维也纳只有六十公里，大部分外国人把这里当作前往维也纳的中转站。我也一样。我买了一张当晚的火车票，发现还有足够的时间四处转转，甚至吃一顿晚餐。

我喜欢这样的游荡。因为放弃了发掘城市秘密的野心，反而获得了一种轻松自在的心理状态：无须再去看着地图，寻找那些著名景点；也无须为了找到当地人的秘密据点而犯愁；更不用因为自己对这座城市的无知而羞愧。一般来说，为了避免无知，我会提前阅读大量关于这一地区历史方面的书籍。在某些时候，简直享受不到任何阅读的乐趣。因为那些书大都翻译得让人不堪卒读。在布拉迪斯拉发，我可以把书抛在脑后了。因为放弃而获得自由，因为退后而海阔天空——看来这不仅是人生的真谛，也同样适用于旅行。

“生意如何？”我问路边书店的老板。

“没人买书。”

如他所说，书店里除了我俩，别无他人。

我翻拣着他卖的书，都是斯洛伐克语的，但是其中一个书架上有一些流行的英文小说。我看到了斯蒂芬·金的《11/22/63》，封面是肯尼迪和杰奎琳坐在一辆敞篷汽车上。

“多少钱？”

“十二欧。”

我把钱递给他，他在一个小本子上记下书名。“这是本讲美国总统的书？”他问。

“是讲一个补习学校的英文老师，穿越回1963年11月22日拯救肯尼迪的书。”

他微笑着点点头，仿佛是对这个决定表示赞赏。

走出书店，我拐进街角的一家酒吧，要了一杯啤酒。我坐在户外，一边呷着冰凉的啤酒，一边读《11/22/63》。斯蒂芬·金的小说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氛围极为相配。一群英国年轻人拎着酒瓶子喧嚣而过。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英国人沦为了世界上最粗鲁的民族。他们大声开着猥亵的玩笑，却毫不在意，或者说根本不在乎。这里没人管他们，每个人都在忙着往西跑：奥地利、德国、法国、英国。如果说游客把这里当成中转站，本地人则把这里当成始发站。一路向西，才有希望，留在这里又能干什么呢？我点了一份鸡肉帕尼尼，算是把晚餐也解决了。

面前是一条步行街，一个菲律宾草台班子正在因陋就简地准备演出。一个类似乡村大世界的舞台上，插着两个矮墩墩的音箱。领队是一个五十来岁的男子，穿着热带风格的短袖花衬衫，身后坐着一排手持民族乐器的菲律宾乐手，混搭组合，有老人，有少女。他们怎么会来到这里？

领队对着麦克风，开始冗长的英语开场白——菲斯友谊、菲律宾音乐的博大精深。演出还没开始，人已经走了一半。等到乐手们终于开始吹拉弹唱，剩下的一半也开始陆续离开。但是仍有几个人不舍得舞台附近的长椅，他们坐在那里，看不出是在欣赏音乐，还是在沉思往事。

“很好的音乐。”一个斯洛伐克男子俯身凑过来。

“嗯。”我以为碰到了一个音乐爱好者。

“你从哪儿来？”

“中国。”

“哦！”他说，“伟大的国家！”

“你去过吗？”

“没有，我很想去。离菲律宾很近对吗？”

“很近。”

“要不要斯洛伐克姑娘？”

“什么？”

“斯洛伐克姑娘。”他微笑着递过来一张名片，是一个脱衣舞酒吧，“这是我们的酒吧，桌上艳舞，膝上艳舞，什么都有。”

我想起一部名为《人皮客栈》的电影。两个美国青年来到斯洛伐克猎艳。一夜销魂之后，才发现恐怖事件渐渐拉开帷幕。

“我马上要走了，”我看看表，“去维也纳。”

“维也纳没什么可看的。”

“那这里有什么可看的？”

“城堡，”他顿了一下，“你去了吗？”

“没有。”

“我可以安排你去，我的朋友是导游。”

“算了，十分感谢，”我一边站起来，一边挥了挥他给我的名片，“下次去你的酒吧。”

他用那种放走了一块肥肉的悲伤目光看着我：“没有下次了，你不会再来这里了！”

我听到了这句话，但没有回头。我不想看到他脸上失落的神色。“没有下次了”仿佛沙漠中的一声鞭响。我边走边问自己：我还会再来这里吗？从北京直飞布拉迪斯拉发？就算有机会再来维也纳，我还会为布拉迪斯拉发买上一张火车票吗？

也许，就像在这里出现菲律宾乐队的可能性一样小。一时间，我感到一种今生无缘的生离死别感。这种感觉导致我坐上去维也纳的火车时，几乎不忍把目光从窗外移开：那些笨拙阴沉的建筑，那些美艳的斯洛伐克女郎，那些酒吧闪烁的霓虹灯，似乎在抓紧时间和我做着最后的告别。

但是布拉迪斯拉发实在不大，没出几分钟，火车就将一切远远抛在了身后。

2

到达维也纳时，已是深夜。

午夜时分进入一座陌生城市，就像在玩一场捉迷藏游戏。因为入夜的城市与白天截然不同，街上的行人也好，城市的气氛也罢，都与白天相异。有时，我甚至觉得一座城市的地图在午夜都会悄然变异：小巷折叠，大路转弯，一些建筑凸现出来，一些建筑则暗自隐去。

我坐在出租车上，收音机里流淌出施特劳斯的华尔兹舞曲。午夜的维也纳下着雨，车窗上罩着一层水汽。街上的路灯、霓虹灯、汽车的尾灯从水汽中隐隐透过来，一片五光十色的迷离。司机说，他确定我住的酒店就在这条街上，可掉了一个头，却依然不见踪迹。他给酒店大堂打了电话，这才发现我们就停在离酒店大门不到三十米的地方。

“实在抱歉，先生，刚才真的没看见。”

我告诉他没关系，这种事时有发生。

——是维也纳开的小玩笑，对此我早已心知肚明。

我并非第一次来奥地利。此前，我曾经去过奥地利西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因斯布鲁克。那里冬季是奥地利的滑雪胜地，夏天则是欧洲人逃避平原酷热的避暑之选。我还记得我在那座中世纪老城里慵懒地漫步，和所有人一样参观了由两千六百五十七块镀金铜瓦组成的黄金屋顶，参观了供哈布斯堡皇室避暑之用的霍夫堡宫。记忆犹新的则是在宫廷教堂里。那二十八座王室的青铜雕像已经被游客的手触摸得精光锃亮，甚至连袍子的褶皱也熠熠生辉。

哈布斯堡王朝是多么受游客爱戴！毕竟，这个家族曾经统治过整个中欧，甚至将疆域扩展至西班牙、南美洲。

但是，直到身处维也纳，身处皇宫前的英雄广场，看着皇宫的穹顶与蔚蓝的天空融为一体，我才意识到因斯布鲁克的霍夫堡宫之于维也纳的霍夫堡皇宫，就如同承德避暑山庄之于紫禁城。

霍夫堡皇宫始建于1275年，比紫禁城还要早一百多年。此后，几乎每一代皇帝都对皇宫进行了改建或扩建。因此，霍夫堡皇宫堪称欧洲各种建筑风格的集大成之作，汇集了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洛可可以及新古典主义风格。如今，皇宫成为一座由十八个侧翼、十九个庭院和两千六百个房间构成的巨大迷宫。

对欧洲人来说，霍夫堡皇宫见证了欧洲建筑史的发展，而对我这样的东方人来说，霍夫堡皇宫简直是一种“视觉轰炸”。那无穷无尽的细节，繁复异常的渲染，无所不至的雕饰，形成一种华丽的压迫。它像个热情的女主人，要把家里上千年来的好东西，毫无保留地展示给你，也不管你能不能一次接受。在霍夫堡皇宫，我常感到脑仁轰轰作响，仿佛坐在一列片刻不停的蒸汽火车上。

尽管游人如织，但和故宫比起来，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因此徜徉在皇宫里，还有闲情感叹如此庞大的王朝和家族如何由盛而衰，直至不复存在。哈布斯堡王朝有一句祖训：“让其他人发动战争吧，但是你，快乐的奥地利人，去结婚！”据说，此话道尽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盛衰之谜。

一方面，这个起源于瑞士的家族与欧洲其他皇室联姻，结成联盟，进而继承领土。通过这一招，哈布斯堡王朝的身影遍布欧洲大陆，玛利亚·特蕾莎女王更被人们称作“欧洲的老祖母”。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保持王族血统的纯正，他们鼓励近亲婚姻。堂兄妹之间、叔侄女之间的结合颇为普遍。科学家研究了这个家族十六代三千多人的族谱，得出结论：正是近亲繁殖，最终导致了哈布斯堡家族的衰亡。只可惜在那个时代，人们对遗传学还知之甚少。

在茜茜公主博物馆门前，人们排起了长队。末代王朝的皇后总是能引起人们格外的兴趣，但似乎很少有人知道伊丽莎白（即茜茜公主）和丈夫约瑟夫是表兄妹，她本人来自一个拥有长期精神病和遗传病历史的家族。

伊丽莎白的祖父皮乌斯大公跛足、弱智、离群索居，最终孤独地死去。伊丽莎白的父亲马克西米利安大公也有很多非正常行为。他喜欢住在破败的城堡里，看着狗在客厅里嬉戏，牛在玫瑰园中吃草。

此前去慕尼黑时，我也顺道参观了新天鹅堡。那座矗立在悬崖峭壁之上的白色城堡，宛若童话之境，绝非一般人可以想象出来。不过大多数人不知道，新天鹅堡的主人，患有忧郁症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二世，是伊丽莎白的表侄。这位国王患有严重的失眠症，夜间经常独自骑马在乡间漫游，或是打扮成中世纪德意志传说中的骑士，在城堡的房间里穿行。伊丽莎白喜欢这位表侄。她曾对侍女吐露：“他并没有疯到要被关起来的程度，只是行为太过反常，无法顺利统治理性的人民。”不久，路德维希二世溺水而亡，伊丽莎白悲痛不已。据说，她开始相信招魂说，并举行降神会，希望见到表侄的亡灵。

后来，儿子鲁道夫在行宫中自杀，伊丽莎白陷入抑郁。她从此只穿黑衣，收集死者的遗物，并且时常梦见死亡。1898年9月10日，伊丽莎白在日内瓦被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卢伊季·卢切尼用一把磨尖的锉刀刺杀身亡。她的最后一句话是：“出了什么事？”

如今看来，这更像是一个王朝对整个欧洲时局的发问。若以禅宗视之，则像是偈语。自那以后的欧洲四分五裂，动荡不安，霍夫堡皇宫的每一块大理石都成为见证。

我走出英雄广场，沿着树荫掩映的环形大道一路前行。这条适合散步的大路一定可以和巴黎的塞纳河畔一较高下。这条路上集中了维也纳最出色的建筑和文化机构，随便哪一栋房子都充满了典故。但别忘了，维也纳的人口远比巴黎的要少，这意味着人们有更多的空间感受这座城市的一切。

我经过人民公园，里面正举行露天音乐会，演奏的是施特劳斯的华尔兹。作为一座文化之都，即便是土耳其人和拿破仑军队围城的危难时期，哈布斯堡皇室也不遗余力地支持那些伟大的音乐家，这其中包括了莫扎特、海顿、贝多芬、勃拉姆斯和施特劳斯。

现在，正规交响乐团的演出季已经结束，这支乐队不过是街头卖艺的艺人，但因为他们演奏的都是维也纳最著名的乐曲，还是有不少人把一枚枚硬币扔进他们面前的乐器箱里。他们穿着燕尾服，打着领结，姿态一丝不苟，仿佛这不是在人民公园的树下，而是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里。硬币相碰的声音叮当作响，和施特劳斯的时代一样，维也纳依然是艺术家们的ATM机。

1899年6月3日，这里也在举行一场露天音乐会。当施特劳斯去世的消息传来时，有人走上舞台，低声同乐队指挥耳语了几句。很快，《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开始飘荡在公园上空，用的却是慢板。据说当时维也纳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施特劳斯的知名度在全欧洲排名第三，仅排在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和德国俾斯麦首相之后。而无论捷克人、波兰人还是匈牙利人，都能从施特劳斯的波尔卡和华尔兹中找到本民族的旋律。维也纳人甚至说，施特劳斯去世后，约瑟夫皇帝才开始真正统治帝国。

我试图想象，在当时的情景下，慢板的《蓝色多瑙河》该是怎样的况味，但是想象不出。只能视觉性地看到，那些音符一定如雪花一样漫天飞舞，不是降落，而是慢慢上升，如同被空气托起。人们静静伫立，眼中噙满泪水。一个伟大的音乐家离世时，大概就是这幅光景。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施特劳斯在世时没有遭遇反对的声音。坦白地说，恰恰是反抗推动着艺术不断发展。1897年4月，二十多位年轻的画家和艺术家宣布从施特劳斯代表的传统文化中“分离”出来，成立自己的先锋派联盟，史称“维也纳分离派”。这群维也纳的波希米亚，发出了现代主义艺术的最强音。现在，他们当中的古斯塔夫·克里姆特、埃贡·席勒的众多杰作就收藏在人民公园对面的利奥波德博物馆里。

博物馆外是一个小型广场，广场中央有一座用积木搭起的巨大雕塑，供人休憩。很多人就躺在积木上看报，或是三五成群地聊天。这是一座私人博物馆，创立者鲁道夫·利奥波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收集艺术品，当时他还是一名普通的大学生。他购进的第一幅绘画作品就是埃贡·席勒的《隐居者》，花费了三万先令，当时相当于一辆大众甲壳虫的价格，而这是母亲允诺他完成学业的奖励。这幅画奠定了利奥波德的收藏基调，日后他陆续收藏了19世纪和20世纪奥地利最重要的艺术品，尤以埃贡·席勒和克里姆特为特色。这些藏品的价值早已不是用甲壳虫可以度量的。

和很多欧洲博物馆一样，利奥波德博物馆近些年麻烦不断。麻烦主要集中在博物馆收藏的艺术品是否与战争中的非法所得有关。

1997年10月，利奥波德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了自己收藏的一百五十幅埃贡·席勒的画作。一幅名为《死城 III》的作品被原收藏者的后人追诉。他们说，二战中收藏者死于达豪集中营，他的收藏才因此流落民间。另一幅画的争议更大，它是1912年埃贡·席勒为情人画的一幅肖像，题为《沃利肖像》。原收藏者是维也纳犹太艺术品商人莱亚·邦迪，二战时他的收藏被纳粹洗劫一空。

面对质疑，利奥波德多次申明自己不是纳粹，也不是纳粹的受益人。二战中，他和他的家人一直反对希特勒的独裁统治。出于这个原因，他拒绝将自己辛苦收藏的艺术品赔偿给战争期间受害者的子女。

《沃利肖像》没能回到维也纳。它被扣在美国。诉讼案一打十几年，从州法院一直打到联邦法院，甚至当利奥波德已离世，依旧没有等到结果。不久，利奥波德的儿子迪特哈德与对方达成和解，同意支付莱亚·邦迪的继承人一千九百万美元用以交换《沃利肖像》。文化财产诉讼案件律师托马斯·克莱因在《华尔街日报》上写道：“好像这些裁决早就准备好了，只等着他（老利奥波德）撒手人寰。”

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的确颇难分辨。作为一座被纳粹占领的城市——不，事实上有二十万维也纳人自发前往英雄广场，欢呼希特勒的到来——历史给这座城市留下了一笔沉重的负担。重新开始生活的希望，建筑在清算旧账的基础上。利奥波德博物馆的遭遇正是历史留给这座城市悬而未决的难题之一。

类似《沃利肖像》的案子开始频繁出现。迪特哈德表示，一旦发现某件藏品确系二战期间掠夺而来，必定将其物归原主，或给予受害者家属相应的补偿。为此，他不得不将一些藏品送到伦敦的拍卖行，以支付相应费用。

“我出生于1956年，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没有任何义务去对1938年至1945年发生的事情负责。但是，这么多人的命运和他们曾经的遭遇深深触动了我。我觉得，我们应该正视历史。”迪特哈德表示，他希望所有争议结束后，博物馆能从此走上正轨。

如今，《沃利肖像》悬挂在博物馆非常醒目的位置。站在这幅肖像前，我很难想象它曾经历过这么多的波折。沃利是一个工人的女儿，而席勒最终离开她，娶了一位商人的女儿。他们在咖啡馆分手时，席勒希望彼此保持关系，至少每年做一次长途旅行，但是沃利拒绝了。她离开维也纳，不久死于猩红热。

画中的沃利戴着白色草帽，穿着深色长裙，被刻意放大的眼睛闪着忧郁的光芒。难道她已经预见了自己的不幸，以及这幅画的未来？

3

走出博物馆时，天空阴晦。起初，一些细小的雨点从天而降，不紧不慢，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瓢泼大雨。我恰好路过一家咖啡馆，就躲进去避雨。我一边喝咖啡，一边读茨威格的回忆录《昨日的世界》——这是一本维也纳的《追忆似水年华》。

茨威格是维也纳人，他本人也喜欢光顾咖啡馆，因为那里有各国出版的报纸杂志，供人免费阅读。他在咖啡馆里度过了青年时代。

我以前并不喜欢茨威格，但《昨日的世界》却是一本隽永而充满感情的书。像所有隽永而充满感情的书一样，你一旦读了它，就会被作者说服用他的目光重新审视这座城市与这段历史。

在伊丽莎白被刺的第二年，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当时人们仍沉浸在帝国末期的狂欢中。作为中上阶层的年轻人，茨威格考虑最多的是，终于可以享受性自由了。父亲找来家庭医生，对茨威格进行了一些性教育。茨威格说：“在他开始讲述性病的危险时，他擦镜片的举动完全是没有必要的。”

有些父辈们的指导方式则更加直截了当。“他们会在家中雇一个漂亮的侍女，其工作就是让年轻男子获得实际的性经验。”等到男孩们再长大一些，他们就学会了自行安排，从那些不提出附带条件的女店员、女秘书和洗衣女工那里得到性经验。这样的姑娘在当时被称为“甜妞”——她们大都是中下层女子，希望与出身资产阶级家庭的小伙子们保持一段浪漫关系。

这段逸闻让我想到了沃利。她大概也属于“甜妞”的类型吧。不过这并不稀奇，在席勒和茨威格的时代，资产阶级文化和审美情趣正在席卷整个维也纳。这里到处是咖啡馆、歌剧院，华尔兹舞会日夜不停。

人们怀念旧日时光，因为“怀旧”是典型的布尔乔亚趣味。茨威格就曾写道，在维也纳，一位全国闻名的女演员的去世，会使一个毫不相干的人觉得是莫大的不幸。任何一位受人爱戴的歌唱家或者艺术家之死，都会顿时成为全国性的哀痛。

他回忆了莫扎特《费加罗的婚礼》首演的老城堡剧院被拆毁时的情景：整个维也纳的社交界像参加葬礼似的，神情严肃而又激动地聚集在剧院的大厅里。“帷幕刚刚落下，所有的人都涌上舞台，为的是至少能捡到一块舞台地板的碎片——他们喜爱的艺术家们曾在这块地板上演出过——作为珍贵的纪念品带回家去。而且几十年以后还可以看到这些不会闪光的木片在数十户市民家中被保存在精致的小盒子里，就像神圣的十字架的碎片被保存在教堂里一样。”

我在克里姆特的一幅油画上，目睹到当年的盛况。剧院拆除六年后，克里姆特用绘画保留了记忆。为此，他特意安排了模特，但是很多名流都想登上这幅油画。最后，这块32×36英寸的画布上，出现了一百多位维也纳名流的肖像。

但是当时没人想到，最终夺走人们灵魂的是战争。在茨威格看来，当一座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一个有五千万人口的国家，都觉得自己属于一个整体，觉得自己受到召唤，要把渺小的“自我”融化到火热的集体中去；当所有地位、语言、阶级和宗教信仰上的差别，都被暂时的、团结一致的狂热所淹没；当马车夫也在大街上争论应该向法国索要多少战争赔偿，是五百亿还是一千亿，而他们并不知道这究竟是多少钱时：战争的脚步就离人们不远了。

关于一战发生的原因，一直存在争议。茨威格的看法是，他找不出任何一个合情合理的理由，也找不出任何缘故。那次战争既不是为了思想上的纷争，也说不上是为了边境几块小小的地方。他认为那次战争只能用“力量过剩”来解释。那是在战前四十年的和平时期积聚起来的“内在力”所造成的悲剧性的后果，那种“内在力”是势必要发泄出来的。

二十多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身为犹太人的茨威格正躲在巴西撰写回忆录《昨日的世界》，他对欧洲充满失望。他沉浸在过去的岁月里，感到现实的荒诞和虚无。

在维也纳的德语里，有一个词叫作“Ewiggestrigen”，专指那些永远活在过去的人。当你成为“Ewiggestrigen”，你就会抗拒时间的前进，宁愿成为幽灵，永久地留在昨天。

1942年2月，茨威格夫妇服下超量的巴比妥后一起躺下，茨威格穿着衬衫，打着领带，妻子则穿着一件和服式的印花晨衣。

人们在作家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一封遗书，其中写道：“与我同操一种语言的世界对我来说业已沉沦，我的精神故乡欧洲业已自我毁灭，在此之后，除了这里，我不想到任何别的地方去彻底重建我的生活了。”

“这里”所指何处呢？我问自己，是“昨日的世界”吗？

此时，坐在咖啡馆里，周围的交谈声和杯盘声渐渐模糊。窗外的天空依然阴郁，雨水淋湿街面，让它呈现出青黑色。一时间，我怀疑这间大雨中的咖啡馆，就是昨日世界里的一座孤岛。

雨停后，我买了去布达佩斯的火车票。在维也纳剩下的两天，我打算泡在咖啡馆里读书，然后在街上随意地散步。

4

我先去了中央咖啡馆。这家著名的咖啡馆曾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密谋革命的地方。很遗憾，咖啡馆已经挤满了游客，人们在俄国革命的策源地合影留念，顺便吃上一顿昂贵的套餐。我进去喝了一杯咖啡，书则根本没敢拿出来，因为等位者的目光都如秃鹰一样尖锐。咖啡馆新近做了装修，一切看上去都熠熠放光，就像埃德蒙·怀特所说，犹如一个“垮掉的一代”的孩子，已经成长为优雅的中产阶级主妇。

我又回到上次避雨的那家名为“施贝尔”（Café Sperl）的咖啡馆。它建于1880年，或许正是昨日世界的入口。两张大桌子上摊满了报纸和杂志，高高的穹顶，美丽的枝形吊灯，墙壁上大理石雕刻的小天使，一切和《昨日的世界》中的描述如出一辙。

所有的桌子都是临窗的，透过宽大明亮的窗子，可以看到街道上来往的车辆和路人。咖啡馆里不吵，但可以听到杯盘相碰的声音，比完全安静更适读书。我想，这也许就是很多作家、艺术家喜欢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工作的原因吧。

“维也纳有三个与死亡有关的博物馆，分别是葬礼博物馆、犯罪博物馆和病理学博物馆，”维也纳作家格鲁伯说，“如果死神的造访或早或晚，不可避免，那就在享受中等待他的到访好了。”

因此有人说，维也纳人和弗洛伊德一样，在情绪上、精神上患有不治之症，同时又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精神医生。对他们来说，抵御抑郁的最好办法就是泡在这些年代久远的咖啡馆里。实际上，格鲁伯先生的畅销书《享乐的方法》就是在咖啡馆那光滑的大理石桌面上写就的。

这是一个星期六的傍晚，咖啡馆里却不时进来一些独自用餐的人。这正是维也纳咖啡馆的妙处，它不会让独自用餐的人感到尴尬。不仅如此，巨大明亮的空间还给人一种眺望人世的温暖。看书之余，抬头看看身边的人，因为听不清他们说什么，反而更有一种观察者的乐趣。

比如，坐在门边的那个中年女人。她坐了好久，也没点任何东西。她戴着一副老花镜，翻阅着一摞又一摞的旧报纸，仿佛在寻找什么蛛丝马迹。她不时把其中一页报纸撕下来，旁若无人地塞进书包，而那书包已经鼓鼓囊囊。

比如，坐在我旁边的这位说英语的女士。她独自眺望着窗外，而夜色中的维也纳有一种混合了多种感情的都市感。我也顺着她的目光望出去，只见对面巴洛克建筑的屋檐上，耸立着几尊雕像，这些雕像仿佛城市的守望者，注视着光阴流逝。

我点了沙拉、本地奶酪、维也纳炸肉排和一杯汤尼钵酒。我低头吃饭的时候，发现桌布下面有一张英文便笺，大概是上一位顾客留下的。

我把它给了端酒上来的服务员。他看了一下说：“很多美国人来这里。以前有部美国电影在这里拍的。”

“哪部电影？”

“好莱坞电影，搞不清楚。”

后来，我查到这部电影是《爱在黎明破晓前》。

对于这家百年咖啡馆来说，一部好莱坞电影的意义显然算不上重大，它根本不屑把任何电影海报张贴出来。一切都尽量维持着1880年的原貌——那是哈布斯堡王朝最辉煌的时代。

也许，对这片哈布斯堡王朝的旧土来说，唯一称得上意义重大的是以柏林墙倒塌为象征的冷战的终结。正是它重新开启了维也纳作为“帝国”中心的地位。因为成为永久中立国，这种中心不再是政治意义上的中心，而是经济和文化上的中心。

数目巨大的奥地利资本涌入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火车、汽车之外，布拉迪斯拉发和维也纳之间还开通了一天数趟的快艇业务。我随手翻阅咖啡馆里一份名为《法尔特》的周刊，发现其中专门有一版“邻居”，向读者介绍布达佩斯、布鲁诺和布拉迪斯拉发的演出及文化活动。再翻翻报纸旁边的维也纳电话黄页，里面有一半的名字是捷克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南斯拉夫人。如今，维也纳就像中欧大地的枢纽——条条大路皆通“罗马”。

哈维尔在一篇文章中谈到“一种中欧心灵”：“它是怀疑的、清醒的、反乌邦的、低调的。”流亡美国的波兰诗人米沃什则相信，尽管在一些人眼中，中欧低于西欧，但“这个二等的欧洲，已经开始坚定地眺望最前沿”。

是的，维也纳不再统治，但是它的商业和文化力量，鼓舞着这片土地。

只可惜茨威格死得太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