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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布尔诺之星,异乡人,冬之旅午夜降临前抵达 作者:刘子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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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切顺利。欧洲巴士公司的大巴一如往常准时进站。我也一眼看到那个吃炸鸡、喝啤酒的少年。他是斯洛伐克人,恕我没问他的姓名。他一坐到我旁边的座位上,便脱掉羽绒服,露出与时令毫不相称的短袖。他埋头吃着炸鸡——貌似是隔夜货色,因为纸桶边缘已经浸透油渍,炸鸡看上去也疲沓沓,失去应有的尊严,可少年仍然狼吞虎咽——急需补充蛋白质的年龄。 此刻,大巴已将布达佩斯甩在身后,一路向着西偏北方向驶去。我想起,我曾经走过这条路,不过那是一年前,从相反方向前往布达佩斯。如今再走,是想去捷克的第二大城市布尔诺,再从那里租车环游摩拉维亚地区。 冬天日短,很快就到了黄昏时分。我看到窗外壮观的白色风车群,像巨人伫立在半明半暗的旷野上。记忆中,此地离维也纳不远,牙科与美容业格外发达。大批维也纳人会开车过境,来这里享受廉价的匈牙利服务。 之前,我通过网站预订了布尔诺市区的一间民宿公寓。从照片看,主人是一个孤艳的罗马尼亚女子,名叫玛丽亚。看着窗外渐渐熄灭的世界,我开始回想自己为何会预订她的公寓——我本可以在汽车站外随便找一家旅舍敷衍一夜的。 或许因为她那张孤艳的照片?或许因为她是独自生活在捷克的罗马尼亚女人?或许仅是一时冲动?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都要承受相应的后果,夜晚到达布尔诺后找到玛丽亚的公寓,而所能凭借的只有一张捏得汗津津的、写有地址的字条。 吃炸鸡的少年已经戴着耳机睡去。啤酒罐插在座椅前的网兜里,T恤上尤有炸鸡的碎屑。车上的大部分人也都睡了,他们是回家的本地人,再睁开眼就是温馨的家,因此大可无忧无虑地酣睡。只有我凝视着窗外,对将要抵达的城市茫然无知,预感这一夜将会格外漫长。 大巴在布拉迪斯拉发停靠半小时。这座斯洛伐克的首都,像离地球最远的星球一样黯淡。车站外,一条土狗摇晃着尾巴,跑过一家濒临倒闭的酒吧。除了梅赛德斯-奔驰的广告牌,我几乎没看到什么发光的物体。 一年前,我曾在布拉迪斯拉发短暂停留。我还记得一个为脱衣舞酒吧拉生意的小贩冲我大喊:“你永远不会再来这里了!”我的确没找到再来的理由,然而这辆开往捷克的大巴却将我抛在此地。 我看到吃炸鸡的少年穿上羽绒服下了车,很快消失在布拉迪斯拉发的夜色中。我把他遗留下的炸鸡桶带下车,扔进垃圾箱,感到一阵饥饿。我在车站里走了一圈,没发现什么像样的地方,只有一个公共汽车改装的餐吧,唯一的顾客是厨师本人。我回到半空的大巴上,伴着炸鸡的余味,闭上眼睛。 我很快就会进入捷克的地界,只是窗外的景物已经无从辨认。大巴经过了一些晦暗不清的小镇,当我看到一个稍大点的城镇时,我想布尔诺也许快到了。车上的人开始收拾东西。我帮一个女人拿下行李架上的背包,然后问她:“到布尔诺还有多久?” “这就是布尔诺,”她以不容争辩的口气说。 “已经到了?” “到了。” 我跳下车,呼吸着捷克夜晚的空气。没错,这的确是布尔诺——捷克的第二大城市,摩拉维亚州的首府。汽车站紧邻着火车站,走出去便是纵横交错的电车轨道。对面是一排旅馆和餐厅,人们进进出出,展示着一座小城市的夜生活。同车的人很快作鸟兽散。 他们的旅程已经结束,而我的刚刚开始。 2 玛丽亚的公寓离市中心只有四站电车,可电车刚开出两站,周围就变成了冷清的社会主义郊区——布尔诺的核心区域是可以步行丈量的。空旷的街边停满十年前甚至更早的斯柯达、菲亚特和大众,加上颇有年代感的建筑,宛如一座露天怀旧博物馆。车厢里只有几位乘客,都戴着帽子,沉默不语。电车与铁轨的摩擦声,撕扯着静悄悄的夜晚。 我在斯拉夫大街下车,街上空无一人。天空呈现出一种深沉的宝蓝色,可以看到灰色的云朵迅疾流动。路边是一致性的两层小楼,有些点着灯,但听不到一点声音,人们似乎都在不声不响地生活。 我试图想象在这样的城市长久居住的生活。我会从超市买回很多食物和酒,每晚自己做饭,然后打开台灯阅读。实在无聊的时候,就去街角的小酒馆喝上几杯。我会找到一个好姑娘,与她一起生活,生儿育女。除此之外,我实在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可能性。 我会喜欢这样的日子吗?我边走边想,然后意识到,这里也是赫拉巴尔和雅纳切克的老家。 玛丽亚的公寓同样位于一栋两层小楼里,只有一层的房间亮着灯。我按下门铃,一个女人快步走来的声音。 “嗨,你好,我是玛丽亚。”开门的女人说。 她和照片中的样子相差不远,只是肤色苍白,如同时光久远的油画,褪去了一层色彩。她穿着白色家居服,红色拖鞋,大概刚刚洗过澡,头发还带着潮乎乎的香气。 她领着我走进我的房间,就在她房间的对面。隔壁则是厨房兼餐厅,可以泡茶、煮咖啡或烤面包片。 “如果想喝酒或吃东西,冰箱里也有。”她边说边拉开冰箱门。我看到里面有奶酪、袋装蔬菜和半打“布尔诺之星”啤酒。 “还可以接受吗?”她笑着问我。 “非常好。”我回答。 等我收拾完行李,到厨房找吃的,看见玛丽亚正倚在窗前,对着大街抽烟。 “希望你别介意,”她对我说,“这东西还戒不了。” “干嘛要戒呢?” 她笑了。“确实也没什么非戒不可的理由,这大概是一个人生活的好处。” “喜欢一个人生活?”我问。 “至少没太多坏处。”她抖了一下烟灰,仿佛抖下生活的重负,“你呢?为什么来布尔诺?” 我告诉她,我打算从这里租车前往奥洛穆茨,之后或许再一路北上。 “我去过奥洛穆茨,很安静的地方。” “布尔诺也很安静。” “和布拉格比起来,这里确实像是另外一个世界。” 我问她为什么会来这里。因为我知道很多罗马尼亚人都去布拉格、巴黎或者米兰。 玛丽亚说,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布尔诺找到的,一家叫“怪兽”的猎头公司,之后就留在了这里,也渐渐适应这里的生活。 “其实对于去哪里生活我一向开放,”她说,“唯一的信念就是离开罗马尼亚。” “为什么?” “那里的政治太腐败,让人感到窒息。你知道吗?布加勒斯特有上百万只流浪狗,它们整天在街头游荡,没人照料,自生自灭,这差不多就是罗马尼亚的缩影。” 我告诉她,我看过一部罗马尼亚电影《橡树》,是吕西安·平特莱导演的,不过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也许有那么一天,不知道是过了多少个和平日,也不知道是在哪一个未来,我回到那有连绵群山的国度去,就是梦中我骑着白猪飞去的地方。人们说,那里就是我的家乡。 ——赫塔·米勒,《呼吸秋千》 玛丽亚掐灭烟蒂,问我要不要吃点什么,或者,喝上一杯。 我从冰箱里拿出两罐“布尔诺之星”,递给她一罐,然后切了一小块奶酪,又用袋装蔬菜简单地做了一份油醋沙拉。我们小口喝着啤酒,那种微带苦味的捷克比尔森啤酒。透过窗玻璃,能看到昏黄的街灯晃动着夜晚,玛丽亚的侧脸因此有了一层桃子般的光晕。 玛丽亚告诉我,她之前有过一个室友,是一个学建筑的捷克女孩,就住在我那个房间。后来她去了英国,而玛丽亚不想搬家,也不想再找一个长期室友。她在短租网站做了登记,心情好的时候就把房间租出去。如果申请人不合心意,就干脆让房间空着。 “这么说,我算幸运的了。” “你大老远从中国来,我怎么能拒绝你?” 我和她碰了一下杯。和刚才相比,她的脸色似乎已不那么苍白,但有一种细碎的、闪烁的孤寂。 我问她平时喜欢做什么。 “看书、听音乐、练瑜伽。凡是可以一个人做的事情都做得津津有味,不会觉得无聊。周末有时也会和朋友一起去酒吧,不过还是和自己相处的时间更多。” “有过男朋友?” “当然,”玛丽亚笑了,“只是相处一段时间后发现,那种建立在共同生活基础上的固定关系并不是我想要的。” 她喝了一口啤酒。鼻梁骨在光影之下显得小巧而高挺,睫毛好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面颊上。 “我更喜欢陌生人间的善意和理解,那种没有附加条件的爱,”她的手指拨弄着啤酒罐的铝环,“当一个人爱你,他并不是想从你身上得到同样的回报,而仅仅是出于一种爱的本能。我喜欢这样的感觉,它让我觉得温暖,没有负担。” 我点点头。“因为是陌生人,这种爱大概也是短暂和偶然的。” “可能吧,可又有什么关系呢?”玛丽亚微笑着,“而且,因为是陌生人,即便得不到这些,你也不会觉得失落。” “这和旅行的感觉很像,除非你非常富有,一切都用钱打通,否则总需要依靠陌生人的善意,才能走到下一个地方。” “旅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人生的模拟吧。” “或者说,戏仿。” “你去过很多地方吗?” “不算很多,”我回答,“不过旅行改变了我,所以我能理解你刚才说的意思。” “谢谢。”玛丽亚又点起一支烟,深深吸了一口,一阵白雾在我们之间升起。可我却突然觉得她不那么神秘了,仿佛从那张孤艳的照片中分娩出来,仍然保留着一颗少女之心。因为这个发现,我感到十分欣慰。 “还要再喝点吗?”她摇了摇空了的罐子。 “为什么不?” “再来点音乐?” “太好了!” “我喜欢捷克啤酒。” “每天都喝?” “对。” “我也喜欢,”我笑着说,“说不定这才是我来布尔诺的原因。” 玛丽亚放起西蒙和加芬克尔的老歌,我们一边听一边喝啤酒打发时间。有一阵子,我们都不再说话,任由思绪沉浸在歌声里。 在那场闪烁不定的对话中,几声肤浅的叹息,就是你我生活的边界。 ——西蒙和加芬克尔,《闪烁不定的对话》 3 布尔诺的清晨,电车响着铃铛驶过晨雾刚刚散去的街道。我看到一伙儿穿着西装和大衣,戴着礼帽的老人相扶走向教堂。卷心菜广场上行人寥落,店铺大都还未开门,唯有街角小酒馆的招牌早早亮着,门上写着营业时间“6 am——4 am”。 我从门前走过,看到里面已经坐了几个人,迷迷糊糊地端着啤酒杯,喝着他们的“叫醒酒”(wake-up drink)。我很想走进去,与他们一一碰杯,但我还要赶往布尔诺机场。在那儿,租车行为我准备了下一段旅程的用车——一辆菲亚特熊猫。 布尔诺机场距市区七公里,形状宛如趴在荒野上的外太空生物。候机大厅空无一人,因为整个上午都没有航班起落。全天也仅有飞往莫斯科和伦敦的两个班次。 租车行小姐显然盼了我好久,所以一见到我就迫不及待地说起英文。大意是责怪我迟到了半个多小时,要我支付二十欧“罚款”。她是个胖乎乎的金发姑娘,胸部丰满,穿着高领毛衣和牛仔裤,飘散的古龙水味儿仿佛昨夜的情欲。考虑到整座机场就她可怜的一个人,我把一张崭新的二十欧纸币交给了她。 “还没吃早饭吧?”我问。 “什么?” “早饭。” “这里没有卖早饭的。” “我是说你还没吃早饭吧?” 车行女孩耸了耸肩,算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她找出一串钥匙,带我走向外面的停车场。 如果说我在匈牙利租的Polo足可令我脱颖而出,那么这辆白色菲亚特熊猫毫无疑问会让我泯如众人。我看了看仪表盘,已经开了十四万公里。无论坐垫还是椅背,看上去都历经沧桑,像屠夫的围裙,带着日积月累的污渍。 车行女孩把租赁合同交给我,转身欲走。我问她是否需要搭车回城。 “什么?” “搭车,我可以送你回布尔诺。” 她以手术刀般异样的眼神上下扫了我两眼,随即得出结论:“不了,我还是搭公共汽车吧。” 她转身离去,只留下一阵若有若无的古龙水气息。 我装好导航,一路开回玛丽亚的公寓。她刚刚起床,正拿吹风机吹头发。我与她告别,告诉她我要上路了,后会有期。 “我们还会见面吗?”她问。 “也许,不过再见面的话,我们就不算陌生人了。” “你说得对,所以我希望再见到你,又不希望。女人很奇怪,是不是?” “这个世界不也很奇怪吗?” “祝你在这个奇怪的世界上一切顺利。” “你也一样。” 我开着菲亚特熊猫驶出布尔诺。天气非常好,阳光灿烂得给人夏日之感。我看见大片枯黄的麦田在风中跌宕,麦秆闪着金色的光芒。不时经过一条静静流淌的溪流,摩拉维亚的村庄坐落其侧,教堂与世无争地矗立,宁静得如同巴比松画派的风景画。 我没有直接开上通向奥洛穆茨的高速公路,而是走一条蜿蜒的小路,前往摩拉维亚的斯拉夫科夫。那里爆发过三大帝国间的战役,拿破仑的大军最终击败了奥匈帝国与沙皇俄国的联军。 决战发生在斯拉夫科夫以西十二公里处的荒野中。我开车在附近兜了几圈,终于找到了那座小山包,如今那里矗立着一座和平纪念碑。我把车停在山脚下,步行走到山顶。远山平缓,绿色的田野一望无尽。从云缝间泄露的天光,照射在远处黄红相间的村庄上,让人无法想象这里曾经发生过惨烈的战争。 纪念碑是砖石结构,像一座白色佛塔,后面立着法、奥、俄三国及欧盟的旗帜,无遮无拦地面对着田野和树林。我看到一个老妇从山脚下走上来,穿着捷克农人的冬衣,围着驼色羊毛头巾。她从我身边走过,并没有注意到我。她径直走到纪念碑前,凝视片刻,然后转身面对浩荡的田野。阳光照在她的身上,山风拂动她的头巾,她就这么站在那里,脸上的皱纹如刀刻一般。我想,她也许就住在附近的村子里,从年轻时就来这里玩耍。对她来说,缅怀早已不再重要,因为除了这座纪念碑,大地已把一切过往埋葬——它只是无穷无尽的现在时。 我喜欢这种“天地不仁”的感觉,它让我明白一切都没那么重要。如同冬枯夏荣,其实早有安排,人世的成败也同样如此。我们真的可以改变什么吗?我站在山上想。抑或,我们只是命运的傀儡? 我想起在印度,在佛陀讲法的灵鹫山上,我也曾想过这个问题。当我下山时,我看到黑瘦的乞讨者伸出像天线一样的手。是的,旅行让我一次次确认人生的虚无,然后在随波逐流中继续我的人生。 我离开斯拉夫科夫,开上高速公路,在麦浪中不辨方向,到达奥洛穆茨时已是黄昏时分。 4 我把车停在旅馆门口,提着行李进门。门厅里铺着栗色的绒毛地毯,上面是吸尘器留下的纵横交错的痕迹。前台是一个年轻姑娘,对我报以热情的微笑。我把证件交给她,看到她手腕上套着两根橡皮筋。 “房间就在旁边,可以先放行李。”她说。 等我把行李放好回来,她已经用橡皮筋把头发扎了起来。 “只住一晚?” “是的,明天去波兰。” “有车?” “在门外停着。” 她微笑着把护照还给我。于是我问她在这里工作多久了。 “我是奥洛穆茨大学哲学系的学生,在这里做兼职而已。”她告诉我。 “哲学系怎么样?” “挺不错,有时间做兼职。” “赚钱比哲学有意思?” “也不见得,”她把一绺头发别到耳后,“只是让生活丰富多彩一点。” “参差多态是幸福本源,罗素说的。” “你也是学哲学的?” “不,我自学成才。” 姑娘笑起来:“你真有趣!” “那我就把这当成赞美了。” “好吧,你可以这么认为,”姑娘说,“知道吗,你是今天最后一个客人。” “抱歉,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反正可以早走,”她看了看表,“冬天没什么客人。” “可能吧。” “奥洛穆茨是大学城,现在放假了,没什么人,”她耸了耸肩,“不过我和朋友晚上去参加舞会。” “什么舞会?” “就是跳舞呗,在另外一个朋友家里。你去吗?” “我上年纪了。” “你还行,还不老。” “真的吗?”我笑了,“那好吧,写个地址给我,我出门逛逛再去。” 她撕了一张便笺纸,写上地址递给我。我折好,放进兜里,然后戴上围巾出门。 我走在奥洛穆茨的夜色中。太阳落山后,气温便急转直下,空气中有股松枝冻裂的气味。我加快步伐,让自己渐渐暖和过来。上城广场上的人还不少,“三位一体”圣柱在暮色中彰显出中世纪的威严。广场显得很宏大,可能是布拉格广场之后捷克的第二大广场。但是相比早被游客占领的前者,这里要低调内敛很多。广场两侧有几家餐厅和商店的灯光在闪烁,鹅卵石路面的尽头停着几辆小汽车。很多本地人拿着热红酒,聚在广场拐角的那家酒吧门前交谈——这是饭前喝上一杯的时间。 我走过人群,纷飞的捷克语如雨点般洒在我身上,等我走过去,一切又恢复了安静。我经过市政厅和天文时钟,进入相对僻静的小巷。窗子里透出的灯火,点燃了昏黄的街道。我路过一座教堂,门开着,里面只点着一盏吊灯。我就在椅子上坐了一会儿,试着分辨四周的壁画。光线过于暗淡,我只能看到壁画模糊的淡影,那是一个垂死者跪在圣塞巴斯蒂安面前。 我突然明白,这幅壁画与黑死病有关,而奥洛穆茨曾是一座被瘟疫和死亡笼罩的城市。黑死病是一种腺鼠疫,但在中世纪一直被认为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这种疾病在欧洲蔓延过数次,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因此丧命。奥洛穆茨的下城广场上,至今矗立着玛丽安黑死病纪念柱,纪念1714年至1716年的那场大瘟疫。 壁画中,塞巴斯蒂安是一副受难者的姿态。他生活在3世纪中后期,是一名士兵,因信仰天主教被判处死刑,却在箭雨中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人们之所以向他祈祷,是因为他身受箭伤而不死。 箭,一直以来就是上帝向人类发起疾病的隐喻。 把我的箭向他们射尽。 ——《旧约·申命记》 我感到一阵寒意,便走出教堂,走进空旷的街道。天空中成群的乌鸦仿佛夜的碎片,纷纷扬扬。我走过教堂附近的一个电车厂,院子里停满电车,铁轨像黑色的血管,从四面八方伸向洞开的铁门。一个戴着棉帽的工人在给车辆做最后的检修。街灯摇晃,把周围的一切啃得模模糊糊。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电车在眨眼,做鬼脸,只等检修工一走就会活过来,成为夜晚真正的主人。 那么我呢? 我不过是在偶然的时间,偶然地出现在这座城市罢了。我不会拥有它,它也休想占有我,我们只是短暂拥抱,就像酒吧相遇的姻缘,酒醒之后便音讯全无。 我终于走进一家路边的小酒馆,里面暖洋洋的,电视正播放足球比赛,厨房飘来炸薯条的香味。当地人三五成群地坐在一起,聊天,看电视,有一搭没一搭地喝啤酒。在欧洲腹地的冬天,只有神圣的教堂和世俗的酒馆,让我感到满血复活。它们就像虚空之中的两个圆圈,交集便是人类生活的核心。我必须感谢它们,没有它们的存在,我将成为无家可归的幽灵。 一男一女走进来。他们一边与侍者打招呼,一边脱掉大衣,露出里面的短袖T恤。女人点了摩拉维亚白葡萄酒,男人点了啤酒,一端上来,就迫不及待地喝了一大口,胡子上沾满白色的啤酒沫。女人戴着漂亮的大圆耳环,优雅地晃动杯子。 看着他们,我突然意识到自己只是一个人的事实。倘若不是处于渴望之中,一个人可以是巨大的快乐。然而在奥洛穆茨,“一个人”又是双重意义上的:不仅是一个人,而且是一个身在异乡的人。当然,那感觉不坏。 我一边这么想,一边点了一杯1623年建厂的奥斯拉瓦尼啤酒,又点了一客牛排和一份煎奥洛穆茨奶酪。奥洛穆茨奶酪略带臭味,但与啤酒非常相称。我就着冷冽的啤酒,将牛排和奶酪一扫而光,然后又要了一杯。这次我喝得很慢,一边小口呷着,一边琢磨接下来的行程。 第二天一早,我将开车翻越苏台德山,进入波兰,到达西里西亚的首府弗罗茨瓦夫。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里,那里都是普鲁士和德国的领土,直到二战结束后,才重新划归波兰。与摩拉维亚相比,西里西亚又是另外一段不同的故事了。 但是我知道,我并非全然为历史而去。旅行时,我总是拿出地图,测算自己与边境的距离。很多时候,我只是希望找到一条可以穿越的边境,抵达一个可以抵达的场所。对我来说,“抵达”这一行为本身就可以构成旅行的全部意义。 我喝完啤酒,付了账,然后走出酒馆。这是漫长的一天。明天我将离开奥洛穆茨,离开摩拉维亚。我把前台姑娘写的字条拿出来,看那上面的地址。年轻姑娘的笔迹,不禁让人莞尔。但今晚的我老了,不打算再去跳舞。 5 第二天清晨,菲亚特熊猫的车窗上结满了冰霜。我启动汽车,等待引擎的热量慢慢将冰霜融化。我去旁边的面包店买了新鲜出炉的羊角面包和现磨咖啡,翻了翻当地报纸。太阳出来后,冰霜融化得像溃不成军的战场。 开出奥洛穆茨,很快便进入山区,房子越来越少,车也越来越少。菲亚特熊猫的广播开始出现信号不清的“沙沙”声,那是接近边境时才会有的“小奏鸣曲”。苏台德山脉位于德国、波兰、捷克三国边境,北向东走向,长约三百公里,由一系列平行山脉组成。我对它的了解源于二战的历史。1938年,希特勒吞并了德语居民占多数的苏台德地区,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索。 我行驶在僻静的林间公路上,两旁的森林随山势起伏,恍如一匹冬青色的绸缎。天空框在行道树构成的堤岸间,像一条倒挂流淌的白色大河。周围没有行人,也看不到村落。只有我和车,在天与地、山与林之间穿行。 我喜欢这样的感觉——速度所带来的单纯喜悦。因为缺乏一定的对照物,那感觉又像是在光滑无痕的平面上静止不动。此时能听一点舒伯特就好了,我想。如果可以的话,希望是《冬之旅》。 《冬之旅》叙述了冬天里一位失恋者的孤独旅行。二十四首歌词,都来自威廉·米勒的诗作。创作这些歌时,舒伯特不过三十岁,和我一样的年龄。然而歌曲中的情绪却是如此阴冷而悲伤,仿佛在感叹人生的晚景。果然,在完成这些歌曲后的第二年,舒伯特就离开了人世。 我打开一点车窗,清凉的空气涌了进来。周围的风景已经越来越荒,我应是在向着山中更深处前进。我开过一段砂石路,然后是一段新铺就的沥青路,这样开了几公里,一排红色的隔离墩将前路彻底阻住。隔离墩后面,仍有一条沥青公路通向森林深处。我想,那应该是波兰方向,可怎样绕行过去呢? 我熄火,下车,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甚至连溪水和鸟鸣也没有。我走过去检查隔离墩,试着搬动其中一个,可是它纹丝不动。我环顾四周,想找到一条小路,果然发现森林深处有一条土路。那其实很难说是路,只是一条勉强容得下一辆微型轿车的小径,看上去像是伐木工人进出森林时用的。我把车小心翼翼地开进去,高大的树木包围着我。色调灰暗的树干,遮天蔽日的枝叶。小路弯弯曲曲,细碎的阳光像小银鱼在林间跳跃。GPS已经彻底失去信号,画面上只有一个孤独的蓝点。 路越走越窄,树木渐渐从路中间横生出来。我终于不得不把车停下来,因为已彻底置身于森林深处。我打开车门,下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涌进鼻腔的气息是如此清新,简直如饮醇醪,并且一团一块地混杂着森林幽冷的清香。周遭半明半暗,脚下满是落叶和羊齿,什么地方似有小溪流淌,水流声隐隐传来。我仔细环顾四周,环顾密林,可是看不到丝毫人迹。我想,如果此时有虎狼从林间缓缓走出,我也一点都不会感到意外。 在这里住上一段时间应该不错,我想,除了需要面对未知的恐惧——我究竟身在何处?这条小路最终通向哪里?我还能找到回去的路吗?答案不得而知。我突然感到一阵阴冷,因为这个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我所不知道的事情。 我在狭小的空间里掉头,按原路返回,所幸路线大致还记得。花了比来时更长的时间,我终于回到森林的入口。隔离墩仍然立在道路中央,风翕动着树叶,一切似乎都没什么变化。这时,我注意到半山上有一座小木屋,烟囱里冒着烟,看来有人居住。刚才怎么没有发现呢?我一边想着,一边沿着碎石路驱车上去。转过一道弯,发现木屋前还有一个院子,里面停着一辆大众旅行车。 可能听到引擎的声音吧,我刚下车,门开了,一个男人探出头来。他大约四十来岁,穿着格纹衬衫和棉坎肩,蓝色牛仔裤,戴着一副圆边眼镜,留着棕色络腮胡。头发也是棕色的浓密鬈发。他一手扶着门框,一手插在裤兜里,一只白色萨摩耶从后面探出头。 “你好,”我说,“我从这里路过,请问附近有路通向波兰吗?” “山那边就是波兰了,”男人以流利的英语回答,“可是这条路封死了。” “从那片森林里能不能穿过去?” “森林吗?”男人摇着头,“那里是穿不过去的。” “那么森林通向哪里?我看到有条小路。” “哪里都不通,里面只有森林而已。” 我想着他的话,脑海中浮现出一片无边无际、没有尽头的森林。 “那有什么办法去波兰的弗罗茨瓦夫?” “你要往回开二十多公里到顺佩尔克,那里有路通向波兰。” “顺佩尔克?” “对,那是附近比较大的城镇。” 我向他表示感谢,他说不用。我问他是不是在这里居住。 “这是我放假时来住的乡村木屋,”男人回答,“这里空气很好,非常安静,适合读书、思考。” “看起来很棒。” “如果愿意,还可以去森林里散步。但是要小心不能走得太深,否则可能会迷路。” “你在这里也会迷路?” “任何人都会迷路,我们对周围世界的了解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多。” “你做什么工作?” “我在大学教历史。中世纪史,具体来说。” “一定很有意思。” 男人微笑着。“你从哪里来?” “中国。” “你好,”他用不那么标准的中文说道,“要不要进来坐坐?” 我看了看表,“非常想,可是还得尽快赶到弗罗茨瓦夫。” 男人点点头。“那么,祝你好运,年轻人!” 我与他挥手告别,一路开回顺佩尔克,再从那里开上一条北上的公路。我翻过几座山脉,一路都能看到行李架上绑着滑雪橇的汽车“嗖嗖”驶过。山间有白色的滑雪道,在阳光下闪光。我在象征波兰国界的路牌前停车。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标志或哨卡,只是一切文字都突然从捷克语变为波兰语。边境线是多么有趣的存在:这条看不见的线,竟可以区分两个国家、两个种族、两种文化。 我停在这里,静静回想我在摩拉维亚的日子。吃炸鸡的男孩、玛丽亚、做兼职的哲学系姑娘、休假的历史老师,一切都像是雾中风景。 我踩下油门,进入波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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