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秋季学期，我患上了“周三综合征”。

这一天，我需要从早上八点半一直上课到晚上八点，从卡夫卡的《审判》开始讲，穿插外国文学史以及五花八门的短篇小说，最后以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作结。于是，从周二的夜里开始，我的焦虑就开始蔓延了，我会频繁地自动醒来看时间、迷迷糊糊盘算着第二天上课要讲的内容、提前灌满水杯装好一摞书——在这个动不动就给人扣上“重大教学事故”帽子的氛围里，我可不敢掉以轻心。周三变成了一周中的特别时刻。

随着一个个周三的到来与过去，等待的焦虑、讲课的兴奋与课后的怅然起伏更替，我对所讲授的文本中关于“星期”的细节也产生了浓郁的兴趣。我注意到，卡夫卡的《审判》中，K.所有的申诉行为都是在星期天进行的，而在马尔克斯笔下，星期二则频繁成为主人公们发生重大事件的时间点。为什么非得是星期天和星期二呢？作家们选择这些时刻有没有特殊的用意？动机又是否相似？

这个有趣的问题等待着我。

虽然卡夫卡与马尔克斯偏好的具体日期不同，但以星期为代表的时间刻度在他们的文本中却具有某种相似的气息——一方面是如此精确，一方面又如此模糊。

我指的是，无论在《百年孤独》还是《审判》里，星期乃至月份都会被精准写出，但年份是缺失的，只有在马尔克斯的少数小说比如《周六后的一天》里，他才会把明确的年份写出来——“1875年的战争当中，老太太凭借庄园的厨房为掩护，还曾阻击过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的一支巡逻队。”看起来都是在衡量时间，年份和星期、月份有什么不同吗？人们在感叹时光飞逝时，有时候会说“唉，又到星期一了”或者“太好了，这个夏天的暑假又开始喽”，但是从来不会说“哎，2024年又过去了”，所有人都知道，公元纪年历史上的每一年都是独一无二的——无论在哪种文化中，星期与月份都会重复出现，但年份往往是线性标记，当前者像贪吃蛇那样首尾相接循环往复时，后者却随着每一本被丢进纸篓的旧年历一去不返，马尔克斯与卡夫卡专注星期却故意弄丢年份，也就变得大有深意起来。

反复出现的星期细节编织了一种关于时间处境的精确假象，为人物的活动伪造了一个看似清晰的时间维度，但这个时间与历史无关，它逃逸出现实里用线性标记的纪年法则，架空了通过积累经验获得进化或者进步的许诺。它更像是一根透明的、无实质的经线，与马孔多镇或者K.所面对的法庭这样的空间纬线交织在一起，把整个故事固定住。它用一次次重复的到来与离去向读者吐露出这样一种可能：没什么真的会改变，你看到的一切都只是虚构，马孔多以虚空开始、以虚空结束，K.到死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

如果用统计的方式来看，说马尔克斯酷爱星期二并不公允，实际上，在小说里他喜欢从星期一到星期天给角色们都安排上活动，反正没有一天能闲着。他的精挑细选会让人想到苛刻的建筑师或者全能的上帝，他指定一星期里的每一天都对应上家族中每一代人物的活动，这样一来，故事内部的榫卯就彼此严密地咬合在了一起，构成了这部看似混乱的小说中最为精确的结构：

星期一：第一代老族长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这位族长创立了马孔多镇，最后被绑在镇上的一棵栗树上死去，他死前已经陷入失智的状态，认为“时间这个机器散架了”，因而混淆了所有的日子，当他与死去的老友的鬼魂对话时，星期一出现了：“可我忽然又觉得还是星期一，跟昨天一样。你看那天，看那墙，看那秋海棠。今天还是星期一。”其实，这一天是星期二，但是老糊涂的族长把所有的日子都看成了星期一。星期一是一周之始，而老何塞是一家之长，他对星期一的强调早已暗示读者，不要顽固地尝试梳理故事中的时间线索或者人物关系，它们早已因为时间的散架而重叠交错、难解难分，整个故事从一开始就是在时间的混沌中展开的寓言。马尔克斯谈过伍尔夫《达洛维夫人》对他的影响，他由此学会了一种将时间打乱、于过去—未来—当下之间穿梭与横跳的手法，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小说中“多年以后……”所引发的各种时间置换，但也许关于时间混乱的奥秘早就藏在了第一代角色认错的“星期一”中。

星期二：第二代奥雷里亚诺上校与第二代阿玛兰妲。上校在星期二这天揭竿而起，阿玛兰妲在这一天拒绝了钢琴师的求婚。小说的原文写道：“星期二午夜，在一次近乎疯狂的行动中，二十一个不到三十岁、用餐刀和尖铁棍武装起来的男子由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率领，奇袭军营，缴获武器，并在院中将上尉和四个杀害那女人的凶手枪毙。”至于阿玛兰妲，她主动提出让钢琴师皮埃特罗每个星期二都来家里吃午饭，而她往往在一旁的长廊里绣花，两人其乐融融。可是，也是在星期二，当皮埃特罗终于众望所归地向她求婚时，她却拒绝道：“太着急总是不好”。关于星期二的用意，我在下一节详细分析。

星期三：第三代阿尔卡蒂奥。成为小镇独裁者的阿尔卡蒂奥死于这一天：“走向墓地的路上，细雨绵绵不绝，阿尔卡蒂奥望见星期三的曙光闪现在地平线上。”阿尔卡蒂奥身上展现出的暴力气息甚至比第二代上校还要明显和残酷，他是马尔克斯始终关切的独裁者的形象，他那毫无必要的铁腕手段最终只为他赢得了枪决的命运，这也是马尔克斯对笼罩在拉美上空盘旋不去的政治意识形态最深切的诅咒。哪怕这位第三代人物已经死于星期三的枪决，暴力仍然以各种形式入侵到马孔多的原始生活中，在后文，读者会看到，美国人与香蕉公司的火车总是在星期三到来，对马孔多的暴力不过是从原始的血腥政治换成了更为隐秘的经济剥削，这也是四百年来在拉美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真实故事的缩影：她总是在受伤，西班牙殖民者刚刚式微，内部的军阀割据又风起云涌，然而，黄雀在后的美国资本与政治力量早已暗中接管并开始操盘。

星期四，星期五：第五代何塞·阿尔卡蒂奥，第四代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读者会注意到，这两个星期日期发生的事件与家族成员的代际关系发生了颠倒。第五代何塞·阿尔卡蒂奥离家去了远在罗马的神学院，这一天，是“星期四下午两点，何塞·阿尔卡蒂奥离家去了神学院。乌尔苏拉将会永远记得想象中他告别时的样子”。不妨注意家族每一次与外界接触的情节，不管是外来人试图通过嫁娶的方式进入这个家族，还是家族中人出门远游求学，最终的结果都是悲剧性的，外人永远无法真正融入家族（皮埃特罗、费尔南达皆是如此），而家族中人哪怕学来一身外族习气，最终也总会回归家族的某种天性（梅梅、乌尔苏拉·阿玛兰妲、何塞·阿尔卡蒂奥概莫能外）。所以，第五代成员何塞·阿尔卡蒂奥并没有在罗马潜心求学，只习得了一身矫饰浮夸的生活方式，他回到家中，沉湎于对阿玛兰妲的爱意，随后被四个小流氓溺死，成为“世上最美的溺水者”（又一个马尔克斯迷恋不已并反复书写的形象）。马尔克斯没有交代这一天是星期几，但这一悲剧的根源，似乎还是可以追溯到那个遥远的星期四，他被送进一个格格不入的世界的下午。第四代成员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的故事与星期五相关，他参加了工人的罢工运动，并以唯一幸存者的身份目击了香蕉公司的屠杀与毁尸灭迹：“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混在从星期五一早就向车站集中的人群里。他参加了一次工会领导层的会议，与加比兰上校一起被指派混进人群，见机行事引导群众。”在访谈与回忆录等很多材料中，马尔克斯都谈到对这次屠杀事件的重视，虽然发生在哥伦比亚的香蕉公司的屠杀发生于马尔克斯出生前，但对历史的责任感促使他不断寻访故人、探知当年惨案的真相。很多人以为屠杀中颁布的主席敕令的编号是虚构的（“四号令”、“由将军及其书记官签发”），但其实马尔克斯爬梳了大量惨案的档案，用小说的形式公布了官方历史的掩藏。有趣的是，马尔克斯在屠杀发生的星期日期选择上，却没有遵循档案的真实，1928年12月5日和6日发生屠杀时是星期三和星期四，显然，马尔克斯对星期五的使用是出于小说的逻辑而非史料的逻辑。

他的逻辑是，通过颠倒和扭曲星期四、星期五中第四代与第五代角色的重大行为，让读者意识到小说内部一向整饬的对应关系发生了轻微的混乱，一些更大的致命混乱将会出现在小说远端，即结尾部分：长着猪尾巴的孩子出生。为了呼应这一颠倒，读者会记得在第四代的双胞胎兄弟何塞·阿尔卡蒂奥第二和奥雷里亚诺第二身上也出现了颠倒，原本，这两兄弟被人们戴上了标记对应身份的手环，“可开始上学的时候，他们决定互换衣服和手环，管自己叫对方的名字。”更不可思议的是，本该属于他们的气质被转移到了对方身上，就像本该在星期四让第四代成员发生点什么，却颠倒和转移到了第五代成员身上。我在上文所说的第五代去学习神学的何塞·阿尔卡蒂奥，正是奥雷里亚诺第二的儿子，颠倒通过代际遗传的方式，扭曲了发生在第四代、第五代成员身上对应的星期时间。

星期六：第六代奥雷里亚诺·巴比伦。这个角色是第五代女性梅梅和电表工人的私生子。马尔克斯没有用上述那些直接的笔触写他身上发生在星期六的事件，而是用了“曲笔”把他的出生归咎于星期六。美国人的到来加速了马孔多的现代化，梅梅爱上了外出跳舞和看电影，“她第一次和父亲星期六去看电影的时候，又见到了马乌里肖·巴比伦，他穿着亚麻正装，坐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两人一见钟情，从此以后，每个星期六都成为他们幽会的时间，黄色蝴蝶翩然降临在这对爱侣身边。关于黄蝴蝶，也可以多说一句，它看起来像小说中的黄玫瑰一样，仅仅是马尔克斯个人的迷信偏好。但在《番石榴飘香》中，马尔克斯回忆起5岁时的一段往事，他们家总有个电表工人来修缮，祖母一看到此人就抱怨说，这个家伙一来，就会有黄蝴蝶，所以，黄蝴蝶的情节和美人蕾梅黛丝抓着白床单上天或者丽贝卡吃土一样，都是马尔克斯从童年记忆中挪用并篡改的。梅梅和电表工的爱情没有善终，因为两人在幽会时，男人被当作偷鸡贼打死，梅梅生下了私生子，也就是第六代奥雷里亚诺·巴比伦，所以，我们可以说，第六代成员生于星期六的孽缘。

星期天：第七代长有猪尾巴的男孩。星期天，是一周结束的日子，也是一个家族的兴衰史画上句号的日子，所以，第七代成员在这一天出生，他是阿玛兰妲·乌尔苏拉与奥雷里亚诺乱伦的产物，当年，那个令老乌尔苏拉害怕的噩梦寓言终于成了真，一个长着猪尾巴的男婴出生了：“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六点，阿玛兰妲·乌尔苏拉迎来了产前的阵痛。那位一脸微笑、为卖身糊口的女孩们接生的产婆让她躺上饭厅的餐桌，跨坐在她的腹部，粗暴地摆弄直到她的尖叫被一个巨大男婴的洪亮哭声压过。”这个孩子很快被蚂蚁吃光了。

由此，一周七天的日期完整地对应了一个家族七代人的命运：“家族的第一个人被捆在树上，最后一个正被蚂蚁吃掉”。每一个星期一，上帝开始劳作，马孔多家族开始生生不息，每一个星期天，劳作结束，休养生息，一切归于平静，马孔多家族被一阵飓风卷得无影无踪。如果《百年孤独》是一本永远不会完结的书——就像博尔赫斯在很多小说中设置的永恒内循环的模式那样——那么，可以想象，也许在某个无名的星期一，又会有一个年轻人登场，用细嫩的手指重新种下一棵栗树的种子，指认万事万物的名字，最终成为某个新家族的第一代老族长。

通过将星期与代际相对应，马尔克斯展现出一种古老又优雅的写作技艺：越是看起来驳杂混乱的故事，越需要用精细到近乎无形的铁丝将其条分缕析地捆扎与收束。我们最早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中看到了这样平衡于故事与修辞之间的技法，继而又在福克纳、伍尔夫、特雷弗等作家笔下看到了该技法的延续与发展，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在混沌中斧凿出清晰的线条，由此驯服了混沌。如果读者期待那种真正超逸了严丝合缝的结构的文本，倒应该在罗伯特·瓦尔泽之类的作家作品中寻找，比喻与反讽、印象与知觉、梦境与意象在感官的指引下交汇融合，入眼即化，缥缈无踪。

但是，对绝大多数故事来说，结构仍然是不可移易的法度。

《百年孤独》中的星期日期遵循着与家族成员代际相对应的人为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尔克斯在写每一处星期日期时都在精打细算，有时候，日期的选择是随机的，有时候也要遵循背景中的文化常识。

比如，小说里“星期天”出现的频率最高，这并不难理解，星期天是做弥撒的日子，免不了与宗教、结婚、集会等常规礼仪性活动相关联，所以它出现的频率必然会更高，比如第一代老族长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是在星期天的斗鸡比赛中杀死了对手，而星期天正是拉美很多地区举办斗鸡比赛的好日子。鲁尔福的《金鸡》中，虽然没有明确开篇斗鸡场景的具体日子，但同样指出这是大家去做弥撒的时间，而且是“拂晓”，所以应该还是星期天的早上，因为只有这一天的弥散是从早上开始。

然而，“星期二”的出现还是有些特殊。很多时候，它确实与家族中第二代人物的事件相关，同时，这一天往往会成为与家族命运走向更为关切的叙事拐点，几乎所有和星期二有关的故事都围绕着家族孤独宿命的寓言展开。我们来看看文本里的这一天都涉及哪些重大事件：最开始，第一代的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沉迷于吉卜赛人带来的新发明时，他于这一天发现了一个重大的事实：

这是一个让人哑然失笑的片段。马尔克斯以他特有的“拿捏”视角的方式，为读者营造出一种认知上的错位之感，正是这种错位感诱发了幽默的小火苗：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把我们早已熟悉的常识当成了新知。小说无数次重复这种手法，比如在故事开篇，当吉卜赛人带来磁铁时，马尔克斯是站在镇上人的视角与思维来观看磁铁的，所以他们无法知道“磁铁”之名，只能看到锅碗瓢盆被一一吸住的现象，这样一来，读者在常识中变得慵懒麻木的视角忽然被无知的童稚视角刷新，由此进入一个无比清新的陌生化的世界。实际上，文学的悲剧之核不由作品单独提供，而是往往藏在作者、读者与人物共同筑成的视角错层中，读者的情感反应是激活文本生命的化学秘剂，我们有时候和作者一样，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被蒙蔽的主人公一步步走向深渊，我们的无力感或者哑然失笑感都强化了文本自身的张力，《俄狄浦斯王》是由视角错位构成的悲剧的典型与源头，而这部古典之作也正是马尔克斯最喜爱的作品。在《百年孤独》中，何塞·阿尔卡蒂奥·布恩迪亚在星期二这一天的“重大”发现强化了马孔多镇上人们“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认知状态，他们智如婴童，对应着人类童年的思维形式，也指向了他们与外界的认知隔膜，当世界飞速运转时，马孔多悬置如瓶中之景，孤岛般的自生自灭将成为这个家族永恒的宿命。

另一个星期二发生的事情悄然泄露出家族同样的秘密。上一节已经提到，家里来了一个叫作皮埃特罗·克雷斯皮的年轻人，他非常注重仪表，富有教养，负责调试家中的自动钢琴，他的出现引发了阿玛兰妲和丽贝卡姐妹俩之间的争风吃醋，在丽贝卡抛弃他并投向自己兄弟的怀抱时，受伤的钢琴师转而向曾经为他忽视的阿玛兰妲求婚，这一天，正是星期二：

一个星期二，发生了众人意料中早晚会发生的事：皮埃特罗·克雷斯皮向她求婚。她没有停下手里的活计，等耳边火热的红潮退去才开口，镇静的声音显出老成持重。

“当然可以，克雷斯皮，”她回答，“但要等了解更深的时候。太着急总是不好。”

表面上看，这只是一段争风吃醋的滑稽情节，但它充满了隐喻性，并且再一次回应了小说的核心主题：家族终会在与世隔绝中走向灭亡。阿玛兰妲拒绝钢琴师的这段情节，是紧接在她的姐妹丽贝卡抛弃了钢琴师、投向自己兄弟怀抱的情节之后发生的，也就是说拒绝求婚是乱伦行为的一个后续。所以，需要先解决乱伦这个问题，才能理解星期二这天阿玛兰妲的拒绝为什么意义重大。

其实，并非只有马尔克斯迷恋乱伦主题——福克纳在《喧哗与骚动》中，驱使没落家族的二儿子昆廷不停地对自己的妹妹凯蒂产生欲念，他所有的痛苦也都来自对妹妹颠倒伦常的欲望烧灼，最终他以自杀终结了自己；爱伦·坡的名作《厄舍府之倒塌》中，叙事者“我”受邀来到一对兄妹生活的偏僻府邸，却最终窥破了兄妹在进行着“疯狂的约会”的事实，小说在兄妹同归于尽、大厦将倾的惨烈中结束；麦克尤恩的《水泥花园》中，少年与妹妹为了避免外界知道母亲的死讯从而寄人篱下，他们模糊了兄妹的界限，扮演起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把真正的母亲藏尸于水泥之下；至于科塔萨尔的短篇《被占的宅子》，无父无母的兄妹俩相依为命，整日闭门锁户，妹妹拒绝嫁人、只愿意和哥哥厮守的动机同样令人感觉蹊跷——不知道读者是否发现，我列举的所有这些关于兄妹乱伦的故事里，都有一个核心的、高度相似的框架：必须把这些人物安排在与世隔绝的孤岛中，既让他们无父无母（昆廷的母亲只出现在记忆的追溯中），又让他们无法接触外人，一旦有外人介入他们的世界，毁灭的时刻也将到来。每一对兄妹都活得如同孤岛。

孤岛般的生活缭绕着强烈的生殖焦虑与躁动的生命欲求——当生殖与种族的延续无法借助外人实现时，只能“自产自销”。想象一下，在原始而蛮荒的时代，乱伦的禁忌观念尚未成形，当一个部落中的人只剩下零星几个亲戚时，为了部落的延续，近亲繁殖可能是唯一可行的下策。只是随着人类的繁衍与发展，同一血族之间的交配所激发出的致命或者致病的隐性基因变得越来越明显，乱伦行为才逐渐成为一种禁忌。我们应该能回想起《神谱》中，当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陷入兄妹父子之间的婚约与生育组合时，赫西俄德的口吻多么平静如常，而到了之后的《俄狄浦斯王》中时，乱伦已经是一桩不可饶恕的罪了。也许，当我们为《神谱》中那讲述着氏族乱伦往事的平淡口吻所震惊时，浑然忘了自己早已是把禁忌与文明刻在心里的现代人。所以，文学中的兄妹乱伦主题往往指向主角生存境遇的孤绝或者自恋，在福克纳笔下，南方庄园经济每况愈下，曾经的荣耀大族如今已经油尽灯枯，为了延续家族梦想而妄图通过兄妹乱伦保存“纯洁高贵”血脉的野心显得愚不可及；在马尔克斯笔下，拉美大陆在被哥伦布发现以前的孤绝状态也投射到了整个家族“自产自销、自生自灭”的内部生殖循环中，理解了这一点，就理解了为什么优雅的、象征着外来文明的钢琴师会被两姐妹拒绝，而其中一人甚至情愿和自己的兄弟结合：这些人、这个家族连同这块大陆，都拒绝外来者的介入，他们陷入了宿命般的孤独之中。

至于选择在星期二起义的第二代重要角色上校，更不消说，一次次的叛乱与暴动将他自己与整个镇子都拖入了永恒的孤绝之中，以至于他在权力极盛时要一根粉笔画出只有他一人能进入的圆圈，其他所有人都只能待在粉笔圈外，到了晚年，他则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专心地打造起小金鱼来，做完一只再将其销毁，反复重来，这是孤独最具象化的呈现。

在星期二这天起事的上校用粉笔将自我与他者隔绝起来，但另一个发生在星期二的故事中，人物手里拿的是一把钥匙，有一些东西将被开启：如果读者能想到马尔克斯那篇重要的短篇小说《礼拜二午睡时刻》中的故事也发生在星期二，那么事情就变得更好玩了。这则小说讲述了马尔克斯童年时目睹的一桩真实经历：一个少年小偷在行窃时被打死，他的母亲与妹妹前来认尸，虽然在众人的审判中，少年之死是罪有应得，但他的母亲仍然强忍悲痛，展现出一种动人的尊严。在母亲认领尸体的过程中，马尔克斯强调了两个细节：这是星期二的两点左右，大家都在午睡，没人情愿应付这对母女。也就是说，“睡”与“醒”构成了小说中关于意识分明的界限，一个愿意在星期二醒着的人既是清醒地领受痛苦的人，也肯定是积极在谋求最后的尊严的人，尊严与痛苦构成了母亲的一体两面。

第二个细节是关于钥匙的，母亲向神父借教堂公墓的钥匙，前去寻找儿子的墓地：

神父又走到柜子跟前。在柜门内侧的钉子上挂着两把大钥匙，上面长满了锈。在小女孩的想象中，在女孩妈妈幼时的幻想中，甚至在神父本人也必定有过的想象中，圣彼得的钥匙就是这个样子的。神父把钥匙摘下来，放在栏杆上那本打开的笔记本上，用食指指着写了字的那页上的一处地方，眼睛瞧着那个女人，说：

“在这儿签个字。”

马尔克斯是有意写下关于钥匙的细节的吗？在非洲约鲁巴人的原始宗教中，星期二正是祭祀奥贡的日子，这位神祇掌管战争与金属。15世纪末西班牙人登上拉美的土地后，在三百年间运送了不下于三十五万非洲原住民到拉美从事艰苦的体力劳动，所以，非洲本土的宗教很自然地与宗主国的天主教混合，以至于他们原本崇拜的奥贡神演变和对应上了天主教里的圣彼得，也就是马尔克斯在这段引文中提到的圣徒。圣彼得掌管着天堂的钥匙，他本人也是天国的守门人，《马太福音》里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好了，线索大致梳理完毕，读者可能已经发现，马尔克斯择定星期二与马孔多家族自我隔绝的宿命相关，除了数字的对应关系外，可能还有一些更为有趣的原因：浸淫在拉美“混血儿”般的宗教传统中长大的他，有意让“星期二”融汇了天主教与非洲原始宗教里的不同含义，于是，这个原本普通的日子一下子涌入了“战争、金属、钥匙、开门关门”等概念，也成了文化上的混血儿。马尔克斯在处理不同故事里的星期二时，也许会根据语境的需要分配这个混合概念里的不同含义，当《礼拜二午睡时刻》中的母亲被分配了“取得钥匙、打开墓门、护送儿子进入天国”这些文化含义时，《百年孤独》中的上校及其父亲、兄妹则移植了“打造小金鱼（金属）、发动起义（战争）以及关上家族之门（孤独）”这些与星期二同样相关的概念。

在某些时刻，马尔克斯看上去更像一个甜点师，把一个混合概念的面团切分、分类，最后塑形成面貌大异其趣的点心。

自然，“星期二”就是他的面团。

马尔克斯是《百年孤独》的造物主，他指定人物在一周的每一天对应地劳作，直到第七天让一切都烟消云散，而在卡夫卡的故事里，连星期天也是不能休息的。

《审判》的故事一句话就能概括：K.被判有罪，却不知其罪，他费尽心思打听罪名、洗刷诬告，但还是在徒劳的努力后像一条狗似的被打死了。有趣的是，K.所有为了打听罪名、洗刷诬告的活动，都发生在星期天。卡夫卡当然也写了K.在银行工作的日子，但从来没有写过具体的日期，换言之，关于小说里的时间，只出现过对“星期天”的精确描述，再无其他，K.简直像患上了“星期天强迫症”。我们可以先看看原文怎么写的：

明确出现“星期天”的描述在第四章以后就消失了，但我推测后文还有一处重要的场景很可能发生在星期天，也就是第九章《在大教堂》。不仅因为这一天K.要做的是陪一个意大利客户参观大教堂（观光活动往往是在非工作日展开），还因为K.进入大教堂后，发现里面有一位神父开始向他布道，布道的内容则是关于K.的罪行与审判，这一天的布道让人想到“星期天的布道”。通常来说，基督教会都是在星期天做礼拜，星期天也被称为“主日”，因为，耶稣复活、教会诞生、接受使命、圣灵降临这些奠基性的事件都发生在星期天，耶稣自己选择了这一天作为属于他的一天。所以，绝大多数情况下，牧师也在这一天选择布道。只不过，由于每次布道的时间少则四十分钟，多则几个小时，在世俗语境里，“星期天的布道”就带上了些“道德说教”的贬义，连莎士比亚都在戏剧里讽刺过它的冗长和无聊。

所以，可以推断，重复出现的星期天构成了K.从头到尾申诉行动的主要时间段。

为什么非得是星期天，因为K.害怕占用他的工作时间。

在国庆假期后的第一堂课上，我问大家：有多少人是彻底疯玩了七天，然后毫无心理负担地坐回了教室中？没有人举手，许多张脸上浮现出心虚的笑容，绝大多数人表示，他们在玩的时候还是会想到专业课作业没做完、申报的项目书没写完、这个月的团学积分还没凑满、该看的书还没读完，哪怕重度拖延症暂时能成为一个人的精神庇护所，但焦虑与窃喜还是会轮番上演，彼此交织。过去几十年的强迫式教育已经让大家不会彻底放松了，或者说，逼迫大家在哪怕应该放松的时候仍然穿戴自责的枷锁，人与人之间的“互卷”如此悄然变成了一个人内在的、强迫症式的“自我约束”。

K.的情况与此类似，只不过更具有伪装性。

让我先从那场不起眼的感冒说起。在小说的第九章，K.患上了严重的感冒，他应该在家好生休养，但他做的选择是什么呢？遮掩病情，努力上班，生怕别人不让他出差：“K.连哪怕一天也不想离开银行相关业务，因为在他心中，一旦拉开距离就再也赶不上的恐惧太强烈了。”韩炳哲讽刺现代人是“把工位背在身上”，就算在洱海边吹着风说不定也要掏出笔记本电脑办公，这样的人倒是可以尊称K.一声“前辈”，他恨不得把工作日延长到一星期里的每一天。也就是说，银行的工作让他背负上了一种强迫症似的工作激情，以至于他不敢稍微“误工”，对工作日“误工”的担心最终演变成在星期天休息时的良心不安与自我审判。这样一来，第九章意大利人评价K.为“早起者”也就有了解释。K.并不精通意大利语，原文的“早起者”也是用德语写成的，意大利语中的“早起者”其实是mattinièro，它既可以指早起去工作的人，也可以指早起去教堂的人——只有心里有愧的人才会早早去教堂忏悔。也许，每一个星期天发生的诉讼事件，其实都是他在银行工作时受到的压力与恐惧的投射与延展，他是多么害怕耽误工作、浪费时间啊！卡夫卡向我们暗示了这样一种可能：就算K.的身体已经躺在了星期天舒服的床上，但是愧疚的大脑仍在不停地审判与指责自己的放松。

简而言之，法庭世界可能并不真实存在，它是银行世界的曲笔、隐喻与投射，更是K.在星期天重复做的一个噩梦——惩罚的就是自己“胆敢休息”。

据说中国人一辈子的噩梦都是关于高考的。哪怕在毕业几十年后，仍然会被梦中做不出数学题的窘迫场景吓得够呛，所以，许多人的一生被高考分成了两个阶段，好一点的话，用后半程治愈前半程，糟一点的话，后半程沦为前半程的延续。梦是睡眠的产物，在休憩的时刻，人们才能睡眠，只是，被困在紧张情绪的樊笼中的人，哪怕已经休憩与睡眠，仍然满脑子都是做题，紧张与压抑如此自然地接管了我们本该放松的时间乃至意识。如果你恰好是困在高考噩梦中的人，想必会对K.感同身受。只不过，我们梦中的内容是高考场景的一次次重演，而在K.的噩梦中，噩梦中的法庭与审判是工作日内容的借尸还魂，而且，只有将自己置身于法庭中，才更具有法学的惩罚色彩。

其实，在卡夫卡的小说中，睡眠、床、瞌睡都是极为醒目的细节：角色们总是想在夜幕里找到栖身和睡觉的地方，或者赖在床上、躲在羽绒被子里办公，又或者因为瞌睡而极度疲倦。此外，他小说里的人往往会经历一个“唤醒时刻”，人们从睡梦中醒来的那一刻可能会发生许多不愉快的事情。试着回想一下《变形记》的开篇，格里高尔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了巨大的甲虫；《致某科学院的报告》中，“我”这只猿猴被击中后从“一只笼子里醒过来”；《城堡》中K.醒来后，发现自己被一群小孩赤裸裸地围观；《审判》也不例外，K.在30岁生日这天醒来后，发现自己被捕了。甚至，我们能在卡夫卡的日记里找到他对“唤醒时刻”不快事件的素描，在1915年1月19日的日记里，他匆匆写下了这么一个令人悚然的残篇：一个人在与朋友约会的当天睡过头，被朋友敲门唤醒，结果他的模样吓了朋友一跳。

我们被卡夫卡吓坏了，在他的故事里，“唤醒”并不意味着从梦里回到现实，而是意味着从一个糟糕的世界进入一个更糟糕的世界，醒来也与清醒无关，更像是按下了进入下一层地狱的开关，令人如芒在背，如剑在脊。可是，只有把醒来后经历的一切当成噩梦（或者噩梦般的现实的延续），故事里所有矛盾和错乱的地方才能够说得通。

《审判》充斥着大量错乱和矛盾的细节。我们在细读的时候发现，小说中的季节是无序且不统一的，在上一章，自然景观还是飘着雪的阴沉沉的冬天，下一章，就变成了秋季风雨飘摇的早晨；小说里的空间地理也是混乱而不可思议的，K.在进入法院前来到三个楼梯口前，他随便选了一个，居然还是可以进入法庭；小说一直将K.刻画为一个极其勤勉和专业的银行员工，但在第九章，又突兀而生硬地介绍他有一定的艺术修养，可以胜任导游的工作……

只有把教堂世界里发生的一切当成噩梦，才能解释上述不通之处。回忆我们的梦境，还会发现，梦中绝大多数的材料都是从现实里取材的，梦窃取现实、篡改现实、再造现实。故而，卡夫卡有意把法庭世界设计成银行世界的倒影，K.在梦里建构法庭世界的绝大多数素材都是从银行世界移植过来的。表面上看，这两个世界截然不同：在K.工作的银行世界里，他如鱼得水、受到尊敬、领导赏识，甚至有望晋升，看起来，这个光明、有序、体面的世界和K.被迫在其中逃亡的法庭世界泾渭分明，可是，法庭世界不仅在空间结构上与银行世界彼此渗透，甚至当K.奔走其中时，他所做出的动作、他的思维模式乃至他所见到的人，都是银行世界的翻版与颠倒。让我们设想这样一种相似的可能：《城堡》中K.为何迟迟无法进入城堡，乃是因为他就在城堡里，“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在城堡村的客店里已经清晰地看到了本来应该出现在城堡内部的办公场景与制度结构，既在其中，又谈何“进入”？同样，在《审判》中，K.始终在法庭世界里如无头苍蝇一般乱撞，却不知道自己究竟犯的是什么罪，乃是因为这个世界是银行世界噩梦的投影，他痛苦与困惑的真正根源都在现实的银行场景中，他在星期天用来放松的睡眠中持续以噩梦的形式审判着自己的懈怠与偷闲耍懒。

小说中，法庭世界与银行世界的空间发生了奇妙的交叠。在第五章《打手》中，K.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准备下班时，经过一处杂物间，被里面传来的叹息声引诱进去，却发现里面的三个男人其实是之前从法院派来对他传讯的看守。三个人在他面前表演了一番残酷的“鞭打秀”，像是在提示K.，如果他不从将会面临暴力惩罚。这样一来，法庭的惩戒空间就莫名其妙地交错进了银行的空间里，卡夫卡还不忘抛给读者几个素描的关键词：

这里确实是杂物间：全无用处的旧印刷品、还没来得及扔掉的陶瓷墨水瓶堆积在这扇门后面。不过，此时的房间里面，竟然有三个男人，他们委身于这低矮的空间，弓着背站立着。

这真是一个绝妙的画面！

一个习以为常的办公场景里，飘散着一丝淡淡的血痕与压迫的味道。此外，还有一处很明显的空间颠倒，在第三章K.来到法院的办事处，又一个办公场景出现了，当待在走廊里等着办事的人们看到K.和法院杂役走进来时，纷纷站起来行礼，“他们绝对不会完全站直身体，背脊一直都是弯着的，膝盖曲折，站姿跟街上的乞丐没什么两样。”在这里，K.其实有点狐假虎威的意思，因为人们当然不是朝他敬礼，而是朝法院杂役敬礼，在权力的金字塔下，哪怕只是最底层的小蚂蚁，也能尝到代理权力的快感和好处。而在小说第九章，当K.准备离开银行办公室去陪意大利客户时，重复的场景又出现了：

K.办公室的门一经开启，在半亮不亮的办公室前厅里守候着的人们便纷纷探头，犹犹豫豫地朝里面鞠躬，希望能够引起里面的人注意，但又不确定自己这样做是不是能被看见。

只不过这一次，K.不再是法院里那个东奔西跑的无名小卒了，他成了他自己世界里的“掌权者”，享受到了真正的卑躬屈膝。所以，这两个同样发生在星期天的空间与场景其实可以合二为一，也许，并不存在什么古怪的法庭世界，它只不过是K.在痛苦中、在噩梦里延伸出来的银行世界。当两个世界互为镜像时，权力也会发生翻转和扭曲，法庭世界里K.所感受到的渺小无助，是否也暗示着读者，在银行世界里K.所享受与掌握的那些权力，其实不过是虚无的幻觉，或者是真正的大佬从天庭洒下的残渣罢了？我们不该忘记，K.是多么仰仗于银行行长的鼻息，又是多么胆战心惊于自己的位置被别人顶替。

除了空间与场景的重叠外，两个世界里的人与思维也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互为镜像、彼此交错的。小说刚开篇，有三个看守闯入K.的住所，对他宣判有罪，这三个人明明代表着法庭的立场，K.却发现他们其实是自己银行里的低级办事人员，他们不止一次地通知K.，“你被捕但并不妨碍你去上班”，也就是说，司法惩戒与银行工作其实是并行不悖甚至合二为一的。当K.为案子不断奔走求人时，他所遇到的人虽然身份各异，有律师、有女仆、有画家还有商人，但K.与他们的交往核心几乎都牵扯到了“利益交换”：我给你一点什么好处，你帮我办一点事，这是资本交易的标准逻辑。很多时候，K.在处理诉讼问题时不自觉地涌出银行的思维，频率之高，简直令人哑然失笑，可正是这些思维提示着他真正的所在——K.极其守时，这是在银行工作时养成的习惯，所以，哪怕法院没有传唤他，他仍然主动且准时在星期天早上前往法院，在星期天早上十点左右到达与意大利客商约定的大教堂。K.作为优秀的银行员工，最重要的工作内容就是争取大客户，他深谙说理乃至说服的技巧，所以，当他在星期天来到法院，发现被一大群围观的民众包围时，他竟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开始侃侃而谈，试图争取更多的人的支持。K.满脑子都是交易和买卖，这还是银行思维，所以，当他在法院看到两个人聊天时，哪怕并没有听清谈话内容，他依然会根据自己的职业习惯脑补两人的动机：“站在门旁边聊天的两人中（其中一个人双手向前伸出很远，做出像是要付钱的动作，另一个则对他怒目而视）有一人伸出一只手来，抓住了K.。”

当然，还是让K.自己来说明法庭世界与银行世界的重合吧，他相信：“法庭审判这种事，只不过是一笔大生意罢了，跟K．为银行谈的那些时常会带来收益的业务相比，并没有本质区别。”

卡夫卡一再混淆银行世界与法庭世界，就像他有意混淆现实与梦境那般。

当一个“工作狂”连做梦都不放松与放过自己时，他可能只会产生一种感受：累。

没错，我们在《审判》中越来越频繁地读到K.的疲惫。当他第一次来到法院办事处时，疲惫感潮水般向他涌来，他发现自己迷失在办事处内部迷宫般的世界里，“的确感到很累”，最后，他甚至疲惫到无法把沾到自己手上的煤烟清理干净。第九章《在大教堂》可以视为对全书前文的浓缩，这一章里重新上演了前文出现过的莫名被捕、试图贿赂、无法离开等内容，自然，“累”的感觉也再次袭来：

K.实在是很累了，想要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所以又回到了大教堂里。

他实在是太累了，累到没办法去综观由这个故事中引申出来的全部观点。

疲惫和无力感，可以说是现代文学里除了“无聊”之外的另一个重大主题。感觉到累，听起来总有点消极的味道，一个恋人要是听到“累觉不爱”这几个字，简直像是听到了死刑审判。19世纪以来，人们要么将疲惫痛斥为颓废放纵的证据，要么将它与偷闲耍懒可疑地联系在一起，所以，冷水澡、盲人按摩、SPA、冰美式、“人生苦短、趁热拿铁”都成为“糟糕的疲惫感”的解毒剂。你会在哪些时刻感觉疲惫呢？擦了一上午的窗子，抑或是在一段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感情里纠结了很久？人们也习惯于把疲惫描述成身体的消耗或者轻易地采信心理学的观点，觉得那是由于内心的紧张与焦虑带来的内在体验。卡夫卡总爱在长篇小说的后半程让人物持续和渐进地感觉到累，但我疑心，卡夫卡并不想单纯地描述某种“消极的”生理或者心理体验，他试图抓取的是存在本身的形态，他让我想到列维纳斯在“二战”被囚期间写下的对疲惫的描述：疲惫是对存在所采取的一种立场。

立场就意味着，它不是被动的感觉，而是与思维、感情、意志一样，是一种主动选择的态度。列维纳斯将疲惫与努力并列在一起讨论，与卡夫卡在《审判》中将工作狂与累联系在一起，倒颇有几分异曲同工之妙。两人都意识到“努力上进”里饱含着令人不快的、强制性的、痛苦的内容。当一个中学生习惯性地在等待打饭的长队里掏出英语单词来背诵时，当一个自称“牛马”的公司白领高兴地在候机厅抢占到电脑电源时，当一个科研工作者在病榻上仍然抱怨论文未通过高级专家评审时，所有这些自觉自愿的努力，不都饱含着卡夫卡或者列维纳斯观察到的“屈服”？列维纳斯的描述让人无法再笑出来：在我们“不得不行动”的深处，似乎饱含着“不得不存在”，我们屈服于“拥有”的重压，被套上了任务之轭，任其处置，一个躬身于劳作的人的谦卑中，包含着一种放弃，一种听天由命，埋头苦干与投降是一体两面的。所以，在社会语境中被打上了“消极”标签的疲惫，在列维纳斯这里获得了某种新生：它是对作为存在重负本身的一种无力且无趣的反感。在一次次星期天上演的噩梦的自我惩罚中，K.终于感觉到了累，他虽然还不明确令他厌恶的东西是什么，但已经在减弱与放松之前“抓紧”的状态，他对“努力内卷”的天谴产生了犹豫。只可惜，他还没走到列维纳斯所说的用“偷懒”来与存在重负短兵相接的时刻，就先行被杀死了。

小说既然是隐喻，那么也不必把结尾处的死刑理解成K.真的死了，因为卡夫卡在最后说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

“像一条狗！”K.这样说道，仿佛耻辱于他身故之后，尚可苟且偷生。

不妨将小说最后的这句话理解成：K.的肉身没死，但“疲惫”带来的些许抵抗已经荡然无存，他彻底将自己交付给以繁重的银行工作为象征的生存重负，他投降、接受、认输，如同行尸走肉，他放弃了星期天，把每一天都变成了工作日。

文学的工作与社会学是永远不同的，或者说，文学专注于呈现而非批判，所以，我们不能把卡夫卡简单地理解为一个批判资本主义内卷文化的先驱，因为这又走上了“憎恨学派”的老路子。

卡夫卡所有的写作首先解决的都是内在的困惑与问题。《审判》起源于他与女友菲莉丝·鲍尔的关系困惑，这是人们熟悉的故事：两人于1912年相识，两年后订婚，其间，卡夫卡在日记里不断地抱怨自己像被锁住，他还天真地把想法告诉了一位朋友，没想到，朋友转头就把卡夫卡的抱怨泄露给了菲莉丝·鲍尔。于是，怒气冲冲的女友在1914年7月23日这天把卡夫卡叫到一家旅馆里，和其他一些亲友对他进行了集体斥责。日记中，卡夫卡把这一幕描述为：

在旅馆的法庭。搭乘马车，菲莉丝的脸，她的手抚过头发，打着哈欠，突然站起来，讲出事先想好的话，埋藏在心底很久的话，充满敌意的话。

很不幸，对卡夫卡来说，即将到来的婚姻乃至旅馆里的围攻都像是对他的关押与审判，他的痛苦与困惑也开启了整部小说，但是我觉得卡夫卡很快就超越了对两性关系困惑的讨论，进入他更为关切的主题上：写作对他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夜间写作与白天办公室工作之间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比起一段感情带来的烦恼，工作持续性地妨碍写作才是他痛苦的根源所在。卡夫卡经常说，他在工人意外伤害保险协会的工作分散了他对真正的创作使命的注意力，可是，他的工作也反作用到了他的写作中。《审判》中K.在星期天重复做着关于被定罪的噩梦，以一种令人唏嘘与惆怅的方式，向我们揭示出这样的可能：一个人是怎样与他憎恨的东西相依相存的，甚至，一个人是怎样从他憎恨的东西里获得无尽的生命养分的。

没错，和卡夫卡传奇的作家生涯相比，他的职业生涯显得如此乏味无趣，再加上他不厌其烦地抱怨职业，全世界的读者想必都会对他心怀怜悯——唉，又一个“狗屁工作”的受害者。然而，《城堡》《审判》却以耐人寻味的方式呈现出卡夫卡对办公室工作充满抗拒的依赖关系。他从布拉格查理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后，很快改变了职业方向，进入保险协会担任助理法律文员。像每一个进入社会准备摩拳擦掌的小青年一样，卡夫卡刚加入保险协会后，就跟当时的女友说：“虽然我目前的工作很沉闷，但我对整个保险业本身非常感兴趣。”而且，可能与大众的想象相反，他的工作十分成功顺利、充满了成就，他可不是佩索阿那样的小职员，也不是抄写员巴特尔比那种一门心思与上司对着干的特立独行者，非要做比较的话，他更像美国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后者同样是一家大型事故赔偿机构的高级职员。卡夫卡的工作包含为工业企业——包括农场、采石场、玩具制造商、汽车公司和安装了电梯的旅馆——制定保险方案和获取保险赔偿。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改进事故预防、公共关系（撰写演讲稿和期刊文章），并在战争期间开展宣传活动，以改善受伤退伍军人的医疗条件。他干的活儿远远超出了他得到的报酬。

也就是说，我们不应把卡夫卡办公室的工作想当然地理解为他文学创作的仇敌，因为卡夫卡白天在办公室里写的并不是一堆用来撑场面的废话，更不是机械地动动手指就行了，他所写的内容具有复杂的社会意义，关乎许多普通人的生命和生计，正是在他的撰文倡议下，不易切断工人手指的圆柱形车床轴、禁止在采石场炸药库附近喝白兰地和抽烟斗等举措才开始实施。当他在书信与日记里不停抱怨写作与办公室无法调和的矛盾时，是否意识到，他所写的内容，几乎都是办公室经历的投射，也是他艺术梦幻般转换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没有白天那些令他厌恶和痛苦的办公室书写，就没有夜晚喷涌的文学灵感。在《审判》中，K.在银行里的大窗子与卡夫卡办公室的大窗子极为相似；K.最后被处死的地方是采石场，一个卡夫卡经常要处理事故的地方；K.动不动就想说服别人的习惯，也与卡夫卡所从事的保险说服思维极为相似；更不用说，法庭与银行所呈现出的官僚体制，正是他每天浸淫其中、熟稔无比的庞大体系。令人感到五味杂陈的地方也在这里，卡夫卡是多么厌恶工作，但在实际的创作中，与工作相关的一切又为他提供了绝无仅有的“文本”，夜晚的卡夫卡不是白天的卡夫卡的对立面，而是延伸，正如K.的星期天不是工作日的对立面，而是工作日的延伸一般。我没法想象一个彻底不工作的卡夫卡会写出什么。

当卡夫卡驱使笔下的K.把唯一用来休息的星期天变成应该工作的日子，并以循环的噩梦来不断自我惩罚时，他是痛苦的，还是喜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