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太平洋湾》里，夏丽蒂·哈里斯是一位邻家女孩，一半的粉丝爱她，另一半认为她无聊透顶。当她最后一次露面，登上一艘邮轮并从此消失后，肯尼迪甚至收到了欢呼其不幸的信件。当时，她并不觉得心烦。她不在乎粉丝爱她还是恨她，就关注度而言，两者没什么区别，而且，过去从没人对自己扮演的角色表现过如此浓厚的兴趣，以至于要写信给她。不过，她离开片场的停车场时还是心存残念，希望这不是夏丽蒂的最后一场戏。

“这就是肥皂剧，”导演对她说，“什么都没了结，就这么砍掉了。”

夏丽蒂值得一个更好的结局。一直到肯尼迪四十多岁，早该不在意此事的时候，有时在酒吧喝多了，她仍会这么对朋友说。哪怕肯尼迪不期望夏丽蒂能奇迹般地回归（每个被肥皂剧抛弃的演员都做着这样的梦），她至少希望夏丽蒂的故事能有一个清晰的了结，哪怕是她离开太平洋湾后，去秘鲁饲养美洲驼，或别的什么蹩脚剧情，她一点也不在乎。

“但就这么消失了？”肯尼迪有一次说道，“进入大海？就完了？他妈的，什么玩意儿。”

“哪有什么值不值得，”她的瑜伽教练男友说，“所有人都不值得所有东西。我们得到了就得到了，仅此而已。”

也许肯尼迪觉得夏丽蒂是个好女孩，所以替她惋惜。至少她比肯尼迪好。肯尼迪犯过各种各样的错：她睡过两个已婚导演；她偷过爸妈的钱，因为太要面子，不愿要求更多借款；她对朋友说过假的试镜时间，只为了让自己抢占先机。但夏丽蒂人美心善。她在救一条落水狗时，遇到了一生挚爱、剧里的大块头兰斯·加里森，上帝啊。但她消失后，兰斯只等了半季，就盯上了侦探的性感女儿。五年后，两人举行了盛大婚礼，打破了《太平洋湾》的收视纪录。据《电视指南》介绍，那一集的观众数量多达两千万人，《电视指南》也将那场婚礼纳入了其肥皂剧史上五十个最重要的片段榜单。那一集甚至获得了艾美奖提名！而在所有热烈讨论中，无一人提及夏丽蒂，无一人说到如果夏丽蒂没登上那艘邮轮，如果她没在甲板上愉快地挥手，仿佛即将飘向日间电视剧的天堂，这对幸福的夫妻永远不可能找到彼此。

也许除了失去工作以外，她还为自己未能成为一场盛大的肥皂剧婚礼的主角而伤感。这比从未在现实中走入婚姻更令她沮丧。

“我从没演过邻家女孩，”一位黑人飞行嘉宾对她说，“我想没人愿意住在我隔壁。”

帕姆·里德在食品饮料摊前苦笑着，往嘴里丢进一颗小番茄。她是位真正的演员，肯尼迪听到两名道具管理员这么说她。七十年代，她曾在一部大受欢迎的动作系列电影中饰演女警，并在第三集被反派枪杀。然后她在一部法律剧里饰演法官，从此她就与法官结下了不解之缘。肯尼迪有时打开电视，会看见帕姆·里德一本正经地坐在法官席上，手托下巴，身体前倾。

“电视喜欢黑人女法官，”帕姆告诉她，“这很有趣——如果由我们来判定何为公平，你能想象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吗？”

那天下午，她在《太平洋湾》里饰演一名法官。甚至在拍摄间歇，她穿着黑色长袍的样子也令人生畏，这就是为什么肯尼迪在伸手拿一串葡萄时，脱口说出了一句蠢话。

“过去，我家隔壁住着一个黑人家庭，”她说，“其实是马路对面。那家人的女儿叫辛迪，她是我第一个朋友，真的。”

她没告诉帕姆两人友谊终结的原因：她在幼稚的怒气中叫了辛迪“黑鬼”。每当回想起辛迪泪流满面的样子，她仍有些难为情。当时，她也非常可笑地哭了起来，妈妈扇了她一巴掌，那是妈妈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打她。那个巴掌让她困惑，之后的吻更让她困惑，她妈妈的愤怒和爱猛烈地撞击在一起。当时，她以为说出“黑鬼”这个词和说出任何别的脏话一样不好。如果她在死胡同里喊出“操”，她妈妈应该也会表现出同样的气愤和尴尬。但认识裘德后，肯尼迪回想起妈妈拖她回家时的表情。她是很生气，没错，但不只如此，她看上去还很害怕。她自己的情绪让她恐惧，或者更进一步，女儿让她恐惧，因为她发现女儿居然变成了如此丑陋的一个人。

她再也没说过那个词，没有随口说过，没有在玩笑中说过，一直到弗朗茨请她在床上说那个词。他抚摸她的背，告诉她这只是一场游戏，因为他知道她没那个意思。她不知为何会想起弗朗茨。对他说那个词和对辛迪说那个词不是一回事。不是吗？

帕姆·里德微微一笑，用纸巾擦了擦嘴。

“她真有福气。”她说。

裘德·温斯顿去看演出的那晚，肯尼迪在舞台上灵魂出窍。

所有演员都会说他/ 她经历过灵魂出窍，而好演员会在演艺生涯的更早期经历这样的事——她对此深信不疑。那个冬夜，她第一次真正体会到了灵魂出窍的感觉。唱歌就像呼吸，跳舞就像走路，一切都自然而然。当她与瘦弱的纽约大学戏剧系学生、饰演农场工人的兰迪对唱时，她几乎感觉自己爱上了他。谢幕后，演员们为她欢呼。虽然刚演完，但一部分的她很清楚，她献出了自己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一场表演。她之所以表现得这么好，是因为她知道裘德正在剧场的某个昏暗的座椅里注视着她。

在化妆间，她慢慢起了变化，舞台的魔力渐渐消失。弗朗茨会在大厅等她。周四晚上，他总会在下班后赶来。他会说她今晚演得很好，甚至很棒。他会注意到她的不一样，甚至纳闷是什么导致了她的不一样。裘德和里斯也会在大厅等她。但她想不到三人居然走到了一起，弗朗茨咧着嘴朝她挥手。

“你没告诉我你有朋友来呀，”他说，“快，我们去喝一杯。”

“我不想让大家都回不了家。”她说。

“说什么呢，他们大老远来了，就喝一杯。”

去8 Ball的路上，她一直木木的。她之所以选那家酒吧，只因为她知道那里会让裘德不舒服。一如她所料，进门时，裘德瞥了一眼昏暗的吧台，轰鸣的朋克音乐让她面露难色。桌上乱涂着各种擦不掉的污言秽语，酒吧里挤满摩托骑士。她看上去一脸不快，仿佛去任何地方都好，只要别来这里。很好，大家一定会草草结束。她太蠢了，她没想到自己生命中的这两个部分会狭路相逢。她计划演出结束后去见裘德，随便那个女孩给她看什么。她没想过裘德会和弗朗茨聊起来，发现他们都认识她。裘德一定说了两人是学校的朋友，因为弗朗茨一个劲问她肯尼迪在大学里是什么样的。

“宝贝，别烦他们了。喝酒吧。”她说。

“我没烦他们。”弗朗茨说。他转向裘德，“我烦吗？”

她笑了。“不烦，没事。只是这里有点让人透不过气。”

“我们不是真正的大城市人。”里斯说。他显得淳朴而迷人，肯尼迪快吐了。

“我也不是，”弗朗茨说，“我是小时候搬来的。这座城市至今还在影响我，你懂的。你们来住多久？小肯一定愿意带你们转转。”

“先来点酒吧，”她说，“观光的事后面再说。”

弗朗茨笑了。“好吧，这就不耐烦了。”他从卡座起身，向里斯点点头，“帮我一把？”

两个男人去了吧台。现在，肯尼迪几年来第一次与裘德单独相处。她太需要一杯酒了。

“你男朋友人很好。”裘德说。

“听我说，我要为庆功会上的话道歉，”肯尼迪说，“关于你和里斯的。我喝多了，我没那个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裘德说，“你是喝多了。这两件事不冲突。”

“好吧，但这就是你来的原因？这就是你一直捉弄我的原因？这一切我受够了。”

“什么一切？”

“你做的一切。这个游戏，不管你叫它什么。”

裘德盯着她看了一会，拿起她的包。

“我预感会再见到你。”她说。

“好极了，你这么神通广大。”肯尼迪能看到两个男人在吧台点东西，她突然发现她还没告诉弗朗茨她想喝什么。一点小小的默契，仍旧意义非凡，弗朗茨居然能在她开口前，知道她想要什么。

“我本来不想告诉你的，”裘德说，“在庆功会上，我不觉得你想知道。我说那些话，只是因为我太气了。你说的那些话让我想伤害你。这不公平。”她从包里掏出一个白色的东西，“不应该为了伤害别人而说出真相，应该在别人想知道的时候说出来。你现在应该想知道了。”

她递给肯尼迪一张白色纸片——一张照片。肯尼迪不用看也知道，那一定是她妈妈的照片。

“老天爷，感觉等了一万年。”弗朗茨说，他带着酒水滑回卡座，“嘿，那是什么？”

“没什么，”她说。“起来，我要去厕所。”

“啊，小肯，我才刚坐下，”他抱怨着，还是站了起来，她爬出卡座，手里抓着照片。她确实去了洗手间，但只因为她需要更好的光线。不管怎样，裘德递给她的可能是任何人的照片。她站在浴室镜子前，把照片贴在肚子上。

她不需要看它。她可以撕碎它，过了今晚，她可以断绝与裘德的联系。很快里斯就会做完手术，他们会永远离开这座城市。她不需要知道。她不需要，不是吗？

好吧，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她也知道，甚至在把照片翻过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了。记忆不是单向的，而会同时看到过去和未来。那一刻，她能同时看到两个方向。她看到自己作为一个小女孩，渴望、纠缠、爬来爬去，只为了靠近一个拒她于千里之外的妈妈，一个她从未真正了解的妈妈。然后，她看到自己向她展示这张照片，展示她一生都在撒谎的证据。肯尼迪把照片翻过来，她认出了身穿黑色礼服的双胞胎女孩，另一个女人站在她们中间。照片很旧，已经发灰褪色，但在日光灯下，她仍能认出双胞胎中哪个是妈妈。她有些不自在，仿佛随时都想离开画面。

她妈妈一向讨厌拍照，她讨厌被定格在某处。

“你朋友人很好。”那天晚上，弗朗茨说着爬上床。

乘地铁回家时，她几乎一言不发。她有点不舒服，喝完一杯酒后，她告诉所有人，今晚就这样吧。在卫生间，她把照片塞入腰带，像儿时把糖果偷带出厨房一样。只是巧克力会在衣服下融化，而走去地铁站的路上，她一直感觉照片锋利的边角在戳她。一部分的她想让裘德以为她把照片扔了，冲进了马桶什么的。告别时，裘德看上去一脸失望。很好，由她失望吧，她以为她是谁？第二次打乱她的生活，而且不管怎样，裘德仍有可能在撒谎。她看上去既不像照片中的女孩，也不像中间的女人，后者虽然肤色稍深，仍算浅肤色。她的手分别放在两个女孩肩上。这三个人好像一家人，好像她们都属于彼此。但裘德不属于其中任何人。肯尼迪呢？她究竟又他妈的属于谁？

“我们不是朋友，”她说，“算不上。他们只是我过去认识的人。”

“哦。好吧。”他耸了耸肩，翻过来亲她的脖子。她扭过身去。

“上帝啊，别。”她说。

“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我说了我不舒服。”

“好，老天爷，你也不用火冒三丈吧。”

他转身背对她的坏情绪，然后关掉了灯。

“我知道他们不是你朋友。”他说。

“什么？”

“你没有黑人朋友，”他说，“除了我，你不喜欢任何黑人，我们也不算朋友，不是吗？”

次日一早，她再次拨通卡斯特旅馆的电话，无人接听。

她一个人躺在床上，端详那张褪色的照片，一直到快赶不及上班。双胞胎肩并着肩，穿着阴郁的黑色连衣裙。一个是她妈妈，一个不是她妈妈，她们中间的是外婆。她妈妈否认存在的一家人，而裘德不知怎么知道了这一切。她十三岁时，有一次妈妈带她去商场，为她的生日买一件新连衣裙。肯尼迪已经开始疏远妈妈，她更愿意和女朋友们去逛布鲁明代尔百货商店。但妈妈几乎没怎么关注她，她停在一处货架前，抚摸一件黑色礼服的蕾丝袖子。

“我喜欢逛街，”她几乎自言自语道，“就像尝试变成其他你可能成为的人。”

午休期间，肯尼迪再次拨通旅馆电话，仍无人接听。她又打去旅馆前台。

“那个女孩说如果有人打来，”前台告诉她，“就说他们一整天都在医院。”

“哪家医院？”

“对不起，小姐，她没说。”

当然了，对于初来乍到的乡下姑娘，你还能指望什么？她当然没想过仅曼哈顿一地就有多少医院。她一肚子气，还是翻出电话簿，找出了离那家旅馆最近的医院。医院前台说不能透露患者姓名，肯尼迪挂断电话，想起她还不知道里斯的全名。尽管如此，她还是提早下班，乘公交车赶往了医院。在护士站，她请一位小个子的红发护士向裘德·温斯顿传话。她等了五分钟，电话簿的那一页在口袋里发出沙沙声，难不成要一路找去上城？此时，电梯门开了。裘德走出来，神情疲惫，但看见只是肯尼迪，似乎松了一口气。

“你没留医院名，”肯尼迪说，“我他妈的可能要花一整天找你。”

“但你没有。”裘德说。

“是没有，但有可能。”老天爷，她们已经在像姐妹一样拌嘴。“这是座大城市，你知道的。”

裘德顿了一下，说：“我现在满脑子都是这里的事。”

这正是她妈妈会说的那种话，狡猾，目的是让她愧疚，让她屈服。

“抱歉，”她说，“他还好吗？”

裘德咬了咬嘴唇。“不知道，”她说，“还没醒。他们不让我见他，因为我不是家人，不合规定。”

肯尼迪想到，如果她此刻在医院大厅突然心脏病发作，裘德将是她最亲的人。表姐妹，她们是表姐妹。但如果裘德告诉护士这一点，并坚持探视，谁会信她呢？

“太荒唐了，”肯尼迪说，“他在这里只有你一个人。”

“唉。”裘德耸了耸肩。

“他应该娶了你，”她说，“结束这种状况。你们在一起够久了，结了婚就不用烦这些事了。”

裘德盯着她看了一会儿，肯尼迪以为她会说关你屁事。她活该被骂。但裘德只翻了个白眼。

“你说起话来像我妈。”她说。

裘德说照片是葬礼上拍的。两人坐在食堂，喝着温吞的咖啡，中间隔一张长长的金属桌，照片放在两人中间。她想到了葬礼，黑色礼服什么的。她再次看向照片，看向那对双胞胎女孩。一样的发带，一样的打底裤。她第一次注意到其中一人抓着另一人的衣角，仿佛努力让自己安静下来。她摸了摸照片，提醒自己这是真的。不知怎的，她需要借此让自己镇定下来。

“谁死了？”她说。

“她们的父亲，被人杀了。”

“谁杀的？”

裘德耸了耸肩。“一群白人。”

她不知道是什么让她更震惊，是事件本身，还是裘德的轻松语气。

“什么？”她说，“为什么？”

“需要理由吗？”

“被杀吗？一般都需要吧。”

“但那件事没有理由，就那么发生了，就发生在她们眼前。”

她试着想象妈妈儿时目睹如此可怕情景的画面，但她只能想到八年前，妈妈手握球棒，站在黑漆漆的走廊尽头的画面。当时，肯尼迪参加完派对后偷溜回家，她有些醉了。她以为妈妈会因为她违反门禁而大骂她。相反，她站在门厅尽头，一手捂住嘴。球棒落在木地板上，向她的赤脚滚来。

“她从没提起过他。”肯尼迪说。

“我妈妈也是。”裘德说。

桌子尽头，一个犹太老人摸索着他的毛衣袖子。裘德瞥了一眼，手里摆弄着糖纸。

“她是什么样的人，你妈妈？”肯尼迪问。

“固执，”她说，“和你一样。”

“我不固执。”

“你要这么说，我也没办法。”

“好吧，她还有什么特点？不会只有固执吧。”

“不知道，”裘德说，“她在一家小餐馆工作。她说她讨厌那里，但她从不去其他地方。她永远不会离开阿嬷。”

“是说你外婆吗？”肯尼迪还说不出“我们的外婆”。

裘德点点头。“我在她房子里长大，”她说，“她年纪大了，忘了很多事。有时还会问起你妈妈。”

空中传来广播声。肯尼迪在她永远喝不完的咖啡里又加了一块糖。

“对我而言，这件事非常奇怪，”她说，“我想你不明白有多奇怪。”

“我明白。”裘德说。

“不，你不明白。我不认为有任何人能明白。”

“好吧，我不明白。”裘德站起来，把咖啡扔进垃圾桶。肯尼迪急忙跟上，突然怕她就此离开。如果她现在推开裘德，而她决定不再多说，那该怎么办？知道一点比一无所知更糟。于是，她跟着裘德走进电梯，默默上到五楼的等候室，与她并肩坐在一株枯萎的植物旁边。

“你不用留下来。”裘德说。

“我知道。”肯尼迪说。但她还是留了下来。

里斯于当晚出院。裘德推着他到外面，肯尼迪抬头看天，吃惊地发现天空已笼罩一层深蓝色。她在裘德身边坐了几个小时，在等候室里翻杂志，去食堂买更多咖啡，或者就那么干坐着，盯着那张照片。她打电话给剧团请了病假，承认自己终于被流感俘获。尽管有种种应该走的理由，她还是留在了安静的医院房间，直到一位粗鲁的白人护士通知她们可以走了。她想过打电话回家。弗朗茨总在演出前打电话给她，如果替补演员接起电话，他恐怕会担心。尽管如此，她还是招来了一辆出租车，帮着裘德把里斯扶进车里。麻醉过后，里斯还有点晕，去旅馆的路上，他的头不停滑到她肩上。裘德会掐一下他的大腿，肯尼迪会挪开视线。她想象不出如此不加掩饰地需要一个人是什么感觉。

她本可以在旅馆外告别，但她也跟着下了车。她和裘德沉默不语，两人各用一只胳膊搂着里斯的腰，把他扶进旅馆。他比看上去更重，进电梯时，她的肩膀已经酸痛。但她一直坚持到把他扶进房间，小心翼翼放在床上。裘德坐在床边，拨开他额上垂下的鬈发。

“谢谢。”她轻声说，但眼睛仍望着里斯。她声音里的温柔只留给他。

“没事。”肯尼迪说。她该走了，但她仍徘徊在房间里。里斯康复期间，裘德应该还会在纽约待几天，也许可以明天再来。裘德一定不会整天待在这个昏暗邋遢的房间里，看着他睡觉。也许她们可以出去喝杯咖啡或吃顿午餐。她可以带她到处走走，如此，她来一趟纽约，除了看了一场平庸的音乐剧，和在医院的等候室里呆坐以外，也总算有点别的回忆。裘德送她回大厅，肯尼迪慢慢围上围巾。

“那里是什么样的？”她说，“马拉德。”

她曾想象那是一座像梅伯里的小镇，充满民俗风情和家庭氛围，女人们把烤好的派放在窗台上放凉。鸡犬之声相闻，人人都知道你的名字。在另一个版本的人生中，她本可以在夏天造访那里。她本可以在外婆的房前和裘德一同玩耍。但裘德只是笑了笑。

“很烂，”她说，“那里的人只喜欢浅肤色的黑鬼。你会很适合。”

她突然突出这个词，肯尼迪差点以为听错了。

“我不是黑鬼。”她说。

裘德又笑了笑，这次有点勉强。

“可你妈妈是。”她说。

“所以呢？”

“所以你自然也是。”

“一点也不自然，”她说，“我爸爸是白人，你知道的。而且不用你来告诉我我是什么人。”

这不是一场比赛。她只是讨厌有人来告诉她，她只能是什么人。在这方面，她和她妈妈如出一辙。如果出生时就是黑人，她会欣然接受这个事实。但事情不是这样。而且什么时候轮到裘德告诉她，现在的她不是真实的她？毕竟什么都没变。她只是知道了妈妈的一件事，但这件事对于她如何看待自己人生的完整性，究竟有何关系？一个细节被移动并替换。换掉一块砖不会让一座普通的房子变成消防局。她还是她自己，什么都没变，一点儿都没变。

那晚，弗朗茨问她去哪儿了。

“医院。”她已筋疲力尽，无力说谎。

“医院？怎么了？”

“哦，我没事。我和裘德一起。里斯做了个手术。”

“什么手术？他还好吧？”

“不知道。”她从未开口问过，“好像是胸部的手术。现在没事了，只有点昏昏沉沉的。”

“你应该打个电话，我一直在等你。”

她要离开他了。她总是很清楚何时该离开。你可以称之为直觉，称之为某种躁动，也可以称之为别的什么。她永远不会在对方的欢迎耗尽时，赖着不走。她知道什么时候该离开洛杉矶，一年后，她也知道是时候离开纽约了。她知道何时该结束和一个男人的关系，不论这段关系维持了六周，还是六年，离开都是一样的。离开很简单，留下才是她尚未学会的功课。所以那天晚上，当她在床上看着弗朗茨，其黑褐色的皮肤在银色床单上闪闪发光，她知道她和他的日子已经不多。尽管如此，她仍坐在床边，脱下他的眼镜，让他眼前的自己变得模糊不清。

“如果我不是白人，你还会爱我吗？”她问。

“不会，”他说，然后把她拉近了一些，“因为那样你就不是你了。”

离开弗朗茨后，她流浪了一年，没人知道她的去向。音乐剧结束了，她开始厌倦剧场，但她还是坚持了几年，加入即兴剧团，参加实验剧试镜。演戏似乎是她唯一不知何时该割舍的事。逃离前，她最后一次见了妈妈，两人坐在后院的泳池旁喝着霞多丽。那是一个晴朗得不自然的冬日。她震惊于温暖的天气，也震惊于自己居然有过将温暖的二月视为理所当然的时期。她闭上眼，让阳光烤着双腿，甚至没想起可怜的弗朗茨，他一定还蜷缩在嗡嗡嗡的散热器旁。

“以前，我经常早上待在这里，”她妈妈说，“你去上学了，我总是没什么事干，但不知怎么，我总会漂在水里，想事情。”

那是美好的一天。肯尼迪日后会回想起当时的天气，她本可以不发一语，本可以一直在阳光下躺着。但她还是把照片递给了妈妈。

“什么？”她问，歪着头端详起来。

“你父亲葬礼时的照片，”肯尼迪说，“你不记得了？”

她妈妈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她盯着那张照片。

“从哪儿弄来的？”她说。

“你说呢？”肯尼迪说，“她找到了我，你知道的。她比我更了解你！”

她本不想大喊大叫，她只想让妈妈有所触动。给她一张家庭照，看着她潸然泪下。擦干泪后，妈妈终于可以对女儿倾吐人生真相。肯尼迪有权知道，不是吗？一个坦露彼此的时刻。但妈妈把照片还给了她。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搞这个，”她说，“我不知道你想让我说什么……”

“我想你告诉我你是谁！”

“你知道我是谁！这个，”她妈妈狠狠指着照片说，“不是我。你看看！她长得一点也不像我。”

她不知道妈妈指的是哪个女孩，她姐姐还是她自己。

裘德在照片背面留了电话。多年里，肯尼迪一直没拨打那个号码。

但她留下了照片，去哪儿都带着：伊斯坦布尔、罗马。她在柏林住了三个月，和两个瑞典人分租一套公寓。一天晚上，他们喝得酩酊大醉，她给他们看了照片。那两个金发碧眼的男孩疑惑地笑着，把照片递了回去。除她以外，那张照片对任何人都毫无意义，这也是她没法扔掉它的部分原因。那是她人生中唯一真实的部分，她不知该如何处理余下的部分。她了解的所有故事都是虚构的，因此，她开始创作新故事。她的父母是医生，是演员，是棒球运动员。她是正在休假的医学院学生。她家里有个男朋友，名叫里斯。她是白人，她是黑人。每跨越一次国界，她就变成一个新人。她一直在创造自己的人生。

九十年代初，她的演艺事业开始彻底走下坡。一个金发女郎到了三十多岁还没大红大紫，导演们已经避之不及。她在一些电视台出品的剧集里饰演了几个姐姐的角色，又饰演了一两个老师，然后她的经纪人就不再打电话给她。她觉得自己还很年轻，不至于死在沙滩上，而后来，她再次迎来了不可思议的好运气。实际上，她的一生都是运气的馈赠，她被馈赠了白肤、金发、美颜、靓身，外加一个有钱的老爸。收到超速罚单时，她流下几滴眼泪，就能博取同情。失去一次机会时，她调动调情的本领，就能得到第二次机会。她这辈子得到了太多她不配的馈赠。

她做了两年动感单车教练，健身房为吸引顾客，把夏丽蒂·哈里斯印在了传单上。但她讨厌汗流浃背，她的腿也经常抽筋，所以一九九六年，她决定重返学校。怎么可能是真正的学校，她调侃道，是房地产学校。她在日间电视上卖过多年的劣质产品广告，她为什么不能做房子呢？第一天，她笨拙地坐在小桌子旁，看着老师传过来的讲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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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心想，大部分东西她都能学，除了第一点。她一生都在演戏，可以说，她是她认识的人里最出色的骗子。好吧，第二出色的。

在圣费尔南多谷房地产公司工作的第一年，肯尼迪卖掉了七套房子。她的老板罗伯特说她有点石成金的本领，但她私下里称之为“夏丽蒂·哈里斯效应”。她这张脸容易给人留下隐约的印象，甚至从未看过《太平洋湾》的人也是如此。人人都觉得好像认识她。当然，一直到《太平洋湾》停播后很久，这部剧的粉丝仍会光临其开放看房日。

“我一直觉得他们对你不公平。”在塔尔扎纳样板房里，一个女子低声对她说。她礼貌地笑着，带领那人穿过走廊。只要他们需要，她随时可以成为夏丽蒂。实际上，她可以成为任何人。

每个开放看房日前，她都觉得自己仿佛重返舞台，等待着帷幕升起。她会调整装饰，换掉镶框的全家福。黑人家庭变成白人家庭，足球懒人沙发换成篮球，丰饶角塞进橱柜，换上多支烛台。如果将样板房看作舞台布景，开放看房日就是她一手导演的盛大公演。每一次，她都会站在门后，低头垂手，像初次登台前一样忐忑不安，因为知道妈妈会坐在观众席中。然后，她会挂上一个大大的夏丽蒂·哈里斯式的笑容，打开大门。她会消失在自己体内，消失在这些没有人真正居住过的空房子里。当房间塞满陌生人，她总会找到她的记号，引导一对夫妇穿过厨房，逐一讲解灯具、连璧架和高高的天花板。

“想象一下，如果住在这里，”她说，“你们能过上什么样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