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天杀的蜘蛛。这些家伙真大，像是狼蛛还是别的什么。当时我站在一家破烂的路边汽车旅馆的窗前，里面是个女人（她肯定不是学酒店管理的），我们俩之间隔了一扇厚厚的玻璃窗。她办公室的灯光照亮了挂在临时遮阳布和墙之间的几张蛛网，看上去马上要砸到我头上了。每张网上至少有一只巨型蜘蛛，我想如果不盯着它点，这可怕的东西就会跳上我的脸，吮吸我的血。我不怕蜘蛛，只是这些家伙实在大得吓人。

我不该来这里的。过去我一直避免接触这样的地方。我想离开我的家乡，“去外面的世界”，那就是要从这样的地方逃离。现在已经过了午夜。路灯照映下，可以看到一个男人半坐在卡车座位上的剪影，车门开着，两腿晃悠着，一根皮下注射针正扎进胳膊，画面十分清晰。我应该大吃一惊的，但毕竟这里是米德尔敦。几周前，警察发现一个女人昏倒在当地的洗车行，车上座位上有一袋海洛因和一把勺子，她胳膊上仍扎着针头。

这家旅馆的女主人是当晚最可怜的人。她可能才40岁，但她全身——花白油腻的长发，牙齿都掉光了的嘴，磨盘一样粗糙的紧皱的眉头——都叫嚣着她的衰老。这个女人过着苦日子。她的声音听起来像小孩甚至是婴儿的，弱不可闻又非常悲伤。

我给她一张信用卡，她显然不知道怎么办了。“客人通常付现金。”她说。我告诉她：“我知道，但我在电话里说过了，我要用信用卡支付。如果你不方便的话我可以去ATM机上取钱。”“哦，抱歉我忘了。不过没关系，我们这儿有那个机子。”于是她找出了一台古老的刷卡机，就是那种把卡的信息印在黄色小纸条上的。我把卡递给她时，发现她的眼神有种恳求的意味，好像她活在自己的牢笼中一样。“住得愉快。”她说。这很奇怪，因为我一小时前在电话里告诉她，不是我自己要住，而是我那无家可归的母亲要住。“好，”我说，“谢谢。”

我刚从耶鲁法学院毕业，之前当过著名的《耶鲁法学杂志》的编辑，也是律师协会成员。仅仅两个月前，乌莎和我在东肯塔基结婚了。那一天风和日丽，我全家都出席了，我们俩都把姓改成了万斯，这意味着我终于换上了我的家姓。我工作体面，住房无忧，爱情甜蜜，幸福地生活在我热爱的城市辛辛那提。乌莎和我在我从法学院毕业后回到那座俄亥俄州的城市，在那做了一年助理，我们有了一个温馨的小家，养了两只狗。我成功实现了向上流动，实现了梦想。

至少外人看来是这样。但上坡路永远不会平坦，我身后的那个世界总能有办法拉我回去。我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走进那家旅店，但我知道我真正在乎什么。母亲又开始吸毒了。她从她第五任丈夫那偷传家宝去买毒品（我猜是处方鸦片类药物），而他则把她逐出家门。他俩在闹离婚，她也无处可去。

我曾对自己发誓再也不管母亲了，但我这个发誓的人自己却变了。我仍在探寻那几年前已经丢弃了的基督信仰，虽然很艰难。我第一次认识到，母亲童年的精神创伤有多严重。我也意识到那些创伤永远没有真正愈合过，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所以当我得知母亲活得很糟时，我没有悄声辱骂然后挂断电话，而是主动要求帮助她。

我试着给米德尔敦一家旅馆打电话，报了我的信用卡信息。那里住一周要花150美元，我觉得一周时间够我们想出办法了。但是店家说必须得亲自过来用信用卡支付，于是我就在一个星期二的晚上十一点开车从辛辛那提来到了米德尔敦（单程约一小时），好让母亲有地方住。

我的计划看起来非常简单。我会给母亲足够的钱让她能够独立生活，她会找个地方住下，存一笔钱领回她的护士执照，然后重新开始。同时，我会管着她的开销，确保她走上正轨，用钱办正事。这让我想起了阿嬷和阿公以前经常制定的“计划”，但是我确信这次会有所不同。

我想告诉自己帮助母亲不是一件难事，告诉自己我已经学会正视过去，能够解决自小学以来就困扰我的问题了，告诉自己既然我对母亲的童年充满同情和理解，我就能耐心地帮助母亲戒除毒瘾。但是，首先那间肮脏破烂的汽车旅馆就让我头疼，其次帮她理财的计划也需要倾注更多的耐心和时间。

上帝保佑，我再也不躲避母亲了。但是我无法解决所有问题。在我对母亲自作自受落得如此下场感到气愤的时候，也会对她默默承受悲惨童年而深表同情。当我物质上比较宽裕，情感上心有余力的时候，我会帮助她，满足她的需要。但我也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而且把钱给了母亲或花时间陪了母亲，我自己可能就没钱付自己的账单了，对那些我最重要的人也不那么有耐心了，因此我更愿意与母亲分道扬镳。我就在这样的妥协下进退两难，现在仍是如此。

人们有时会问我，我们能做什么“解决”我们这群人的问题。我知道他们想听到这样的答案：一项神奇的公共政策或一个创新的政府计划。但是这些家庭、信仰和文化的问题不像魔方那样可以拼好，我也不认为会存在一般意义上的解决方案。我一个在白宫工作过的好朋友十分关心工人阶级的困境，他有一次告诉我：“看待这个问题最好的方式也许是承认你可能无法解决这些难题。这些问题总会存在。但是也许你可以从点滴做起，帮助边缘人群。”

我受过很多滴水之恩。回顾过去，跃入眼帘的是诸多变量如何恰到好处地一环扣一环，为我创造机遇。其中有外祖父母一直以来的关爱，即使在母亲和继父为了离开他们而搬得远远的时候。虽然“父亲们”像走马灯似的来了又走，我周围一直不缺善良、富有爱心的人。母亲虽然有错，但她教我终生保持对教育和学习的热爱。我姐姐一直在保护我，即使后来我长得比她高。丹叔和莉姨在我怯于启齿的时候欢迎我进他们家。很久以前，他们对我来说是幸福快乐婚姻的第一个鲜活的典范，他们是我的老师，我的远亲，我的朋友。

如果少了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我很可能就完了。跟那些克服了人生逆境的人一样，我也对帮助过我的人不胜感激。简·雷克斯（Jane Rex）在阿巴拉契亚州立大学转校生办公室工作。跟我一样，她成长在工人阶级家庭，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她也结婚近40年了，养出了3个好孩子。要是问她是什么影响了她的人生，她会说是稳定的家庭给她力量，教她掌握自己的命运。然后她会告诉你，见足够的世面可以让人胸怀大志，“我认为你周围必须有好榜样。我一个很好的朋友的父亲是银行行长，通过和他们的接触，我看到了不同的东西。我认识到另一种生活，这让我形成了远大的理想。”

我一直非常喜欢盖尔表姐，她是布兰顿家的外孙辈。盖尔的生活代表了美国梦的实现：一座美丽的寓所，3个很棒的孩子，一段幸福的婚姻，一身高尚谦恭的风度。除了布兰顿阿嬷在我们小辈眼里是宛如神一样的存在之外，我还没听说有谁被称为“世界上最好的人”。而盖尔名副其实。

盖尔现在过着童话般美好的生活，我曾认为这是因为她的家庭非常美好。怎么会有人那么好呢，我想，尤其是那些遭受过真正的逆境的人。但盖尔是布兰顿家的，骨子里是个乡下人，我早该明白没有一个乡下人的成长过程中不会遭遇几次重大挫折。她的家庭生活的确给她带来一些负担。她11岁的时候父亲离家出走，17岁的时候高中毕业准备上迈阿密大学，但是遇到了难题：“母亲说我不能上大学，除非我和男朋友分手。于是在高中毕业那天我搬了出去，到了8月，我就怀孕了。”

她的生活几乎立刻天翻地覆。她宣布她的黑人小孩要加入这个家族的时候，家人种族歧视的情绪爆发了。他们争吵不断，有一天盖尔发现自己没有家了。“我和亲人失去了联系，”盖尔告诉我，“母亲说她再也不想听到我的名字。”

她当时那么小，又没有家人的支持，所以不出意外她的婚姻很快终结了。但盖尔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复杂：她不只是失去了家人，还担负了照顾小女儿的重任。“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我的身份变成了母亲。我可能会变成嬉皮士，但我有自己的原则——不吸毒，不酗酒，不会让福利机构因为我的堕落而把孩子带走。”

所以当时盖尔是这样的：未成年单亲母亲，无家可归，无依无靠。很多人在那种情况下都会崩溃，但坚忍的乡下人会挺过去。“父亲不在身边，”盖尔回忆道，“很多年都不在，我也不跟母亲说话。但我记得他们教给我的一个道理——有志者事竟成。我想要我的孩子，我想要重新开始。最后我真的做到了。”她在当地一家电话公司找了一份工作，一路向上，甚至回去读了大学。她再婚之时已经如日中天了。她和第二任丈夫阿伦（Allan）那童话般美满的婚姻只不过是锦上添花。

盖尔的事迹在我成长过程中时常有所回响。年少的时候听到这些故事，觉得他们太惨了，有时候是他们自己造成的而有时候不是。他们四处碰壁，许多人不得不屈从：坏则沦为罪犯或早早死去，好则家庭不和或只能依赖社会救济。但也有一些人挺过来了，比如简·雷克斯，挨过阿嬷去世之痛成长起来的琳赛，离开家暴丈夫重新站起来的莉姨。他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从痛苦经历中受益。他们都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家人，然后他们从朋友、亲戚或职业导师身上学到事在人为的道理。

我开始思考如何帮助美国工人阶级获得成功后不久，拉吉·切迪等经济学家发表了一项关于美国的机遇的开创性研究。不出意料，他们发现穷孩子凭借自己的才能高升的概率比我们想象的要低。他们计算得出，许多欧洲国家人民实现梦想要比美国人更容易一些。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机会在全美国的分配是不公平的。犹他、俄克拉荷马、马萨诸塞等地，实现梦想的概率和在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或更高。只是在南部，铁锈地带、阿巴拉契亚，那里的穷孩子真的在苦苦挣扎。他们的发现震惊了许多人，但我没有，因为凡是在那些地方待过的人都已经见怪不怪了。

切迪及合作者在一篇论文中通过分析数据点明了机会地理分布不均的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单亲家庭多，二是收入隔离现象普遍[指美国家庭收入差距造成的居住区域隔离现象。]。要是成长过程中身边都是单亲母亲、单亲父亲，大多数邻居都是穷人，机会肯定减少。这意味着除非有阿嬷和阿公那样的人帮助你坚持到底，否则可能真的挺不过去；意味着没人给你示范努力读书的结果是什么；意味着那些帮助我获得幸福的人，琳赛、盖尔、简·雷克斯、莉姨可能都不会存在。所以我并不惊讶犹他州摩门教徒（Mormon Utah）由于信仰坚定、社区团结、家庭完整，所以在实现梦想方面完胜“铁锈地带”的俄亥俄人。

我认为这些是从我生活中吸取的政策教训，我们可以因此做出改变。我们可以调整社会服务体系对待像我家那样的家庭的方式。还记得12岁的时候我看着母亲被一辆警车拖走。我之前就看过她被抓，但我知道这次不一样。我们当时就处在这样的体制中，必须面对来访的社工，必须进行家庭咨询。出庭日期像断头台上的刀一样悬在我的头上。

表面上看，那些社工是来保护我的，然而我很早就看出来他们其实是在帮倒忙。我说我和外祖父母一起住了很久，希望继续和他们住下去，但那些社工回答说法庭不会批准这样的安排。法律眼里，我的阿嬷是未经培训、没有执照的看护人。如果法院判决母亲不再当我的监护人，我很有可能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从此没法得到阿嬷的照顾。一想到要和我爱的人、我喜欢的东西分开，我就非常害怕。所以我告诉那些社工一切都很好，希望法院听证不会让我失去家人。

我如愿以偿——母亲没进监狱，我也能和阿嬷待在一起了。法院的安排比较随意：我愿意的话可以和母亲住，不愿意的话也随时能去阿嬷家。执行起来也完全不拘礼节：阿嬷会杀了任何想要把我从她身边带走的人。对我们来说这样行得通，因为阿嬷激动起来全家都怕她。

不是每个人都能像我这样有一个疯狂的乡下人做后盾。对许多孩子来说，托儿服务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要是连这也不行，那他们的生活基本没有什么保障了。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法律是如何定义家庭的。像我家那样的，以及像黑人和拉丁裔人的家庭那样的，外祖父母、表亲、堂亲、叔叔阿姨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是托儿服务却忽略了这些人，我的案例就是明证。一些州要求有看护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就像护士、医生那样）才能收养儿童，就算祖母或其他亲密的家人要收养，也得有这种执照。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社会服务体系不是为乡下人的家庭设立的，所以通常这会让情况雪上加霜。

我希望我可以说这是个小问题，但事实相反。在一给定年份中，64万名儿童——大多数是穷人——至少会被收养一段时间。再加上不计其数的孩子受到虐待或忽视，但是没被领养，这样算来，这个问题就像流行病一样可怕，而当前的政策又使之加剧恶化。

我们可以做一些别的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我这样的儿童到底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我人生的最重要的教训不是社会没能给我提供机会，我上了小学、中学已经足够了，我的老师也都尽他们所能帮助我。我的高中在俄亥俄所有学校里面排名垫底，但主要是因为生源质量差，而不是师资力量弱。读大学的时候幸亏有佩尔助学金（Pell Grants）和政府补贴的低息学生贷款才付得起学费，读耶鲁法学院的时候也是靠着助学金，我从没吃不上饭，这也多亏了阿嬷把她的养老金分给我。尽管政府的这些福利项目远非尽善尽美，但让我差点濒临崩溃的原因却差不多完全不是政府能够控制的。

最近，我和我母校米德尔敦高中的一些老师一起聊了聊。他们都表达了同样的担忧，尽管说法不同。那就是社会投入过多资源的时候已经太迟了。“好像我们的政客都认为在大学提供资助是帮助穷人的唯一途径，”一位老师跟我说，“对很多人来说，这很好。但是我们许多穷孩子根本无法拿到大学学位。”另一位老师说：“暴力、打斗，这些是孩子们很小的时候就见惯了的。我一个学生的宝宝丢了，但她就像丢了车钥匙一样不长心，竟然完全不知道孩子去哪了。两周后，孩子出现在纽约，和她的毒贩父亲还有几个亲戚在一起。”如果没有奇迹发生，我们都知道这可怜的孩子以后会变成什么样。在这个阶段，干预服务可能会起作用，然而到目前为止社会对这孩子的帮助却微乎其微。

所以我认为任何政策项目想要成功，就得承认我高中老师熟知的问题：这么多穷孩子面临的真正问题是家庭环境。比如发放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券的时候，要注意不能让穷人光和穷人住一起。另一位高中老师布赖恩·坎贝尔（Brian Campbell）告诉我：“一个居住区里有大量靠着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租房的家庭，而为这些补贴买单的却是较少的中产纳税人，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倒三角。由于整个社区都是低收入的人，那里的精神和物质资源就会非常匮乏。所以不能把穷人和穷人堆一块儿，否则就相当于使他们的绝望和无助加倍。”另一方面，他又说：“让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和其他阶层的家庭接触，这些孩子就会开始进步。”然而当米德尔敦最近尝试限制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券在某些社区的发放数量时，联邦政府却没有通过。看来政府是想让穷人和穷人住在一起。

政府政策可能无力解决我们社区面临的其他问题。小时候，我觉得成绩好是一种女性化的特质，而男子汉气概代表力量、勇气、乐意打架，以及后来赢得女孩子芳心。所以成绩好的男孩被叫作“娘娘腔”或“同性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当然不是阿嬷教我的，虽然她要求我成绩要好，也不是阿公教的。但这种感觉确实存在，如今的研究显示像我一样的工人阶级家庭的男孩学习更差，因为他们认为做功课太“娘”了。你说立新法或出台新项目能改变这一点吗？很可能不行。有些问题不是靠经验之谈就能解决的。

我已经认识到，那些帮助我顺利度过童年的习惯恰恰在我长大后限制了我的成功。一看到发生冲突，我就会逃跑或准备打架。而这对于我处理目前的关系中并没有多大用处，但如果我小时候不这么做，肯定会陷入家庭争端的泥淖。小时候我还学会了把自己的钱分藏在好几个地方，免得母亲或其他人发现了然后“借走”，有些藏在垫子下面，有些藏在内衣抽屉里，有些在阿嬷家里。但后来，乌莎和我整理存款的时候，她惊讶地发现我有好几个银行账户，信用卡上还有几小笔延期支付的款项。乌莎现在有时候仍然提醒我，不是每次受到轻慢，如摩托车横冲直撞地经过，或邻居苛责我的狗的时候，都要跟人家干仗。尽管我会冲动，但我每次都承认也许她是对的。

几年以前在辛辛那提，我开着车和乌莎一起，一个人抢了我的车道。我按响喇叭，那家伙冲我竖起了中指。我们一块儿在红灯路口停下的时候（他在我前面），我解开安全带，打开车门。我想要他向我道歉（有必要的话和他干一仗），但我的理智占了上风，于是我没有下车而是关上了车门。

乌莎非常高兴看到我改变了想法，于是没有朝我大喊让我别像个疯子似的（以前发生过），她告诉我她为我抵制住原始冲动而感到自豪。那个司机错在侮辱了我的自尊，而我童年时所有的幸福感几乎都是基于这种自尊的，自尊让我远离了校园恶霸的骚扰，让我在母亲被某个男人或他的孩子侮辱时给予她支持（虽然我也同意他们骂得对），自尊还给了我一些慰藉，无论多小都让我感觉能够掌控命运了。

在我人生的头18年左右，中途退缩会让我被冠以“孬种”“弱鸡”或“娘炮”的名号。但我生命的大部分教会我做出理智、正确的决定，虽然这对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屑一顾。于是那件事之后的几个小时，我默默责备了自己。但这也是一种进步，不是吗？总比用拳头教训那个混蛋如何文明驾驶而进了监狱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