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布达佩斯到卢布尔雅那，火车正午发车。天气闷热，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上，把窗户打开，期待车开后有风灌进来。

离发车还有二十分钟，我去车站外面买啤酒和水，回来后发现车厢里又多了一男一女。我们打了个招呼，他们的口音很难懂，使我打住了继续搭话的念头。我坐回位子上，打开啤酒，他俩则在靠门的位子上相对而坐。

火车开动以后，果然有一些热风倒灌进来，外面的风景却乏善可陈。于是我把注意力移向了我的“室友”。他们看上去像一对情侣，大约二十多岁，女孩的眉眼很淡，栗色的头发刚够扎成一束马尾辫。她的身材很匀称，皮肤白净，是个招人喜欢的姑娘。男人的胡楂很重，头发之前剃光过，不过已经长出短短的一层。他的眼睛很大，眼窝深陷，有点像希腊人。他们相伴而行，但几乎从不交谈。只有一次，姑娘在睡觉的时候把光脚伸到男人大腿旁边的座椅上，男人就在她的脚背上捏了捏，姑娘闭着眼睛微笑——仅此而已。如果不是之前打过招呼，我可能会怀疑他们是聋哑人。

火车一路向西，经过一些荒凉的村庄。村庄与村庄之间，不乏大片荒地。一些农民坐在铁道边，注视着火车，火车开得很慢。在这个匈牙利的午后，无论是火车还是农民，都显出一副无精打采的神色。

我拉开第二罐啤酒的时候，车厢门被推开了。在陡然加倍的噪音里，一个背着大旅行包的亚洲青年走了进来。

“Soli，”他说，“可以坐吗？”他指着我和情侣之间的空座。

“可以。”

他把大包放在地上，坐下来，神色稍显失落。也许，他是把我当成日本人才闯进来的，否则旁边的车厢要空得多。

多次和日本人相遇以后，我总结出了在国外分辨他们的三种方法：一、他们把sorry念成soli；二、他们人手一本日本大宝石出版社的《走遍全球》；三、或者说是一种天赋亦可，他们总能在鸟不拉屎的地方，找到极为正宗的日本料理。

我想起几年前在中亚的塔什干旅行时，曾跟随一个日本人找到一家拉面馆。外面大雪纷飞，拉面馆里坐满了日本人。拉面做得十分出色，出色到让人觉得再推门出去就是北海道。可是，这一屋子形色各异的日本人，究竟是怎么齐刷刷地找到这里的呢？实在让人摸不着头脑。

日本青年进来以后，那个姑娘醒了。她发了一会儿愣，然后从背包里掏出一个蓝色塑料袋，里面有两个塑料饭盒。一个饭盒里装着掺了小米的蔬菜沙拉，另一个饭盒装着切片苹果。她又变出一袋面包和一块黄油，用餐刀把黄油涂抹在面包上，再盖上一层小米蔬菜沙拉。她独自吃着，而男人坐在对面看书。过了一会儿，他合上书，我以为他要和姑娘一起吃饭了，然而他只是起身从行李架上拿出一袋饼干。那咯嘣咯嘣的咀嚼声，让我想象得到那是一种难以下咽的感觉，可姑娘并没有把她的美食分给男人一点儿。

姑娘继续睡觉，醒来就拿出一些零食吃。男人除了睡觉就是看书。他们一句话也没说过，沉默得就像窗外空荡荡的大地。

日本青年已经戴上耳机睡得昏死过去，手边摊着一本《走遍全球·中欧》。他穿着墨绿色的军裤，一双套着灰色棉袜的脚丫无情地搭在我旁边的椅子上——是那种五趾分开的袜子。

我试着把目光移向窗外，通过手机信号，我知道我已经进入斯洛文尼亚境内。火车正沿着阿尔卑斯山脉的边缘行驶，翻过这些褐色的群山就是奥地利。

我的思绪飞到了维也纳漂亮的咖啡馆和美味的蛋糕上。那些蛋糕都不贵，浓郁的黑森林，还有苹果挞。我感到有点饿了。早餐以后，除了三罐啤酒，我几乎没吃任何东西。一时间，我很后悔没带一点儿吃的上来。我本该在布达佩斯的面包店里买一个大面包的，此刻我几乎可以想象出那带着微微烟熏味的棕色面包皮的味道了。

我看到两只在树林里踱步的小鹿。它们看上去那么小，可能还不到一岁。我对自己说：“好吧，如果能看到阿尔卑斯山和小鹿，那生活就还不算太坏。”

火车在一些荒凉的小站停靠，其他车厢的旅客陆续下车，留在车上的人越来越少。我看到一些背影，独自拉着箱子走出车站，另一些人则和亲友在站台相拥。这是再平常不过的场景，其中却包含着生活的一切。

我望着窗外崎岖不平、孤独荒凉的乡村，知道这里曾经属于南斯拉夫。在更久远的过去，则处在神圣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13世纪末，哈布斯堡家族控制了这里。从那以后，斯洛文尼亚人和奥地利人和平相处，甚至被冠以“说斯拉夫语的奥地利人”的称号。长期以来，他们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忠诚都比建立一个独立的大南斯拉夫的想法更根深蒂固。

1917年，斯洛文尼亚宣布在奥匈帝国内部建立一个南斯拉夫国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帝国覆灭，斯洛文尼亚随后选择了一条更为激进的道路。它联合塞尔维亚王国建立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王国，1929年改称南斯拉夫王国。1945年，斯洛文尼亚成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加盟共和国。

在一个车站，火车停了很久，我看看表，已经是下午6点，卢布尔雅那还在遥不可及的地方。这时，列车员推门进来。他是个秃头，穿着明显大一号的制服。他说，因为人太少，他们要拆下两节车厢再继续走。他挥了一下手，像是要赶走一只讨厌的蚊子：“好事是天不会那么热了，雨很快就来。”

果然，积雨云已经在傍晚的天空堆积起来，空气中飘浮着一股土腥味。不是土腥味，更像是森林和沙土混合的气息。火车重新开动时，我们车厢里的姑娘走到过道上，把窗户完全打开了，风一下子灌进来，剧烈撩动着她额前的头发，也让我深深呼吸到了一口斯洛文尼亚的空气。

男人站起来，走到过道上，从后面缓缓地揽住了姑娘的腰，下巴轻轻抵在她的肩膀上。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说话，风声和齿轮声吞没了一切，但是那一幕非常像在电影中才会出现的画面。

很好，我想，不是吗？一切都很好，除了挥之不去的饥饿感。

这时，日本青年一跃而起，带着精心策划的从容，从行李架上拿下来一个塑料袋，打开之后，竟是两盒日式便当——一盒是寿司，一盒是关东煮。他移到我对面的餐桌上。精致的便当，看上去像是上天赐予的礼物。他带着满意的表情打开寿司盒，里面有一双筷子。他拿出手机拍照，雨水顺着窗缝溅到我裸露的胳膊上。他又蹿起来，拿下来一个矿泉水瓶，里面是琥珀色的啤酒。

车厢的顶灯突然灭了一盏，昏暗之中，连阅读也不可能。我只好看着窗外，听着日本青年小口呷着啤酒。万里之外，中国海监船正和日本海警在钓鱼岛海域对峙，我毫不怀疑此刻就是中日关系史上最差的时刻。

我回忆着我在布达佩斯吃喝的情景。离开的前夜，我喝着上好的埃格尔公牛血葡萄酒，吃着加了芥末的烟熏香肠配米饭，米饭上浇了一层洋葱炖匈牙利小牛肉。之后，我就着甜点喝完那瓶葡萄酒，又叫了一小杯浓缩咖啡。我慢慢地吃喝着，并且相信一切都没什么大不了。

我这样想着，慢慢感觉好了许多，对于眼前的一切我可以做到熟视无睹。雨仍然下着，有一种不紧不慢的态度。我只是希望火车到达卢布尔雅那时，雨能够停止，这样我就不用在夜色中冒雨寻找旅馆了。

夜幕早已降临，除了一些山峰和建筑的轮廓，我已分辨不出窗外的风景。对于卢布尔雅那，我几乎全无了解。我希望我能找到一家不错的餐馆，好好吃上一顿。这就是我想的全部，对我来说，这就是生活的全部。

我闭上眼睛，等待火车到站。可当火车真的到站时，我却感到它还会继续前行。因为我心目中的终点站总是开阔而且熙熙攘攘的。当同车厢的人开始收拾行李，准备下车时，我才知道这个小小的昏黄的车站就是卢布尔雅那。

我拖着行李走出火车站，雨已经停了，空气清新而湿润。我站在马路边上，没有任何方向。但我知道，在这个凉爽的夜晚，在这个世界的角落，我总归会拥有一张床和一桌丰盛的晚餐。

我后来才发现，卢布尔雅那一点也不荒凉。

2

第二天，我花了一个上午在城里游荡，走过遍布餐馆、绿树成荫的河边，穿过纵横交错的小巷，随意走进感兴趣的店铺。每当失去方向感，我就抬头看看山顶的卢布尔雅那城堡，它总是像海岸线上的灯塔一样可靠。虽然是首都，卢布尔雅那却给人一种袖珍小镇之感。这大概是我去过的最小的首都，花了不到两个小时，我就将整个城市走了一遍。

在欧洲旅行，走路成了我最常用的交通方式。因为欧洲城市大都非常适合走路，人行道宽敞，空气新鲜，走累了随便进入一家路边的咖啡馆，喝一杯蒸馏咖啡振作精神，就可以继续上路。

在卢布尔雅那走路，时常感到它的建筑风格受到了邻国奥地利和意大利的影响。实际上，这座城市的历史也时常被邻国改写。二战期间，卢布尔雅那一度被意大利吞并，成为卢布尔雅那省。占领当局拉起一道三十公里的铁丝网，将城市完全封锁起来，希望借此抑制如火如荼的地下抵抗运动。意大利投降后，德国纳粹取代了意大利人。直到1945年5月，斯洛文尼亚游击队才解放了这座城市。

作为一个小国，斯洛文尼亚一方面竭力保持本土文化，一方面也不得不积极收纳其他国家的文化因子。正如米兰·昆德拉所说，生长于一个小国有时候是一种优势。因为身处小国，要么做一个可怜的、眼光狭窄的人，要么成为一个广闻博识的“世界性的人”。

在这个意义上，卢布尔雅那显然是那个“世界性的人”。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河畔的街道上遍布着世界各地的美食。比如，前一天晚上，我就在巴尔干菜、印度菜和意大利菜之间徘徊良久，最终选择了印度菜。

也许是过于饥饿的原因，我觉得那家印度餐馆相当够味儿。当我吃着刚从馕坑里拿出来的烤馕时，感到再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适合作为一天旅行的终点了。

此刻，我沿着广场向南前行，一直走到三桥才驻足。一个三重奏乐团正在桥上演奏，乐声中可以看到浅橙色的方济各会报喜教堂。游客们在桥畔拍照，在他们身旁，墨绿色的河水穿城而过。

我站在桥上，手扶着大肚瓶般的白色石柱，想到三桥是斯洛文尼亚建筑师乔佐·普雷契尼克的杰作。普雷契尼克是斯洛文尼亚最著名的建筑师，也是欧洲最好的城市设计师之一。他那浅显却独具魅力的建筑语言，在卢布尔雅那的诸多建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普雷契尼克之于卢布尔雅那，就如同高迪之于巴塞罗那。

普雷契尼克早在维也纳和布拉格时就功成名就，但在20世纪20年代，他还是选择回到卢布尔雅那。他被赋予重新规划设计整座城市的使命，这几乎是任何一位建筑师梦寐以求的工作。普雷契尼克的成就远远超出家乡父老的期待。人们用“普雷契尼克的卢布尔雅那”来称呼这位建筑师留下的宝贵遗产。

普雷契尼克首先改建了自己每天经过的街道。因为“我只知道一条道路：穿过弗兰西斯科桥的那条——可即便是这条路，因为城市的无趣，我也更喜欢在晚上走”。他重新规划街道、广场和河堤——在此之前，卢布尔雅那几乎从未经过设计。

普雷契尼克赋予了卢布尔雅那全新的外观：蒂沃利公园、国会广场、三桥和市场。如今，他设计的许多建筑依然是这座城市的地标。他有意识地从传统中寻找灵感：从古代遗迹中，从意大利人留下的巴洛克建筑中，追寻美的源流。他将古罗马奉为城市规划的经典，试图把卢布尔雅那设计成和古罗马一样的都市。与此同时，他也从斯洛文尼亚的山地传统中汲取养分。

20世纪50年代以后，普雷契尼克一度被认为古板过时，但直到去世前，他都没有停止过工作。70年代，后现代主义者重新发现了普雷契尼克的独创性，惊叹于凝聚在他建筑上的那种传统与创新的张力。“普雷契尼克的卢布尔雅那”成为现代都市“怀乡”的典范之作。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找到19世纪城镇、巴洛克建筑、中世纪城镇，乃至古罗马的影子。

普雷契尼克从不用热水洗澡，他家里也没有任何供暖设备。他讨厌舒适的座椅，认为舒适是工作的天敌。去世后，他被提名圣徒，但遭到梵蒂冈的拒绝。因为他同时和两位女士长期保持通信关系。不过，就像柴可夫斯基和梅克夫人一样，普雷契尼克与这两位女士也从未谋面。

二战以后，斯洛文尼亚成为铁托领导的南斯拉夫的加盟共和国。铁托的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在南斯拉夫联邦里，斯洛文尼亚是生活水平最高的国家，为那些南部欠发达地区做出的贡献最大。到了20世纪80年代，整个南斯拉夫陷入经济困境，各地区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也为这种紧张态势火上浇油。卢布尔雅那和贝尔格莱德之间多次出现紧张局势。

这种分歧在80年代末到达顶峰。1989年1月，斯洛文尼亚诞生了一个独立政党。在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里，这种情况尚属首次。一年以后，斯洛文尼亚中断了与南斯拉夫的一切联系，克罗地亚不久也步其后尘。两个国家随即宣布独立。斯洛文尼亚想摆脱一个不再需要的体制，结果运气不错，轻易就达到了目的，而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的冲突则绵延至今。

某种程度上，斯洛文尼亚摆脱了一个巨大的泥沼。这在卢布尔雅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卢布尔雅那是静谧的、干净的、缓慢的、明亮的，当你走出游客区，走进卢布尔雅那人的日常生活区，那种悠然的氛围简直令人惊叹。无论从哪个层面看，卢布尔雅那都更接近中欧，而不是巴尔干。这块阿尔卑斯的山间谷地，如同整个中欧的缩影。

我钻进一家街边书店，这里有一排书架全是斯洛文尼亚作家的作品。相比于其他语言的书，这些书的价格更高，而且用斯洛文尼亚语写作意味着只能拥有很少的一部分读者，意味着辛苦写出的书很可能在书架上落满灰尘。

前南斯拉夫作家丹尼洛·契斯说，他们付出这样高昂代价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抵抗“句法的流亡”。作为少数民族作家，他们不仅是在使用词语，他们是在运用整个存在，运用民族精神和神话，运用记忆、传统和文化来写作。对他们来说，语言就是命运——一个民族的命运。

这就是为什么诗人弗朗斯·普列舍仁的纪念碑会高高耸立在卢布尔雅那的广场上。他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用斯洛文尼亚语写作的诗人。普列舍仁的大部分诗作是爱情诗。此刻，他的缪斯尤利娅·普利米奇的半身像就在广场远端一所公寓的褐色窗户中凝望着他的雕像。不过，现实很残酷，尤利娅丝毫没有被普列舍仁的热情感动，她选择了拥有金钱和地位的商人，而不是比她大三十岁的诗人。普列舍仁依然痴心不改地为她写作，不过到了晚上，他就步行到河畔的酒吧，让烈酒和酒吧女郎抚慰他受伤的心灵。

3

我买了一本普列舍仁的英译诗集，准备在去布莱德湖的路上随手翻翻。在普列舍仁笔下，布莱德湖是一个被称为“天堂印象”的地方。布莱德湖位于卢布尔雅那的西北，是斯洛文尼亚最著名的湖泊，也是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脚下的度假胜地。阿尔卑斯山积雪融化的冰水和山间流淌的清泉不断注入湖中，让透明的布莱德湖看上去像是阿尔卑斯山的一滴眼泪。

湖水确实埋藏着悲伤的传说。据说一对年轻夫妇曾在湖边居住。后来，丈夫去参军，战死沙场。悲伤欲绝的妻子变卖了所有家产，铸了一口大钟，捐给湖心岛上的教堂。就在大钟装上船，从湖边运往湖心岛时，狂风掀翻了船只，大钟沉落湖底。所以直到今天，人们还能隐隐听到来自湖底的钟声。

人类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情，创造出这样的故事？恐怕是对美好易逝的伤感吧。就像我们到一个陌生而美丽的地方旅行，总会有那么一瞬间，心中惶然地意识到，眼前的好日子终会结束，再美丽的地方也终须一别。我们拍照片，写日记，和心爱的人一起锁上同心锁，甚至等而下之地在墙上刻下“到此一游”，无不是为了留住那转瞬即逝的美好。这样，等我们回到庸常的生活后，那些曾经的美好就会像来自湖底的钟声——脑海中挥之不去的钟声——轻轻地回荡。

在湖心岛的教堂里，的确有一口重达一百七十八公斤的大钟，是一位大主教捐给教堂的。布莱德人说，年轻的情侣们在这里敲钟许愿，能使爱情天长地久。于是，真的有很多情侣来这里许愿，湖心岛教堂也成了举行婚礼的胜地。

我走在岸边，正好看到一对新人荡着小船，驶向湖心岛。新娘的白色婚纱，映着天蓝色的湖水，格外引人注目。摄影师站在旁边的另一只小船上，对着新人不断按下快门。

从岸边码头驶向湖心岛的小船只要十欧，于是我也雇了一艘，一路荡漾过去。湖风清新，让人心旷神怡。湖水透明，一群群黑色小鱼，在眼皮底下东游西窜。到达湖心岛时，那对新人正在教堂前拍照。摄影师骤然增多了不少。原来，岛上的游客也自发加入，拿出自己的长枪短炮，起劲儿地拍起来。新人倒是颇显镇定，仿佛明星一般，在镜头前摆出各种姿势。新郎甚至抱起新娘转圈。众人纷纷退后，兵荒马乱地把相机调到连拍模式，再抢占有利位置继续拍照。湖光山色和爱情，谋杀着人们的胶卷，一切看上去都充满了喜感。只有船把式悠然地坐在船头，在阳光下眯缝着眼睛，对一切早已司空见惯。

这时，几个水淋淋的年轻男女从湖里爬了上来，他们大概是从岸边径直游泳过来的。他们东张西望地看着热闹，想跟随参加婚礼的人群一起进入教堂，结果被工作人员拦了下来。

“对不起，衣着不整不能入内。”

这些人都穿着泳衣，头发滴着水。“行行好吧，我们好不容易才游过来的。”

“教堂的规定，我也爱莫能助，抱歉。”

几个人窃窃私语，似乎在商量是不是游回去拿衣服，最后他们走向岸边的船把式。

“划回对岸多少钱？”

“十欧一位。”船把式以一种老练的口吻说。

几个人又是一阵嘀咕。最后大部分人选择上船，只有一个小伙子奋勇地跳进湖里，孤独地向对岸游去。

对岸是一处沙滩，很多人趴在上面晒日光浴。抬头就能看见碧蓝的湖水和雄伟的阿尔卑斯山。此时，晴空万里，纤云也无，感觉阿尔卑斯山离眼很近，近到连每一条藏青色的褶皱都清晰可见。小码头上停靠着一艘游艇，但主人不见踪影，只有几只野鸭在附近觅食。湖上，有人划着皮划艇驶过，速度极快，如飞出的箭头。

我也在沙滩上找了一块空地，铺上浴巾，在散发着润肤油香味的空气中，感到自己像一滴水融入了明亮的大湖。几个自行车运动员正在阿尔卑斯的山间公路上骑行，我的目光追随着他们。在大山面前，人类就是那些移动的小点。渺小固然渺小，却也有足够的天地任由自己驰骋。

周围不时会安静下来，这时就能听到游泳者打水的闷响，一下又一下，仿佛真有钟声从湖底传来。我的心情相当舒畅，从书包里拿出从卢布尔雅那带来的烤肠、奶酪和啤酒——这就是一顿午餐。

在欧洲旅行已经三个月了，我愈加感到旅行就像一种时空的延宕，一种美妙的拖延症。在有限的日子里，我们伪装成另外一个自己，或许是一个更好的自己，或许只是一个不同的自己，而拖延着重新做回真正自己的时间。旅行中，我们可以假装更年轻、更富有、更贫穷、更浪漫、更玩世不恭。我们随心所欲地改装自己，选取一件外衣、一个身份，却不会遭人指责：“这根本不是你！”因为旅行说到底是一次改头换面、重新做人的机会，是一场逃脱——逃脱来自生活本身的重负。

我小口地呷着啤酒，心中了无所托，却并不急迫。我干完了所有该干的事，而这个世界并未要求我再去做什么。我躺在沙滩上，几乎丧失了时间概念。因为在布莱德，没有人看表，手机也成了身外赘物。直到日影开始西斜，我才意识到该赶回卢布尔雅那了。

我沿着湖边走到镇上。车站里有几个日本人，看上去像利用暑假来欧洲旅行的学生。接着，又来了一对英国夫妇，怀里抱着冲浪板。我们都坐在车站前的长椅上，一言不发，仿佛被湖水吸走了一切交谈的欲望。车站也不像车站，更像是郊外的公交站，有一种很久才来一趟车的悲剧意味。

到处都有痛苦，而比痛苦更为持久且尖利伤人的是等车。就在我们默默苦等的时候，一个开铃木小面包的斯洛文尼亚大叔走了过来。

“今天的车晚点了。”他以一种热情而不失客观的语气说。

“怎么回事？”

“经常晚点，这里可不是德国。”

然后他拍拍胸脯：“我可以拉你们回去，一路高速，车上有音乐，四十分钟到达。”

“多少钱？”

“八欧，每人。”

价格并不比巴士贵多少，而且还有音乐。于是，我们都钻了进去。车门沉重地关上，引擎一声长啸，小铃木向着卢布尔雅那沉甸甸地飞去。

大叔并不是出租车司机，而是顺道赚点钱的黑车司机，这自然是早已料到的。就像全世界所有的黑车司机一样，他有一辆能跑的旧车，也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等不来车的绝望旅客。不过，我还是感到庆幸：如果一切如大叔承诺的，我至少可以比坐巴士提前一小时回到卢布尔雅那。而且，目前情况尚好，小铃木已经蹿上高速，大叔也打开了音响，从里面流淌出来的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那充满力量的节奏撞击着心扉。一时间，大家都被撞得屏气凝神。

“高速公路，音乐。”大叔自豪地对坐在副驾驶的日本男青年说。

“太妙了！”日本青年应和道，也不知道他指的是高速公路还是音乐。

“日本人？”

“是的。”

“日本车的质量很好。这辆车我开了十年，从没修过。”

质量，十年，从没修过……我在心里默默念叨着，意识到对这辆车来说《命运交响曲》是多么应景。

“等这辆车报废了，大概还会选择日本车。”

“哈！很好！”日本青年说。

由于英国夫妇坐在最后，日本青年的英文又不佳，谈话终于像一小段点燃的湿木头，冒了两下烟就熄灭了。车里变得很安静，大叔随着音乐吹起口哨。斯洛文尼亚的乡村景色在窗外飞逝。夕阳中，路旁的行道树分外挺拔，宛如世界的刻度，向着远方，向着无限，延展开去。

小铃木，加油！

真的，四十分钟以后，小铃木不负众望地停在了卢布尔雅那车站门口，伴随着《命运交响曲》激动人心的结尾。我的心情也同样激动。

坐在副驾驶的日本青年付了所有日本人的车费，我付了自己的，英国夫妇拍出二十大欧，并说不用找了。大叔很高兴，点上一根烟，说今天可以提早收工回家了。

此刻，大片火烧云渲染着城市，卢布尔雅那的街道一片绯红。车站外停着汽车、巴士，还站着几个旅馆的接待员——真像一座乡村小城。

我沿着街道，一路走向河畔广场，经过市政厅和遍植法国梧桐的街心花园。小喷泉在恣意喷水，几个年轻人在喷泉下弹琴。在广场的一家露天冷饮店，我坐了下来。每个人桌上都有一份鸡尾酒杯装的冰激凌。我也买了一份。

我很高兴——在这个卢布尔雅那的黄昏，我和周围的人一模一样，没有任何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