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波兰，总让我感到一种悲情。它的名字似乎有一种天然的雌性气息：忧郁、纤弱甚至带点受虐意味。给我这样印象的国家，除了波兰，还有乌克兰。它们都不幸夹在德国和俄罗斯这两个雄性掠食国家之间，注定了坎坷的命运：国境线总在变迁，人民总在迁徙，总是成为战争和杀戮的牺牲品。对它们来说，无论亲近德国还是俄罗斯，都不是什么好的选择。所以1944年，荷兰作家奥黛特·科伊恩写道：“对波兰来说，最好的出路就是加入大英帝国。”

她显然高估了帝国的运势——从印度到加勒比，从马来半岛到埃及，帝国的衰退是如此迅速，以至于不过三十年之后，作家简·莫里斯就只能在《大不列颠治下的和平》三部曲中追忆帝国的荣光了。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记得在印巴边境城市阿姆利则，一位拥有帝国情结的英国佬红着眼问我。他的目标是走遍英国所有的旧殖民地。

“对不起，他喝多了，”他的马来籍妻子说，然后又要了一瓶冰镇翠鸟啤酒，“他就是三瓶的量，喝到第二瓶时就爱胡言乱语。”

我开着菲亚特熊猫冲出苏台德山区，进入沃野千里的西里西亚平原。我突然明白，理解西里西亚成为各方角逐的对象，就像理解英国醉汉的愤怒一样轻松。窗外的土地委实过于平坦，过于肥沃了，而且就在德国嘴边。它一望无际地伸向远方，与波兰大平原连为一体，直至波罗的海沿岸。在那里，它又将与俄国的“飞地”加里宁格勒相遇。这真是命中注定的悲剧。像所有悲剧一样，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

同样难以置信又千真万确的是，这条通往弗罗茨瓦夫的乡野公路居然堵车了。很多车调头转向，但这似乎并未使现状有所改观。我跟在车龙后面，除了田野和树木，周围几乎看不到什么像样的房子。前面的司机打开车窗，抽起了烟，后面的司机戴着墨镜，打起电话。我反复拨弄着收音机电台，几乎所有台都在喋喋不休地播放波兰语脱口秀，而这无助于缓解焦虑。我关掉收音机，无所事事地想起科塔萨尔有一篇描写堵车的小说。但那是通往巴黎的高速公路，可不是什么波兰边境线附近的小路！

我总算看到路边有家孤独的小超市，马上像个逃兵一样溜出队伍。超市里的货物都带着一副陈旧的历史感，只有熟食柜台摆满新鲜的香肠。旁边有张铁桌子，兼做餐桌和酒桌之用。此时只有一个留着浓密八字胡的老头，坐在那里喝啤酒。他的眼睛湿漉漉的，已经喝到对周围熟视无睹的程度。我闻到熟食柜台里的肉香，才想起自己一上午都没吃什么东西。我身上没有波兰兹罗提，只好羞愧地拿出欧元，一边比画一边向店主指着柜台里那条最诱人的香肠。他卖给了我，还找了我几枚兹罗提，这样刚好又够买一小杯啤酒。

我在老头对面坐下，他并未看我一眼，这让我对他的兴趣激增。我切了一截香肠，把盘子推到他面前。他不动声色地把啤酒喝完，起身离去。他像个修士一样，轻手轻脚地推开门，走进室外的白光中。门关上了，仿佛野兽把光线重新吞噬。

我把啤酒当作烈酒，只是偶尔呷上一口。等把香肠吃完，我就走出这家小超市。大地一片宽广，一队大雁飞过天空，车龙神奇地不见了，仿佛堵车从来就没有发生过，或者只是在另一个平行世界发生的事情。

“这他妈的是怎么回事？”我心里嘟囔着那个英国佬的话。毫无疑问，这是比大英帝国的衰落更难解释的事情。

我再次上路，经过一座小城，城外有几家大型超市，之后是住宅区，然后是城中心的教堂和残存的18世纪建筑——一座欧洲内陆小城的标配。生活在这里是便利和安静的，又是沉闷和无聊的。每个路人都面无表情地走着，尽管阳光耀眼，却有种阴沉的一致性。他们的灵魂大概也都皱着眉头。难怪欧洲人会喜欢东南亚，那里火热的生活，热带的生命力，如同疯长的藤蔓，一定让他们大为惊叹。

自己没有的就是好的——人类的天性。对他们来说，东南亚是这个同一性的世界上唯一不同的地方，甚至连神佛都是欢喜的、微笑的，不是愁眉苦脸的受难相。

人总得不时换换口味吧，这有助于身心愉悦，我想。所以，旅行就像走到另一个街面，尝尝新馆子：今天西班牙菜，明天印度菜，后天意大利菜……不过吃来吃去，你总有一天会发现，比萨饼就是馅饼，意大利面就是米线，奶酪就是豆腐，牛排就是烤肉，沙拉就是东北大拌菜，海鲜饭就是潮汕砂锅粥……旅行的意义，就此变得虚无。我见过不少游荡半生，间隔年数次的旅行者，最终变为熟视无睹的“废人”。

我知道，我必须延宕自己成为“废人”的过程，就像足球运动员维护自己的职业生命。延宕的诀窍之一，就是在旅途中尽量把自己置于不熟悉、无情调的境地。强烈的冲击容易让人懈怠，平淡无奇反而能让厌倦来得迟缓一点。

比如，我订的酒店在弗罗茨瓦夫市中心四公里以外。对于一座中欧城市，这已经算是城郊了。我把车停在酒店空旷的停车场，成群的乌鸦正黑压压地飞过，“呱呱”叫个不停。

房间在十六楼，可以看见一定程度上的风景——不是美丽的奥得河，不是老城栉比鳞次的屋顶，而是一座半荒废的体育场，一片社会主义气息的住宅区，驻满鸟巢的行道树，以及停着我那辆菲亚特熊猫的停车场。让我再次感到欣慰的是，房间同样以毫无特色的极简主义风格取胜——白墙、白床单、原木写字台，而不是什么精品酒店时下流行的风格。

我离开房间，在大堂里碰到一群参加宴会的波兰人。餐厅经理正忙得团团转，所有人都忙得团团转，连门童都被动员起来摆桌子。前台女孩告诉我，今晚会有一百人在这里用餐。我祝他们好运，推门走出去，知道今晚有了不必急着回来的理由。

外面空气冷冽，但并非不可忍受。我没有开车，而是沿着马路步行。街道很干净，波兰女人的颜值明显高于匈牙利。电车轰鸣着驶向老城，载着面无表情的人们。夜幕一旦降临，弗罗茨瓦夫似乎就更有了一种忧郁感——那是中欧的味道。

2

我跳上一辆电车，看到一些人提着购物袋，才意识到新年快到了。如无意外，我会在弗罗茨瓦夫度过这个没什么特别之处的特别日子。我望着窗外渐渐暗下去的街景，试图回想自己上一个新年是在哪里过的，但脑海中一片空白。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节日于我变成了无足重轻的苦行。我唯一的期望，变成了尽量不动声色地把这些日子度过去。我不会去参加什么集会，也不会刻意买那些根本用不上的礼物，我也尽量避免在那个日子去餐厅。找机会放纵自己一把？算了吧，我宁愿把放纵留在平时。我该欣喜于自己的成熟吗？还是遗憾于自己的冷漠？

我想象着此刻的北京，熟悉的街道一定已被节日的灯火点亮——可以想象的人群，可以想象的场景。然而，在弗罗茨瓦夫，车窗外的世界是如此沉寂。那都是一些没多少历史的建筑，连教堂也是新建的。我知道，1945年弗罗茨瓦夫回归波兰时，只剩下一个空壳。二战的炮火将这座城市七成的建筑夷为了平地。

在这辆马力十足的电车上，我突然想到1945年的新年。那时的弗罗茨瓦夫还不是现在的名字。它叫布雷斯劳。1740年成为普鲁士的领土后，它就开始叫这个德文名字了。长久以来，它是一座种族混杂的城市，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口是德国人。到了1945年，经过纳粹的清洗，它成了一座彻头彻尾的德国城市。

1945年初，布雷斯劳的居民不会有任何喜悦。它们即将成为纳粹“要塞”政策的“炮灰”。这一政策要求布雷斯劳承担骑士时代要塞堡垒的功能：主动被盟军围困，然后尽可能拖住盟军兵力，为柏林赢得时间。

沿着此刻电车行驶的道路，平民首先被撤离到城市南郊。因为德国人相信，为了合围柏林，苏军会从城市北部发起攻击。那一年的天气异常寒冷，大雪纷飞，仅仅是步行撤离，就让一万八千人丧命，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撤离的人群中有爱尔莎·布劳恩——希特勒的情妇爱娃·布劳恩的姐姐。她坐火车回到柏林，被爱娃接进豪华酒店（今天的凯宾斯基大酒店）。她讲了她在布雷斯劳的见闻，抱怨希特勒正把国家拖进深渊。爱娃愤怒地指责姐姐不知感恩，应该被拉出去枪毙。

苏军的大规模进攻从城市的南部发起，这出乎德国人的预料，也让那些刚刚搬迁过来的平民成为炮火的牺牲品。我正穿过的这片街区就是巷战的主战场，这就是为什么放眼望去，所有的建筑都是新的。

负责围困布雷斯劳的是苏联元帅伊凡·科涅夫。他急于拿下这座城市，希望抢在朱可夫元帅之前攻占柏林。这将是载入史册的战役，也会让他在和朱可夫一生的较量中占据上风。

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就残酷性而言，布雷斯劳之围可以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相提并论。轰炸是前菜和甜点，炮击和巷战是主菜。城市交通很快被切断，所有弹药和物资都靠驻守波西米亚和巴伐利亚的德国空军空投。恺撒大街被整体性推平，劳工和战俘用生命铺建出一条飞机起降跑道。

最初，人们觉得容克88型轰炸机像天使一样美丽，但很快发现，那是被盟军缴获的战机，投下的不是补给，而是炸弹。苏军同样伤亡惨重，当他们最终占领了城市南郊，士兵们展示了战争激发出的人类的全部兽性。正在军中服役的索尔仁尼琴回忆：“士兵们都很清楚地知道，所有德国女孩都可以被任意强奸，然后杀掉。”

1945年5月7日，在将近三个月的围城之后，布雷斯劳终于投降。它是纳粹德国最后一座陷落的城市——在柏林投降后，又苦撑了五天。

幸存的布雷斯劳居民从地窖中爬出来，发现眼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到处是弹孔和废墟，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建筑。他们丢失了自己的房子、财产和亲人，也将丢失这座城市的名字——名字和命运往往联系在一起。

我下了车，穿过车流，进入老城。这是一块鹅卵石形状的区域，在奥得河南岸，也是弗罗茨瓦夫的历史中心。市场广场非常宏大，是波兰第二大广场，仅次于克拉科夫。它的气魄和风格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后者。我看不出什么战争遗留的痕迹。如果有什么蛛丝马迹，那它们也被暮色和粗俗的镭射灯遮蔽了。无论市政厅、圣伊丽莎白教堂，还是别的什么古迹，都有一种涅槃重生的光辉，仿佛一个二流的童话场景。

现在，市场广场上正搭建巨大的舞台，灯光和吊臂摄影车已经就位，大概明天晚上会有一场盛大的跨年晚会。

他们开始测试音响。重低音炮突然响起，让脚下的石头发出震颤。所有人都受惊似的抬起头，寻找声源。

——难道苏联人又来了吗？

人们的脸上带着催眠过的神情，然后随着强劲的音乐节奏，变为漠然。只有一队德国老年旅行团饶有兴致地驻足，彼此兴奋地说着这里曾经的母语。

气温比白天明显下降了，我能感到风透过羊皮手套，顺着指尖往上钻。跨年的时候，气温肯定会降到零度以下吧？晚会的歌手和舞蹈演员将何以自处？还是对波兰人来说，冰点根本不算什么？

我换了一笔钱，一身轻松地走出来，想到自己早上还在捷克的奥洛穆茨，而此刻已经怀揣巨款站在波兰的广场上，不由感到一阵尘埃落定的惬意。我很快为此付出了代价。

广场一侧是一串以低价酒水为噱头进行恶性竞争的酒吧。我几乎没过脑子地走了进去，点了一杯啤酒、一份波兰饺子，然后才仔细端详菜单。

毫无疑问，这是一家仅仅从菜单就能看出不怎样的餐厅。无论哪个国家，游客集中的区域都有这样一些餐厅，它们唯一的资本是占据了核心位置，靠哄骗傻傻的外地（外国）游客维持生意。在这里，你能有幸享受到这个国家最不地道的食物、最差的服务，以及最名不副实的价格。每次路过这样的餐厅，透过窗户看到那些可怜的用餐者，我都会忍不住怒吼：“这样的餐厅之所以还活着，就是因为你们这群游客！”然而现在，我竟然也成了其中的一员，非常游客地坐在游客中间，吃着莫名其妙的波兰饺子。

在旅游已经相当普遍的今天，“游客”（tourist）似乎已经变成一个格调不高的概念，暗含着浅薄、低俗之意。逼格更高的说法是“旅行者”（traveler）。

因为“travel”一词，来自古老的拉丁语，与宗教朝圣中的苦行和精神升华有关。在古代，旅行的最初形态和唯一目的就是朝圣。

我愤愤不平地胡思乱想，然后突然意识到，我竟然把饺子吃完了，甚至还包括篮子里的面包，以及那盘不太新鲜的生菜沙拉。这让我想起一则笑话：

我旁边是几个刚刚相识的年轻人，有男有女。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杯“螺丝起子”。显然，这里廉价的酒水，让他们手舞足蹈，眼睛放光。

“这里的酒太便宜了。”

“对了，你们知道哪儿能搞到‘叶子’吗？”

“我认识一个人。”

“他能搞到‘臭鼬’吗？”

……

原来，他们都是英国人，居住城市相距不远，又在弗罗茨瓦夫的酒吧相遇。他们来这里的唯一原因，是酒便宜，而且能搞到“叶子”——与历史无关，与文化无关，与旅行无关。

他们脸上长着青春痘和雀斑，张扬着年轻的神色，放纵着青春的活力。这将是他们飞翔的一夜。酒精不过是调情，叶子不过是助燃剂，性爱不过是水到渠成，高潮将像银河一样泛滥。

他们旁若无人，又喋喋不休，我突然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一种硬物感，像怀里揣着一块铁。一方面，我坐在一群外国人中间，是一个种族意义上的局外人；另一方面，他们所谈论的话题，他们的生活方式，是我无法参与和加入的，这又是另一个层面的格格不入。

我要了一杯“螺丝起子”，带着一丝失落喝下去，然后又要了一杯。酒精就像筹码，在快乐的一端不断加注，直到它彻底压过失落的一端。这时如果你继续喝下去，快乐看似会继续增长，但失落最终会在第二天早上反败为胜。

我走出酒吧，穿过广场，经过布景舞台。很奇怪，酒精没让我暖和起来。或许那里根本就没有多少酒精，不过是两杯加了冰块的橙汁。这种可能性的好处是，我补充了足够多的维生素C。

在电车站，我看了一下时刻表，在一番专心的研究和思考后得出结论，电车会在十分钟左右后到来。我看着天上的下弦月，一颗人造卫星快速地飞过。

电车来了。它载我穿行在夜色中的城市——安静极了。那些飞驰而过的街道，那些闪烁的灯光，又像在召唤过去，召唤幽灵。我突然意识到，世界上至少有两个弗罗茨瓦夫——在平行的世界里，它们并行不悖。

3

第二天早上，太阳照常工作，但多少有点怠工。天空阴沉沉的，像给城市加了个黑白滤镜。这倒是和我心目中的（旧照片中的）弗罗茨瓦夫更接近。停车场上，我的菲亚特熊猫鹤立鸡群，因为根本没有别的“鸡”。它孤零零地停在那里，结满冰霜，好像荒原上一只被冻僵的驼鹿。我把它唤醒，而车厢里积蓄一夜的寒气也彻底唤醒了我。

这是一年的最后一天，路上几乎畅行无阻。那些战后才建起来的房子，气色看上去不错，因为又过了一年，它们都高兴于自己越来越有历史感了。店铺大都没有开门，到处偃旗息鼓。节日，在国内是黄金周，是商机，是报复性消费，在欧洲却是一年中最肃静的时刻。

我把车停在古城的巷子里，在人还不多的广场上溜达。白天，市政厅看上去气势更加宏大，里面有市民艺术博物馆，展陈着黄金工艺品和弗罗茨瓦夫的民间传说。广场上栖息着鸽子，有一面建筑被刷成了四五种颜色，像积木一样矗立着。广场西侧的兵工厂是一座15世纪的建筑，如今改建为军事博物馆，但也因为假日歇业。开门的只有那一串照顾游客的酒吧，它们现在又顺应时势地变为经营欧陆早餐的咖啡厅。

我发现，每个酒吧门口都三五成群地站着一些“异人”，可能是朋克或者嬉皮，要么就是两者以任意比例的混合。他们看上去傻透了，都有莫西干头、脏兮兮的辫子、黑皮靴、铁链子、鼻环或唇环。但他们有本事将这种傻气转换为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一种无畏，一种近乎精神病的优越感。世界的每个角落似乎都少不了这群人的身影，以至于我常常思考：什么样的雇主会雇用这些人？他们究竟以何为生？

我很高兴地注意到，在街角的另一撮人里，有昨晚那几个英国孩子。有了“异人”的映衬，他们正常得就像伦敦城市大学二年级的学生。显而易见，他们狂欢了一夜没回酒店。现在，两个男孩在抽烟，一个女孩半裸地瘫在墙边，还有一个女孩——那个自称能搞到叶子的女孩——不知去向。

我盘算着她去哪儿了，这像是一道哥德巴赫猜想：

a. 她搞叶子把人搞丢了；

b. 她没搞到叶子不好意思回来了；

c. 她搞到了叶子但决定据为己有；

d. 她被能搞到叶子的人搞走了；

……

我听到一声喧哗，有什么事正在发生。一个朋克用酒瓶爆了一个嬉皮的头。我看到嬉皮倒在地上，旁边是一地碎玻璃。这事突如其来，没人知道为什么，答案也不在风中。所有人都望着案发现场，包括那个打人的朋克。他的目光比谁都无辜，仿佛不明白那个酒瓶子怎么会从手里飞出去。

我想也许会有一场帮派混战、械斗或者火拼——朋克对决嬉皮，年度盛宴。然而，打人的朋克突然一声不响地走了。其他人也相继离去。没人愤怒，没人动手，没人过去看看那个倒地的小伙伴。就像一幕先锋话剧倏然收场，每个演员都酷酷地拒绝阐释，而把解读的权利交给观众。

我从嬉皮身边走过，他侧匐在地上，头顶是一小摊血，身体还在随呼吸起伏。他好像睡着了，又像在练习刚从印度学回来的瑜伽术。我看到广场较远的地方，有两个巡警走过来。我向他们招了招手。

“这个人受伤了。”我对他们说。

“你看到怎么回事了？”

“有人用酒瓶子砸了他。”

“好啊，谢谢。”巡警对我说，好像这一酒瓶子是我砸的，而且干得不错。

他冲着对讲机说着什么，里面一阵芜杂，然后他站在那里，望着虚空。

“这种事时有发生。”另一个巡警微笑着对我说。

我也报以微笑。

4

我在闲逛中发现了一座小矮人雕像，在圣伊丽莎白教堂附近一个不太起眼的墙边。我后来又在闲逛中发现了更多小矮人雕像。据说在弗罗茨瓦夫这样的雕像有七十多个，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它们的个头只有一本书那么高，并不引人注目，但不知为什么，我的目光总会被它们吸引。它们有时候在地面上，有时候在窗台上，感觉像是遗落人间的小精灵。这些小精灵定格于某种身体姿态，某种面部表情，但我知道它们可能随时苏醒，拍拍翅膀，飞回天空。

这些小矮人是为了纪念波兰共产党执政时期的一个反政府组织“橙色道路”。弗罗茨瓦夫的市民认为，它是最温和且具有原创性的反政府组织。它的反抗手段是用艺术的方式让政府看上去滑稽可笑。

比如，向市民散发当时炙手可热却极度短缺的日用品——卫生纸；号召民众穿着俄国水兵服，在警察局门前散步；发动市民打扮成小矮人，集体出现在广场上。这就是为什么在铁幕最终落下后，弗罗茨瓦夫把这些小矮人请回城市。它们旨在说明，当监视无处不在时，反讽也就无处不在。越多的监视与控制，也就给反讽越多的空间。直到有一天，反讽像这些小矮人一样，入侵整座城市，渗透进每个公民的思想。

那天，我乐此不疲地进行寻找小矮人的游戏，最终一共找到了二十八座。我不知道别人的纪录是多少，但我猜二十八这个数字并不出众，而且一定有人把四处逡巡的我当成了图谋不轨的小偷，或者丢了钥匙的倒霉蛋。

我在奥得河南岸的步行道上走着，旁边是弗罗茨瓦夫大学美丽的校舍，有着嫩黄色的墙壁和灰色的屋顶。此前，我刚在一家韩国餐厅吃了午饭。那条街上还有一家意大利餐馆和一家印度餐馆。想到这居然是我在波兰仅有的午餐选项，我就笑了。

我选择了韩国餐馆，表面上是因为LG在附近有家工厂，其实是觉得可能会在这里碰到一张东方面孔——一个独自旅行的东亚姑娘。结果什么都没有。我是这家餐厅唯一的顾客。服务员是个金发的、手脚灵便的波兰小伙子。他说这里是弗罗茨瓦夫最正宗的韩国餐馆。我问他，是否还有其他韩国餐馆。他说还有两家日本餐厅和一家中餐厅，“它们都卖石锅拌饭！”

对大部分欧洲人来说，东亚之间乃至东亚和东南亚之间的区别如同一个谜，因此经常可以看到越南餐馆兼卖中餐，中餐馆兼卖寿司，泰国餐馆兼卖中日韩料理的情形。有时候，你满怀思乡之情地走进一家中餐馆，与老板实际聊起来，发现他是越南人；有时候，你走进一家日本餐馆，想吃刺身、寿司，却发现正发号施令的老板满口东北话。

这家餐馆的老板有可能是韩国人。我点了石锅拌饭和紫菜卷，发现它们至少比昨天的波兰饺子更正宗。

我走过一座横跨奥得河的铁桥。对岸是沙岛和大教堂岛。岛上教堂众多，都有雄伟的哥特式的尖顶。河水并不宽阔，在冬日呈现深青色。一位运动员划着皮划艇，分开一道人字形的涟漪。河水摇晃着岸边的老城。有一瞬间，我突然感觉自己正走在塞纳河畔，而哥特式教堂让我想起波兰大诗人兹比格涅夫·赫贝特。作为哥特艺术的热爱者，他在铁幕低垂的年代，费尽周折到法国旅行，遍览了那里几乎所有的哥特式教堂。

与同为波兰诗人的米沃什不同，赫贝特除了旅行，一直生活在波兰。他曾在一家生产纸袋的合作社里当会计，还做过银行职员和安全服设计师。没人知道这位大诗人精通法文、意大利文，拥有经济、法学和哲学的学位。

年轻时，赫贝特曾为一个女人和别人决斗——一位素不相识的女性。别人当着赫贝特的面侮辱了她，他觉得除了决斗别无他法。对方的长剑两次击中了他，而他差点将对方的耳朵割了下来。

赫贝特的写作持续了大半个世纪，却无法在波兰出版。人们在图书馆里也找不到他的著作。苏东剧变后，生活状况依然没有改观。他跟很多朋友断绝了来往，与曾经的好友米沃什也渐行渐远。他的一生都生活在政治的阴影下——他无法苟同任何一个统治者。在他看来，政治和文学在语言和精神上迥然不同：“对我有益的对他们有害，适合他们的我却觉得难以消受。我们是两种泾渭分明的风格。”

赫贝特经常怀念他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游历的日子。尽管在旅行中，他也像是一个来自中欧的工薪阶层，既寒酸又骄傲。

他乘火车到达巴黎时已是深夜，因为整趟旅行只有一百美元的预算，他没住进旅馆，而是在塞纳河畔彻夜游荡。

他记述自己参观拉斯科岩画的旅行，却提笔先写一段松露传奇，描述松露美妙的味道。原来，他那天早餐咬牙点了一份松露煎蛋卷。

在阿尔勒旅行时，他听说有一位喜欢美国烟的当地老人亲眼见过梵高，便在老人常去的咖啡馆守候。老人对这类问题毫无兴趣，赫贝特只好拿出一包美国香烟“贿赂”。老人告诉赫贝特：“梵高总是扛着一块大帆布去田里画画，他像狗一样活着，孩子们都朝他扔石头，他的头发像胡萝卜一样下垂。”

但是在精妙的艺术面前，赫贝特的喜悦常常让他显得骄傲十足。这种骄傲甚至超越了他的出身、国籍和现实处境。考察拉斯科岩洞后，他激动地感到自己是大地的公民，“不但是罗马和希腊的继承人，而且是几乎整个无限的继承人”。遍访哥特教堂后，他回到巴黎的图书馆，当他发现并没有哪个学者写过相关领域的综述文章后，他就自己动手写出《一块来自大教堂的石头》。

5

参观完沙上圣母教堂后，我向西北方向走，不知怎的走进了一片住宅区。我经过了照相馆、咖啡厅、面包店。我经过画满涂鸦的楼房。我看到几个孩子正围着一辆老款大不列颠绿的甲壳虫放鞭炮。我拐到另一条路上，发现街角有一家小小的书店。透过窗玻璃，我赫然看到赫贝特的一本波兰文著作摆在桌子上。

我走进店门，留着齐耳短发的中年女店主正在打扫地面，大概就要关门了。我拿起那本文集，封面照片上的赫贝特正凝视远方，风拂动着他灰白色的头发，眼角布满鱼尾纹，后面是一条河和空无一物的旷野。我的心瞬间被这诗人的形象击中了。我拿起书，去收银台结账。女店主用波兰语对我说了句什么。我告诉她，我听不懂。

“我看你买这本书，以为你在这里留学呢。”她对我说。

我说，我只是游客。

“我很奇怪你会挑这本，赫贝特在波兰也不是太出名。你从哪里来？”

“中国，”我回答，“他是个大诗人，不是吗？可能比米沃什和辛波斯卡写得还好。”

“米沃什、布罗茨基、谢默斯·希尼都很推崇他，他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波兰作家，”女店主撩了一下耳边的头发，微笑着，“我很高兴中国人也知道他。”

这本七百多页的书收录了赫贝特绝大部分的随笔，包括他的游记和对古希腊神话的解读。我抱着书走出店门，内心充满喜悦。赫贝特一生都在写作，他觉得政治压制和经济贫困都不算什么，“会弄走那些非一流的作家”，但真正的作家不会停止写作。去世前，他患有严重的哮喘，但依然完成了诗集《一场风暴的结语》——这也是他一生的结语。

我经过附近一栋看上去颇有气势的楼房。楼前荒草萋萋，围着铁丝网，信箱上的名牌也已脱落。很多年前，这可能是一栋公寓，如今人去楼空，形同鬼宅。

在波兰，时间总像一个未愈合的伤口，展示着善良所引发的卑微希望。在希腊神话中，潘多拉打开匣子，飞出忧愁、疾病、灾难、悲伤……只剩下希望留在匣底。后来，墨丘利将希望送给人类。这样无论遭遇多大苦难，只要有希望，人类就不会被摧垮。我想，这也正是弗罗茨瓦夫、西里西亚，乃至整个波兰的动人之处。

是的，如果城市和人一样拥有性格，那么弗罗茨瓦夫是那种可以坐下来喝一杯的朋友。晚上，我去了一家古色古香的波兰餐馆，烛台在白餐布上摇曳，映照着墙上的油画和老照片。我看到莱辛1841年的画作《西里西亚风景》；德皇威廉二世1906年访问时的照片；1945年废墟中的弗罗茨瓦夫大学；1982年戒严期间波兰坦克进城；1997年教皇保罗二世造访……我一边观看，一边喝着波兰雪树伏特加，像穿过一道时间的走廊。

广场上，跨年晚会已经开始，动感的音乐响彻夜空。人们裹着大衣，戴着帽子，聚集在外面，脸上带着难得一见的笑容。摄像机的吊臂掠过人们的头顶，捕捉着台上歌手不太灵便的舞姿和嘴里吐出的白雾。旁边一个姑娘告诉我，他是当地很著名的歌手。如今，在接近零度的气温里，他穿着皮夹克，喘着粗气喊着：“朋友们！让我们一起舞蹈！”

舞台两侧，一群青少年疯狂地扭动身体。我旁边的姑娘小伙儿们也开始蹦跶起来。

夜空清朗，广场一片通明，如一个巨型露天迪厅。我跟着节奏跳起来，想在开车回家之前，尽快把身体里的伏特加挥霍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