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嬷关于这种安排给我造成的影响所知甚少，这一定程度上也是我故意不让她知道的。当我搬去自己新任继父家几个月后的圣诞节假期里，我给阿嬷打了个电话，打算向她诉苦。但当她接电话的时候，我能听到电话里面家人们的声音——我想在场的有我阿姨还有盖尔表姐，可能还有其他人。电话里面的背景声音传达出的是假日的欢乐，所以我不忍心告诉阿嬷我本来要说的话：说我讨厌和这些陌生人住在一起，说那些曾帮助我忍受自己生活的东西——在阿嬷家的避难，以及我姐姐的陪伴——看起来早已不复存在。于是，我让阿嬷告诉我从电话的背景音里听出来的每个人说我爱他们，然后就挂掉电话上楼看电视去了。我从未感觉到如此的孤独。

所幸，我还是在米德尔敦的高中上学，因此就能和以前学校的朋友们保持联系，也能偶尔在阿嬷家待上几个小时。上学期间，我每周都能见阿嬷几次，而每次我见到她的时候，阿嬷都会提醒我好好学习的重要。她经常说，如果我们家能有一个人“成功”的话，那肯定就是我。我不忍心告诉她到底在发生着什么。她对我的期待是成为一位律师，一名医生，或是一个商人，而不是一个高中的辍学生。但从我当时的境地来看，辍学才是最可能发生的。

阿嬷知道事情的真相是在一个早上，那次母亲过来找我要一份干净的尿液样本。前一天晚上我在阿嬷家过的夜，当母亲发狂似的气喘吁吁地走进来时，我正准备去上学。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母亲得不定时地接受护士局的尿液检查，而那天早上刚有人打电话通知她需要在当天交上一份样本。阿嬷吃过6片处方药，所以她的尿液也不行。因此剩下的只有我了。

母亲提出要求时好像就是理所应当似的。她没有丝毫的悔恨，完全没有一种让我去做一件错事的感觉。她也没有因自己再次打破了再也不滥用药物的承诺而感到丝毫的愧疚。

我拒绝了。当感觉到我的抵制后，母亲马上变了一个人。她开始变得又是道歉又是绝望，又是哭闹又是乞求。“我保证以后会改，我保证。”我早已听过太多次了，所以我一点也不相信。琳赛曾对我说过，不管怎样，母亲是一个从不幸当中挺过来的人。她挺过了自己糟糕的童年，挺过了来了又走的一个个男人。她也从一次次的轻微违法行为中挺了过来。现在她又在尽一切努力想挺过护士局的这次检查。

我爆发了。我跟母亲说，如果她想要干净的尿液样本的话，她就应该不再把自己的生活搞成一团糟，然后从自己的膀胱尿出来。我跟阿嬷说，这次如果帮了母亲只会让情况更糟，而如果阿嬷在30年前能坚定自己立场的话，现在母亲也不会求着自己的儿子给她一份干净的尿液了。我跟母亲说她是一个糟糕的母亲，然后跟阿嬷说她也是一个糟糕的母亲。阿嬷的脸色沉了下来，变得连我的眼睛都不想看。看来我说的话明显击中了她的要害。

虽然我说那些话的时候是真心的，但其实我当时知道自己的尿液可能也不干净。母亲瘫坐在沙发上，小声地哭了起来。但阿嬷绝不会如此轻易地放弃，即使我的话伤害了她。我把阿嬷拉到了厕所，小声地向她坦白了——说我前几个星期抽过两次肯的大麻烟枪。“我不能把我的尿液给她。如果母亲把我的尿拿走了，我们两个就都有麻烦了。”

首先，阿嬷宽慰了我的担心。她告诉我，在三个星期间抽几次大麻不会被查出问题的。“另外，你可能连自己在干什么都不知道。就算你试着吸了，也肯定没吸进去。”接着阿嬷就提到了这件事的道德性。“我知道这事儿不对，宝贝儿。但她毕竟是你的母亲，是我的女儿。而且，如果我们这次帮了她，也许她真能吸取教训。”

这正是我们最终的希望，对此我当然不能拒绝。正是在这种希望的驱使下，我参加了那么多次戒毒互助会，看了那么多关于成瘾的书，又尽自己所能参与到母亲的治疗当中。正是在这种希望驱使下，我12岁时的那次才会上了她的车，即使自己当时知道她的精神状况有可能会让她做出自己过后会后悔的事。阿嬷从未放弃那种希望，虽然她经历过的头痛和失望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阿嬷的一生简直就是一个教人怎样对别人失去信心的诊所，但她总是能找到信任自己所爱的人的方式。所以我不后悔自己当时心软了。那次把自己的尿液样本给母亲是一件错事，但我绝不会后悔照着阿嬷的话做了。她对人的希望帮助她在与阿公艰难的婚姻之后还是原谅了他。也正是这种希望，让她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把我收留了。

虽然我照着阿嬷说的做了，但那天早上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破碎了。去上学的路上，我的眼睛都哭肿了，心里也在后悔自己帮了母亲。几个星期之前，当我和母亲坐在一家中国自助餐馆里面时，我眼睁睁地看着她徒劳地尝试把食物舀进自己嘴里。就算到了现在，这次回忆还是能让我大动肝火：母亲既不能睁眼，也不能合上嘴，食物被勺子舀到嘴里后又洒在盘子里。其他人都在盯着我们看，肯哑口无言，而母亲则毫无察觉。是一个处方止痛片（或者说是很多片）让她变成了那样。我因此而恨她，并暗暗对自己承诺，如果她再碰毒品，我就离开那个家。

这次尿液样本的事件也是压垮阿嬷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我放学回家后，阿嬷告诉我她想让我一直和她住在一起，再也不要搬来搬去了。母亲看上去无所谓，她说自己需要“休息”，我想是从当母亲的职责中休息吧。后来她和肯也没继续在一起多久。到了我高二结束的时候，母亲又从肯的家里搬了出来，而我已经和阿嬷住在一起了，再也不用回到母亲和她的男人们住的地方了。不过，至少她通过了那次尿液检测。

我当时搬家的时候都不用怎么收拾，因为当我到处搬来搬去的时候，我的大部分东西都放在了阿嬷家。当初搬去肯的家时，阿嬷就不允许我带太多东西，因为她觉得肯和他的孩子们会偷拿我的袜子和衬衣。（可是他们都从来没偷过我东西。）虽然我喜欢和阿嬷住在一起，但这次搬到她家从很多方面对我的忍耐度都是一个考验。我仍然有那种自己是阿嬷的负担的不安全感。

更重要的是，阿嬷这个人本就不好相处，因为她思维敏捷而又说话刻薄。当我没把垃圾拿出去的时候，她就会跟我说“别像个懒蛋一样”。当我忘记做家庭作业的时候，她又会称呼我为“笨蛋”，并提醒我如果我不用功学习的话，终将一事无成。她还非得让我和她一起玩扑克——通常是金罗美（gin rummy）[一种双人牌戏。]——而她从来就没输过。“你是我见过的牌技最臭的一个。”她经常扬扬得意地说。（这点倒没让我感到难过：这话她对每个被她打败的人都说过，而她在金罗美上能打败所有人。）

多年以后，我家的每个亲戚——莉姨、吉米舅舅，甚至还包括琳赛——都会反复提到“阿嬷那时候对你太严厉了，实在是太严厉了”。她在家里有三项规定：考个好分数、找份好工作，还有“别他妈偷懒，过来帮我”。没有特定的家务清单，不管她在干什么我都得过去帮忙。而且她也从不告诉我应该干什么——她只是每次她在忙着什么而我又没帮忙的时候对我大喊大叫。

但是我们在一起的生活还是非常快乐的。阿嬷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至少对我是这样。有次周五的晚上她命令我和她一起看一档电视节目，是关于令人毛骨悚然的谋杀之谜的，而这种类型的电视节目正是阿嬷的最爱。到了情节最紧张的时候，也就是让观众惊吓得跳起来的那一段，阿嬷突然把灯关掉了，然后冲着我的耳朵大叫。她之前看过那一集节目，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让我在那里坐了45分钟，仅仅是为了能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吓我一跳。

与阿嬷住在一起最大的好处就是，我开始明白一直支撑着她的是什么了。在那之前，我一直不满的是我们在布兰顿阿嬷去世之后就很少去肯塔基了。刚开始的时候还不容易察觉，但等到我开始上初中的时候，我们每年去肯塔基只有几次，而且每次只是待上几天。和阿嬷住在一起的日子里，我知道阿嬷与她的妹妹罗丝——一位非常仁慈的老妇人——在她们的母亲去世后有过一次争吵。阿嬷曾希望能把家里面的老房子作为家庭团聚的地方，而罗丝则希望把这座房子送给她儿子一家。罗丝的立场有一定的道理：住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的兄弟姐妹都不常回来，所以不如把这个房子交给一个真正需要的人。但是阿嬷担心的是如果没有了这座房子，她的孩子们和孙辈们在杰克逊就没有一个落脚的地方。阿嬷的话也不无道理。

我开始理解了，对于阿嬷来说，回到杰克逊其实是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而不是可以带来快乐的旅途。对于我来说，杰克逊那里有我的舅姥爷们，是追逐乌龟的嬉戏，是从在俄亥俄州萦绕在我生活中的不稳定中脱身享受片刻的安宁。到杰克逊意味着我可以和阿嬷住在一起，可以在三个小时的路上讲述并听故事，以及大家都知道我是大名鼎鼎的吉姆和邦尼的外孙。但是，杰克逊对阿嬷来说却大不一样。那里是她小时候时常会饿肚子的地方，是少女时代因为怀孕丑闻而逃离的地方，是许多朋友丧命于煤矿的地方。我是想从别的地方逃到杰克逊，而她当年正是从那里逃出来的。

到了晚年，因为活动能力有限，所以阿嬷非常喜欢看电视。她喜欢不着边际的幽默和长篇的剧集，因此有很多电视节目可供她选择。但是她最喜欢的节目还是美国家庭影院频道的《黑道家族》（The Sopranos）。回过头来看，这部关于极度忠诚，有时还带有暴力的外来者的节目能引起阿嬷的共鸣一点都不奇怪。只要把人名和时间改一下，节目里面的意大利黑手党看起来就非常像阿巴拉契亚地区的哈特菲尔德和麦科伊家族之间的宿怨。里面的主要人物托尼·瑟普拉诺是一个残暴的凶手，不管用什么标准来看都是一个可怕的人。但阿嬷钦佩他的忠诚，钦佩他会为了保护自己家族的荣誉而无所不用其极。虽然这家伙杀害了无数的敌人，而且还极度酗酒，但阿嬷对他唯一的批评只是关于他对妻子的不忠。“他总是到处跟女人睡觉。这点我不喜欢。”

那也是我第一次以旁观者、而不是受众的角度感受到了阿嬷对孩子们的爱。她经常帮琳赛或莉姨看孩子。有一天她帮忙照料莉姨家的两个小女儿，而且莉姨家的狗也放在后院。当那只狗吠的时候，阿嬷大喊道：“闭嘴，你这个狗娘养的！”我的表妹邦尼·罗丝就跑到后门那里，开始一遍又一遍地学着喊“狗娘养的！狗娘养的！”。阿嬷赶紧蹒跚地走到邦尼·罗丝那儿，把她抱进了怀里。“嘘！你可别说这个，要不我可就麻烦大了。”但阿嬷说这话的时候已经笑得前仰后合了，都差点没把话说全。

过了几个星期，有次我放学回家问阿嬷那一天过得怎么样。她告诉我她那天过得好极了，因为她照看了琳赛的儿子卡梅伦。“他问我自己能不能像我一样说‘操’。我告诉只能在我家这样。”然后阿嬷就轻声咯咯笑了起来。不管阿嬷身体感觉怎样，哪怕是被肺气肿折磨得连呼吸都困难，哪怕是臀部的疼痛让她几乎走不动路，她从来不会拒绝“和这些小孩子们待在一起”的机会。阿嬷爱着他们，而我也开始理解为什么她一直梦想成为一位为受虐待和被忽视的儿童发声的律师。

有段时间，阿嬷为了缓解那种让自己行走困难的疼痛而接受了一次重大手术。因此她在疗养院住了几个月，所以我就不得不独自居住，幸好这段时间并不是很长。每天晚上她都会给琳赛，给莉姨，或者是给我打电话，每次都重复同样的要求：“这里的食物实在是太他妈难吃了。你能不能去趟塔可钟（Taco Bell）给我带份豆泥馅儿的玉米卷饼？”确实，阿嬷恨透了疗养院的所有东西，有次还让我答应她，如果以后她出不去的话，让我拿上她那把0.44英寸口径的马格南手枪然后冲她脑袋开一枪。“阿嬷，这事儿你可不能让我干。我的余生都会在监狱里度过的。”“好吧。”阿嬷说道，然后又想了一会儿，“那你就想法搞到点砒霜。这样就不会有人发现了。”

后来我们发现，她当时接受背部手术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她是有块髋骨骨折了，当一名外科医生把这块髋骨修好以后，她就又能站起来了，虽然从那以后就用上了步行器或拐杖。当我成为一名律师以后，我常常惊讶我们当时居然从没想到因为这起医疗事故而状告那个给阿嬷多余地做了个背部手术的医生。但是，就算我们想到了，阿嬷也肯定不会同意的：她一直主张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要打官司。

有时我每隔几天就能见到一次母亲，而有时则一连几个星期音讯全无。在某次分手后，母亲在阿嬷家的沙发上过了几个月，而我和阿嬷都很享受她的陪伴。母亲尝试修补我们之间的感情，只不过是用她自己的方式：当她有工作时，每次发工资的当天她都会给我钱，我几乎可以确定她给我的钱远超她能承受的范围。出于某些我所不能理解的原因，母亲把金钱等同于感情。可能她觉得如果不给我厚厚的一沓零用钱的话，我就感觉不到她对我的爱。然而，我从来就不在意那些钱。我只是想让她健健康康的。

当时就连我最亲密的朋友们也不知道我住在阿嬷家的房子里。我觉得，虽然我的同龄人当中有许多都没有那种传统的美国家庭，但是我家里的情况却比大多数更为不符合传统。而且我们当时很穷，这种贫穷的状况对于阿嬷就像一块荣誉勋章，但我却很难适应。除非作为圣诞节的礼物，我穿不上阿博菲奇（Abercrombie & Fitch）或北美秃鹰（American Eagle）牌子的衣服。每当阿嬷到学校接我放学时，我也总是不让她下车，以免让我的朋友们见到她——穿着大而宽松的牛仔裤，上身套着男人穿的T恤，嘴里还叼着一支薄荷香烟。如果别人问起，我就撒谎说自己和母亲住在一起，而母亲和我要照顾我生病的阿嬷。直到今天，我仍然后悔太多的高中同学和熟人都不知道阿嬷是我今生遇到的最美好的事情。

等到我高二的时候，我考进了高等数学班，其课程结合了三角学、高等代数还有微积分先修课。我们的班主任罗恩·塞尔比（Ron Selby）在学生们的心目中简直就是一个神话般的存在，因为他既有才华，对学生的要求又严格。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他一天也没落下过。根据米德尔敦市高中的一个传说，有次塞尔比组织考试时，有个学生打电话威胁说在自己的储物柜里放了一个装有爆炸装置的包。整个学校的人都被疏散到了外面，而塞尔比却大踏步走进学校，打开那个学生的储物柜，把里面的东西取了出来，又大踏步走出校门，把东西扔到了一个垃圾桶里。“我教过那个学生，他的脑子根本做不出能用的炸弹。”塞尔比对赶到学校的警察们如是说。“现在，请让我的学生们回到教室，让他们完成考试。”

阿嬷就喜欢听这样的故事，而且她虽然从没见过塞尔比其人，但是却非常钦佩他，并鼓励我照他说的做。塞尔比鼓励（但没要求）他的学生们购置一部先进的图形计算器——当时得州仪器公司推出的89型是最先进且最强大的。我们家没有移动电话，也没有上档次的衣服，但阿嬷还是给我买了一部那样的图形计算器。这是阿嬷的一堂重要的价值观课，让我不得不以前所未有的努力投入到学习当中去。如果阿嬷能在一个图形计算器上花掉180美元——她坚持不让我出一分钱——那我对待学校作业最好还是更认真一点。这是我欠阿嬷的，而她也总是提醒我这一点。“你完成你们塞尔比老师留给你的作业了没？”“还没呢，阿嬷。”“那就他妈的赶紧做。我花了那么多钱买那个计算器，可不是为了让你整天吊儿郎当的。”

和阿嬷住在一起的这三年时间——没有间断，也没有打扰——拯救了我。我当时并没察觉到这种改变会带来什么，并没想到和她住在一起的日子能让我的生活改头换面。我没注意到，当我搬去和阿嬷一起住后，我的成绩立马就开始好转了。而我当时也没想到自己正在交往的将是终生的朋友。

在那期间，阿嬷和我开始谈论起我们社区内存在的难题。阿嬷鼓励我去找份工作——她说那样会对我好，而且我也需要认识到挣钱有多么不易。可惜她的鼓励却被我左耳朵进右耳朵出了，因此她只好强令我去找工作。我后来找到了一份在当地迪尔曼杂货店的收银员工作。

当收银员的这段经历让我成了一名业余的社会学家。我们店里的顾客有许多都好像面临着令人发狂的压力。我们的一位邻居每次都会为一点点小错而对我大喊大叫——没有对她笑，把袋子装得太重了，或是装得太轻了。有些人来杂货店是匆匆忙忙地，在过道间踱来踱去，火急火燎地寻找某一件商品。但有的人则是随意穿行在过道之间，仔细地划掉购物清单的每项物品。

有些顾客买一大堆罐装和冷冻食品，而有的人推到收银台的购物车里装的满是新鲜食物。越是匆忙的顾客，越有可能购买熟食和冷冻食物，也越有可能是穷人。我知道他们是穷人是从他们身上穿的衣服看出来的，或是因为他们买食物时用的是食品券。过了几个月，有天我回家后问阿嬷，为什么只有穷人会买婴幼儿奶粉。“难道富人家就没婴儿吗？”阿嬷回答不上来，而我也要等许多年以后才会知道，有钱人更倾向于用母乳喂养自己家的孩子。

我的工作既让我更多地了解了美国的阶级分化，还向我灌输了一些仇恨，既是针对那些有钱人，也是针对我们的同类人。迪尔曼杂货店的老板们比较守旧，所以他们允许那些信用好的人赊账，甚至有的人的赊账单金额都超过1000美元。我知道，假使我任何一个亲戚到这家店购买上千美元的东西的话，都得被要求立刻结账。我感觉在老板的眼里，我们这类人比那些买完东西开着凯迪拉克回家的人要低一等。我痛恨这种感觉，但克服了它：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也要用得上赊账单。

我也知道了人们是怎样揩福利制度的油的。他们用食品券买两打汽水，随后就减价卖掉以换取现金。他们会把要买的东西分开结算，用食品券买食物，用现金买啤酒、红酒还有香烟。他们排队的时候还常常用手机打电话。我怎么也不会理解，为什么我们的生活就像是一场挣扎，而那些靠着政府的慷慨赠予活着的人却能用上我只能在梦里用上的花哨玩意。

阿嬷专心地倾听我讲述在迪尔曼杂货店的经历。我们开始抱着不信任的眼光来看待我们劳动阶级的人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生活在挣扎之中，但我们将就着过，我们努力工作，憧憬着更好的生活。但有很大一部分的少数群体，他们甘愿靠着失业救济金生活。每隔两周，我都能领到一份微薄的工资单，能看到从我的工资里面扣除的联邦和州政府的所得税。而我们那个药物成瘾的邻居买丁字牛排的频率可能比我领工资的频率还高。我穷得不能给自己丁字牛排，但在山姆大叔强制下，我的钱最终被别人拿去买了。这就是我在17岁时的心态。虽然我现在早已不像当年那么愤怒，但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阿嬷口中的“工人的党”——民主党并不是他们被吹捧的那么好。

政治学者们早已费尽了数不尽的口舌来试着解释为什么阿巴拉契亚地区和南方地区的人们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从以前坚定地支持民主党转而坚定地支持共和党。有的人把这归咎于种族关系，以及民主党对民权运动的支持态度。还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以及福音派对社会保守主义的控制。对此的很多解释都是基于许多白人工人阶级所看到的事实，正如我在迪尔曼杂货店所看到的一样。远在20世纪70年代，白人工人阶级开始支持理查德·尼克松，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印象，正如某人所说的那样，政府在“付钱给那些啥都不干的人们！这些人在嘲笑我们的社会！我们这些努力工作的人反倒因为每天工作而受到嘲笑”！[20]

差不多在那时，我们家邻居——阿嬷和阿公最老的朋友之一——把我们家隔壁的那座房子提出了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方案（Section 8）申请。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是一项政府项目，向低收入人群发放可以用来租房子的代金券。阿嬷的这位朋友之前想把房子租出去非常困难，但当他的房子取得了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的资格后，他立马就表示房子很快就能租出去了。阿嬷把此举视作一种“背叛”，因为“坏人们”就能搬到我们社区来住了，从而拉低房子的价值。

虽然阿嬷和我一直在努力划清有工作的穷人与没工作的穷人之间的界限，但是我们发现自己与那些没工作的白人有着太多的共同点，即使我们认为他们给我们穷人招来了不好的名声。那些接受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的人们看起来与我们非常相似。第一家搬到我们隔壁的女主人也是出生在肯塔基州，年少的时候跟随自己的父母北上，以寻求更好的生活。她曾交往过的若干个男人每个都给她留下了一个孩子，但却从没提供什么帮助。她这个人很不错，她的孩子们也是。但是她家的毒品和深夜争吵却显示她们家也在面临着太多乡下来的移民都深受其害的问题。见到其他家庭也遭受着自己家那样的苦难，阿嬷变得又懊丧又生气。

正是在这样的生气之中，阿嬷展现出了自己社会政策专家的一面：“她就是个懒惰的婊子，但如果有人强迫她找份工作的话就不会这样了。”“我恨透了那帮给这些人钱让他们搬到我们社区的蠢货。”她也痛骂我们在杂货店见到的那些人：“我不理解，为什么那些一生劳作的人们只能勉强度日，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却能拿纳税人的钱买酒和手机。”

这些是我那个心在滴血的阿嬷说出的奇怪观点。如果她哪天抨击政府管得太多的话，第二天可能又要抨击政府管得太少。毕竟，政府当时也只是在帮穷人们找住的地方，而只要是任何人肯帮穷人，我的阿嬷都会欢迎。阿嬷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所以她心里的民主主义还会重新抬头。她抨击工作的稀缺，并很疑惑是不是因为这个，所以我们的邻居才不能找到一个好男人。在更具同情心的时候，阿嬷会问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有钱造航空母舰，却没钱给每个公民提供脱瘾治疗——就像我妈接受过的那样。有时候她会批评那些千人一面的有钱人，她认为这些有钱人根本不愿意承担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每次当地学校建设税的法案投票失败时（很多次），阿嬷都把这看作是对我们社会不能为像我一样的孩子们提供优质教育的控诉。

阿嬷的不同意见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大相径庭。看心情，阿嬷既可以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也可以是欧洲式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因此，我一开始以为阿嬷在这方面就是一个没开窍的笨蛋，所以每当她开口谈论政策或是政治的时候，我还不如把自己的耳朵堵上。但是我很快就发现，阿嬷的这种矛盾有着非凡的智慧。在那之前的我总是挣扎着在自己的世界生存，而到了那时，我能喘口气来观察一下这个世界，我就开始看到这个世界在阿嬷眼中是什么样子的。我既害怕又困惑，既愤怒也伤心。我也会谴责那些关闭门店和迁到海外去的大公司，也会设想如果是我的话，我会不会也那样做。我会咒骂我们的政府给予的帮助太少，然后又怀疑如果政府帮忙的话，会不会反而把事情变得更糟。

虽然阿嬷嘴里的恶毒能赶上海军陆战队新兵营的某些教官了，但她在我们社区看到的那些事情不仅仅是惹她生气，而是伤透了她的心。在那些毒品、争吵以及经济困难的背后，那些人们都面临着严峻的困难，而他们也在受伤害。我们邻居们的生活中，散发着一种绝望的悲哀。当你看到那位母亲只会咧嘴却不会开口笑的时候，当你听到她家十几岁的女儿说起自己母亲“把我揍得屁滚尿流”的那种玩笑的时候，你就会明白了。我知道这种蹩脚的玩笑是用来掩盖什么的，因为我之前也曾用过。谚语有云“逆来顺受”（Grin and bear it），最能领会这句谚语的，非阿嬷莫属。

我们社区的这些问题深深地触动了我。母亲的挣扎并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而是正在许多家庭里面一遍遍地重演，这些家庭像我们一样，搬到上千英里之外的地方，本来是寻求更好的生活。这种困境似乎看不到尽头。阿嬷本以为自己逃离了山区的那种贫穷，但是贫穷——就算不是金钱上的，至少是情感上的——却一直如影随形。有些事情使她的晚年生活与早年间的生活出奇地相似。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邻居家那个十几岁女儿的前景又如何呢？当然了，置身于那样的一种家庭生活中，她的前景肯定不太乐观。这就让我也扪心自问：我自己的前途又将是怎样呢？

想要回答上面这些问题，就不得不深层次地分析那个我称之为家的地方。我当时知道的是，其他人的生活并不像我们那样。在吉米舅舅家做客时，我从来没注意到邻居们有大喊大叫的时候。在莉姨和丹住的社区，房屋漂亮，草坪修整，警察过来的时候会笑着挥手致意，而从不会把谁家的母亲或父亲押到警车后面。

所以我那时常常在想，我们究竟有什么异样的地方——不仅仅是我和我的家人，还包括我们社区，我们的小镇，以及每个从杰克逊搬到米德尔敦的人，等等。在那几年前，当母亲被捕时，附近邻居的门廊和草坪上站满了看热闹的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母亲被警车带走后还要跟自己的邻居们挥手致意更让人尴尬的了。

母亲当时的行为无疑非常极端，但这种热闹事我们都曾在其他邻居家看到过。这种事自有其规律。如果某家只是普通的大喊大叫的话，邻居们可能在百叶窗或遮阳帘后面瞄几眼。如果事态再严重一些，邻居家的灯可能就会打开了，那是人们起床查看。而如果事态到了失控的地步，警察就会赶到，把某家醉醺醺的父亲或是精神错乱的母亲带到市政府大楼去。市政府大楼那里有税务局，有公用事业公司，甚至还有一家小博物馆。但我们家附近的小孩只知道那里是米德尔敦市关押短期监禁犯人的地方。

我废寝忘食地阅读有关社会政策以及有工作的穷人的书籍。其中著名社会学家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的《真正的弱势群体》（The Truly Disadvantaged）正好说到了我的心坎上。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才16岁，那时虽然不能完全理解，但也能掌握其中的核心理论。随着成百万上千万的人北上到工厂工作，那些围绕着这些工厂像雨后春笋一样冒出来的社区虽然生机勃勃，但也非常脆弱：一旦工厂们关门，那些留下的人就被困在了这些城镇当中，再也没有可以满足如此多人口的优质工作。

那些能离开的人——通常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有钱人以及有关系的人——离开了，剩下的只有穷人们了。那些剩下来的人们就是“真正的弱势群体”——他们不仅不能靠自己找到好工作，也不能从周围的社区得到人脉资源或是社会支持。

威尔逊的书深深地吸引了我。我当时想写信告诉他，他的书完美地描述了我的家庭。然而，他的书能让我如此地感同身受也很奇怪，因为他的书不是在讲阿巴拉契亚地区的移民——而是贫民区的黑人。与之相似的是查尔斯·穆雷那本意义深远的《脱离实际》（Losing Ground），讲的也是黑人群体，但用在乡下人身上毫不为过——讲述的是我们的政府通过福利国家体制来加剧了社会溃败。

这些书虽然见解深刻，但却没能完全回答萦绕在我心头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邻居不离开那个虐待她的男人？她为什么要把钱花在毒品上？她为什么就看不出来，她的所作所为正在毁掉自己的女儿？为什么这些事不仅发生在我们邻居身上，还发生在我自己的母亲身上？

等到多年以后我才明白，没有哪一本书，哪一位专家，或是哪一个领域能够解答现代美国发生在乡下人身上的问题。我们的悲歌无疑是一个社会学上的问题，但同时也与心理学有关，与社区有关，与文化有关，与信仰有关。

在我上高二的那一年，我们的邻居帕蒂打电话给房东说自家的房顶漏水了。等到房东赶到时，发现帕蒂上身赤裸地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滥用药物使她神志恍惚，不省人事。楼上浴缸里面的水漫得到处都是——原来这就是“房顶漏水”。显然，帕蒂自己泡了个澡，吃了几片处方止痛片，然后就昏过去了。她家的顶楼以及全家许多财产全都损毁了。这就是我们社区的现状。一个赤裸的瘾君子连自己家仅有的那点财产也给毁掉了。而可怜的孩子们却因为自己母亲的毒瘾而损失了自己的玩具。

另一位邻居独身居住在一所粉色的大房子里。她深居简出，简直是我们社区的神秘人物。她每次出门时都抽着烟，从不跟人打招呼，而且家里的灯总是黑着。她与丈夫离婚了，孩子们都在监狱。她胖得出奇——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时常在想她不喜欢出门是不是因为自己重得挪不动了。

在街上的另一家，一个年轻女人，带着一个刚会走路的孩子，还有她那个中年男友。她的男友有份工作，而她自己则是整天都在看《不安分的青春》（The Young and the Restless）。她那个小孩非常招人喜爱，也很喜欢阿嬷。每天不管什么时候——有次甚至是午夜过后——他都会溜达到阿嬷家门口要好吃的，那位母亲整天有那么多的时间，却不看好自己家孩子，以至于他随随便便就能误入陌生人家去。有时候那个小孩子的尿布都没人换。阿嬷有次给社会服务机构打了电话，以为他们能救救这个年幼的孩子，可是他们什么都没做。于是阿嬷只好用我外甥的尿布帮他换上了，还得时刻警惕着，以便随时发现她那个“小兄弟”。

我姐姐的一位朋友和她母亲（我所见过的最大的“福利女王”）住在一家连栋屋[两家或以上的住家相连，共享周围的绿地。]。她母亲共有八个孩子，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同一个父亲——这可不多见。她母亲从来就没工作过，而且看上去“只对生孩子感兴趣”，这是阿嬷所言。她家的孩子们根本就没有机会。其中一个女儿陷入一场虐恋，在自己连买烟的年龄都没到的时候就生下了个孩子。大儿子过量服用药物，在高中毕业后没多久就被捕了。

这就是我所处的世界：一个充满了真正非理性行为的世界。我们无度地消费，最后不得不住进救济院。我们购买大屏幕电视和iPad。我们的孩子穿着高档的衣服。但这一切都是靠着高利息的信用卡和发薪日贷款。我们花钱去买根本就不需要的房屋，然后再把房屋抵押掉换钱，最后宣布破产，等到我们清醒过来时，已经不得不离开住得满是垃圾的房屋。节俭不能满足我们的生活，所以我们花起钱来大手大脚，假装自己属于上流阶层。等到尘埃散尽之时——遭到破产打击或是在亲戚的帮助下走出困境后——什么都没有剩下。我们没给孩子留出大学的学费，没有增加财富的投资，没有失业时可以用上的应急钱。我们知道自己不应该这样花钱。有时候我们还因此深深自责，但我们还是继续这样大手大脚。

我们的家庭也是一团乱麻。我们互相之间大喊大叫，大吵大闹，就好像球赛场边的观众一样。我们家里至少有一位成员滥用药物——有时是父亲，有时是母亲，有时两个都是。如果压力特别大的话，我们会对彼此老拳相向，而且还是当着家里其他人的面，包括自己的孩子；大部分时候邻居们都能听到你们家在发生什么。倒霉的话。邻居可能还要打电话报警，以阻止事态的恶化。我们的孩子经常被送去寄养，但每次待的时间都不会太长。我们会向自己的孩子们道歉。孩子们相信我们是真的很内疚，而我们也确实是。但接着过不了几天，我们就又像以前一样的脾气暴躁了。

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不好好学习，等到成为家长的时候也不督促自己孩子的学习。我们的孩子们在学校表现糟糕。我们可能会因此对他们生气，但我们从未给他们提供成功所需要的条件——比如说家里的和平与安宁。就算是那些天赋异禀的孩子们从家庭的不幸中挺了过来，他们也最有可能上的是离家近的大学。“我才不在乎你能不能被圣母大学给录取呢，”我们这样说，“在我们的社区大学里就能受到既优质又便宜的教育。”讽刺的是，对于像我们这样的穷人家来说，圣母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不仅更好，而且还更便宜。

我们在应该找工作的时候不去工作。就算找到一份工作的话，我们也干不长久。我们早晚会被解雇，不管是因为迟到，或是因为偷自家商品然后在易趣网（eBay）上卖掉，或是因为有顾客反映我们嘴里面满是酒味，还是因为每次轮班的时候都要上5次厕所，而且一去就是30分钟。我们经常在嘴上说努力工作有多么重要，但却告诉自己找不到工作的原因是我们感觉到的不公：奥巴马把煤矿关掉了，或者说所有的工作都被中国人夺走了。这些都是我们为了解决认知不协调而编造的谎言——我们看到的世界与我们宣扬的道理之间的大相径庭。

我们对自己的孩子大谈责任感，但自己却从不付诸行动。就像这样：许多年来我一直想要一只小德国牧羊犬。母亲不知怎么给我搞来一只。但这只小狗是我们养过的第四只狗了，而我却一点也不知道该怎么驯养它。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几只小狗全不见了——被送到了警局或是送给一位家族朋友。在告别了第四只狗之后，我们的心肠也硬了。我们学会了一点，那就是千万不要对什么太过依恋。

我们的饮食和运动习惯简直就是特意为早早进入坟墓而制定的，而且还特别有效：肯塔基州某些地区的人平均寿命才67岁，比弗吉尼亚州附近地区的足足低了15岁。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不同于美国其他的所有群体，白人工人阶级的预期寿命正在下降。我们早餐的时候吃皮尔斯伯里（Pillsbury）[哈根达斯的母公司。]的肉桂卷，中午吃塔可钟，晚上又吃麦当劳。我们很少自己做饭吃，虽然自己做饭不仅更便宜而且更有益于身心健康。我们的运动仅局限于在小孩子时玩的游戏。只有离开家去当兵或是到很远的地方去上学的时候，我们才能看到有人在街上跑步。

并不是说所有的白人工人阶级都生活在挣扎之中。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知道，在白人工人阶级存在着两套不同的道德观念和社会压力。我的外祖父母所代表的是一种：老派、默默的忠诚、自力更生、勤奋努力。我母亲和我们社区越来越多的人所代表的则是另一种：消费主义、与世隔绝、愤怒、不信任他人。

那时有很多人（现在也是）过的是我外祖父母那样的生活。有的时候是从最不起眼的地方看出来的：就算四周的家庭从里到外都是一团糟，那位上了年纪的女邻居仍勤勤恳恳地料理自家的花园；那位和我母亲一起长大的年轻女人，每天都回到那个社区去帮自己的母亲度过晚年。我这么说并不是往我外祖父母的生活方式上贴金——据我自己的观察，他们的生活也是充满了各种问题——而是想说明，我们社区里面的很多人本来也该陷入挣扎之中，但却活得特别成功。

我们社区有许多完整的家庭，许多人家的晚饭餐桌上都是一片祥和，许多小孩子用功学习并且坚信会实现属于自己的美国梦。我许多朋友都在米德尔敦或附近过上了成功的生活，建立了幸福的家庭。他们并不是问题所在，而如果各位读者相信统计数据的话，这些完整家庭的孩子也有着充分乐观的前景。

我经常穿梭在这两个世界之中。感谢阿嬷，我所看到的并不仅仅是我们社区最坏的一面，而我相信正是这救了我。只要我需要，那里总有一个安全的地方，总有一个深情的拥抱。可惜的是，我们邻居家的孩子们却没有。

有次星期天的时候，阿嬷答应帮忙照看莉姨家的孩子们几个小时。莉姨十点钟的时候把孩子们送了过来。可是我却要去杂货店上上午十一点到晚上八点那讨厌的一班。我和孩子们玩耍了45分钟，十点四十五的时候就动身去上班。每次离开这两个小孩的时候，我都非常心烦意乱——甚至可以说是生不如死。

我当时想要的仅仅是和阿嬷还有那两个小孩度过那一天。我和阿嬷说了，但出乎我意料的是，阿嬷并没对我说“别他妈抱怨了”，而是告诉我她也希望我可以留在家里。阿嬷很少有这样对我感同身受的时候。“但是，如果你想要那种可以在周末与自己家人一起度过的工作，你就得去上大学，然后有所成就。”这就是阿嬷的睿智之处。她不仅仅是干巴巴地说、咒骂或是提出要求，而是向我展示了希望——和自己所爱的人一起享受周日的下午时光——而且给我指示出通往希望的道路。

大量的社会科学都证实，一个充满爱的稳定家庭能带来积极的效果。我能随便列举出十几个研究来证明，阿嬷的家不仅给我提供了一个短暂的避风港湾，更给我带来了美好生活的希望。描述“适应性强的儿童”——即那些来自不稳定家庭的孩子，因为有一个慈爱的成年人提供的社会支持而最终取得了成功——这一现象的书籍浩如烟海。

我知道阿嬷对我有好处，但这可不是因为哈佛大学的什么心理学家如是说，而是我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回顾一下我在搬到阿嬷家之前的生活。三年级上到一半的时候，我们离开了米德尔敦，也离开了我的外祖父母，和鲍勃搬到了普雷布尔县；在四年级末，我们又离开了普雷布尔县，搬到了米德尔敦麦金莱街上200街区的一间连栋屋；在五年级末，我们又离开了麦金莱街上的200街区，搬到了麦金莱街上的300街区，那时奇普虽然从未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但已是我家的常客了；到了六年级末的时候，我们仍住在麦金莱街上的300街区，但奇普已经被史蒂夫取代了（而且那时有太多讨论是关于搬到史蒂夫家去）；到七年级末的时候，麦特又取代了史蒂夫，而母亲也准备搬到麦特家，并希望我能和她一起搬到代顿；等到了八年级末的时候，她又强烈要求我搬到代顿去，而我虽然在父亲家绕了一圈，最终还是勉强同意了；九年级末的时候，我搬到了肯的家和他——对我来说是一个完全的陌生人——以及他的三个孩子一起住。除此种种，还有挥散不去的药物滥用，还有家庭暴力，有儿童服务机构窥探着我们的生活，还有阿公的去世。

时至今日，这段于我来说如数家珍的生活仍能引起我心里难以描述的强烈焦虑。不久前，我发现我在脸谱网（Facebook）上的一个朋友（高中时期的一个熟人，也有着与我相似的乡下人根源）在不断地更换男友——不断地恋爱，又不断地分手，三周前刚发了一个男友的照片，这周又发了另一个男友的，然后又是在社交媒体上和自己的新欢互相揭短谩骂，直到这段感情在众目睽睽下走向毁灭。

她与我同岁，是四个孩子的母亲。有次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对她好的男人（这话我已见过太多次），她13岁的女儿评论道：“停下来吧。我就想让你还有这闹剧停下来。”我希望自己可以给这个小女孩一个拥抱，因为我理解她的感受。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我也是一直就想让那种闹剧停下来。我对那些争吵那些大喊大叫，甚至那些滥用的药物都不是特别在意。我仅仅是想要一个家，一个稳定的家，我想让那些陌生人离我们家远远地。

现在回过头来看下我搬到阿嬷家的那段日子。在十年级末，我和阿嬷一起，住在她家里，没有其他人。到十一年级末，我和阿嬷一起，住在她家里，没有其他人。等到了十二年级末，我还是和阿嬷一起，住在她家里，没有其他人。可以这样说，住在阿嬷家时的那种安定给了我一种可以做自己家庭作业的安全空间。可以这样说，因为没有大人的争吵和那种不安全感，所以我可以专注于学业和自己的工作上。可以这样说，把自己全部的时间用在同一间房子里，用在同一个人身上，也帮助我与同学们建立了长久的友谊。可以这样说，因为我自己有一份工作，并从中学到了对世界的一些认识，所以我能清楚地看到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事后看来，这些解释都说得通，我也确定每一条解释都自有其可取之处。

我觉得，如果一个社会学家和一个心理学家坐在一个房间讨论，他们可以解释为什么我对药物滥用失去了兴趣，为什么我在学校的成绩提升了，为什么我在学习能力测验（SAT）中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以及为什么我能找到几位能激励我学习兴趣的老师。但我自己记得最清楚的是，那时候我很快乐——我再也不害怕每天结束时的放学铃声了，我知道自己在下一个月会住在那里，而且没有人的爱情决定可以影响到我的生活。正是由于有这种快乐，我才会在过去的12年当中遇到了那么多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