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计学上讲，在贝弗利山的退休派对上遇到你从未谋面的表姐妹的概率微乎其微，但并非完全不可能。对此，史黛拉·桑德斯应该能理解，至少在理智上能理解。她会跟学生解释，概率上不可能的事其实一直都在发生，因为概率上的不可能只是一个先入为主的错觉。通常，它与统计学意义上的真理毫不相干。毕竟，任何人的存在于世都是一件在概率上极不可能的事。一颗精子与一颗卵子结合，变成一个存活的胎儿。双胞胎更有可能胎死腹中，同卵双胞胎比异卵双胞胎风险更大。尽管如此，她还是被生了下来，此时此刻还在圣莫尼卡学院教授统计学概论。概率上的可能不代表确定，概率上的不可能也不代表完全没机会。

她在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读书的第二年出乎意料地喜欢上了统计学。她不会自称大二新生，她比同班同学都大十岁左右，新生的称呼会很可笑。她甚至不知道她想读什么，只知道自己喜欢数字。统计学令她着迷，因为有太多人对这门学科有误解。在拉斯维加斯，她和布莱克坐在乌烟瘴气的赌场里，他在掷骰子的赌桌上输了四百美元，他本应趁早收手，但他总觉得他就要时来运转。但骰子是不欠你的。

“已经掷出的结果没有任何指示意义，”她最后恼火地说，“如果骰子是公平的，每个数字出现的概率都会一样。但骰子并不公平。”

“她可是上过课的。”布莱克对旁边的男人说。

那人笑了笑，抽了口雪茄。“我会一直跟，”他说，“我宁愿输，也不想因为求稳才赢不了。”

“说得好。”布莱克和那人碰了碰杯。和其他真相一样，统计学上的真相也不容易被接受。

大多数人都会用心，而不是用脑子做决定。史黛拉也不例外。她决定和布莱克一起离开新奥尔良，这不是一个感性决定吗？她决定在多年里不离不弃，不也是感性决定吗？还有她同意参加伯特·哈迪森的退休派对，甚至哄骗女儿到场，只因为布莱克说他们需要一个统一的门面，不也是一个感性决定吗？一个幸福的大家庭——其他合伙人很看重这一点。布莱克从事市场营销工作，他了解自己的品牌价值，史黛拉和肯尼迪只是这个品牌的延伸，所以她同意参加那场派对。尽管经历了种种不快，她仍徘徊在客厅，扮演一名贤惠的妻子，一身酒气的伯特·哈迪森整晚都挤在她身边，把手放在她腰上（就像她没注意到！）。布莱克当然没看见，他和罗伯·加雷特、扬西·史密斯缩在角落里，史黛拉试着跟唐娜·哈迪森闲聊，同时注意着女儿的动向，她女儿一直徘徊在吧台边，旁边的白色地毯上有一块红色污渍，一个瘦瘦高高的黑人男子正用苏打水清理地毯。

刚刚出现了一阵骚动，一个黑人女孩把酒洒在地毯上，一时间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当时，史黛拉刚到场，她只目睹了后续的事。一个黑不溜秋的女孩疯狂地抹地，她砸了一瓶昂贵的酒，酒洒在更昂贵的地毯上，唐娜高声斥责，称她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女孩被解雇后，派对上仍在谈论她。

“简直不敢相信，”唐娜告诉史黛拉，“连一瓶该死的酒都拿不稳，还做什么服务员？”

说实话，史黛拉觉得很无聊。这不过是在一场无聊透顶的派对上，人们实在没什么有趣之事可谈的时候，短暂聚焦的那类小冲突。不像在数学系，话题总是跳来跳去，总是令人难以理解、望而生畏，但从不枯燥。能待在那些聪明人和思想家身边，她觉得很幸运。布莱克的同事将智力视为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目的永远只有一个，就是赚更多钱。但在圣莫尼卡学院数学系，没人指望自己大富大贵。能了解真理就够了。她很幸运能过一些这样的日子，了解真理。

那天晚上，离开派对开车回家时，她想起了洛蕾塔·沃克。史黛拉穿着布莱克在那个圣诞节作为惊喜送给她的貂皮大衣，也许是豪华的毛皮刷在小腿上的感觉让她想起了洛蕾塔。也许是那天早上，当她告诉布莱克她会晚一点过去的时候，他们再次因为工作吵了起来，而如果没有洛蕾塔，她不可能做那份工作。沃克一家离开的几个月后，她陷入了深度抑郁，哪怕以她的标准看，也算得上很严重。她痛苦不堪，又找不到理由。她仿佛再一次失去了德西蕾。布莱克建议她去上一堂课，后来他会后悔提出这个建议，因为每当他抱怨她的工作时，她总会说是他劝她去的。

“是你自己说的，”她在上午的争吵中说，“我待在那个房子里要疯了。”

“是，但是——”他一时语塞，“我没想到，我以为你会上一堂插花课什么的。”

但高中辍学的经历一直让她抬不起头来。每当别人说出一个她不懂的术语，她都会觉得自己很笨。即使迷路时，她也不愿开口问路。她害怕有一天女儿懂得比她多，害怕有一天，当她盯着肯尼迪的作业，会无从下手。因此她告诉布莱克，她想考美国高中同等学力(GED)证书。

“我觉得很棒，史黛拉。”他说。他当然只是在安抚她，但她还是去报了相关课程。连续两个晚上，她坐在公共图书馆外的停车场，始终不敢走进去。她觉得自己一定会傻乎乎地盯着黑板，大脑一片空白。除了核对支票本外，她上一次做更复杂的数学运算已经是什么时候的事了？但当她终于走进教室，听老师讲解一个代数问题，慢慢地，她感觉自己又回到了十六岁，又能轻松解答贝尔顿老师的试卷了。这就是她深爱数学的原因：不论现在还是以前，不论她知不知道，数学题永远有一个正确答案。这让她感到安心。

当她终于收到寄来的文凭时，布莱克似乎很为她高兴。但当她宣布想去圣莫尼卡学院上课，攻读副学士学位，或当她转到洛约拉玛丽蒙特大学攻读学士学位，或者去年，当圣莫尼卡学院将她聘为教统计学概论的助教时，他似乎就不那么惊喜了。这项工作的收入寥寥无几，但有机会站上讲台，给十几名大学生授课，她感觉自己充满了活力。她的指导老师佩格·戴维斯鼓励她继续攻读硕士，甚至考虑自己的博士学位。有朝一日，她说不定也能成为全职教授，获得终身教职。史黛拉·桑德斯博士，听起来不错，不是吗？

“净是些妇女自由的论调。”每当史黛拉在学校工作到很晚，他总会这么抱怨，“肯定是她把那些东西灌输给你的。”

“不好意思，让你意外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她说。

“哦，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

“你和她不一样，”他说，“你有家庭，有责任。她只是有她的政治。”

但史黛拉从何时开始基于家庭责任做决定了？那是心的地盘。但也许一直都是大脑在引领她。她之所以变成白人，因为这是个务实的选择，在当时看来，这个决定似乎理所当然。既然有机会做白人，何乐而不为呢？继续做过去的自己，还是重新开始，都在一念之间。她只是做出了理智的抉择。

“我跟你说过，你不需要做这个。”布莱克总这么说，指着她胳膊下的一沓沓试卷，“我会一直供养这个家的。”

但她接受那份工作不是为了钱，她只是选择让大脑压过了她的心，也许这正是洛蕾塔在她掌心那条长长的线里看出的东西。

“你错过了我的敬酒环节。”从哈迪森家回去后，布莱克说。他正在壁橱前扯下领带。

“我跟你说了，我要录入成绩。”她说。

“我也跟你说了，今晚很重要。”

“你想让我说什么呢？我已经尽快赶过去了。”

他叹了口气，望向漆黑的窗外。

“只想跟你说，我敬酒敬得不错。”他说，“挺好的派对。”

“是，”她说，“挺不错的派对。”

“我知道你为什么来这儿。”肯尼迪说。

《午夜掠夺者》开演一周后，在拥挤的餐厅里，她对着桌子对面的史黛拉笑着，手指摆弄着白色桌布。她笑起来总是两排牙齿毕露，这总让史黛拉感到不安。她无法想象暴露那么多的自己。隔一张桌子，一名亚裔女子一边用汤匙喝着豌豆汤，一边为学期论文评分。两个年轻白人在低声讨论约翰·斯图尔特·米尔。史黛拉说她选南加州大学附近的餐厅是图方便，这当然不是事实。她希望这里的学术氛围能让女儿重新思考自己的选择，至少让她为自己的选择尴尬。

史黛拉解开餐巾，铺在大腿上。

“当然，”史黛拉说，“我不是来和你吃饭嘛。”

肯尼迪笑了。“当然，妈妈，这一定是你大老远开车过来的唯一原因……”

“我不懂你干吗非得把所有事想成什么大阴谋。我不能和女儿共进午餐吗？”

她已经几年没开车去学校附近了，总共也只去过几次：第一次是校园游览，她跟在女儿身后，满腹狐疑地盯着那些爬在红砖上的棚架，想着凭她的成绩怎么进得了这种学校；第二次是入校日，虽然成绩平平，但没什么是家庭捐赠搞不定的；第三次是充满羞耻的几周后，宿舍助理发现肯尼迪在房间里抽大麻，史黛拉去学校恳求新生校长网开一面。相比毒品，更让史黛拉头疼的是肯尼迪的肆无忌惮。只有懒女孩才会被抓，她的女儿聪明，但懒惰，她活在幸福的无知里，从不知道妈妈为了维持谎言付出了多大努力。

现在肯尼迪露出假笑，慢慢搅她的汤。

“好吧，”她说，“等甜点来了再开始说教吧。”

史黛拉没有准备说教，她答应了布莱克。她只会旁敲侧击，引导肯尼迪做正确的事。这孩子知道她得回去上学。现在她只错过了一学期，还能去教务长办公室求情，称自己精神状况不好。她会比同龄人落后一学期，也许多上一个暑期班就好。史黛拉设想了种种情景，但除了让自己生闷气外，别无所获。辍学，去演戏！简直愚不可及！她几乎等不及打开菜单，就想脱口而出。

最让她吃不消的是，她以为肯尼迪已经告别了她的地狱岁月：高中老师打来电话，因为她又逃课了；不忍直视的成绩单；史黛拉半夜听到门铃响，拿起球棒，结果只发现偷溜回家的喝醉的女儿。那些顽劣的男孩总是把车开到房子前面，大按喇叭。

“她是我的野孩子。”布莱克有一次笑道，仿佛这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

但她的野性只让史黛拉害怕，这野性扰乱了她悉心构建的生活。每天早上，她看着餐桌对面，她已经不认识这个孩子。她的乖乖女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黄褐色皮肤的长腿女人，每天都想成为不同的人。第一天，雷蒙斯乐队的褪色T恤挂在她消瘦的肩上；第二天，一条格子超短裙套在她大腿上；第三天，一条长及脚踝的长裙。另外，她曾两次把头发染成粉色。

“你就不能做你自己吗？”史黛拉有一次开口问。

“可能我不知道我自己是谁。”她女儿顶撞道。史黛拉懂了，她确实不知道。这就是肆意的青春吧，认为自己可以成为任何人。这不就是多年前她在那家精品店里萌生的想法吗？然后，成年降临，选择固化，你渐渐意识到，你拥有的一切早在多年前已经埋下种子，剩下的只是开花结果而已。所以她明白女儿为什么要寻找自我，她甚至觉得自己该为此负责。也许在女儿身上，始终有些什么悬而未决，一小部分的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存在问题。仿佛她慢慢长大，开始触摸树木，却发现它们都是硬纸板做的道具。

“没有说教。”史黛拉说，“我只想确定一下我们都在考虑下个学期……”

“来了。”

“你还没错过太多，亲爱的。我知道你对那出戏很兴奋……”

“是音乐剧。”

“不管你叫它什么……”

“好吧，你要是看了首演，你就知道了。”

“不如这样吧？”史黛拉说，“只要你去找教务长，我就去看戏……”

“情感勒索，”她说，“又换了个新招。”

“勒索！”史黛拉俯在桌子上说，“为你好就叫勒索？想让你受教育，想让你变好……”

“你的好未必是我的好。”她女儿说。

肯尼迪要的好是什么呢？得知女儿上学期受到了留校察看处分，史黛拉既震惊，又有点尴尬。“她还小，她会明白的，”布莱克说，但史黛拉难以释怀。她是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不知名小镇的贫穷的黑人女孩，连她也不至于只拿两个C负、两个D，只有戏剧拿了个B负。戏剧甚至算不上一堂课，只是一项兴趣爱好！而她女儿在经历了一个令人沮丧的学期后，居然决定全心追求这项业余爱好。既然如此，为她提供一切的意义何在呢？给她买书，送她读最好的学校，请家庭教师，求爷爷告奶奶把她送进大学，难道就培养出了这样一个女孩吗？身处这样一家汇集了全国最优秀学子的餐馆，她只感到百无聊赖，就这么无精打采地搅着她的汤？

“大学不适合所有人，你知道的。”肯尼迪说。

“但它适合你。”

“你怎么知道？”

“因为，你是个聪明孩子。我知道，你只是不愿意尝试。我们甚至不知道如果你全力以赴能做到什么程度……”

“也许就这样了！我没你那么高的智商。”

“可我不认为你只能做到这样。”

“你怎么知道呢？”

“因为我为你放弃了太多，我不能让你就这么半途而废！”

肯尼迪大笑起来，举手投降。“又来了。妈妈，你小时候家里穷又不是我的错。你不能把我出生前的狗屁事怪在我头上。”

一位年轻的黑人服务员俯身为她加水，史黛拉闭上嘴。多年前，她已经选好了自己的生活。肯尼迪只是进一步固化了她的选择。认识到这一点和怪她不是一回事。她为女儿做出了牺牲，而女儿永远无法了解她到底失去了什么。两人之间坦诚以对的时机早已过去。史黛拉用白色餐巾擦了一下嘴，又折好放回腿上。

“小声点，”她说，“别说脏话。”

“这不是什么世界末日。”佩格·戴维斯说，“很多学生都会休学一段时间。”

史黛拉叹了口气。她坐在佩格杂乱的办公室里，这里总是乱七八糟，史黛拉经常要挪开椅子上的书，或花十分钟在一堆期中考试试卷里翻找佩格的老花镜。佩格应该请人帮她整理办公室。史黛拉甚至自告奋勇帮过她的忙。这间办公室让她回想起和德西蕾一起生活的日子，德西蕾总会花太多时间找东找西，她完全可以少花一点时间保持自己房间一侧的整洁。但每当史黛拉提起此事，德西蕾总会翻起白眼，让她别再唠叨。佩格同样对此不屑一顾。

“哦，肯定在这附近。”她说。每次找不到钥匙时，两人的会面都会变成又一场寻宝游戏。

你如果是天才，你可能就会过得乱七八糟的。佩格教的是数论，这门数学学科非常复杂，或许可以和魔法相提并论。理论数学与统计数学几乎毫无共性，尽管如此，佩格还是自告奋勇为史黛拉提供咨询。她是数学系唯一获得了终身教职的女性教授，因此她会对所有女学生倾囊相授。在两人的初次咨询会议上，佩格靠在椅背上打量她。这位教授有一头长长的花白金发，眼镜遮住了半张脸。

“讲讲吧，”她说，“你的故事？”

迄今为止，史黛拉从未遭遇过这样一位睿智女性投来的如此直截了当的目光。她摆弄着她的婚戒，有些坐立难安。

“我不知道，”她说，“什么意思？我没有故事。我是说，没什么好玩的故事。”

她当然在说谎，但佩格的笑声吓了她一跳。

“骗鬼呢，”她说，“一个家庭主妇突然决意要学数学，这可不是每天都有的事。你不介意我这么称呼你吧？”

“什么？”

“家庭主妇。”

“不介意，”史黛拉说，“我的确就是家庭主妇，不是吗？”

“是吗？”与佩格的对话总是这样：绕来绕去，问题听上去像答案，答案听上去像问题。史黛拉总觉得佩格在考验她，她也因此更急于证明自己。这位教授给了她一些书：西蒙娜·德·波伏娃、格洛里亚·斯泰纳姆、伊芙琳·里德，她都一一拜读了。布莱克瞥到这些书的封面，总会翻个白眼，他看不出它们和数学有什么关系。佩格邀请她参加示威，史黛拉却总是太紧张，不敢置身于狂热的人群当中，但事后她总会在报纸上关注相关新闻。

“佩格的姑娘们又在搞什么？”布莱克越过她的肩膀看到报纸本地版时，总会这么问。她们经常登上报纸版面，抗议美国小姐选美大赛，抗议《洛杉矶杂志》上的性别歧视广告，抗议一部宣扬对女性使用暴力的血腥电影。佩格的姑娘都是白人，史黛拉有一次问起她团体内有无黑人女性时，佩格似乎如芒在背。

“她们有自己的麻烦要顾，你知道，”她说，“但也欢迎她们加入我们的抗争。”

史黛拉有什么资格评判别人呢？至少佩格在捍卫某些事，在为某些事而战。她和大学无所不争：带薪产假、教职员工雇用中的性别歧视、对临时工的剥削等——尽管她没有孩子，尽管她已获终生教职，尽管她的维权活动完全不会让自己受益。史黛拉对此百思不得其解，怎么会有人单纯出于责任感，甚至娱乐的理由去抗争呢。

此刻，她坐在佩格的办公室里，拿起一本讲解质数的书，说：“只要她最后能回去上学，这就只是休学。”

“是啊，也许她会回去的，”佩格说，“要看她自己。你不就回去了嘛。”

“我们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别无选择，”她说，“只能辍学。在她这么大的时候，我唯一渴望的事就是上大学。她却轻易放弃了一切。”

“可她不是你呀，”佩格说，“你想让她和你一样也不公平。”

也不是这样，至少不只是这样。女儿像个陌生人，如果她还在马拉德，也许她会笑对两人的差异。女儿的很多方面都让她想起德西蕾，也许她会和姐姐一起调侃。确定不是你生的吗？但在这边的世界，女儿像个陌生人，这让她惶恐。如果连女儿都不像自己的，她人生中还有什么是真实的。

“也许你是在对自己不满。”佩格说。

“对自己？为什么？”

“这么多年，你经常说要读研，但一直没有下文。”

“没错，但是……”史黛拉停住口。那完全是另一码事。每次她和布莱克说要申请读研，他的反应都很幼稚，而且一如她所料。还读书？天呐，史黛拉，你还要读多少书？他指控她放弃了家庭，她指控他放弃了她，两人都怒气冲冲地入睡。

“我的意思是，当然了，你那位丈夫以为他还能继续牵着你的鼻子走。”佩格说，“你让他害怕了。一个有头脑的女人，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

“我不知道是不是。”史黛拉说。布莱克仍然是她的丈夫。她不想听任何人说他的坏话。

“我只是说这一切都跟权力有关，”佩格说，“他想要权力，但不想你拥有权力。如果不是因为这个，你觉得男人为什么爱搞秘书？”

她再次后悔告诉了佩格她和布莱克是怎么认识的。他们的故事在当时看是浪漫的，但多年以后，已经显得越来越粗俗。她当时年纪轻轻，和如今的女儿差不多大。她从未遇到过像布莱克这样的男人，当然，她也未能抵挡住他的吸引力。两人初次上床时，她才十九岁。她和布莱克一起去费城出差。那时，她感觉当秘书很像当妻子。她会记住他的时间表，为他挂帽子和大衣，给他倒苏格兰威士忌。她会为他带午餐，调节他的情绪，听他抱怨父亲的种种，并记得在他母亲生日时送上鲜花。她觉得他邀请她去费城就是出于这些原因，直到出差的最后一晚，他在酒店的吧台靠过来，亲了她。

“你不知道我从什么时候起就想亲你了，”他说，“从在安托万餐厅的时候。你看上去那么可爱，那么茫然。我知道我麻烦大了。我让他们帮我找个写字最好看的姑娘，长相不重要，我甚至希望你没那么好看。我不想让自己分心，你知道我不是那种男人。但我早该知道，最漂亮的笔迹属于最漂亮的姑娘。从那以后，你就一直折磨着我。”

他微微一笑，但他的目光如此真挚，她感觉她的脖子已经红了。

“我不是故意的，”她说，“我是说折磨你。”

“你会讨厌我说这些吗？”他说。

他的紧张让她镇定了下来。她和白人约过几次会，但最多只进展到在车上接吻的程度。她总是担心他们有办法从她的裸体中读出谎言。也许在白色床单的衬托下，她的皮肤看上去会更黑，也许当他进入她体内，就会感觉到她的不同。如果裸体都不能暴露你，还有什么能暴露呢？

在酒店房间，布莱克慢慢脱下她的衣服。他拉开她的裙子拉链，解开她的内衣，弯腰脱掉她的长筒袜。他的白色内裤涨了起来，她为他难堪，也为所有男人难堪，他们居然只能如此公开地袒露欲望。她想不出还有什么比不能隐藏欲望更可怕的事。

她不可能对他说“不”，她后来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并不想这样。也许这就是差异所在，也许，差异就在于心里认为存在着差异。

“别那样看着我。”佩格说。

“哪样？”

“好像你的猫死了。”佩格俯在桌子上，“我只是不想看你在他面前这么卑微。只是因为他永远看不到你眼中的你自己。”

史黛拉移开了视线。

“你不明白，”她说，“每当想起认识他之前的我自己，就像回忆另外一个人。”

“那你过去是谁？”佩格问。

有时，作为双胞胎的感觉就像和另一个自己一起生活。那个自己可能存在于所有人眼中，也可能只是你头脑中的另一个自我。但她的那个自己是真实的。史黛拉每天早上都会在床上转过身，盯着她的眼睛。另一些时候，她仿佛觉得她在和外国人一起生活。为什么你没有更像我一点？她看着德西蕾时会这么想。我是怎么变成我，你又是怎么变成你的？也许她这么安静，只是因为德西蕾太吵。也许她们一生都在相互调节，取长补短。就像在父亲的葬礼上，史黛拉几乎一言不发，每当有人问她什么问题，德西蕾都代为作答。刚开始，史黛拉会有些不爽，别人对着她说话，回答的却是德西蕾，仿佛丢掉了自己的声音。但很快，她就喜欢上了这种消失不见的感觉。她可以一言不发，在空无之中感受自由。

她望向窗外，看着学生们骑单车滑过，然后转向教授。

“我都不记得了。”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