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总是梦见布达佩斯，总是想回到那些房屋和街道。

在梦里，我总是作为某种被召唤物而存在，如同神话里失神倾听塞壬歌声的水手。那歌声似乎从遥远的地方、遥远的时间传来，微弱而持久。我却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其中的鸽哨声、咖啡馆的杯盘声和电车的喧嚣声。我像摇篮曲中的婴儿，栖息在这歌声里。我知道，某种程度上，这歌也是为我而唱。

一觉醒来，飞机已经开始下降。周围是陌生的面孔，陌生的语言。这架威兹航空的班机从罗马飞往布达佩斯，因是廉价航空，不提供餐食饮料，穿紫色套装的空姐也不必微笑。圣诞前夜，机上大都是回家过年的匈牙利人。大概在意大利待久了，也沾染了意大利人的习性：当飞机降落在李斯特·费伦茨机场跑道的瞬间，机舱里爆发出一阵掌声和欢呼声。

“Bravo！”

我看了看表，正是午夜12点，扩音器里流淌出李斯特的钢琴曲，舷窗外是昏黄的路灯、阴郁的广告牌。穿着厚重大衣的搬运工坐在行李车上，吐气成雾，面无表情地看着飞机入港。

在这样的冬夜，这样的情形下进入布达佩斯，确实不够激动人心。拉着箱子出站，用信用卡支付了机场小巴的费用，它载着我一头扎进寥落的市郊。光秃的行道树，低矮的天际线，晃动的霓虹灯……萧索的景象直到进入市区才突然改观——我又一次看到奥匈帝国时期的庞大建筑、诱人的酒吧招牌、飞驰而过的电车。

距上次造访，已是一年有余，我试图分辨眼前的一切，但记忆突然短路：深夜的城市竟与白昼迥然不同。更何况上次来是夏日，而此刻已是深冬。

到了旅舍，被彬彬有礼的司机抛在路边，寒风中敲那扇紧闭的铁门，半晌无人应。正怀疑司机找错了地方，门忽然裂开一道缝，一个睡眼惺忪的匈牙利少女，穿着粉红色睡衣，光着脚。

“那个……有预订。”我赶紧满怀歉意地说。

少女放我进来，“啪”地打开账本，一声不响地登记。之后，二话不说回房继续睡觉，仿佛只是一次例行公事的梦游。在她眼里，我恐怕只是一个虚构之物，一个擅自闯入梦境的不速之客。

室中僻静。我倒在床上，望着高高的天花板，享受那恍惚而美好的时空错位感——这是旅行中最惬意的片刻。

窗外，布达佩斯轻轻晃动。

2

布达佩斯轻轻晃动，像杯中的托卡伊贵腐葡萄酒，金黄明亮，带着蜂蜜的芬芳。第二天一早，当我步行走过伊丽莎白大桥，去往位于布达一侧的盖莱特温泉时，我惊喜地发现，布达佩斯依然如我夏天来时一样弥漫着帝国气息。

青灰色的多瑙河是如此宁静，皇宫和渔夫堡偃卧在云层压顶的城堡山上。一艘游轮缓缓割破平静的水面，逆流向维也纳的方向驶去，两侧的波纹，如人字形的大雁。我站在桥上，口中吹着勃拉姆斯《第五号匈牙利舞曲》的调子，注视着这一切。天色微微发青，一个穿着黑色风衣的垂钓者，凝视着水中的浮漂，风掀动着他脚下黄色的落叶。这幅帝国末年的景象，似乎永远定格在这里。

有些城市会不断衰老，有些城市永远年轻，而布达佩斯则永远定格在某一时期。它的容颜并不随时间而改变。

铁索桥、城堡山、安德拉什大街、歌剧院、英雄广场、纽约咖啡馆，甚至那条著名的黄色地下铁——我如今能想到的一切地标，在20世纪初的布达佩斯都已存在。这是不是也让你感到惊奇？

我要去的温泉就在盖莱特山脚下，公元前35年，罗马人曾把这里当作潘诺尼亚行省的首府。他们一定羡慕此刻站在大桥上的我，因为即便作为强大的征服者，罗马人也绝少能够跨过多瑙河。

几个世纪以来，多瑙河的左岸都是罗马帝国最北方的边界。换句话说，盖莱特温泉处在罗马帝国的疆域里，而与它隔河相望的布达佩斯经济大学则属于帝国之外的蛮夷之地。

多瑙河就如同长城，造就的是两个世界的分野。当时，任何胆敢从布达一侧跨过多瑙河前往佩斯一侧的行为，都等同于前途莫测的冒险，意味着从罗马帝国舒适的文明世界，进入蛮族居住的不化之地。

我沿着盖莱特山的小路，拾级而上，地上铺满了落叶。夏天时，这里一片葱绿，从多瑙河上吹过来的河风，轻柔地拂过每个人的面孔。我看到盖莱特主教的青铜雕像伫立在山间，右手高举十字架，左手怀抱《圣经》，俯视着自己殉教的多瑙河。山顶手持棕榈枝的自由女神像，是为庆祝苏军解放匈牙利而修建，原名解放纪念塔。然而匈牙利和俄国的敌对由来已久。1956年和1992年，解放纪念塔两次险遭拆毁，后来改名自由女神像，才被保留下来。

布达佩斯从不缺乏惊心动魄的故事，更不缺乏旖旎多姿的风景。当我站在盖莱特山的观景台，河对岸的佩斯如同清明上河图的长卷在眼前展开。那边是国会大厦，这边是格雷沙姆宫四季酒店，再往东一点就是著名的瓦茨大街，我曾在街上的盖博德咖啡馆度过夏日漫长的午后。

那艘游轮依然像夏天一样停泊在岸边，上面有布达佩斯最出名的爵士乐酒吧。我还记得，一天晚上，我步行经过索菲特酒店，布达佩斯的流莺们立刻围上来，操着刻意的美式英语和我搭讪。

如今，记忆与眼前的风景交织，不由让人感叹。简·莫里斯说：“故地重游，是否值得？”是的，布达佩斯是我早想回来的地方。

我买了门票，进入盖莱特温泉。新古典主义的建筑，仿古希腊的浮雕，泡的是浓郁的文化和历史感，就温泉本身来说则乏善可陈。室外温泉池因故完全封闭，所有人都挤在室内面积不大的池子里。察言观色，大多是来自不同国度的游客。大家围坐一圈，面面相觑，仿佛联合国扩大会议。水是三十六摄氏度的温暾水，泡着勉强不冷，但没什么畅快之感。我只泡了半小时就出去了。走出大门，外面已下起淅淅沥沥的小雨。阴雨中的布达佩斯，仿佛黑白胶片电影，流窜着银鱼似的线条，耳畔是雨水时轻时重的叹息。

相比很多欧洲城市，布达佩斯还算年轻。中世纪时，布达勉强可以称为城镇，而佩斯依然是半开化的渔村。1241年，布达、佩斯同时被蒙古铁骑践踏。15世纪下半叶，国王马提亚斯在布达的城堡山建造了文艺复兴风格的皇宫，但没过多久就被奥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大约一个半世纪后，当哈布斯堡王朝的军队重新解放布达时，这里的人口不足一万三千人，而佩斯勉强超过四千人。

布达佩斯最辉煌的时刻，无疑属于奥匈帝国时代。1896年6月的一天，布达佩斯教堂的钟声齐鸣，奥匈帝国的皇帝约瑟夫偕夫人伊丽莎白从维也纳赶来，参加纪念匈牙利建国一千周年的庆典。他们的儿媳斯蒂芬妮公主用柯达相机记录了当时的情景。照片中，约瑟夫身着匈牙利戎装，伊丽莎白则面带高贵的微笑。我仿佛可以听见礼炮齐鸣、鼓乐奏响。

在匈籍历史学家约翰·卢卡奇的《布达佩斯1900：城市与文化的历史画像》一书中，我看到了这些老照片。当时，我冒雨走到位于佩斯的博物馆街，这里集中了大量的古旧书店。

卢卡奇生于布达佩斯，1946年流亡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任教。那时正是布达佩斯最惨淡的年代，他以怀旧的笔调描摹这座城市曾有的辉煌，它的声音、气味、五湖四海的移民、文人、画家、革命者、咖啡馆里的辩论、歌剧院里的咏叹调……

我想，布达佩斯或许是一个例外。它永远怀念初恋，因为那段恋情太过刻骨，经过时间的洗礼，更显珍贵。

那天晚上，我下榻正对铁索桥的格雷沙姆宫四季酒店。这座1906年的建筑，正是帝国时代的隐喻。它最初作为格雷沙姆保险公司的海外总部，二战时成为苏联红军的兵营，自此常年荒废。2001年被一家爱尔兰公司收购后，交由四季酒店集团管理，酒店于2004年开业。

我坐在餐厅的落地窗前，望着夜幕下的城市：打伞而过的路人，穿黑色大衣的侍者，淋湿的街道荡漾着路灯和霓虹。我点了托卡伊葡萄酒腌制的鹅肝，喝着酩悦香槟……我知道在这里，我仍可像当年的人们一样用餐。回到房间，我将在帝国的酣梦里入睡。

3

我向来乐于自由探寻某座城市，而不喜欢按图索骥地参观景点，所以我选择随意漫步在布达佩斯的街头。

我沿着佩斯一侧的河岸向西走去，在城市的边缘，走进一家小酒馆。一个栗色头发的中年女人在打老虎机，两个秃顶的中年男人在醉眼迷离地喝啤酒。在我看来，世上的醉汉分为两种，早上的醉汉和晚上的醉汉，两者的性质截然不同。晚上的醉汉各种各样，而只有早上的醉汉才是真正热爱饮酒的人。只有他们才能被称为真正的酒鬼。作家雷蒙德·卡佛、雷蒙德·钱德勒、赫拉巴尔都属于这一类。或许正因如此，我对酒鬼总是报以真诚的热情。

我坐下来，要了一杯啤酒，边喝边注视着两个醉汉。他们的目光里有一层迷雾，像这个世界一样让人捉摸不透。一个醉汉摇晃着站起来，走向点唱机，摸出一枚硬币，点了首什么。熟悉的旋律响了起来，是甲壳虫乐队的《昨天》。气氛如此怀旧，不禁让人动容。

走出小酒馆，我跳上一辆有轨电车。它穿过城市，到达曾经的犹太区。二战时，布达佩斯的犹太人还算幸运，他们最初并未遭受大规模迫害。直到二战结束前十个月，一半的犹太人口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幸运当然只是相对而言。走在犹太区，看着街边如今琳琅满目的零售店、酒吧、餐厅、画廊，谁又能想象出二十万犹太人曾经被强制塞进这里的两千间住房？

这时，我的目光突然被一家小店吸引。它是一家茶店，墙上挂着中国山水画，有着古色古香的装潢。我发现，店主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匈牙利女士，留着短发，眼神中充满东方神秘主义气息。她带我参观她的茶室和工夫茶具，然后拿出她收藏的各种中国茶，从西藏的茶砖、云南的生熟普洱，到武夷山的大红袍、安徽的猴魁，无所不有。她是软件程序员，开茶店纯属个人爱好。为了寻茶，她甚至只身到过西双版纳和临沧。

“我想找到传说中的普洱古树茶。”她对我说。

“找到了？”

“我去了易武山和大雪山，”她边说边拿出一枚云南七子饼，用茶针分开一些茶叶给我看，“这是我在易武找到的古树茶。”

看了茶叶，我知道这并非古树茶。虽然易武在清代是重要的普洱茶产地，但在动荡的20世纪一直处于荒废状态。我曾去那里采访，知道在近年普洱茶热之后，农民才开始恢复种茶。早年的茶园，在“大跃进”时就被开垦成了橡胶林。

“你应该去景迈山寻找古树茶，那里是中国和缅甸的交界，一直居住着少数民族，在较高的山里可能还有古茶树存在。”我对她说。

我们一起喝着云南七子饼。虽然不是古树茶，但能在遥远的匈牙利喝到普洱，还有什么好抱怨的呢？

我问她更喜欢生普洱还是熟普洱。

“生普洱。”她的目光闪动，“每次喝生普洱都能感到自己的感官被打开——尤其是大雪山的生普洱。”

一个高大的匈牙利小伙子带着女友进来喝茶。店主告诉我，小伙子在学习中医。

“刚完成三年的理论学习，马上要到哈尔滨进修一年啦！”小伙子对我说。

一个匈牙利小伙子去哈尔滨学习中医——这听起来更像是一次探险。

“为什么是哈尔滨呢？”我问。

“听说那里的气候和匈牙利很像。”小伙子搔着头皮说。

透过茶店的窗户，我看到布达佩斯冬日的阳光在街上跳跃。这差不多是布达佩斯最冷的月份，气温在零上三摄氏度左右，而此时的哈尔滨大概是零下三十摄氏度。

我没敢打击小伙子学习中医的热情，只是问他学成归国后有何打算。因为我知道，中医在匈牙利还未获得行医许可，更像一种古代巫术。

“去东方大学中医系，”小伙子淡定地喝了口茶说，“教书。”

从茶店出来，我重新朝多瑙河的方向走去。经过伊丽莎白广场时，我看到了迈克尔·杰克逊当年亲手种下的松树。很多年过去了，树上仍然挂满杰克逊的照片和歌迷的祝福。一个中年妇女在树下放下一束鲜花，然后转身离去。她穿着制服，拎着坤包，大概是在上班途中顺路过来的。

对于那一代匈牙利人来说，迈克尔·杰克逊代表着对美国文化的想象，甚至是对“西方”的想象。因为铁幕粗暴地把“中欧”这一概念取消了，使匈牙利、东德、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成了与美国和西欧对立的“东欧”。

我走在伊丽莎白广场上，想象着布达佩斯市民热情似火地挤在街头，欢呼着一个美国黑人的名字。类似的情景，只有1956年抗击苏联坦克入侵时才有——生动而又充满讽刺的对比。

4

旅行中最大的不确定性，不是抵达，而是如何抵达。但我们似乎早已习惯了旅行作家掷地有声地开门见山：

这是海明威记叙东非狩猎之旅的开篇一句，可他是如何抵达的呢？

1933年8月7日，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波琳·菲佛接受波琳叔叔的资助，从哈瓦那坐船到达西班牙的桑坦德，两个月后抵达巴黎。11月22日，他们乘坐“梅津格尔将军号”从马赛出发，于12月8日抵达肯尼亚的蒙巴萨港。在那里，海明威雇用了白人猎手、当地向导和脚夫，组成一支游猎队，正式开启了东非的狩猎之旅。

我相信，如果海明威把他如何抵达的过程写出来，会和抵达后的经历一样有趣。因为说到底，旅行或者人生，就是一次次解决如何抵达的生命过程。

这一次，除了布达佩斯，我还想去一些相对陌生的地方——想去看看贝拉·塔尔电影里的匈牙利大平原，想去看看冬天的巴拉顿湖，想去与前南斯拉夫接壤的边境城市，想去与斯洛伐克比邻的东北部山区。

然而，正值年末，整个欧洲的交通、餐饮、商店都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我只能在众多不确定中找到一个确定的方法。

我决定租车。一方面，中欧的公路网十分发达，路况也不错，而且只要有一张国内驾照的翻译件，任何租车行都向你敞开大门；另一方面，那些偏僻的地方，公共交通稀少，只有自己开车才能相对容易地抵达。

我在伊丽莎白大桥畔的赫兹车行，租得一辆崭新的黑色手动挡的大众Polo。检查完车况，办完手续，把GPS固定在挡风玻璃上，正是匈牙利时间上午11点10分。

前日的几场冷雨，一度使布达佩斯的街景萧瑟不少，然而这天突然放晴，阳光明媚得恍如奥匈帝国时的春日。我看到多瑙河像一条发光的绸带缓缓流动。街上的人们依旧穿着笔挺的大衣，可不再把扣子扣住，围巾也敞开，随意搭在脖子上。

我的目的地是匈牙利南部城市佩奇。这里距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不远，曾是罗马帝国的边疆，也被蒙古人的铁骑蹂躏过，后来又被土耳其人统治了一个半世纪之久。它距离布达佩斯两百多公里，即便在过去，也不过是马匹一天的脚程，可却给人一种身处两个世界的感觉。

驾驶着Polo出城，便进入了广阔的匈牙利平原。视野所及，甚至能感觉到地球表面轻微的弧度。窗外是被拖拉机犁过的赤裸泥土，像凝固的浪花一样翻开，间或有白色积雪覆盖在上面，形成强烈的黑白对比。平原上的树木早已落光枝叶，叉手叉脚地立着，如同被工匠统一修剪过，成为天际线上潦草的笔画。

路很好，车极少，完全看不到人迹，只有一些农人的小房子散落在平原上，成为文明存在的证据。

我拧开广播，调到一个叫“巴托克”的古典音乐频道，它以匈牙利作曲家巴托克的名字命名。巴托克出生在匈牙利东部，那里在一战后被割让给了罗马尼亚。年轻时，他在布达佩斯的李斯特音乐学院学习作曲。那时候该是19世纪的末尾，也是布达佩斯乃至整个匈牙利最辉煌的时代。他和志同道合的柯达伊相识，共同致力于收集匈牙利的民间音乐。

巴托克在布达佩斯执教近三十年，直到二战爆发，才流亡美国。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谋得一职，可却贫病交加。直到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赶写那首《第三钢琴协奏曲》，为的是在自己死后，妻子能以钢琴家的身份，享有此曲演出的独奏专利。《第三钢琴协奏曲》有很强的匈牙利民间音乐的旋律感，充满了思乡之情，它的源泉就来自我眼前的这片土地。

高中时我便买过包含这首协奏曲的唱片，可对旋律已毫无印象。如今再听，却发现它竟然不那么“巴托克”。没有巴托克的激进、狂躁，甚至刺耳，反而如同流淌在匈牙利平原上的涓涓溪流。

他躲在纽约公寓里创作此曲时，一定也听闻了苏德军队在布达佩斯展开巷战的消息，也一定听到了伊丽莎白大桥在炮火中轰然坠落的声响。那钢琴的音符如泣如诉，明明就像电影中凭吊遗迹时使用的慢镜头，像老人抚摸童年恋人的旧衣裳。

我很难说自己喜欢过巴托克，可行驶在匈牙利平原上，听着巴托克却感觉胸口一热。在这无边的大平原上，我的Polo车一定如玩具一般渺小，可我仿佛感到它随着巴托克的音符缓缓起伏，随着大地的坡度迅疾滑动。

5

开始翻越梅切克山，正是这座山阻挡了北方的寒流，让佩奇形成了一种相对温暖的小气候。从M6高速下来，路变成了双向单行车道，在空旷的平原上蜿蜒向前。路边是荒草、枯树，更远处是成片成片的树林。阳光无比强烈，一种曝光过度的白。迎面而来的汽车大都是十多年前的老款。开着开着，我感到自己正在穿越一条时光隧道，回到过去，回到记忆深处。我知道，到了佩奇就离前南斯拉夫的边境不远了。

1999年，我参加学校组织的反美大游行，抗议美军战机轰炸中国驻南联盟使馆。那次被称为“误炸”的轰炸，导致了几名使馆人员和新华社记者的死亡。我随着人群喊着口号，一种被点燃的情绪飘浮在空中，空气几乎凝滞，有股铁锈的腥味。

我所行驶的这片土地同样被仇恨和愤怒点燃过。1914年夏天，奥匈帝国的皇储斐迪南大公在南斯拉夫遇刺身亡，第一次世界大战由此爆发。四年后，奥匈帝国解体。随后的《巴黎和约》将匈牙利三分之二的领土分给了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那一天，匈牙利全国商店关门，交通停滞，黑旗飘荡，教堂的钟声如同悲鸣。

并非感叹匈牙利今非昔比的命运，我感兴趣的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经历过怎样的情感变迁。他们生活在看不见的国境线的这一侧或那一侧，情感和命运也因此迥然不同。我想起希腊导演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永恒和一日》，里面拍摄了希腊与阿尔巴尼亚边境线上的电网。一具具挂在上面企图挣扎离开的尸体，宛如渴望自由灵魂的躯壳。

在布达佩斯英雄广场旁的艺术宫，我看过一个短片，拍摄一位匈牙利裔的塞尔维亚艺术家坐通勤火车过境。每次，他都在火车过境时进入洗手间，让同一泡尿液撒在两个国家的土地上。

就像环绕佩奇老城的城墙，原本是为了阻挡蒙古人而建，可最终无法阻挡任何人。如今，城墙上裸露着土黄色的石块，杂草随风飘摇。夕阳下，城墙显得残破不堪，有一种被时间遗弃的美感。

我住的旅舍就在城墙外一条僻静的巷子里，主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妇，殷勤友善，但不会讲英语。房间干净，配备宜家家具、茶炊和餐具，墙上挂着几幅梵高的仿制品和一张前南斯拉夫地图，看印制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末。

我随口问老人，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幅地图，可她搞不清我的意思。我微笑着打算放弃，可老人突然退回房间，拿出一部手机。手机是诺基亚黑白屏，和我路上看到的汽车一样古老。她拨了一个号码，以极快的语速说了些什么，然后把手机递给我。

“你好。”一个少女的声音。

“你好……”看着老人的笑容，我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

“我想……你是她的女儿吧？”我笨拙地搭话。

“孙女。”电话那边说，“有什么事可以为您效劳？”

“没什么……其实只是想知道，房间的墙上为什么挂着一幅南斯拉夫地图？”

电话那头一阵沉默。

“我奶奶是从南斯拉夫过来的，”少女缓缓说道，“1999年。”

1999年，那正是我参加游行的年代，也正是科索沃战争如火如荼之时。我想，他们一定是那时逃到匈牙利的南斯拉夫难民。

“不好意思，只是随便问一下。”我说，“非常感谢。”

我把“烫山芋”还给老人，她们继续在电话里说着什么。老人点点头，然后挂了手机。

有那么一阵，我和老人面面相觑，除了微笑，似乎也没有别的选择。老人倚过身子，手指循着地图滑动。她指着一个地点，转头对我说了句什么。

——那是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座城市。

我想，老人在对我说，那里是她的故乡。

6

天几乎完全黑了。我沿城墙而行，但看不到一个路人。昏黄的路灯下，晃动着一些阴影，让我感觉又冷又饿，仿佛走在一座被遗弃的中世纪古城。

前面有一处灯火闪烁——可能是一个酒吧或一家餐厅——一个能看到人的地方。我走过去才发现，原来只是一家帽子店，橱窗亮着灯，却已关门大吉。

在这里，中国的城市经验几乎毫无用处。与中国城市相比，这座匈牙利第五大城市似乎太小也太安静。没有旧城改造，没有摩天大楼，没有广场舞。

我沿着卵石铺地的巷子，朝更深处走。周围一片漆黑，我能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带着虚假的勇气。走着走着，我差不多确定自己迷路了，迷失在这座边境城市，迷失在夜色中。我突然很想吃点什么，或者喝上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没有如此渴望过见到自己的同类。

我走到小巷尽头，拐了两个弯，突然豁然开朗。人仿佛变魔术一样地多了起来。我发现我走到了中心广场，这里正举办圣诞集市。卖热红酒的大锅冒着热气，四周摆满各式小吃摊位，人们在中间徜徉，孩子们的嬉戏声在其间回荡。

我买了一杯用陈皮和桂花熬制的热红酒，和当地人一起站在那里，小口地喝着，感觉身体渐渐暖和过来。一个戴着皮帽的吉卜赛人来了，把敞开的琴盒放在脚下，开始弹奏一件酷似吉他的乐器。那是一首吉卜赛风的民谣，有着欢快而忧郁的曲调。

有人在静静聆听，有人在彼此交谈，而那座占据了整个广场中心的著名清真寺教堂正在修缮。它的名字多奇特——清真寺教堂——把两种宗教合而为一。

那是土耳其人统治时修建的清真寺，土耳其人被驱逐后，成了当地基督徒礼拜的教堂。不过基督徒们说，早在土耳其人统治之前，这里就是他们的朝圣之地。其实，佩奇一直以来就是民族和宗教的混杂之所。无论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都把这里当作信仰的边疆，而各自力量的消长，改变着这片土地的样貌。所以这里既有清真寺，又有大教堂；既有土耳其浴室，又有基督徒的墓地。

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枚欧元硬币，扔进吉卜赛人的琴盒里，他朝我颔首致意。我沿着主街走，不少店铺都已圣诞歇业，离广场愈远，人也愈见稀少，最终过渡为苏联电影中的社会主义郊区：笔直的林荫路，千篇一律的住宅楼。

转头往回走，在一家葡萄酒商店买了一瓶欧瑞慕斯牌的托卡伊贵腐葡萄酒和一瓶富尔民特干白葡萄酒。

不远处是一家中式快餐店，好奇这里也有中国人，于是站在门口看。这时，老板突然探出头。

“是中国人吧？外面冷，进来坐坐！”

餐厅里没有顾客，盛放食物的柜台里有事先炒好的几个菜，装在食堂用的大盘子里，此外便是炒面和炒饭。老板是温州人，1998年来匈牙利打工，如今已在这里定居，生了孩子。问他为什么选择佩奇，他说，布达佩斯的华人太多，中餐馆的竞争也日趋激烈，这里的生活相对轻松。

一对匈牙利情侣走进来，表情严肃地点了炒面、咕噜肉和宫保虾球，放到微波炉里加热好，就坐下来吃。老板告诉我，匈式中国菜的要诀是要像红烩牛肉一样做出浓稠的汤汁，“要能用面包蘸着吃才行”。

老板问我，要不要点东西？可那些“能用面包蘸着吃的炒菜”实在卖相一般，价格也是国内的几倍。然而，毕竟聊了半晌不好拒绝，便让老板炒了一份四季豆带走。回去的路上，我又在一家当地人光顾的土耳其烤肉店买了一份烤肉。

回到住处，开了白葡萄酒，一边坐在餐桌前吃四季豆，一边用笔记本电脑放霍洛维茨弹的李斯特《b小调奏鸣曲》。窗外渐渐起了大雾，刚才还耸然而立的城墙忽然就隐身不见。周围静悄悄的，只有音乐和钟表的嘀嗒声。

突然想到，如此安静到不可思议的夜晚，已经好久不曾有过。

7

早晨很早就醒来，却感觉睡了相当长的时间，像在深海里静静沉潜了一百年。昨夜的杯盘仍堆在桌子上，酒瓶里还有两厘米高的酒。冲过澡，把盘子和刀叉洗净，剩下的酒不想再喝，直接倒进下水槽。看看时间是8点多一点，想起是周日，佩奇有每周一次的跳蚤市场。

外面天气很好。太阳驱散了昨晚的大雾。城墙历然，街巷宁静，黑色的柏油马路一直伸向山丘之下，尼古拉斯大教堂沉浸在一片玫瑰色的晨曦中。驱车开向城市的西南，看到跳蚤市场是一块两个足球场大的空地，门外的停车场里已经停了很多车。

我开车进去，发现人们的目光都紧盯不放，还有人指指点点。开始以为是自己的原因，毕竟这地方东方人少见，可后来发现，人们是在盯着车看。环视四周，我很快明白了原因所在。当地人开的全是十多年又脏又破的老式轿车，唯有我这辆Polo，不仅款式新，而且洗得发亮，熠熠闪光。这大概就和一个人穿着迪奥套装去农贸市场买活禽一样。

我边走边浏览摊贩们卖的东西。大体上都是附近的人家把不用的东西拿过来出售，因此每个摊位的售卖范围都很杂，从收音机、小摆设到旧书、餐具无所不有。当然，也有以专业度取胜的。比如专卖古董钟的、旧家具的、枝形吊灯的、若尔瑙伊瓷器的。

一对年轻的情侣在卖烧壁炉用的铁钩子。一条大围巾铺在脚下，上面摆着几件乌黑的铁器。男人很英俊，穿着驼色呢子大衣，戴一顶黑色礼帽，像电影《撒旦探戈》里的男主角。女人盘腿坐在地上，穿着长靴，把大衣的羊毛帽子戴在头上，是个非常好看的姑娘。

我走过去看他们卖的铁器，感受这些铁家伙的重量，然后插着兜站起来，朝他们微笑。对话自然而然地发生了。

“你从哪儿来？”

“中国。”

“你们的总理刚来过。”

“是的，听说打算修建匈牙利到塞尔维亚的高速铁路。”

“没错。”

“你对这事怎么看？好事还是坏事？”

“我不知道，”那个男人说，“可能是好事，或多或少。”他晃着脑袋。

“你是做什么的？”

“铁匠。”

“你的女朋友呢？”我们说话时，她一直望着虚空中的一点，没看我们。

“她学电影。”

“电影？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在这里。”

“你是说……跳蚤市场？”

“对。”

“怎么做到的？”

“她来买东西，我们交谈，”男人酷酷地说，“就这么简单。”

男人一直保持着刚才的站姿。大拇指插在大衣兜里，敞着大衣最上面的两个扣子，露出深蓝色的围巾。帽檐压得很低，所以总是骄傲地扬着头，络腮胡蓄得非常整齐，显得嘴唇很薄。

“也许因为你长得很像米哈伊·维格。”我说。

“谁？”

“《撒旦探戈》里的男主角。”

“不太清楚。”

“也许你女朋友知道，她是学电影的。”

他低头问学电影的姑娘，又抬头问我，“你刚才说的谁？”

我把名字拼出来，像发出一道密电，等待对方破译。他们则用我无法破译的匈牙利语交谈。从侧面看，学电影的姑娘有非常好看的鼻梁，面颊被冻得微微泛红。

商量了一会儿，男人抬起头说：“对不起，我们不知道这个人和这部电影。”

在跳蚤市场吃过简单的午餐，我决定继续南下，去希克洛什看城堡。这里几乎已经处在匈牙利与克罗地亚的边境上，曾经发生过极为惨烈的战争，直接导致了匈牙利亡国，也为之后的土耳其围攻维也纳埋下伏笔。

午后的阳光有一种令人恍惚的质感，像白葡萄酒在杯里轻轻地晃。平坦的田野上依然雾气瀼瀼，阳光与雾在这里似乎达成了某种和解，尽管现实生活中和解十分稀有。

希克洛什以及附近的维拉尼与法国的波尔多处在同一纬度，以出产上好的葡萄酒闻名。行驶在狭窄的乡间公路上，两边的丘陵地带皆是成片的葡萄园。虽然冬天枝叶落尽，但可以想象夏秋时节的景象。

经过维拉尼镇，路边是一家家小酒馆，既可以买酒，也可以点上几道农家菜，顺便喝个尽兴。我把车停在路边，随便走进一家。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汉子，除了匈牙利语，也可以说一口德语。他引我到酒馆的地下酒窖，数十个大橡木桶里装的都是陈酿中的葡萄酒。每个桶上贴着标签，写着年份和葡萄品种。我知道维拉尼的品丽珠非常出色，便购买了两升。老板用透明的塑料桶灌装给我，价格不过三十多块人民币。我常觉得，所谓好酒，就是好喝不贵，可以痛饮的酒。在这个意义上，匈牙利葡萄酒是最被低估的好酒。

到了希克洛什，把车停在铺满落叶的树下。城堡近在眼前，比想象中的大。白墙红瓦，映衬着蔚蓝色的天空。城墙外是一条黄土铺成的小径，有当地人坐在长椅上晒太阳。

进入城堡，沿着咯吱作响的木质台阶登上瞭望台，可以望见四周平缓起伏的山丘与田畦村落。向南方眺望，克罗地亚沉浸在一片橘红色的雾霭中，多瑙河想必正从那里奔流东下。不知从哪里传来犬吠声，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空气中有一股木柴生火的味道。

如此静谧的午后让我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一片刀山火海。1526年的夏天，不可一世的奥斯曼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集结了八万兵力，向匈牙利进发。激战就发生在离此不远的多瑙河畔的莫哈奇。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匈牙利全军覆没，国王在逃亡途中溺水而亡。

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土耳其士兵对周边地区进行了扫荡。无论男女老幼，信教与不信教，皆被屠戮。两天后，苏莱曼一世在日记中写道：“屠杀两千名战俘，是日大雨如注。”

布达佩斯同样一片慌乱，贵族们纷纷携带财富逃离。“入夜，通向西方的旱路上车队络绎不绝，多瑙河上满载珍宝的船只首尾相连。”

独立的匈牙利就此覆亡，而以匈牙利为基地，土耳其人开始了对中欧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进攻。两年后，他们第一次将哈布斯堡王朝的首都维也纳团团围住。整个欧洲世界为之大惊。如果不是波兰国王扬·索别斯基紧急驰援，欧洲历史恐怕会因此改写。

匈牙利处在奥斯曼与哈布斯堡两大帝国之间，它的命运似乎早已注定了坎坷。匈牙利人有句谚语：“在莫哈奇失去的远比现在多。”意思是说，最困难的时刻已经过去，以后再遇到的困难算得了什么？借此鼓起自己面对困难和挫折的勇气。

在《莫哈奇战场匈土交战纪实》一书里，亲历过那场战争的作者描绘了战场的样貌：“这是一块宽阔的平坦地，没有森林和树丛，没有河流和山丘，只有一块长满蒲草和芦苇的沼泽地。后来，许多人就葬身于此。”

在回佩奇的路上，我便经过了这样一片土地，依然不见人烟，依然一片荒芜，只有一条生锈的铁轨伸向不知何处的远方。我把车停在路边，望着眼前的一切。清晰而绯红的太阳正沉入树木丛生的地平线，光线渐渐暗淡下去。

我下车，走进芦苇丛生的湿地，试着踩着干枯的芦苇梗，朝沼泽深处跋涉。天色昏暗，荒草萋萋，一群鸥鹭突然惊起，扑啦啦地飞走，吓了我一跳。我惊魂未定地立在那里，耳畔是什么东西缓缓的划水声，一下，两下，格外清晰。

我突然意识到，此刻只有我一个人，天地之间只有我一个人，而这是一件多么孤独的事……

我转身往回走，脚上沾满了湿泥，越走越重。

回到车里，打开引擎，就着仪表盘的光亮，捧起那桶品丽珠喝了两口。天完全黑了，整个世界像一张褪色的旧照片。我的心情渐渐平静下来，甚至有点嘲笑自己。

我打开大灯，穿过黑暗的平原，驶向佩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