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

我垂头丧气地散步回来时，斯图尔特正在酒店餐厅吃早餐。当他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睁得大大的。我这一晚上几乎没有睡过，看起来一定糟透了，但他选择不发表意见，我对此很感激。他叫来女服务员，给我点了咖啡。

“我奶奶昨晚给我打电话，说她想见你。”他说，直接跳过了“早上好”或“你睡得怎么样”。

“好吧。”我说。

“妈妈昨晚也给我打了电话，很晚的时候。”他窘迫地说，“如果让你一个人去见她，你会是什么感觉？”

“你不想一起去吗？”

“她让我在你们俩见面时别在场。”

“为什么？”

他耸了耸肩：“她可能已经和艾玛谈过了。我们在电话里把话都说开了。电话一接通，她就告诉我我是个控制狂，通话结束的时候我回了她一句‘去你妈的’。”他揉揉眼睛，赶走睡意：“我想，我应该欢迎你见到这个家庭真正的样子。”

女服务员端着咖啡过来，我避开她的目光，感觉好像整个酒店的工作人员都已经知道我在浴室里挂着湿淋淋的床单了。

“你想吃点什么吗？”他问。

“我不饿，我有点儿不舒服。”

实际上，我有些想吐。我马上就要去见我的亲生母亲了。我在脑海里设想着不同的场景：场景一，泪流满面的重逢，莫莉用双臂抱住我，哭着说：“我的小女儿终于回家了。”场景二，莫莉看了我一眼，觉得她的生活中没有我会好得多，当着我的面砰地把门关上了。

“在你们长大的院子里，有一棵果树吗？”我问，“就在院子后面的栅栏旁边。我猜那是一棵柠檬树？”

他想了想：“啊，没错，确实有。天哪，我已经好多年没想起来那棵柠檬树了。”他笑着说：“爸爸和我以前经常尿在树上，他说这对柠檬的生长有好处。这个你记得吗？”

“我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你还记得你在澳大利亚和我提过的消退学说吗？”

他点点头。

“你觉得有什么办法能和那些记忆重新连接起来吗，即使是在那根绳子断了以后？”

“我不确定，金。”

萨米·温特的形象又回来了，孤零零地在我脑海中一个无处可寻的地方。她蜷缩着，将膝盖放在下巴上，坐在一个墓地里，那里沉睡着曾经可能对我很重要，但早已被我遗忘的记忆。她拽着腰间的红绳，无奈地发现，在绳子的另一头，什么也没有。

斯图尔特用餐巾纸擦了擦嘴，尽管他几乎没吃什么。

“嘿，金，我想我需要提醒你，妈妈可能会有点儿……咄咄逼人。她并不总是这样，但在过去几年里，她……她的态度时常让人望而生畏，还有……”

他说得越多，就越是结结巴巴的，像一只无助的小狗在暴风雨来临之前在门口用爪子扒门。我把手伸到桌子对面，碰了碰他的手——这一点都不像是我会做的事。

“你想说什么，斯图尔特？”

他吐了一口气，我不知道这代表着宽慰，还是无奈。他挺直腰杆儿，把手放到桌子上，熟练地将双手交叉起来，再次变回我在澳大利亚见到的那个动作机械、充满分寸的人。

“我只是不想把你吓跑。”

他不想失去我。他找到了我，不想再失去一次。

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悄然出现在我身上。我以前有过这样的谈话，或与此相似的谈话，不过不是和斯图尔特。那是在艾米家的时候，当时我们一起抽着大麻烟。

你不会失去我的，我想这样告诉斯图尔特，但我想我应该先告诉艾米。我迅速起身，感到一阵晕眩，但我的焦虑不安暂时平息下来。

“对不起，我得去打个电话。”

我来到电梯门口，转过头看，斯图尔特坐在桌子旁，盯着他的盘子，他的样子仿佛刚刚看到了一个鬼魂。我再一次感觉到，他在隐瞒着什么。

“……金？”

“嗨，艾米。”我说。

我坐在被撤去了被子的酒店床边，紧紧地把电话贴在脸上。

“我们一直试着给你打电话，记者们则一直在给我们打电话。不仅仅是澳大利亚的记者，还有美国的。联邦警察也联系了我们，问了我们无数个问题，而……”

“而我却让你们孤立无援，”我打断她，“我让你们俩孤立无援。我应该待在你们身边的。”

“说得真他妈对，你的确应该待在我们身边。”她哭了起来，我也跟着哭了。自从母亲去世后，我从来没有哭过这么多次。

“你可以原谅我，继续做我的朋友吗？”

“……可以。”她说。

眼泪从我的脸颊上滚落下来，我尽量不让我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想让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

“我想让你帮个大忙，”我说，“艾米，你可以过来吗？来美国。我知道你有韦恩和丽莎要照顾，很难走开。我只是觉得……没有你，这一切让我束手无策。”

她吸了吸鼻子，毫无疑问也是在尽量不让声音带着哭腔：“我们现在正在去机场的路上，金。”

“什么？”

“我和爸爸在车上。不管你愿不愿意，我们都过来了。”

“我爱你，艾米。还有迪安。”

“我们也爱你。”

恐惧漫过我的全身，我突然有一种隐约的感觉——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我的家人了。

很久以前，我看过一篇关于千里眼的文章。文章说，当一个悲剧发生时，它会将能量的波纹传回时空，就像将石头扔到静止的水里一样。早在事情发生之前，一些人就能感觉到这些能量的波纹。

如果我相信这样的说法，我可能会更加忧心忡忡，所以我选择不相信。我强忍着恐惧，和艾米说再见，出门去停车场上见斯图尔特。

莫莉·温特住在一个叫老波因特镇的一栋公寓里。斯图尔特说，她一直都不想离开以前的房子——斯图尔特在那里长大，萨米从那里消失——但他的父亲坚持让她离开。

“某种程度上，他那是想将过去的一切都忘掉。”斯图尔特说，“从理智上来说，我同意爸爸的做法。不管你有没有死，你总是会在那个地方徘徊，但我无法原谅他们把房子卖了。”

“你有没有回去过？”我想起那天我在克伦代尔街散步的场景。

“有时会回去。他们重修了车道，扩建了房子，把老树砍了，种上了新树。无论出于何种意图和目的，那栋房子都不复存在了。”

我不知道他是否也用同样的方式看待我。从血缘上来说，我是他的妹妹，但我已经变了。我的人生焕然一新，或者说是面目全非。

“那座房子卖了之后的一段时间里，我总是会做同一个梦。我梦到萨米回家了，但没有人在那里迎接她。房子空空如也，遍布沟壑。我们都收拾东西离开了。”

我们继续向前开了一段，默默无语。

老波因特有一条长长的坑坑洼洼的道路，道路上方悬着好几处红绿灯。周围几乎没有人，红绿灯似乎也派不上用场。

我们经过狭窄的店面、老旧的房子和用铁丝网围起来的垃圾场，把车停在了一栋小巧迷人的公寓楼外，一边是一家杂货店和卖酒的商店，一边是卫理公会教堂。他指着二楼一个破败的阳台，说道：“她住在那儿，看到了吗？自带森林的那一间。”

阳台上摆满了盆栽植物，还有一组会发出嘈杂声音的风铃和一个安装在墙上的基督雕像。这样一个阳台的主人，迁居到了更小的房子，却没有精简他们的财物。一只红色的气球和旁边的电话线缠绕在一起，在微风中左右摇曳，像一只搁浅的船。

“她住在2A，”他说，“蜂鸣器上有她的名字，莫莉·希勒。”

“希勒？”

“这是她娘家的姓。”

“噢，明白。”

这个在我生命的前两年一直抱着我、照顾我、爱护我的女人，我对她知之甚少。

“需要我待在附近吗？”斯图尔特问，“我可以开着车，以防万一。”

他似乎想开个玩笑，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有趣。

“我们在酒店再碰面。”

“好吧，祝你好运。”

令人惊讶的是，他俯身拥抱了我一下。这个拥抱的动作僵硬、短促得让人尴尬，但好歹是一个拥抱。

我在公寓楼外的路边等着，一直看到汽车拐过街角，消失在我的视线里，我才走上楼梯，去见我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