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冬天在欧洲旅行，最苦白昼短暂。因此我总是天不亮起床，洗澡，泡红茶，然后借助笔记本电脑和旅行指南确定当天的行程。我喜欢自由散漫的计划，虽然脑子里会有一条大致线路，但一般只在当天才决定这一天的落脚点。这样做得益于我感兴趣的地方大多不是过于热门的目的地，加之冬天并非欧洲的旺季，即便不提前订房，也不愁找不到住处。

此刻，我一边喝着热红茶，一边将目光锁定在西北偏北的巴拉顿湖。那是中欧最大的淡水湖，南岸的“匈牙利夏都”希欧福克曾是匈牙利共产党高层专享的度假胜地，被称为“匈牙利的伊比沙岛”。

从佩奇到希欧福克，走61号公路有一百二十公里。在匈牙利，标注了M的是高速公路，规定时速为一百一十公里每小时；只有数字的是双向单行车道，可以开到六十公里每小时。然而谚语说“有规则就有例外”。在这里，毋宁说“有规则但全是例外”。当我以六十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行驶时，后面的车总会一轰油门超过我，绝尘而去。

我并不想赶时间，因为我已经迎着冬天的清晨上路了。我翻过一座座丘陵，经过一片片树林，一种行云流水的感觉渐渐满溢身心。天空被淡淡的乌云笼罩，路边不时出现提示有麋鹿的路牌。这就是欧洲腹地，如果用音乐来形容，就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长长的旋律线，在一个极狭窄的音域里蜿蜒，带着民谣式的忧郁，可是掩盖不住其后宽广的歌唱性。有时候，丘陵的下坡坡度有四十度，这时候便有滑翔机俯冲大地的快感。

天亮了，雾从四面八方打开它的包袱。或许是那冷金属色的天光已与雾气融为一体，难分你我。窗外是大片枯黄的玉米地，一个巨大的十字架矗立在雾中，显得又白又湿，走近了才看清上面写着：Latos Miklós（1917——2002）。

我很想了解这位先生的过去、他的一生，但周围连一个人也没有，而且我已经开了很久没见到人烟了。

愈接近巴拉顿湖区，周围的景色就愈加狂野：荒地、小溪、火烧过一样的枯树。一棵白桦孤独地立在田野里，枝杈上有几十个鸟巢，不堪重负地支撑着。

我想起二战时德军的最后一次攻势，就是在巴拉顿湖进行的。那是1945年3月6日，希特勒集中了残存的德军精锐装甲部队，包括私人卫队“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向巴拉顿湖区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展开大规模的装甲进攻，代号“惊蛰”行动。

当时，轴心国的失败已不可避免，然而希特勒仍准备放手一搏。据说，连斯大林对希特勒选择在匈牙利发起最后的进攻也深感意外。因为是暖春，巴拉顿湖两岸泥泞不堪，淤泥有时深及膝盖。对于装甲来说，这是毁灭性的灾难。在最初的小胜后，德军逐渐溃败，幸存的士兵几乎是徒手逃回到奥地利。希特勒命令他的私人卫队取下带有他名字的袖章，因为“他们已经被证明不配享有这种荣誉了”，这些袖章被放进一只水桶里上交。一个半月后，苏军攻克了柏林。

希欧福克无疑是一座夏天的城市，在冬天则一片沉寂。我开到湖畔空旷的停车场，下车沿湖岸走了二十多分钟。夏日的游船都收起了桅杆，停驻在岸边，像宣布息影的演员。仍然表演的只有野鸭和天鹅，它们游着泳，不时把修长的脖颈扎进冰冷的湖水里。我在离湖边不远的餐厅坐下来喝咖啡，吃芝士蛋糕。蛋糕的分量很大，咖啡则又香又浓。湖面上雾气很重，看不到对岸的景致，也辨别不出湖面的宽度，那感觉就像是走到世界尽头，只能喟叹一声停下来。

冬天的希欧福克几乎看不到观光客的影子，只有穿着普通的当地人来来往往。那些以游客为对象的酒吧、旅馆和度假村大都关门了，有些门口还挂着夏天招徕顾客的海报。火车站附近的公园里有一座教堂——拥有一双长着浓密睫毛的大眼睛，外形酷似猫头鹰。这是匈牙利建筑师伊姆雷·马科维茨的作品。一群黑色乌鸦从公园的树林上方掠过，两只白色的鸥鸟站在教堂门口，一边小步跳跃着，一边以审慎的目光打量四周。

教堂没有开门，但空地上有三个小孩子在追逐玩耍。他们穿得鼓鼓囊囊的，毛线帽上的橘红色绒球上下飞舞。一对年轻情侣正站在教堂前，拿小卡片机自拍，见我从旁边走过，便问我能否给他们拍照。

镜头里，两人的面颊紧紧贴在一起，脸上是永恒凝固的幸福表情。我问他们从哪里来。

“维尔纽斯，”男孩说，“立陶宛。”

他们还在读大学，明年夏天毕业，利用最后的假期开车一路玩到这里。

“毕业后打算做什么？”

男孩告诉我，他申请了美国的研究生，而女孩会留在当地工作。

我与他们道别，并祝他们一切顺利。他们牵着手离开。

二十一岁——无论对未来还是爱情，都充满绝对信心的年龄。

我走回停车场，觉得可以继续上路了。

2

我开上M3高速公路，之后转M7，朝埃格尔一路驶去。二百四十五公里的路程，中途加了油，还在加油站旁的麦当劳吃了巨无霸汉堡，喝了黑咖啡。到埃格尔时，已是傍晚时分。

埃格尔是一座古典气息浓郁的小城，保存完好的巴洛克建筑随处可见。我在离老城中心很近的地方找了家旅舍住下。透过窗玻璃，可以望见方济各会教堂的尖顶。我把剩下的维拉尼红葡萄酒一饮而尽，然后趁着暖意出门。

我沿着人行道走过一些店铺，穿过小巷，转上大街，那儿有被灯火点亮的圣诞集市，再过去便是埃格尔大教堂。天气很冷，又有雾，可教堂看上去非常雄伟。

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埃格尔的气氛——小而紧凑，古意盎然。最重要的是，人们仍然生活在那些老房子里，仍然去那些老教堂礼拜。

我向伊斯特万·多博广场方向走，路上有一座四十米高的尖塔。它是一座清真寺的附属建筑，标志着16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入侵欧洲的最北端。从这里拐进去，便看见身披甲胄的老伊斯特万矗立在广场中心，俯瞰着来往的行人。叫他老伊斯特万，是因为按照匈牙利语的习惯，姓是放在名之前的。

1552年，伊斯特万率领着两千名士兵与进犯的十万土耳其大军对峙了一个月。当时，作为独立国家的匈牙利已不复存在，土耳其人早已占领了大片匈牙利的土地，自然没把一个小小的埃格尔放在眼里。然而，埃格尔人以高尚、坚强的精神投入了战斗。在决定性的反围攻战中，女性也加入了战斗，她们站在城墙上，将烧开的树脂浇在敌人身上。

谣言开始在土耳其军队中肆虐。他们认为埃格尔人之所以如此勇猛，是因为喝了公牛血。他们并不知道，埃格尔盛产一种颜色如公牛血的红葡萄酒。士兵们痛饮了葡萄酒，胡子也被染得血红，显得杀气腾腾。土耳其人被击败了，埃格尔获得了拯救，伊斯特万成为匈牙利的民族英雄，而公牛血红酒成为匈牙利最著名的红葡萄酒。

一个国家的饮食传统总是与民族情结相互作用，这样两者便都获得了传奇性与正当性。记得小时候去巷口排队买油条，祖母便告诉我，那油条炸的是秦桧夫妇，于是知道了那些排队的大爷大妈吃的是民族大义。此刻，看着老伊斯特万的雕像，我也非常想喝一杯埃格尔公牛血红葡萄酒，向英勇的埃格尔人民致敬。

不过，且让我先去埃格尔大教堂坐坐。在冬天的欧洲旅行，我渐渐习惯了走进教堂。尤其在圣诞期间，店铺关门，但教堂总是开着。有时候在外面走冷了，或者天气不好，我就会随便走进一所教堂，坐一坐，让自己暖和过来。

我喜欢推开教堂大门时那股木头的味道，里面总是很暗，而且静悄悄。我朝埃格尔大教堂走去，世界像下雪一样宁静，我突然想起今晚是平安夜。

一个吉卜赛女人坐在教堂门口的石阶上，我从兜里摸出两枚硬币给她。教堂里只点了几盏灯，又黑又静。我坐在木制长椅上，只能看到圣像模糊的轮廓。我坐了十分钟，想站起来的时候，我又让自己多坐了一会儿。之后，我走出教堂，把剩下的硬币也给了吉卜赛女人。不知为什么，她的脸让我想起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看到的那些受难者的照片。

我穿过马路，走过图书馆和气象台，街上张灯结彩，可没什么路人。一个醉汉提着酒瓶子走过，嘴里嘟囔着什么。两个司机发生车辆剐蹭，正站在路中央互相咒骂，却没有围观群众。平安夜的埃格尔是如此寂静，人都去了哪儿呢？我想着在国内，人们恐怕已经开始准备狂欢了。

我总算发现一家人满为患的餐厅，有看上去不错的匈牙利家常菜。只有两桌顾客在店里用餐，其余人都在等着打包带走。

我排到队尾等候。站在我前面的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身材很瘦，穿着棕色皮夹克，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圆形的黑边眼镜，已经微微有些秃顶，深蓝色的毛线帽子攥在手里。他跟我打了个招呼，我也向他点头致意。他问我是不是游客。

“是的，特意来这里旅行，想看看匈牙利冬天的样子。”我说。

“非常安静，对吗？”

“比我想象的还安静。”我回答。

他是埃格尔一所高中的物理老师，没有孩子，只有他和妻子一起生活。

“平安夜不在家里做点菜吃？”我问。

他有些腼腆地一笑，说妻子不太善于厨艺，他们的晚餐都从这家餐厅买回去吃。他环顾了一下周围：“很地道的餐厅，也不贵。”

“是的，看上去相当不错。”

轮到物理老师点菜了。他一边点，服务员一边麻利地打包。这时，他突然转身问我：“你愿意来我家一起吃晚餐吗？”

我脸上的表情一定有些错愕，但是一个陌生人的善意总让人难以拒绝，更何况我也好奇一个匈牙利物理老师的家庭。

“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我说，“谢谢！”。

我们一起走出餐厅，走进埃格尔的平安夜。他一只手提着菜，另一只手把毛线帽子戴到头上。他住在两条街以外的住宅区，楼下有一家小酒吧还开着门，几个年轻人正站在门口抽烟。物理老师告诉我，他就住在酒吧上面那个房间。

他妻子开了门，一只拉布拉多犬跑过来又磨又蹭。他妻子看到我显然有些吃惊。物理老师解释了一番，把菜递给她，她微笑着向我打了招呼，便进了厨房。

房间铺着木地板，暖气烧得很足。靠窗那面墙边摆着一个书架，除了书，还有物理老师和妻子的合影。另一面墙边是一架钢琴。琴上盖着桌布，上面摆了不少小玩具，看样子似乎已经有段时间没人弹奏了。房间不算很大，但是两个人生活绰绰有余。

我们在餐桌前坐下。物理老师开了一瓶红酒，妻子已把菜分盘上桌。每个人面前都有酒杯、刀叉和盘子。我们碰杯，祝彼此圣诞快乐，然后一边吃饭一边谈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你知道吗，开始我以为你是日本人，”物理老师说，“我之前接待过一个日本年轻人。”

“有很多日本人来这里旅行吗？”我问。

“是这样的，我在一家民宿网站上注了册，一个日本人就发信联系我，大概是两个月前的事了。相比中国人，来这里旅行的日本人还算不少。”

“你感觉中国人和日本人的差别大吗？”

“外表上我很难看出有什么不同，”物理老师笑着说，“但日本人的英语不是太好，所以很难和他们进行太多交流。不过我问了他对中日关系紧张的看法。”

“他说什么？”

“他说，他并不关心政治，很多日本年轻人也不关心，他们甚至不知道现在的日本首相是谁。”

相比一个没人关心政治的社会，一个人人都热衷参与政治的社会，反而更可怕——只有极权时代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们很自然地谈起苏联时代的记忆。

物理老师喝了一口红酒，像在追忆非常久远的事情。然后他郑重告诉我，他是犹太人。二战时，他的祖父母经历过非常可怕的岁月。他们原本住在布达佩斯，1944年夏天被送进波兰的集中营。他们负责做苦力，侥幸活了下来。

二战结束后，为了忘掉过去，一家人迁居埃格尔。他们隐瞒了犹太人的身份，没有跟任何人透露。他们甚至皈依了天主教，也不再按照犹太人的习惯礼拜和生活。他们担心，一旦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将来可能再遭厄运。

他们保守身份的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连儿女也不知道这些事情。直到要去布达佩斯上大学之前，物理老师的父母才告诉了他过去的一切。

“我带着强烈的震惊离开了埃格尔。”物理老师说。

那时，苏联已经解体，社会主义阵营的巨变仿佛发生在一夜之间。他开始去布达佩斯的犹太教堂，参加犹太社团的活动，也与一些犹太裔的年轻人成为朋友。他开始用心阅读《圣经·旧约》。在此之前，他对犹太民族的历史感到十分隔膜。

毕业以后，物理老师回到埃格尔工作。他说，除了布达佩斯，匈牙利的犹太人数量已经十分稀少，在埃格尔就更少，但他仍和布达佩斯的犹太社团保持着联系。

“犹太人的目前状况还好吗？”我问。

“很难用好与不好来回答，”物理老师说，“一旦遇上天灾人祸、经济衰退，首当其冲的总是犹太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我想起欧洲历史学家约瑟夫· P.伯恩在《黑死病》一书中写到的情景。当时，犹太人被认为是瘟疫的源头，于是遭到灭绝性的屠杀。而这些年，因为欧债危机和经济不景气，对犹太人的仇恨又在欧洲，尤其是匈牙利复燃。一个叫“Jobbik”（意为“更好的匈牙利”）的法西斯政党获得了不少支持，其领导人甚至进入了欧洲议会。

“有意思的是，经过媒体调查，这个人实际上拥有犹太血统。和我的祖母一样，她的外祖母是犹太人，而且是大屠杀的幸存者。报道出来之后，这个人就被Jobbik组织清除了，但是这个党派的势力仍然很大。”

“你对未来有过担忧吗？”我问。

“犹太民族总是时刻准备受难，这是我们从历史中得到的经验，”物理老师说，“在这个层面上，你可以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担忧。”

他微笑着举起酒杯，于是我也举起我的。

“我们能做的只有祈祷。”他说。

回旅馆的路上，我的脑海里一直回响着这句话。夜空爽朗，点点繁星仿佛教堂的蜡烛。然而，在这处处隐藏着暴力的世界上，我们真的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吗？那些悲剧和苦难、战争和屠杀真的能够不再上演吗？

我想，是不能的。

那么，我们能做的，确实只有祈祷而已。

3

阳光从阁楼的窗玻璃斜洒下来，教堂的钟声隐隐传来。我步行去Café L'Antico吃早餐，这是当地人买圣诞糕点的地方。蛋糕很新鲜，奶油十分厚重，沉甸甸的像这个国家给人的感觉。

我沿着拉约什·科苏特大街漫步，走过犹太教堂改建的美术馆，穿过圣诞集市，回到伊斯特万·多博广场。从这里，一条小路将我引向城市的最高点——埃格尔城堡。城堡的大门开着，几门铁炮对着山下的城市。庭院里是当年的主教宫殿，现在改为博物馆。博物馆没有开门，只有一只黄猫在庭院里散步。

我登上石头垒成的城墙垛，整座城市在冬日的阳光下铺展开来：红瓦黄墙的巴洛克建筑、教堂的尖顶、郊外的农田和葡萄园。一辆黑色的火车头吞吐着白烟从城外驶过，蒸汽机的声音经过空气折射，若有若无地飘过来，像黯然而温柔的低语。我站在那里，望着眼前的世界，黄猫不知什么时候跟了过来，在我的脚边转悠。

虽然伊斯特万·多博在1552年阻止了土耳其军队的进攻，捍卫了匈牙利的尊严，但是四十四年后土耳其人卷土重来，最终攻占了埃格尔。他们对这座城市的统治直到1687年才结束。那一年，也是奥斯曼帝国渐渐衰落、匈牙利走向复苏的开始。

那时的中国是康熙二十六年，三藩之乱已平，台湾业已收复，帝国正步入盛世。而匈牙利经历了一个半世纪的占领，一半国土沦为了荒地和沼泽。

城墙下方，我看到一个斯洛伐克家庭谈笑着走过。两个小男孩一路奔跑，登上杂草丛生的山顶，那里有三座比真人还高的十字架，墓碑般矗立着。他们抱住十字架，欢快地朝下面大声呼喊。

不过三百多年前，山顶上还飘扬着奥斯曼帝国的马尾旗，整个欧洲都为之摇摇欲坠，而如今一切都已显得那么遥远，甚至遥不可及。

在城市的边缘，土耳其人给埃格尔留下的最后纪念是一座土耳其浴室——在一度破败不堪的遗址上，刚刚经历完漫长的重建。与之相邻的大主教花园曾是罗马教皇的私人花园，现在则作为城市公园对外开放。公园里的温泉同样是匈牙利建筑师马科维茨的作品。我走在公园的林荫路上，经过冒着热气的露天泳池，一条棕色的水管连接着公园外的小河。沿着小河走，不久就到了埃格尔火车站。

我喜欢火车站，因为它像一幕话剧的逼真布景，也是一座城市的风情写照。悲欢离合在这里上演，也在这里结束。在火车站，旅行者可以得到关于一座城市的全部想象。

埃格尔火车站小而安静，唯一的月台像演出结束后的剧场一样空旷。月台下停着开往布达佩斯的列车，还有半小时就发车了，可此刻的车厢依然空荡荡，一副永远不会驶离的样子。一个背着旅行包的匈牙利女人，站在车站入口处打电话。栗色长发，黑色大衣，一边听着电话，一边默默流泪。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哭泣，整个车站只有我们两个人。我看到她的旅行包上印着“纽约！纽约！”的字样。可在这个无人的火车站，纽约就像一个虚无缥缈的幻影。我从她身边走过时，她看了我一眼，目光中有一丝恍惚，仿佛在寻找什么。

车站尽头，午后的阳光照射着三辆废弃的车皮，上面画着俏皮的涂鸦。透过车窗，我看见里面的小桌子、皮座椅和遗落在地板上的蓝色手帕。车厢在涌动的光线下栩栩如生，宛如静物写生的场所。我突然想到，我一定也在寻找着什么场所：一处能坐下来思考人生的场所，一处让我感到归宿的场所。否则我为什么会在圣诞这天游荡在埃格尔，游荡在火车站，看着一个女人独自饮泣？

我沿着火车站外的大街走，街角处是一家还在营业的酒吧。我走进去，看到两个哑巴坐在那里，喝大杯掺水的伏特加。一个穿着灰色帽衫，一个穿着灰色大衣，互相打着手语，脸都喝得红红的。吧台上，一个邋遢的老人无动于衷地对着尚有几分姿色的女招待。他把杯子喝干，又要了一杯掺水的百龄坛威士忌，黑裤子脏兮兮的，摘下鸭舌帽后，头上是一圈帽子压出的印记。

——贫穷的匈牙利工人阶级，我意识到，并且感到一种归宿。

我坐下来，要了一杯匈牙利ARANY ASZOK啤酒。两个哑巴举杯向我致意。他们已经有点醉了，嗓子里发出含混不清的咕噜声。女招待不耐烦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今天是圣诞，她想早点回家。

我看了看墙上的告示，离关门时间还有一小时。穿帽衫的哑巴敲了敲桌面，示意再加两杯。女招待拿着抹布跑了过来。

“没啦，”她大声说，仿佛对方是聋子而非哑巴，“要关门了。”

穿帽衫的哑巴神情激动地指着告示理论，女招待叉着腰，底气十足地反驳。最后，她把两只空杯子抄走，扔进吧台后的洗碗槽，便对哑巴不闻不问了。

夕阳透过窗玻璃照射进来，桌面一片金色。那个老人喝完酒，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从兜里摸出一把纸币，付了酒账。他戴上鸭舌帽，目光迷离地走出门，沿着大街走了。

酒吧里只剩下我和两个哑巴。穿灰色大衣的哑巴朝我耸耸肩，然后赞赏地伸出大拇指，我也朝他伸出大拇指——女招待注视着我们。我知道，如果我再不加紧喝完这杯该死的啤酒，她的愤怒最终会转移到我头上。

一朵乌云遮蔽了太阳，屋内暗了下来。没了酒的哑巴，好像两个犯了错误、等待家长认领的孩子，显得无所适从。

我喝完酒，放下钱，起身离去。经过两个哑巴时，他们和我挥手告别。

两个不错的哑巴，我想，就像《心是孤独的猎手》里那两个哑巴。

我往旅馆走，过了一个路口再回头。女招待已经拉下了酒吧的大门，而两个哑巴依然站在门前交流，不肯离去。

我想，他们只是两个惺惺相惜的哑巴。在圣诞节这天，渴望找到一个温暖的场所。

在这浮世上。

4

当我发现赖奇克就位于埃格尔以西二十七公里时，我决定驱车前去拜访。

很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看了一部叫作《逃离赖奇克》的匈牙利电影，从此赖奇克这个名字就深深地印在了脑海里。

赖奇克是匈牙利的“古拉格”。1950年夏天至1953年夏天，这里关押了大批匈牙利的政治犯和异见人士。《逃离赖奇克》讲述了唯一一个活着逃出赖奇克的囚犯的故事。他逃到西方后，将狱友们的名字公之于众，这才让外界了解到赖奇克劳动营的存在。此前，在匈牙利当局的官方记录里，赖奇克一直是隐形的、虚构的、不存在的场所。

我驾驶Polo出城，沿24号公路行驶。丘陵与山谷间是松林和山毛榉，山丘的向阳面则是大片葡萄园。这条路从埃格尔到珍珠市，堪称匈牙利最美的公路。我想象着夏天来临时，眼前一定是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那些最初被秘密送到赖奇克的人们大概不会料到，如此勃勃生机的场景与地狱般的恐怖只有寸步之遥。

赖奇克是个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村庄。我转了一圈，没有发现任何特别之处。两边的房子是普通的石房子，街上也看不到什么人。尽管是冬天，阳光依然炽烈地透过车窗射进车内，可是外面的风很大，一开窗就会把暖意瞬间卷走。我向路边一位村民打听劳动营，她没抬眼皮地指了指村南的一条公路。我不确定她是否听懂了我的意思，但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办法。

我沿着那条公路开去，两旁的风景越来越荒凉。风掠过山丘和树梢，吹得车身呼呼作响。看来我已经偏离了主干道。就在我准备调头返回之时，突然看到路边有一块指示牌——赖奇克劳动营就在这条路的前方。

如今，人们在劳动营的遗址上建起一座纪念公园。1953年秋天，迫于西方压力，匈牙利当局释放了那些还侥幸存活的政治犯，前提是他们必须签署保密协议，不向任何人透露劳动营的情况。此后，当局秘密拆除了铁丝网和牢房，尽量不留下任何痕迹。赖奇克劳动营成为严防死守的秘密。

秘密直到苏联解体前夕才被幸存者戳破。他们通过媒体发声，倾吐往事，寻找狱友，还成立了赖奇克协会。20世纪90年代，根据这些幸存者的共同记忆，赖奇克劳动营在原址上部分重建并竖起一座纪念碑，意在让后人铭记历史。更重要的是，不再让悲剧重演。

我穿过铁丝网，经过瞭望塔，来到纪念碑前。它的外形就像两面倾圮的围墙，互相倚靠。墙壁上刻着一千三百名遇难者的姓名，四周是一片荒野，再远处是僻静的山林。松树还是绿色的，阔叶植物则已枝叶尽落，像扫把一样支撑着天空。

附近有一间牢房模样的旧木房子，被改建为纪念馆，收藏囚犯的遗物。展厅里还陈列着很多照片：犯人举着姓名牌的正侧面照、各类刑罚的示意图……原来让人遭罪的花样如此之多，更不要说还有精神上的钳制——而遭受这一切苦难，只是因为这些人与当局的思想不同。

囚犯们每天要进行十四个小时的重体力劳动，却只能得到极其有限的食物。他们被迫啃树皮，挖树根，吃春天刚冒芽的青草。由于长期营养不良，他们的牙齿脱落，体重锐减，死去时往往不及来时体重的一半。他们的尸体被随便扔进山林之中，任由野兽和乌鸦叼走……六十年过去了，我站在这里依旧能感受到历史的咄咄寒意。

在布达佩斯时，我也经历过这么触目惊心的一刻。那是在安德拉什大街的“恐怖博物馆”——与著名的李斯特故居仅一街之隔。博物馆曾是纳粹的“箭十字党”党部，后来成为匈牙利当局的秘密监狱。与赖奇克劳动营一样，同一时期的布达佩斯也充斥着秘密审判、刑罚和屠杀。不仅是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乃至整个欧洲腹地，都发生过相似的灾难。

这里已经竖立起一座座纪念碑，而在许多地方，墓碑仅存在于少数幸存者的记忆里。

站在赖奇克的荒野上，我突然感到一阵持续性的恐惧。它紧紧地摄住我，像海浪不断冲击着堤岸。我知道，幽灵不曾远去，它就在不远处徘徊，就像《指环王》中的戒灵蓄势以待。如果未经彻底清算，它就不会归于尘土。总有一天，将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卷土重来。

我回到24号公路，翻越匈牙利的最高峰马特拉山。峰回路转的盘山路，两边是幽深的山毛榉林。山上的积雪还未融化，像棉絮一样覆盖在大片荒草甸上。鹰在干净的天空盘旋，俯视着一切。

群山之中，是沉睡了一千多年的火山群。这里过去是苦寒之地，如今则散落着一些度假村。匈牙利的中产家庭开着车来这里喝葡萄酒，呼吸新鲜空气。我在临近珍珠市的一家度假村吃了鹰嘴豆牛肉汤和面包，从这里上M3高速，一路向西，离布达佩斯不过八十公里。

车内广播正在播放贝多芬的奏鸣曲，窗外是一片片连绵起伏的田野。匈奴人、马扎尔人、蒙古人、土耳其人、德国人、苏联人都相继踏上过这片土地，现在它在雾中一片寂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