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

我们一起围坐在艾玛活动房屋的客厅，一个装着燃气炉的仿砖头壁炉旁。房子里的每一堵墙都挂满了镶了框的照片，但我注意到其中没有萨米。

艾玛的儿子们，十二岁的查理、十五岁的哈利和十八岁的杰克，坐在一张沙发上，像一组面试官一样打量着我。他们长得都很英俊。艾玛觉得年纪大些的两个孩子已经可以喝酒了，所以他们分享着一罐蓝带啤酒，查理则大口地喝着巧克力牛奶。

“我做了个同胞DNA检测，我们匹配了。”斯图尔特说，他坐在靠窗的扶手椅上，“时间线也合乎情理，金童年时期的照片和萨米的很像，她的继父也基本证实了这一切。”

“‘基本证实’是什么意思？”艾玛问。她坐在我旁边，紧紧抓着我的胳膊，抽着烟。

“他没有否认。”我说，“迪安是我的继父，我两岁的时候他才认识我母亲，但我母亲后来肯定告诉过他这件事……告诉他我不是……她的亲生女儿。”

“她是那个……掳走你的人吗？”

“不知道。”我说。

“你向她求证时她是怎么说的？”

“我没有。我的意思是，我没法向她求证。她四年前去世了。”

艾玛皱着眉头：“好吧，这可真是太讨厌了。”

事实上，我不确定如果她还在人世的话，我会不会去向她求证。迪安牵涉其中已经足以让我伤心了，不过至少他有一个说谎的借口——虽然不是那么站得住脚——他只是在保护他的妻子，信守诺言。可卡罗尔·利米却是在知情的情况下，把我带离了另一个家庭。如果母亲还在世，如果要我向她求证，我得赔上我的一切，这个代价，比我应付她的回答所需要的代价还大。如果斯图尔特找到我的时候她还活着，我可能永远不会给他回电。

“你和警察谈过吗？”艾玛问，“联邦调查局也有萨米的档案，对吧？如果你说的是真的，他们会想知道的。”

“我们还没有联系任何人。”斯图尔特说。

“为什么？”

他看了看我：“因为我们想让事情按照金的节奏进行。这倒提醒我了，孩子们，我们现在暂时要对这一切守口如瓶，好吗？”

杰克、哈利和查理齐刷刷地转向斯图尔特，带着懒散的表情和张大的嘴巴，仿佛预演过一般。

“我的意思是，不要向你们学校里的朋友提起这件事，当然，你们懂的，也不要发推特什么的。”

艾玛转向我，问道：“你想过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吗？”

“新闻发布会……没想过。”

“亲爱的，”她说，“我甚至无法想象你都经历了什么，我也无法想象这件狗屁事情对你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但你必须明白，你不是唯一一个满心疑惑的人，我说的不仅仅是警察。我们现在手上只有一篇故事，但每个人都想要一份，你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如果你不双手紧握住它，它就会离你而去，以很快的速度离你而去。”

我们无法绝对掌控任何事，我想。

她松开我的胳膊，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再次抓起我的胳膊，说道：“我们现在不考虑这个，但压根儿不考虑是不对的。你听到我说的了吗？”

“嗯。”我说。

“你觉得当时发生了什么？”她问。

斯图尔特替我做了回答：“绑架她的人路过镇上，可能是来拜访在曼森的人，他在什么地方看到了和爸爸妈妈一起出门的萨米。也许是在威尔顿街的游乐场，也许是在超市。他那时可能刚刚失去了一个孩子，或者有精神病史……”

“我问的是金。”

他们两个都转向我。我觉得嘴巴发干，喝啤酒也无济于事。

“我不知道。这听起来很天真，但我认识的母亲并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

“可她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你说实话，”艾玛说，“我的意思是，你不知道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她转向斯图尔特：“帮我回忆一下，有目击者提到绑架发生前后在我们家附近看到一名女子吗？”

斯图尔特摇摇头：“没有女性犯罪嫌疑人，你知道的，除了妈妈。”

“你经常回曼森吗？”我问艾玛。

“噢，我十九岁的时候就逃离了曼森，此后只回去过五六次。曼森的人是这么形容的，那不是‘离开’，而是‘逃离’。那是在……”她停下来，数着夹着香烟的手指，“事情发生后的第六年，我和卡尔·阿斯布罗克一起搬到辛辛那提——他也是曼森人——然后我们生下了杰克。”

隔壁房间的洗衣机开着。它一圈一圈转着，拖车的墙壁发出低沉的隆隆声。

“我和卡尔合不来。离婚后，我四处漂泊了一段时间。上大学，从大学退学，然后遇到了罗恩，我现在的丈夫。然后我又生下了这两个小鬼。”她指了指沙发上的孩子，“剩下的就没什么值得一提的事了，我想。”

午后的阳光从窗户射进来，照亮了空气中飘浮着的灰尘。

“罗恩在家的时间不多，”她说，又点燃了一支烟，“他是开卡车的，我有点儿讨厌他这份工作。但也可能正因为这样，我们的关系才能长久。离别才知情深，对吧？”

“你现在在汉堡王工作？”斯图尔特问。我从他的声音里没有听出任何傲慢，但艾玛肯定是听出来了。

“我俩总不能都是会计吧！”她用拧巴的语气说道，听起来仿佛斯图尔特是火箭科学家、脑外科医生或英格兰国王似的。

斯图尔特举起双手辩解道：“我说了什么吗？”

艾玛对我说：“我只轮班做早餐。罗恩开卡车赚了不少钱，但如果我不工作，我会把自己逼疯的。”

我把啤酒喝光后，艾玛起身又给我拿了一罐，甚至没有问我还想不想喝。我很喜欢这样。

她坐回我旁边，打开自己的啤酒，微笑着。

“所以你究竟是怎么过来的？”她大口地喝啤酒，轻轻地打嗝儿，“你在哪里长大的？做什么工作？结婚了吗？有没有孩子？显然你不是被关在地窖里喂鱼头长大的。”

“哈哈，不是的。”

“来吧，和我们说说，孩子。”

一罐半的蓝带啤酒让我有些醉意。我告诉她我在澳大利亚长大，还有关于我母亲的、迪安的和艾米的事情，我把我生命中斯图尔特出现之前的、所有值得一提的事情都说给她听了，这没有花很长时间。

当我告诉她我母亲去世的事时，她深深地叹了口气；当我告诉她我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时，她只是耸了耸肩：“这些东西也没什么要紧的，反正。”

“天哪，谢谢，妈妈。”杰克——她最大的孩子说，脸上带着苦笑。艾玛打了个嗝儿作为回应，把她的儿子们都逗笑了。

门铃响了。

“应该是比萨到了。”艾玛说，“那个，萨米……抱歉，金，你介意去付一下钱吗？我今天还没来得及取钱。”

斯图尔特不赞同地瞥了艾玛一眼。

“没关系，”我说，“我带着钱。”

我们聊了四个小时，在厨房的桌子上吃比萨，喝了更多啤酒，很快外面就完全黑了。别处拖车公园慢慢入夜，拖车一辆接一辆地进来。孩子们溜去看电视了，斯图尔特躺在杰克的房间里睡觉，在艾玛门前流露的情绪无疑让他疲惫不堪。

最后，只剩艾玛和我还留在厨房里。比萨盒已经空了，我们每人都喝了五罐啤酒。重金属音乐从邻近的拖车里传来，不知哪儿的狗吠着，蟋蟀也在轻鸣，一阵轻风吹过纱门。

原来，艾玛和我有很多共同点：我们都不喜欢人们掰手指关节，都对脚有强烈的反感，都喜欢吉莉安·弗琳[Gillian Flynn，1971年2月24日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美国女编剧、作家、制片人，代表作有《暗处》《消失的爱人》。]的小说，而且现在都对年轻时候的文身后悔不已。我的右臂下文着一只猫头鹰，有着发光的红色眼睛；她的文身在右乳房上，是第一任丈夫的名字，用一颗红色爱心围起来。

整个晚上，我都希望艾米能和我们在一起。来自艾米和迪安的未接来电越来越多，忽视它们变得愈发困难。

在午夜的前几分钟，艾玛说：“好了，我很肯定我喝得够多了。”

“为什么要喝那么多？”

她爬起来，醉得差点儿向前栽倒，但在最后关头掌握了平衡。

“为了给你看一些我清醒时不能给你看的东西，至少是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不能。”

艾玛从厨房水池下拿出两支手电筒，递给我一支，带我悄悄来到巷子的尽头。

“我们去哪儿？”我问。拖车公园上空飘着一层薄雾，空气中有一股寒意。我打开手电筒，把运动夹克的拉链拉上。

“说了你也不会信。”艾玛说着，跨过一段锈迹斑斑的护栏，沿着巷子另一侧的草坡向下走。

我用手电筒照着前方，跟在她身后。很快，我们穿过一片齐膝的柳枝稷，来到一条狭窄的小溪边。

“我们从这穿过去。”她说。我们来到一座用巨大而扁平的石头砌成的危桥前，桥和水面隔着一两米的距离。

“当心第三块石头，那块石头不稳，还很滑。我先过去，再给你照着路。”

我笑着，带着醉意，和一点儿困惑。艾玛喝了一肚子啤酒，我照着她脚下的路，担心她会跌进水里，但酒精起到了相反的效果，给了她足够的信心——她踩在石头上的每一步都果敢且灵敏。

当她安全地到达另一边时，她把脚并在一起，伸出双臂，鞠了一躬。我把手电筒夹在一只胳膊下，热烈地鼓起了掌。

“谢谢，谢谢。”她说，又鞠了一躬，“现在该你了。”

她把手电筒的灯光对着石板路，几秒钟后，我走过了一半的路程，兴奋又胆小地颤抖着。

“希望我们费这么大劲过去是值得的。”

艾玛没有回答。我偏移手电筒照向她，看到她皱着眉头。她举起手，挡住射进眼睛里的光线：“好好拿着那玩意儿。”

“抱歉。”我说。

“走这边，”艾玛说，“小心，很陡。”

我们爬上一道堤坝，沿着长满草的山脊向前走。一边是别处拖车公园，里面有数以百计的黑色长方形轮廓，有些仍亮着灯；另一边是一座杂乱无章的工业建筑，烟囱高大的工厂排放着白烟，空气闻起来带着瓦斯的味道。

“还有很远吗？”我对着风大声问道。寒冷让我醉意渐消，我不确定这是不是一件好事。

“不远，就在那儿，看到了吗？”

我们来到一棵初放的樱花树前，樱花树的花朵随风摇曳。树旁立着一把折叠椅，周围都是空啤酒罐和烟头。

“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你的墓地。”

我把手电筒照在她脸上，想看看她是不是在开玩笑，但其实并无必要，从她那严肃生硬的声音就可以知道。我把灯光照向樱花树，注意到脚下的一个玻璃盒子，盒子里有一个被雨水浸透的毛绒填充玩具——一只大猩猩。

“我在网上读到了这种悼念的方法，”艾玛说，“我一直在网上看这种东西，想找到办法忘掉这一切。”

她看着工厂闪烁的灯光，说道：“我读到一篇文章，讲的是怎样在没有尸体的情况下进行悼念。文章建议举办一场模拟葬礼，把那个人的东西放进一个盒子或箱子里，然后把它埋了。于是我就照着做了。从某个意义上说，这很愚蠢，但是……我想还是有点儿帮助的。”

我跪在自己的墓地旁，用手电筒照着大猩猩填充玩具。玩具浸在水里，破旧不堪，还有一只眼睛不见了。我很想把它拍下来，但当我伸手触摸玻璃盒子时，内心涌起了一阵悲伤。如果我独自一人，可能会在风中抽泣，让悲伤随泪水流走。

“这只大猩猩玩具是她的，对吧？”我问，“我的意思是，我的，萨米的。”

艾玛点点头，点燃一支烟：“是我存钱，在你一岁生日的时候给你买的。无论走到哪儿，你都带着它，直到……它在证物柜里被放了一年。该死，真是抱歉。我又说个没完了。”

她哭了起来，喝完最后一罐啤酒，把罐子压扁，扔到一边。随后，她在我旁边的草地上坐下来问我：“你想起什么了吗？”

“我想没有。”

我的回答让她不太高兴。

“我真希望我能记起一些什么来，艾玛。我希望我记得你，还有斯图尔特。”

“这的确不是你能控制的。”

“我知道，当你和斯图尔特满世界找我的时候，我过着自己的生活，忙着自己的事情，对此我感到很内疚。”

“我没有在找你。”她说，“一开始我确实找过你，但后来就把你‘埋’了，为你哀悼，用人生中最美好的二十年来忘记你的存在。”

她把烟头弹向空中。烟头沿着山脊滚落，弹出一些火星，然后渐渐熄灭在我们下面的溪流里。

“我才是那个应该道歉的人。我放弃了你，萨米……金……不管这该死的名字了，但是斯图尔特从来没有，我们为此吵了好多次。我告诉他，他那是在拒绝接受现实，他说我是一个坏姐姐。我想他说得没有错。”

她从口袋里摸出她的钥匙。她有许多钥匙圈，其中一个是一把迷你瑞士军刀，她用它打开玻璃盒子，把大猩猩填充玩具递给我。

“这个你得拿着，严格说来，它还是你的。”

艾玛爬起来，一言不发地往溪边走去。

几个孩子都睡在哈利那儿，于是我用了查理的房间。我累坏了，顾不上我的脚还在他的床尾搁着。床头有一盏灯，缓慢地旋转着，投射在天花板上的灯光以弧线运动着。

我听到艾玛打电话兴奋地说着话，听到一罐啤酒被打开的嘶嘶声，还有打火机被点燃的声音。我听着外面的声音，把大猩猩填充玩具紧紧抱在怀里，紧到我不愿承认，然后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这天晚上，那个阴影男人再次出现在我的梦里。

我醒来的时候，感到眼睛在抽动。我忘了关掉查理的夜灯，在明亮的早晨，阳光从窗户射进来，天花板上几乎看不到灯光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穿好衣服，发现斯图尔特紧张地在厨房里等我。时间还早，但别处拖车公园听起来已经完全苏醒，外面充满了活力。

“早。”我说，“发生了什么事？”

我很快就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斯图尔特在窗边来回踱步，偶尔停下来拉开窗帘，望着外面。

“对不起，金。”

“为什么这么说，怎么了？”

他再一次把窗帘拉开，对着外面他看到的东西缩了一下，然后又拉上了窗帘。

“她把他们叫来了。艾玛把他们全叫来了。真是该死！”

“把谁叫来了？”我说着，走向另一扇窗户。我拉开黄色的窗帘，窗帘上有磨损的缝隙，可以看到外面。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浅蓝色运动夹克的中年男人，他把电视新闻摄像机举到了肩膀上。

我伸长脖子，看到了一个衣冠楚楚的女人站在艾玛的车道尽头。她在寒冷的清晨里颤抖着，拼命想把被风吹乱的头发压平整。

街上有更多来自媒体的人，他们停下新闻工作车，准备音响设备，安装三脚架。

我首先想到的是，拖车公园一定在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大事——也许是一起谋杀案——吸引了所有媒体的目光。片刻之后，我终于恢复了一部分理性，我想到了艾米、迪安、丽莎和韦恩，还有——我们无法绝对掌控任何事。

想要按照我自己的节奏进行，已经不再可能，事情现在不在我的掌控之中了。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件被拆散了线的破旧毛衣，有人挑起了一个线头，然后拔腿就跑。

不，这个人不是别人，我想，正是艾玛。

我随后注意到，艾玛就在街上，穿着一件漂亮的粉色衬衫和黑色紧身牛仔裤。她正在接受一位记者的采访，记者大概五十来岁，有着一头醒目的白发。

“每一个人，”斯图尔特站在另一扇窗户旁边说，“她叫来了每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