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圣诞节前不久，我站在华盛顿的一家沃尔玛的儿童区，手里拿着购物清单，看着那些玩具，一个一个地劝自己不要买。那一年，我自愿“收养”一个穷孩子，于是当地一家救世军（Salvation Army）就给了我一份清单，让我带回一袋尚未包装的圣诞礼物。

这听起来很简单，但我几乎对每个建议的礼物都不满意。睡衣？穷人根本不穿睡衣。我们穿着内衣或牛仔裤就能睡觉。时至今日，我发现穿睡衣是精英人士对自己的溺爱，完全没有必要，就像鱼子酱或电子冰块制造机一样。有一把我认为看起来既有趣又有意义的玩具吉他，但我想起有一年外祖父母送了我一架电子琴，但母亲的一个男朋友刻薄地命令我“关掉那该死的东西”。学具我也否定了，因为怕孩子们觉得自己被小看。最终我选定了一些衣服、一部玩具手机和几辆玩具消防车。

在我成长过程中，周遭每个人都在担心没钱买圣诞礼物。而如今，在我生活中，有钱有权的人有无数机会向社区里的穷人播撒爱心。许多赫赫有名的法律公司都赞助了一个叫“天使计划”的项目，让每个律师都负责一个孩子，并列出一份礼物愿望清单。乌莎之前任职的法院鼓励每个雇员在假期收养一个孩子——都是父母在法院受审过的孩子。计划协调员希望孩子的父母会因为别人给自己孩子买了礼物而少去通过犯罪来换得礼物。“给孩子们的玩具”（Toys for Tots）慈善计划一直在进行。过去几个圣诞节，我总是在大型百货公司为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孩子买玩具。

我边买东西边想，无论我童年时身处美国社会经济阶梯的哪一级，总有人站得比我更低：那些外祖父母也没钱买圣诞礼物的孩子；那些穷困到只能靠偷抢而不是发薪日贷款才能换来热门玩具放在圣诞树下的父母。为穷孩子买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我自己已经摆脱了匮乏，过上了富庶的生活，但为穷人消费能让我意识到自己简直无比幸运。

然而，为低收入的孩子购物会让我回忆起自己的童年，以及圣诞礼物是如何被当作埋藏在家庭生活中的危险“地雷”的。每年，附近的家长都会陷入一种习惯性的状态，与我如今在物质充裕的慰藉下所熟悉的那种状态截然不同：他们忧虑万分，不知道怎么给孩子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而美好通常意味着圣诞树下满满的都是礼物。如果你的朋友在节前一个星期过来，看到树下空空如也，你就不得不解释。“母亲只是还没有去购物”或“父亲等着年底发一大笔钱，然后他就会买好多好多东西”。这些借口掩盖了一个人尽皆知的事实：我们都是穷人，买再多的忍者神龟玩具也改变不了这一点。

无论多穷，家里总能设法在节假日预支消费。我们办不了信用卡，但还有很多方法来花明天的钱。比如你可以在支票上写上今后的一个日期（这种做法叫“填迟日期”），那么收款人只能等到你银行账户里有钱才能去提现；或者你可以向发薪日贷款商申请短期贷款。如果这些都行不通，你还可以从外祖父母那借钱。确实，我想起来冬天的时候，母亲多次向阿嬷和阿公请求借钱，这样他们的外孙就能过一个美好的圣诞节。虽然他们每次都不赞同母亲对“美好”圣诞节的理解，但他们还是会慷慨解囊。因此在圣诞节前一天，我们的圣诞树下高高地堆满了最时髦的礼物，而我们那点可怜的积蓄在一点点花光，最终我们不仅一文不名，甚至还欠了钱。

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母亲和琳赛疯狂地搜寻一款叫泰迪熊华斯比（Teddy Ruxpin）的玩偶，这种玩具在当时非常火爆，镇上所有商店都断货了。这种玩偶非常贵，而且因为我才两岁，所以根本没必要买给我。琳赛仍记得那天一整天都耗费在找泰迪熊玩偶上。不知怎么的，母亲得到消息说一个陌生人肯用高价出售自己的一个泰迪熊玩具。于是母亲和琳赛去他家买下了这个小玩意儿，有了它，一个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就可以实现自己的圣诞梦。关于那古老的泰迪熊，我唯一记得的是几年后在一个盒子里发现了他，他身上的毛衣破破烂烂，脸上满是风干变硬的鼻涕。

正是节假日教会我如何退税，我猜这是在新年给穷人免费提供的钱，以免他们像去年那样因为金钱而铤而走险。所得税退税终归能给予我们支持。“我们当然买得起这个，用退税支票付就行了”，这是圣诞节购物的准则。但政府很不靠谱。没有什么能比母亲一月初从报税员那回来的那一刻更让人焦虑了。有时候退款比想象得多，但有时候母亲的“信用额度”也没有她想象得高，因此政府还是不能报销她在圣诞期间的巨额开支，那整个月都完蛋了。俄亥俄州的一月简直糟糕透顶。

我猜富人庆祝圣诞的方式应该跟我们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可能不用怎么担心钱不够，还能买更时髦的礼物。然而我注意到，我表妹邦妮出生后，莉姨家的圣诞明显不一样了。他们给孩子们的更多是比我想象得要朴实的礼物，于是他们不再担心凑不到两三百美元的礼物，不再担心给孩子买不到最新的电子产品而苦恼。乌莎也是，她在圣诞节经常收到书。邦妮表妹在十一岁时让她母亲把她的圣诞礼物捐赠给米德尔敦的穷人。令人震惊的是，她父母同意了：他们不是以女儿积攒的圣诞礼物的金钱价值来衡量圣诞节的意义的。

然而，人们却想定义这两个群体及他们各自的给予方式，这两个群体是富人和穷人，知识分子和文盲，上流社会和工人阶级，这两个群体越来越分化。我是从一个群体来到另一个群体的文化移民，深知这两者之间的差异。

有时候，我会用一种嘲讽的眼光看待精英人士，比如最近，一个熟人在句子中用了“晤谈”一词，我只想大叫说这是什么意思。但我不得不服：他们的孩子更加快乐健康，离婚率更低，礼拜率更高，寿命更长。和这些人相比，我们输得一败涂地。

我得以逃离我的乡下人背景给我带来的最糟糕的东西。虽然对新生活感到不安，但我却无从抱怨，因为我现在过的生活是我童年时梦寐以求的。实现这个梦想要靠许多人。在我生命的每个阶段、每个环境中，我都能看到我的家人、导师和一生的朋友在支持我、帮助我。

但我会经常思考，如果没有他们，我会怎么样？我想起自己几乎要留级的那个高一，想起母亲走进阿嬷房间要取一杯尿样的那个早晨。想起多年前，我还是一个有两个父亲却不常见到他们的孤独小孩，于是阿公决定尽己所能担任起父亲的角色直到生命尽头。想起在我和琳赛待过的那几个月，我们的母亲去了治疗中心，于是她一个小小少女担起了母亲的责任。还有不记得什么时候，阿公在我的玩具盒底部装了一根秘密的电话线，这样要是日子实在太难过，琳赛就可以给阿嬷和阿公打电话。现在一想自己当时差点就堕入了深渊就让我不寒而栗。好在我这人的运气真好啊。

不久前，我和布兰（Brian）共进午餐，这个年轻人让我想起了15岁的自己。他的母亲和我母亲一样都染上了毒瘾，而且他像我一样和自己的父亲关系复杂。他为人和善，心胸宽广，性格文静。他从小到大几乎都待在阿巴拉契亚肯塔基。我们去了当地一家快餐店用餐，因为在这个世界的小角落里没有太多可吃的。我们聊天的时候，我注意到他的一些别人不会有的小怪癖。他不愿分享自己的奶昔，这有点不像一个每句话结尾都加上“请”“谢谢”这样的礼貌用语的孩子。他很快吃完自己的东西，然后就紧张兮兮地一个人一个人看过去。我看出来他有话要说，于是我伸出手搭上他的肩，问他有什么需要的。“是……是的。”他开口了，却不敢看我。然后他几乎耳语般说道：“我在想我能不能再来点薯条？”他很饿。已经2014年了，在这个全球最富裕的国家，一个孩子连想多吃点东西都害怕开口。主就是这样保佑我们的。

我们上次见面几个月后，布兰的母亲突然去世了。布兰好几年都没和母亲一起住了，所以外人可能觉得母亲的死亡对他来说容易承受些。但他们错了。像布兰和我这样的人不跟父母联系，不是因为我们对他们漠不关心，而是为了生存。我们对父母的爱从未停止过，也一直相信他们会做出改变。然而，因为舆论或法律的要求，我们不得不选择自保。

布兰怎么样了？他没有阿公或阿嬷，至少这点不像我。虽然他足够幸运能有个家庭愿意收养他、照顾他，但他对能过上“正常生活”的信心即使有也早已消失殆尽。见到他的时候，他的母亲已经失去了永久监护权。他虽然年轻，却已经历了许多童年噩梦，并且再过几年，他就要开始做出关于教育和职业的种种决定了，而这些事情是连有钱有权人家的孩子也难以驾驭的挑战。

他能获得的机会取决于他周围的人——他的家人、我、我的亲戚，我们这样的人，以及整个乡下人群体。要赢得好机遇，我们这些乡下人必须得觉醒。布兰母亲的死只是运气糟透的手抽出的一张烂牌，但还有许多其他的牌要抽：他所处的集体是让他感到自己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还是纵容他沉浸在怨恨中无法自拔；能否有个教堂能向他传授关于他基督之爱、家庭和人生目标的学问；那些给予布兰积极影响的人能不能获得邻里的情感和精神支持。

我相信我们乡下人是世界上最牛的人。有人侮辱了我们的母亲，我们就抄起电锯要他好看；浪荡子想要猥亵我们的妹妹，我们就会教训他一顿。但我们能牛到帮助布兰这样的孩子吗？我们能牛到建立一所教堂让我这样的孩子融入世界而不是自我封闭吗？我们能牛到扪心自省，承认我们的行为伤害了自己的孩子吗？

公共政策会起作用，但没有一个政府能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自身的问题。

想想看，我表哥迈克卖掉了他母亲那所我们家族住了一个多世纪的房子，因为无法信任自己的邻居不会入室抢劫；阿嬷不愿给她的外孙辈买自行车，因为放在门廊上的自行车即使上了锁也总是被偷走；还有她一直害怕去应门，因为隔壁那个四肢健全的女人经常上门向她讨钱，我们后来知道那个人需要钱去吸毒。这些问题无法归咎于政府、企业或其他人。我们自己才是罪魁祸首，只有我们自己才能解决。

我们不必活得像加州、纽约或华盛顿的精英那样。我们不必每周在法律公司或投行加班加点。我们也不必在鸡尾酒会上社交。但我们需要创造条件让当时的我和布兰这样的年轻人获得良好的机遇。我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但我知道，我们首先应该停止抨击奥巴马、布什政府或那些不要脸的企业，而是扪心自问如何改善境遇。

我想问布兰他是不是像我一样会做噩梦。有近20年的时间，我常常受到噩梦的困扰。第一次做噩梦是七岁的时候，当时正在布兰顿阿嬷的床上熟睡。梦里，我被困在一所大型树屋里的一间大会议室里，仿佛奇宝饼干小精灵（Keebler elves）刚刚结束了一场盛大的野餐，它们的树屋里仍然布置了几十套桌椅。我和琳赛还有母亲待在那，突然母亲在屋子里冲来冲去，边走边扔桌子椅子。她尖叫着，但她的声音机械而扭曲，好像透过静电噪音一样。阿嬷和琳赛奔向地板上的一个洞，那下面可能是通往离开树屋的梯子。我落后了，当我到达出口的时候，母亲正站在我身后。这时我意识到自己不仅要被魔鬼抓住，还被阿嬷和琳赛抛弃了，在母亲要抓到我的一刹那，我惊醒了。

不同噩梦里的大反派也不同，其中有海军陆战队教官、狂吠的狗、电影里的坏蛋、刻薄的老师。阿嬷和琳赛每次都出现，也每次先我一步到达出口。

噩梦让我惧怕万分。第一次做噩梦，醒来后吓得我冲向晚睡看电视的阿嬷。我对她说了这个梦，求她永远别离开我。她答应我不会，抚摸着我的头发直到我再次入睡。

有几年里我的潜意识都没有作祟。但不知怎么回事，我从法学院毕业后的几周内再次做了这个噩梦。这次有一点关键的不同，魔鬼的猎物不是我而是我的狗卡斯波（Casper），当晚早些时候我对它发过火。这次没有琳赛也没有阿嬷，而我自己成了魔鬼。

我追着那可怜的小狗满屋子跑，想要抓住它，扼死它。但是我感觉到了卡斯波的恐惧，也为自己发脾气而感到羞愧。我最终追上了它，但是我没惊醒。卡斯波转过头来看着我，瞪着那双只有狗狗才有的悲伤的、看了令人十分心疼的眼睛。因此我没有掐它的喉咙，而是给了它一个拥抱。醒来之前我最后的感觉是因控制住脾气而如释重负。

我起来喝了杯冷水，回来后发现卡斯波在盯着我看，它很好奇这个人怎么会在这个点儿醒来。那时是深夜两点，也许20多年前我正是在这个时间第一次被噩梦吓醒。这回没有阿嬷来安慰我，但地上有两只狗陪我，床上有我的挚爱伴我入眠。明天我会去上班，去公园遛狗，和乌莎一起买东西，做一顿可口的晚餐，这是我曾经梦想的一切。所以最后我拍了拍卡斯波的头，回去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