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踪双胞胎中的一位回到马拉德的那天晚上，帕雷斯社区所有房子的前门都夹了一张告示，呼吁召开业主协会紧急会议。帕雷斯社区是布伦特伍德的最新分支，此前只召开过一次紧急会议。当时的财务主管被指挪用公款，邻居们齐聚一堂，窃窃私语，期待着挖出丑闻线索。而这一次，万万没想到的是：现任会长珀西·怀特面红耳赤地站在台前，宣布了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锡卡莫尔路上的劳森家在卖房子，一位黑人刚刚出了价。房间里一下子炸了锅，珀西举起双手，发现眼前的人群俨然成了一支行刑队。

“我就是来传个消息。”他反复申明，但没人还能听到他说什么。戴尔·约翰森问，如果连这种事都阻止不了，还要业主协会干吗？汤姆·皮尔森也不甘示弱，威胁如果协会听之任之，他就拒交会费。女人们也很不开心，不如说女人们尤其不开心。她们没像男人们那样大喊大叫，但她们每个人都做出了牺牲，嫁给了一个能在洛杉矶县最昂贵的新区买房的男人，她们正指望这项投资开花结果呢。凯丝·约翰森问他们现在要怎么确保社区安全；结婚前在布林莫尔学院读经济学的贝茜·罗伯茨抱怨，他们的房产价值可能会一落千丈。

但多年以后，邻居们只记得一个人在会上的发言，从某种层面讲，那个声音盖过了所有其他噪声。她没有大喊大叫，也许正因为此，他们才愿意洗耳恭听。也许因为她平时总是柔声细语，所以大家明白，既然她在喧闹的会议里站了起来，她一定迫切有话要说。也许因为她和家人就住在劳森家对面锡卡莫尔路的死胡同里，所以新邻居将对她产生最直接的影响。不论出于何种原因，史黛拉·桑德斯站起来时，房间安静了下来。

“你必须阻止他们，珀西，”她说，“放任不管只会让他们得寸进尺，是可忍孰不可忍！”

她浑身颤抖，浅褐色的眼睛闪烁着，邻居们被其油然而生的热情感染，纷纷鼓起掌来。她从未在他们的会议上发过言，站起来前，她自己也想不到有这么一天。刚站起来时，她沉默了一会儿，她讨厌被众人瞩目，甚至在自己的婚礼上，她都渴望别被人发现。但她害羞的、颤巍巍的声音反而让一屋子人竖起了耳朵。会议结束后，一路都是等着跟她握手的邻居。几周后，黄色的传单飘扬在树干和灯柱上，上面用粗体大字写着：保卫社区。是可忍孰不可忍。她在汽车的挡风玻璃上发现这张传单时吃了一惊，看到自己的话又飘回自己眼前，这感觉很怪，仿佛它出自一个陌生人之口。

不论如何，布莱克·桑德斯也和所有人一样，对妻子在会上的发言吃了一惊。她不是天生的示威者。他从没见她因任何议题怒发冲冠过，充其量签一下请愿书，即便如此，也只是因为她太有礼貌，不愿像他一样回绝路上的大学生，一把将硬纸板推回到对方脸上。当然，他也想保持地球清洁，他也认为战争是穷途末路，但这不意味着朝勤奋工作的体面人大喊大叫就是合适的。但史黛拉会纵容那些理想主义者，倾听他们的发言，签署他们的请愿书，只因为她不好意思叫他们滚蛋。可不知怎么，这样的她却在业主委员会上爆发了，和所有年轻的示威者一样慷慨激昂。

他几乎要笑出声了。他的那位害羞的史黛拉居然引发了轰动！但他也许不该感到惊讶。女性想保卫自己的家园，这是比政治更原始的冲动。更何况，在他认识她的这么多年里，她从没说过黑人一句好话。坦白说，这事让他有点尴尬。他尊重事物的自然秩序，但即便如此，也没必要这么狠心吧。小时候，他有一个黑人保姆，叫威尔玛，基本算是他的家人。如今，他每年仍会给她寄圣诞卡。但史黛拉甚至不愿雇用黑人，她声称墨西哥人更勤劳。他从来搞不懂为何每当有黑人老妇从身边走过，她总会挪开视线，为何她总对电梯操作员唐突无礼。她就像个被狗咬过的孩子，对黑人避之不及。

那天晚上，两人从会所出来后，他笑嘻嘻地搂住她。那是四月的夜晚，还有些凉意。他们缓缓从绽放的蓝花楹树下走过。

“我都不知道我娶了个这么有煽动力的女人。”他说。

他是银行家的儿子，上大学后离开了波士顿，两人初次见面时，他就告诉了她这些事，但他没说父亲担任高管的银行是大通国民银行，他就读的大学是耶鲁大学。后来她才意识到，这些标志说明他来自真正的有钱家庭：他鲜少穿昂贵的衣服，尽管他完全负担得起，他也鲜少提起父亲或他继承的财产。他学的是金融和市场营销，但他没去麦迪逊大道，而是追随未婚妻，来到了她的家乡新奥尔良。那段感情以失败告终，但他爱上了那座城市。他开始在布兰切大厦的营销部门工作，然后，他请了史黛拉·维涅做他的新秘书。

即使已结婚八年，每当有人问起他们如何相识，史黛拉仍觉得难以启齿。老板和秘书，老掉牙的桥段。总让人想起一个穿着吊带裤、梳着油头的大肚子男人围着办公桌追逐一个年轻女孩的画面。

“我不是什么老色鬼。”布莱克曾在一次晚宴上笑道，但事实就是这样。那时他二十八岁，下巴轮廓硬朗，一头蓬松的金发，一双和保罗·纽曼一样的蓝灰色眼睛。或许正因为此，他投来的关注才与别人不同。当时，白人的关注总令她畏缩，布莱克的目光却让她容光焕发。

“我是不是出丑了？”她稍后在梳妆台前梳头时问。布莱克在她身后解开白衬衫的扣子。

“当然没有，”他说，“但那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史黛拉。我不懂为什么每个人都义愤填膺。”

“但你也看见珀西在台上的样子了，一脸惊恐。”

布莱克笑了。“我超爱你那样说话。”

“哪样？”

“忧心天下的样子。”

“别开玩笑了。现在不是时候。”

“我没有！我觉得你很可爱。”

他俯身亲吻她的脸，镜子里，她看着他白皙的脸缓缓倾到她黝黑的脸上。她的紧张感有显露出来吗？有人识破她吗？社区里住进一个黑人家庭。布莱克说得对，这种事永远不会发生。协会一定会出面制止。他们手头有律师做这样的事，不是吗？如果不能阻止不受欢迎的人侵门踏户，如果不能确保社区保持街坊们期望的模样，业主协会还有什么存在的意义？她努力让痉挛的腹部镇定下来，却无能为力。她被识破过，只有一次，是她第二次假装白人的时候。那是她在马拉德的最后一个夏天，她冒险走进那家精品店的几周后，她在一个并非黑人日的寻常的周六上午去了南路易斯安那美术馆，而且直接走了正门，没有走黑人排队的巷子里的侧门。没人拦她，她又一次觉得自己太蠢，没有早点这么做。假装白人没什么难的，放大胆子就好。只要你表现得若无其事，就没人会怀疑你不属于那里。

在美术馆，她慢慢走过展厅，欣赏印象派的朦胧画作。一位老年讲解员向一群无精打采的孩子背诵解说词，她注意到一名黑人保安盯着她看。突然间，他朝她眨了眨眼，她吓坏了，抬腿就走。她径直越过他，几乎屏住呼吸朝门外走去，一直到早晨的天光洒在她身上，她才松了一口气。她乘公交车回到马拉德，一路脸皮发烫。假装白人当然不会这么容易。黑人保安当然认出了她。母亲说过，我们永远能认出自己人。

此时此刻，一个黑人家庭要搬到马路对面。他们会识破她的本来面目吗？或者更准确地说，识破她的虚假面目？布莱克亲吻她的后颈，手滑进她的裙子。

“别担心了，亲爱的，”他说，“业主协会绝不会容许的。”

半夜，女儿的尖叫声传来，史黛拉冲进孩子的房间，发现她又做噩梦了。她爬进小床，轻轻摇醒女儿。“我知道，我知道。”她也轻声说，一边擦掉她的眼泪。她自己的心脏还在猛烈跳动。此时，她应该已经习惯了被女儿的叫声吓醒。她每每循声而来，担心着最可怕的情况，最后只看到肯尼迪歪歪斜斜地躺在被子下，紧紧抓着床单。儿科医生说她身体没什么毛病。睡眠专家说想象力过强的孩子容易做逼真的梦，并笑称她可能是个艺术苗子。儿童心理学家看了她的图画，问她梦到了什么。但刚满七岁的肯尼迪什么也记不起来，布莱克觉得这一切都是在浪费钱，从此不再寻医问药。

“一定是你那边遗传的，”他对史黛拉说，“桑德斯家的好女孩会像灯泡熄灭一样睡得沉沉的。”

她告诉他，她小时候也常做噩梦，醒来也什么都不记得。但后半句是假话。她的噩梦永远是同一件事，白人抓着她的脚踝，把惊叫的她拖下床。她从没告诉过德西蕾。每次醒来，德西蕾都在一旁鼾声正隆，她感觉自己的恐惧是一件蠢事。德西蕾不是也在壁橱里目睹了一切吗？她不是也看到了那些白人的所作所为吗？为什么她不会半夜醒来，心脏怦怦直跳呢？

两人从未好好聊过父亲的事。每当史黛拉想说点什么，德西蕾总会眼神游移。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她说，“我知道的你都知道。”

“我只想知道为什么。”史黛拉说。

“没人知道为什么，”德西蕾说，“坏事总会发生，没有为什么。”

此时此刻，史黛拉轻轻将女儿额上丝滑的金发拨到后面。

“没事，亲爱的，”她轻语道，“睡吧。”

她抱紧女儿，为两人盖好被子。起初，她并不想当妈妈。怀孕的念头让她惶恐。她想象自己生出一个越来越黑的孩子，布莱克会被吓跑。她几乎宁愿他认为她和某个黑人有染。这个谎言似乎比真相更容易让人接受，相比持续的欺骗，一时的不忠反而不算什么。生下孩子后，她如释重负。她怀里的新生儿完美无瑕：乳白的皮肤，金色的鬈发，湛蓝的眼睛里透着紫罗兰色泽。尽管如此，肯尼迪有时仍像是别人的女儿，像史黛拉借来的孩子，陪她度过本不属于她的这一生。

“你来自哪里，妈妈？”肯尼迪有一次洗澡时问她。那时她快四岁了，问题一个接一个。史黛拉跪在浴缸旁，用毛巾轻轻擦过女儿的肩膀，她看着那双楚楚动人的紫罗兰色眼睛，和她认识的所有人的眼睛都不一样。

“南部的一座小镇，”史黛拉说，“你没听说过的。”她总是这样对肯尼迪说话，仿佛她是另一个大人。所有宝宝书都建议这样做，说有助于锻炼语言能力。实际上，她只是不想像布莱克一样傻乎乎地学孩子说话。

“是哪里呀？”肯尼迪问。

史黛拉往她身上泼热水，泡沫纷纷破裂。“就是个叫马拉德的小地方，亲爱的。”她说，“和洛杉矶有天壤之别。”

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对女儿完全诚实以对，只因为她知道女儿还小，不可能记得住。后来史黛拉就开始撒谎。她告诉肯尼迪她来自奥珀卢瑟斯，和她对所有人说的一样，除此之外，她几乎不会提起自己的童年。但肯尼迪依然会问。她的问题总是猝不及防，就像往她的伤口上撒盐。你是怎么长大的？你有兄弟姐妹吗？你的家是什么样的？有一次上床睡觉时，她问史黛拉她妈妈是什么样的人，史黛拉差点丢掉手里的故事书。

“她不在了。”她终于说道。

“去哪儿了？”

“死了，”她说，“我的家人都死了。”

多年前，她在新奥尔良对布莱克说了同样的谎话：她是独生女，父母在事故中丧生后，她搬到新奥尔良。他抚摸她的手，她突然透过他的眼睛看到自己。一个平凡的孤儿，独自一人在城市里漂泊。他怜悯她，所以无法看清她。他透过苦难看待她的所有谎言，将她对过往的沉默都归结为伤痛。如今，谎言似乎更接近于事实。她已经十三年没和姐姐说过话。德西蕾现在在哪儿？她们的母亲还好吗？她没读完那本书，就塞回了书架。刷牙时，她听见布莱克在跟肯尼迪说话。

“妈妈不喜欢说她家里人的事，”他喃喃道，“那些事让她难过。”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都不在了。所以别再问她那些事了，好吗？”

在布莱克心中，她遇到他之前的生活是一场悲剧，全家人都被悲剧吞噬。她宁愿他这么想。一片空白。她的过去和现在之间隔着一道帷幕，她永远不能朝后看。天知道会有什么从里面钻出来！

社区里搬来一个黑人家庭。这种事绝不会发生。

但会议后的第二天早晨，史黛拉在泳池漂了几个小时，始终放不下这件事。头顶飘着乌云，快下雨的样子。她穿着与塑料筏相称的红色泳衣，喝着金酒加苏打水，女儿去上学后，她偷偷给自己倒了酒，希望在厨房忙碌的尤兰达以为她倒的是水。显然，这个时间喝金酒太早了，但她需要摆脱昨晚以来累积的不安感。布莱克说那个对劳森房屋的出价不可能通过，可既然不可能，珀西为何要召集大家商议呢？他为何惶恐不安地站在大家面前，仿佛已回天乏力呢？这个国家每天都在变化，她在报上读到了各种示威游行的消息。洗手间、大学和公共泳池都在废除隔离制度，正因为此，他们搬到布伦特伍德时，布莱克才坚持要在后院建一座泳池。对她而言，私人泳池太奢侈了，但布莱克说：“总不能让肯尼迪去市立泳池吧？现在什么人都进去游泳。”

他在波士顿长大，从小就在仅限白人的泳池里游泳。她在河里游泳，偶尔去格尔夫海滩，白人救生员会指引她们留在有红旗标志的黑人区。当然，两侧的水是流动的，在黑人区一侧撒尿，尿液也会流入白人一侧（德西蕾经常戏称要这么做）。但史黛拉认同布莱克的看法，他们不可能送女儿去市立泳池，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建一座。

几年下来，她喜欢上了这座泳池，也喜欢上了布莱克坚持为他们洛杉矶的家添置的所有东西：她的红色雷鸟、她的女佣尤兰达，以及他提供的所有安抚人心的小生物。她喜欢上了那句话，喜欢上了将舒适想象成一条毛茸茸的博美犬蜷在脚边的感觉。遇到布莱克前，她从未感受过舒适。后来她才意识到这一点，她惊叹于他给自己点了一整块牛排，回想起自己有多少个夜晚饥肠辘辘地入眠。她看着布莱克在两条领带中犹豫不决，最后两条都买下，回想起当年走路上学，脚趾经常挤得生疼。她走进厨房看见尤兰达在擦银器，回想起多年前，杜邦家的银器上映出的是自己的身影。

当时，她要打扫的屋子里塞满了她永远买不起的物品。她要收拾那些调皮男孩的残局，还要躲避杜邦先生，后者会跟着她进入食品储藏室，然后关上门，把手伸进她裙底。他有三次这样摸着她自慰，他气喘吁吁，呼出浓重的白兰地气息，她极力挣脱，但食品储藏室太狭窄，他又太强壮，把她死死压在架子上。然后就结束了，像开始一样猝不及防。很快，她对他的恐惧变得比骚扰本身更难以忍受。她整天提心吊胆，怕他偷偷出现在她身后，这担心也毁了他没出现的日子。初次被骚扰后的晚上，躺在床上，她问德西蕾对他有何看法。

“干吗对他有看法？”德西蕾说，“就是个瘦不拉几的白人老头嘛。怎么了？你对他有什么看法？”

即使在她们昏暗的卧室，即使面对德西蕾，史黛拉依然说不出口。她一直想让自己相信她身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但她知道，杜邦先生之所以选她，是察觉到了她的软弱。她是双胞胎中不会声张的那个。

她确实没有声张，她一生都不会告诉任何人。但当德西蕾提出在创始人节后离开的计划时，史黛拉想到了被杜邦先生压住的感觉，她知道她也非走不可。在新奥尔良，当德西蕾开始动摇时，史黛拉又想到他的手指在她内裤里蠕动的感觉，于是她找到了让两人都留下的力量。

但那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她的脚趾滑过塑料筏的边缘，浸入水中。这就是舒适啊：漂在泳池的慵懒早晨，两层楼的房子，永远装满食物的橱柜，女儿有一柜子的玩具，书架上有一整套百科全书。这就是舒适啊，一无所缺，别无所求。

在金酒的抚慰下，在清晨的阴霾中，她有些困了，她强迫自己离开泳池。她轻手轻脚走进屋里，水还是滴在了厨房瓷砖上，尤兰达正为餐厅家具除尘，朝这边望了过来。她的脚还湿答答的，她突然意识到尤兰达已经拖过地了。

“抱歉，”她说，“瞧我，弄脏了你的地板。”

她有时仍像这样跟尤兰达讲话，仿佛自己才是客人。尤兰达只是笑笑。

“没关系，太太。你的茶。”

史黛拉喝着甜茶，准备洗澡，毛巾慵懒地披在肩上。她起初对自己说，游泳至少是好的运动。但多数早晨，她从不游泳，只是漂在塑料筏上。最好的日子，她会喝一杯鸡尾酒，在水面看太阳升起。一早起来就享受美酒，让人觉得既罪过又美好，与此同时，这会被当作一件刺激的事本身又值得同情。过去的岁月水乳交融，彼此折射，她仿佛被困在一个镜子组成的房间，就像有一次德西蕾带她去集市里看的那种。两人一进去，德西蕾就跑开了，史黛拉无助地呼唤她。有一瞬间，她看见德西蕾出现在她身后，转过身却空无一人。她只能看见自己的脸奇怪地反射回她的眼中。

现在的生活就是这样，日复一日，但她又能抱怨什么呢？布莱克一直在新奥尔良和波士顿努力工作，直到赢得了洛杉矶（主要的国际性市场）一家公司的关注。他无休无止地工作，没完没了地出差，躺在床上研究五颜六色的图表，不知不觉就睡着了。对他而言，她的日子或许像梦一样，如果他知道她只需要做这么少的事，他一定羡慕不已。他回家后她从冰箱取出的蛋糕常常是外面包好送来的，他晚上爬进去的床单被套常常是尤兰达洗干净的，甚至女儿的生活有时也像一件她安排给别人的家务事。

那天下午，她坐在布伦特伍德学院的多功能厅里，慢慢拿芹菜段蘸沙拉酱。贝茜·罗伯茨正在讲台上潦草地统计春季舞会的志愿者名单。史黛拉知道她应该举手，她上次做志愿者（不算提供酒钵这样的事）已经很久了，但她没有举，反而将视线挪向了窗外修剪整齐的草坪。这些会议让她提不起精神，大家讨论着该挂哪种颜色的彩带、该烤哪种口味的巧克力蛋糕、该送斯坦利校长什么样的年终礼物。上帝啊，她非得知道她不认识的孩子们的事吗：蒂娜·J偷走了才艺表演的舞台，鲍比·R赢得了乐乐棒球比赛，还有别的数不胜数的空洞成就。她女儿从未达成过任何特殊成就，但就算她达成了什么，史黛拉也不会不顾体面，宣扬得尽人皆知。

她知道其他妈妈怎么看她，她们会说，史黛拉·桑德斯就是那个自大狂，你知道的。没关系，随她们那么想吧。她需要保持距离。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她和白人女性在一起时仍会紧张，经常一张嘴就词穷。会议散场时，凯丝·约翰森挪过来，感谢史黛拉昨晚的发声。

“是时候有人为正确的事挺身而出了。”凯丝说。

约翰森家是洛杉矶本地人。戴尔的家族在帕萨迪纳有一些橙子林，有一次，他邀请她和布莱克去他的农场游览。他称之为农场，其实只是一座不起眼的小农庄，不是什么价值连城的庄园。史黛拉受够了他的自命不凡，找机会溜了出来，独自在树林里徘徊。开车回家的路上，布莱克建议她和凯丝做好朋友。他总是这样，诱使她一步步远离她自己。但对她而言，还是远离人群让她更有安全感。

那场会议结束一周后，史黛拉开始注意到噩梦成真的迹象。首先是最直接的：劳森家草坪上挂出了红色的已出售标志。她跟劳森家不熟，除了参加邻里聚餐时的寒暄外，两家人很少往来，但她仍强迫自己在一个早晨走向劳森家的车道，向黛博拉·劳森挥手致意。当时，黛博拉正将两个留着平刘海头的男孩引入轿车后座，看见史黛拉走来，她面露不耐烦之色。

“新来的一家，”史黛拉问，“他们人好吗？”

“哦，不知道。我没见过。都是中介处理的。”黛博拉说。

她始终未直视史黛拉，并直接走过她上了车，所以史黛拉知道她在撒谎。后来，她听人细数了赫克托·劳森的嗜赌问题，让这个家庭背负了沉重债务。一半的邻居表示同情，另一半指责他的不负责任造就了他们眼前的困境。人们会同情一个损失惨重的人，但如果他的坏运气伤害到整片社区，就另当别论了。尽管如此，史黛拉仍寄望于她的怀疑是子虚乌有。直到有一天，布莱克打完壁球回家，用T恤擦了一把汗后，告诉她业主协会翻车了。

“那个黑人威胁说，如果不让他搬进来，就要打官司，”布莱克说，“还请了位大律师。老珀西怕了。”他看见她的脸拉了下来，伸手捏了捏她的屁股。“噢，别这样，史黛拉。没事的，我打赌他们待不过一个月，他们会明白他们不受欢迎。”

“但之后还会有更多黑人搬进来——”

“他们负担不起的。弗雷德说那人买房付的现金，不是个寻常人物。”

他语气里仿佛透着崇拜。但什么样的人才会扬言动用法律武器，也要搬进一个不欢迎他的社区呢？怎么会有人做这样的事？意义何在？何苦来哉？难道要像示威者一样沦为晚间新闻的素材，难道要被殴打，乃至殉道，只为了说服白人改变想法吗？两周前，她坐在布莱克的椅子里，目睹了各地烽火连天的局面。一发子弹，新闻主播说，枪支的力量扯掉了马丁·路德·金的领带。布莱克瞪大眼睛，看着群情鼎沸的黑人们跑过燃烧的建筑。

“我永远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他说，“破坏他们自己的街区。”

在本地新闻里，警察敦促市民保持克制，这座城市尚未完全从三年前的“瓦茨骚乱”中恢复过来。她走进洗手间，用手捂住自己的嘴，以防哭出声来。德西蕾曾在这样的夜晚感受过绝望吗？或者说，她有没有感受过希望？凯丝·约翰森说这个国家已面目全非，但对史黛拉而言，这个国家和过去一模一样。汤姆·皮尔森、戴尔·约翰森和珀西·怀特不会闯入一个黑人家庭的门廊，将主人拖出厨房，他们不会用脚猛跺他的手，不会对着他连开五六枪。他们都是会捐钱给慈善机构的善男信女。他们看到南方警长向黑人大学生挥舞棍棒的新闻，会于心不忍。他们认为马丁·路德·金是高超的演说家，甚至同意他的一些构想。他们不会把子弹射入他的头颅，他们看着他的葬礼，想着那个贫穷的年轻家庭，甚至可能潸然泪下，但他们依然不会允许那个黑人搬进他们的社区。

“我们可以威胁搬出去。”戴尔在晚餐中说，他像哨兵一样凝望窗外，指间转动着一支烟，“如果我们都搬出去，看协会怎么反应。”

“凭什么我们搬出去？”凯丝说，“我们努力工作，从不欠账。”

“只是种策略，”戴尔说，“谈判策略。我们得撬动我们的集体力量……”

“你听起来像个布尔什维克。”布莱克笑嘻嘻地说。史黛拉双手抱在胸前，几乎没碰她的酒杯。那个黑人家庭要搬来的事是她此刻唯一不愿去想的事，但显然，所有话题只能围绕这件事展开。

“我很高兴你们还笑得出来，”戴尔说，“用不了多久，整片社区就变成瓦茨那样了。”

“我跟你们说，不可能的。”布莱克说，他俯身点燃史黛拉的香烟，“我不懂大家怎么这么激动。”

“最好不会。咱们就拭目以待吧。”戴尔说。

她说不出是什么让她更烦躁，是想象一个黑人家庭搬进来，还是想象能做些什么阻止他们搬进来。

几天后，一辆黄色的搬家货车缓缓驶过帕雷斯社区的蜿蜒街道，在每个十字路口停下，寻找锡卡莫尔路。货车停在劳森家门前，史黛拉透过卧室窗户的百叶窗目睹了一切。三名瘦瘦高高的黑人男子穿着统一的紫色衬衫从车厢里爬下来，他们逐一卸下车上的家当：皮沙发，大理石花瓶、长地毯、细长的落地灯，以及巨大的石象，象牙外扩。连绵不绝的家具巡礼，但始终不见主人。史黛拉目不转睛地望着，直到女儿悄悄来到她身后，喃喃道：“怎么了？”仿佛两人在玩一场间谍游戏。史黛拉从窗边跳开，突然有些尴尬。

“没怎么，”她说，“想帮妈妈摆盘子吗？”

经过数周的忐忑不安，她与新邻居的初次相遇既出人意料又平淡无奇。第二天一早，她送女儿上学时，遇到了那家人中的妻子。当时，史黛拉一手托着立体画，一手锁门，差点没注意到马路对面站着一位漂亮的黑人女性。那人身材苗条，打扮利落，胡桃色的皮肤，清爽的短发，俨然是至上合唱团的一员。她穿一条领口敞开的金菊色连衣裙，她牵着的一个小女孩，穿一条粉色连衣裙。史黛拉愣了一下，用肚子顶住鞋盒立体画。然后，那个女人笑着挥了挥手，史黛拉踌躇了一下，也抬起了手。

“早上好。”那女人喊道。她略带口音，也许来自中西部。

“早上好。”史黛拉说。

她应该进行自我介绍。别的邻居还没来打招呼，但她的房子就在马路对面，史黛拉几乎能看见她的客厅。但史黛拉没有多说话，而是把肯尼迪推向了汽车。开车去学校的路上，她一直紧抓方向盘，脑中重复着两人的对话和那个女人轻松的笑容。为什么她能如此轻松地主动跟史黛拉说话？虽然隔着马路，她是不是看出了什么？她是不是觉得她是可以信任的？

“我见到邻居了，”那天晚上她告诉布莱克，“女主人。”

“嗯，”他说着爬到她身边，“至少有礼貌吧？”

“嗯，还好吧。”

“没事的，史黛拉，”他说，“他们识相的话，不会乱来的。”

房间熄了灯，布莱克靠过来吻她，床垫吱吱作响。他抚摸她时，她有时会浮现那个把父亲拖到门廊的男人。那人有一头金红头发，身材高大，穿一件灰衬衫，松着几颗纽扣，脸上有一块痂，像刮胡子刮到的样子。布莱克撑开她的大腿，那个红头发男人趴在她身上，她几乎能闻到他的汗味，看到他背上的雀斑。转眼又变成布莱克清爽的象牙肥皂味道，他的声音在轻唤她的名字。实在莫名其妙，这两人毫无相似之处，布莱克从没伤害过她。但他可以伤害她，每念及此，她都会抓得更紧，仿佛要让他陷在自己体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