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诺顿踏入政界的时机不算太好，但在当说客的时机上简直完美。1997年，他刚进入这行时，企业每年要花十二亿五千万美元来践行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向美国政府诉冤请愿。十二年后，他离开时，这一数字几乎翻了三倍。（这还只是直接付给说客的费用——未报告的公共关系费用还有几十亿。）这一大堆钱引来一大群政客：1998年到2004年间，百分之四十二的前众议员和半数前参议员在离职后都当了说客，开始游说他们的前同事。数以千计的国会助理在离职后也搬去了K街，康诺顿在克林顿政府中的数百名前同事也是如此。当他在1997年第一次穿过旋转门，加入华盛顿的永居阶级时，人们仍然认为游说工作是“出卖自己”。等到2009年，他从另一边推门回来，游说已经变成了某种令人羡慕甚至可能令人敬仰的职业，且毫无疑问是绕不开的——它现在已经被称为“兑钱”行业了。

2000年1月，康诺顿的老板杰克·奎恩离开阿诺德与波特事务所——部分是因为受到康诺顿的鼓舞——成立了一家新公司。时机恰到好处：在华盛顿，人人都知道奎恩是阿尔·戈尔的人，而戈尔在这年秋天很有可能赢得总统大选。奎恩的政治生涯开始于1968年尤金·麦卡锡的竞选专机上，随后在克林顿时期的白宫最高层工作了五年，经历所有危机仍能全身而退。当顾客与他坐下来交谈时，他们会相信他所说的就是白宫对重大议题的看法。令人惊讶的是奎恩的新合作伙伴：艾德·吉莱斯皮，他是卡尔·罗夫[卡尔·罗夫，资深共和党人，70年代开始成为共和党政客的竞选幕后推手，曾参与比尔·克莱门茨（1986年得克萨斯州州长选举）、约翰·阿什克罗夫特（1994年美国参议院选举）等人的竞选活动，最大的成就是协助乔治·W. 布什在1994年和1998年的得州州长选举及2000年和2004年的总统选举中均获得成功，2001年后担任布什政府的高级顾问和白宫办公厅副主任，在伊拉克战争等重要事件中起到关键作用，被称为“布什的大脑”。]的人。吉莱斯皮曾在众议院为迪克·阿米工作，协助起草《美利坚契约》；如果乔治·W.布什赢下白宫，他将会成为共和党的主要解决人[解决人（fixer），一种比较模糊的政治身份，主要帮人解决麻烦事，有时会使用灰色手段]之一。

奎恩－吉莱斯皮公关公司在M街与N街之间的康涅狄格大道上租下位于五楼的豪华办公室，往南一个路口就是莫顿牛排店，公司雇员会在那里喝酒。康诺顿作为主管和副董事长加入这家公司，获得一个拐角办公室，除了工资还有百分之七点五的股权。奎恩和吉莱斯皮平分了剩下的股权。

其他游说公司要么是民主党的，要么是共和党的，而对立党派当权时，他们就会失去客户。在奎恩－吉莱斯皮公司，说客们都有着强烈的党派立场——奎恩和吉莱斯皮最初是在福克斯新闻上作为对手相遇的——但每天早上走出电梯时，他们的忠诚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公司和客户。国会沿着意识形态的界线裂缝丛生，选民在每一次选举中都愈发两极化，各州不是染上红色就是蓝色，但在奎恩－吉莱斯皮公司，员工们喜欢说他们都是绿党成员，尽管他们之间的分野极为清晰：共和党支持者会为共和党政客写支票和举办筹款活动，民主党支持者为民主党做同样的事。2000年大选临近之时，康诺顿意识到他并不像以往一样热情期待自己一方获胜——不管是布什还是戈尔当选，奎恩－吉莱斯皮公司都会混得不错。大选之夜，奎恩在纳什维尔与戈尔团队在一起，吉莱斯皮则在奥斯汀陪着布什团队；当佛罗里达州的选票来回摇摆，两位合伙人就通过黑莓手机交换最新消息。吉莱斯皮在佛罗里达州重新计票时对共和党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最高法院让布什当上总统之后，他成了华盛顿最炙手可热的内部人士。如今，公司与政府中的每一个权力枢纽都搭上了关系。

康诺顿并不能为公司和华盛顿的顶级人物牵线搭桥。他并不是一个能参与交易决策的特区律师或是党内权力掮客。他在政府中的最高职位就是白宫法律顾问特别助理。他带来的是勤奋且精湛的工作能力，在参议院和白宫的几年经验（幕僚们会回他的电话），在弹劾案期间代表克林顿一方在有线电视出镜的经历，以及广为人知的“拜登的人”这一身份——尽管事实上他更像是考夫曼的人，后来还成了奎恩的人。很快，他的年收入就超过五十万美元。每隔两周，金钱都会如潮水漫过堤岸般涌来打在他脸上。在华盛顿，还有许许多多无名小卒每年能赚到超过一百万美元。

奎恩和吉莱斯皮认为他们在这门生意中是很精明的。游说的目的不再是为客户打开一扇门——华盛顿的权力已经太过分散。它的作用是发动一场广泛的策略性战役，通过不同渠道影响不同听众，塑造媒体对议题的看法，在家乡选区向立法者施加压力。奎恩－吉莱斯皮在组建临时的“草根领袖”联盟方面十分专业——用某种理念招募当地居民，营造一种有草根阶层自发支持的表象。公司并非远离争议。当奎恩的法律客户马克·里奇——一名住在瑞士的亿万富豪逃犯——在克林顿任期最后一天收到总统特赦令，怨愤困扰了奎恩数周。但这件事也有另外一个角度：奎恩为客户搞定了一桩麻烦事。老华盛顿——媒体、社会体制、高标准的支持者——假装它们的道德情感遭受了震动。新华盛顿则明白，马克·里奇的特赦对他们的生意有好处。

公司的客户包括美国石油组织、养老院产业、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木材贸易委员会、威瑞森电信、美国银行、惠普和拉里·西尔弗斯坦——世界贸易中心承租人。就在安然公司破产前不久，奎恩－吉莱斯皮帮它挫败了加州政府企图规范电力市场的行动。奎恩－吉莱斯皮还曾代表泛美航空103号航班爆炸案遇难者亲属要求利比亚赔款。康诺顿获得的最大胜利中，有一项在网络广告商方面。他成为一个名为“网络广告促进会”的草根群体发言人，花了半年时间为这个行业建立起自我管理系统，与联邦贸易委员会的五名理事和七个州的司法部长会面，并在国会阻止了一项法案——这项法案能帮助消费者禁止网站收集他们的在线消费习惯数据。这种复杂的工作是一流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会做的事情——而乔·拜登从来没关心过他对任何事的意见。

在阿诺德与波特事务所，康诺顿有时会保住底线，他曾拒绝代表安联，这家德国保险公司被指控在二战后欺骗犹太投保人。克林顿在任时，奎恩参与了烟草和解协议的协商，并拒绝为烟草公司工作。但奎恩－吉莱斯皮曾代表塞族共和国（为了一笔足以弥补声誉受损的高额酬金）——波黑战争尾声时分裂出的波斯尼亚塞族政治实体，也曾代表科特迪瓦政府——这个国家深陷内战，传言政府有专门暗杀政敌的小分队。康诺顿发现国际工作令人着迷，他相信公司正尝试让科特迪瓦通过举办大选来做正确的事（毕竟，法国和波兰从没想让你这么做，只有那些坏小子才会这样）。2005年，他飞去阿比让，有人开车接他穿过令人恐惧的重重检查站来到总统官邸，在那里，他坐在洛朗·巴博[洛朗·巴博原是学者，20世纪80年代后投身政坛，2000年到2011年担任科特迪瓦总统，2011年因拒绝承认选举失败导致大规模武装冲突，引发第二次内战，后被逮捕并移交海牙国际刑事法院，被判犯有反人类罪。]旁边的椅子上。但总统并未注意这位说客说了什么，也对民主没有表现出丝毫兴趣——他只想打造好看的公关形象罢了。康诺顿从一个海边小贩手里买了一个大型大象雕塑，把它一路拖回华盛顿送给吉莱斯皮——公司里的头号共和党人。六个月后，与科特迪瓦的合约终止了。

公司的一个同事曾经说过，奎恩－吉莱斯皮雇用一名新说客时只关心两件事：“首先，他能否轻松自如地请求朋友帮他做事？第二，他是否愿意这么做？”这位同事张开双腿示意，“他是否明白我们在这里是为了赚钱？如果不渴望赚钱，他才不会每天来上班做他该做的事呢。”

在华盛顿待了这么多年之后，康诺顿有许多渴望，不仅仅是赚钱。他想做成事情，想在高层运筹帷幄。他从来没能跟拜登一起做到这些——公共服务带来的羞辱似乎多于胜利——但私有领域更像是一种精英统治：你会从自己生产的成果而不是老板的冲动和错误那里获得报酬。这项工作伴随着巨大的压力——商会领袖们的要求格外高——但没人是“操他妈的白痴”。奎恩、吉莱斯皮和康诺顿是三个出身普通的爱尔兰后裔，他们相信勤奋与忠诚。他们并不像杰克·阿布拉莫夫[杰克·阿布拉莫夫，美国共和党人，美国游说业教父。2006年，阿布拉莫夫承认共谋、欺诈和逃税三项重罪，作为检方证人配合调查国会贿赂案，揭开美国政坛数十年来涉及权钱交易的最大丑闻。]一样不知廉耻。康诺顿喜欢他的合作伙伴，也喜欢他们一同建立的事业；他在奎恩－吉莱斯皮度过的岁月是他在华盛顿期间最快乐的几年。因此，每当有人把游说形容为一种肮脏的工作，他都会产生一点自卫心态。去他的吧，华盛顿所有人都在吮吸大公司的乳头（他在科文顿与柏灵事务所亲眼见过），大部分人跟那几千个注册在案的说客所做的事情别无二致，却让后者为所有人的罪恶承受抨击。

他开了一个经纪账户，终日穿着几套量身定做的西装。几年后，他买下自己的第一栋房子，那是位于乔治城的一栋联排房屋；接着，他花四十二万美元在墨西哥湾旁的卡门海滩买了一套公寓；再之后，他又花十七万五千美元买了一艘漂亮的三十九英尺长的二手意大利快艇。但他一直保留着那辆破破烂烂的美国车。

拜登总统竞选团队的一个朋友曾经告诉他：“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国人可能会觉得奇怪，但如今，四十万美元的年薪可没有往日那么风光了。我在大瀑布城买了房子需要还贷，还有两个孩子在上私立学校。”——在华盛顿，每个人都会把孩子送去私立学校——“我要是能从四十万美元年薪里攒下钱来，那就很幸运了。”康诺顿在那次竞选中遇到了他在华盛顿最要好的朋友们，有些人像他一样混出了名堂，但那些留在公共服务领域最久的人已经在财务上进退维谷。华盛顿没有逆流；在这个游说城镇里，只有一门生意能提供职业机会。这里是整个星球的首都，比美国历史上任何年代都更富有，超乎想象的财富聚集于此；然而它仍然是一座孤岛，与世隔绝。

在某种意义上，游说要基于华盛顿的友情网络进行。这也是国会助理在K街如此抢手的原因之一。如果一位参议员的幕僚长认识并且喜欢一名说客，他就会回复这个说客的电话，心想：“我有点想帮他。如果我需要他来组织一个活动，他也会帮我，我能从他那儿得到好处。”游说行业在公司与政府官员之间提供了有价值的双向信息流动与分析。如果把参议员比作法官，那么说客就是为案件其中一方给出最佳陈述的律师。

当然，还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另外一方从来没人能进入这个法庭——也从来没人能筹到像大公司付给说客和竞选活动那么多的钱。毕竟，参议员并不是法官。也许曾经是，像是普罗克斯迈尔或是贾维茨[威廉姆·普罗克斯迈尔，美国民主党政治家，1957年到1989年任参议员。雅各布·贾维茨，美国共和党政治家，曾任众议员和参议员。]。但是现在，参议员不再仅仅依据简报来做出判决——他们也会看到金钱和政治。说客只是中间人，是受雇的专家。要怪就怪那些特殊利益团体，怪他们的金钱和随之而来的路子；在他们之外，还要怪允许金钱淹没竞选的竞选财务法。“我在这个房间里，是因为我为你筹到了钱，而且我还能帮你找到能筹到更多钱的机会。”康诺顿说，“如果这些行为被阻止了，那么杰克和我就会变回我们自己相信的身份：能当一个好律师的聪明人。”

康诺顿后来琢磨出一套“普适理论”，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金钱在美国人生活中的意义：“当华尔街和华盛顿的收入大幅膨胀，当靠从企业获得的战利品能赚到数百万美元——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作为一个无名小卒，我能带着几百万美元离开华盛顿——当某些行为不再需要付出代价，当连那些阻止人们炫耀他们赚钱方式的准则都开始受到侵蚀并逐渐消失，文化改变了。这种改变发生在华尔街，也发生在华盛顿。”

尽管并非刻意，康诺顿成了一个职业民主党人。这就是他对华盛顿人这个阶级的称呼——说客、律师、谋士、顾问、专家、参谋、解决人——他们在落在国会山上的大公司金钱雨和民主党政治中日渐重要的职位之间来回摇摆。（当然也有职业共和党人——艾德·吉莱斯皮就是一个——他们能比职业民主党人更轻松地在华盛顿游走，因为共和党并不要求他们假装反对大公司或金钱干预政治。）财富为他们的权力锦上添花，权力令他们的财富不断膨胀。他们将筹款作为黏合剂，为特殊利益团体和党内官员牵线搭桥。他们与政治家们共进早餐，与商会领导共进午餐，与其他职业民主党人共进晚餐。他们的办公桌后面是“权力墙”——展示着他们与相识的最大牌政治家的合影。他们的忠诚首先属于公司，然后属于他们在政界的前老板，之后属于党派，再之后——如果他是个民主党人——属于总统。

华盛顿是个小城，人与人之间只需要一到两个人就能建立联系，你最好对自己在电信产业休闲聚会或金融服务社交环节中遇到的每个人都表现友好，如果不这么做，就可能很快遭到报应。奎恩－吉莱斯皮鼓励旗下的说客每晚出门——社交活动中产生的信息可是很有价值的。康诺顿也做了自己分内之事，只是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减少——他不喜欢大型派对；他去了太多活动，到最后，他会把车交给代客泊车服务员，走进派对，匆匆忙忙说几句，就决定离开。只需要几个问题，他和新认识的人就能互相把对方归入华盛顿的阶层系统中去——拜登的人，克林顿白宫的人，为杰克·奎恩工作的人，电信行业的重要人物——这决定了他们想了解对方到什么程度。康诺顿仍然背负着亚拉巴马的特质，他无法胡说八道，吹嘘自己的重要性。

他一直单身，虽然有几次差点结婚。如果他结了婚，他的游说生意可能会指数级增长。权力夫妻可以在政府和私有领域之间交换，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爬上政府梯级，互相分享一路上得到的情报。康诺顿与一位参议员的幕僚长就一系列金融议题打过交道，后来发现他跟一个银行高管结了婚。在华盛顿，枕边风可能价值千金。

有些夫妻属于华盛顿永居阶级中的金融圈，也就是华尔街－华盛顿核心－财政部官员、银行委员会幕僚、监管者。康诺顿管他们叫作“一小团”。（也有其他康诺顿永远不会了解的“一小团”——例如国防方面有军队－工业复合体。）金融圈这一小团的成员之间有着格外紧密的关系。例如有这么一对夫妻，丈夫是前任说客，如今在一个核心的参议院委员会工作，妻子以前是财政部官员，后来去了证券交易委员会。他们日夜社交，长线作战，当两人决定金盆洗手时，就能坐拥金山了。

奎恩－吉莱斯皮开始时尽可能少为政客们筹款。在市中心举办活动是一种二流的吸引生意的手段——公司认为它能以更聪明和有策略的方式成功。但政客们并不愿随其心意。康诺顿可能会通过一位幕僚长帮客户与参议员安排一次会面。几天后，他会接到参议员的电话，邀请他参加每人一千美元的筹款活动。除了“我很乐意”之外，他没法说别的。不久后，公司合伙人就用光了他们在每个竞选周期里的五万美元捐款上限，而奎恩－吉莱斯皮也开始完成绑定的筹款业务，尽管它从来都比不上巴顿·博格斯公司和波德斯塔公关集团这种大型玩家——它们几乎每周都会组织筹款活动。

奎恩－吉莱斯皮的筹款活动通常是周二、周三或周四在公司会议室里举办的自助早餐会，有培根和鸡蛋；只有这几天早上，参议员们肯定身在华盛顿。活动通常在8点开始，但康诺顿不记得有多少次，参议员会在早上7点45分就抵达。他心想：“糟糕，我们都睡眼惺忪，还得在接下来十五分钟里哄他开心。”作为活动主办方，他或奎恩会为参议员做一番言过其实的介绍：“我们时代的一位伟大公仆，私下里也是一个杰出的人，我的孩子生病时，他给我打了电话……”接下来，参议员会讲几个蹩脚的笑话，客户会哈哈大笑，然后他们会开始谈生意。康诺顿刚开始做游说工作时，把筹款和谈正事混在一起会被认为是不得体的。但随着时间流转，这条界线如同其他所有事情一样遭到侵蚀，最后，一个像克里斯·多德这样的职业人士——他总是轻松愉快，脸庞红润，有着深色眉毛和参议员式的浓密白发——会绕着会议桌走一圈，询问每个捐款者：“你关心什么议题？”一场活动结束后三周，康诺顿会打电话给参议员的幕僚长，对方会说：“等一下，参议员想直接跟你说话。”——因为现在，他已经成了参议员政治家庭的一员。如果一年没办活动，那康诺顿就几乎不可能让参议员听电话，他必须得再举办一次早餐会才行。

2001年，他和奎恩为拜登组织了一次筹款活动；拜登刚当上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正在为2002年的第六个参议员任期竞选。这次活动为康诺顿的前老板筹到了近七万五千美元。两年后，他又举办了另一场活动。在这两个场合，拜登都没感谢过他。这太过分了，他对一名亲近的好友抱怨了几句；那位朋友在1979年塔斯卡卢萨的那次演讲之前就开始为拜登工作，他在第二次筹款活动后邀请康诺顿共进午餐作为感谢。两周后，拜登给他寄了张便条。“杰夫，你一直在我身边。”上面写着，“我希望你知道，我也一直在你身边。”

康诺顿从来没用“能接近拜登”这点来自我推销过——十二年里，他只有一次请求拜登见一位客户——但他冷静地计算过，维持这种亲密关系的假象是值得的，虽然这意味着他得忍受拜登的轻慢。除了拜登本人之外，没人觉得他还能当上总统——这种迷思已经变成了一种笑话——但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仍是一个权力很大的职位。在2004年大选中，拜登还登上了约翰·克里[约翰·克里，民主党人，多次当选联邦参议员，2004年获民主党提名参与总统竞选，败给连任的小布什，2012年担任美国国务卿。]的国务卿最终候选人名单。但不管怎样，在华盛顿内外，“过去是拜登的人”可值不了几个钱。不过，身为拜登的人，康诺顿就能与那些试图摸清首都门路的公司平起平坐。因此，至少公开场合下，他仍是拜登的人。

2003年年末，奎恩－吉莱斯皮被WPP集团收购，这家伦敦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告和公关公司。合伙人的股权会在接下来四年里分三次兑现，最终价格将取决于奎恩－吉莱斯皮的赢利能力。每一美元利润都会翻倍。康诺顿开始比以往更努力地工作；晚上在酒吧和餐厅，他会在餐巾背面计算自己期望中的所得，并随着公司收入报表的变化不断重新计算。2005年到2007年，奎恩－吉莱斯皮每年赢利近两千万美元；到了对价期末尾，公司对最大化收益、最小化支出十分着迷，奎恩说他们甚至会在沙发里搜寻零钱。等康诺顿终于把报酬拿到手，他成了有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