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岁时，为了彰显独立自主，我故意不再节制饮食。父母把我带到杜里埃-戈德综合征监护中心。他们说这是想让我看看，再这么放纵下去会走上何种不归路。其实，不管是节制还是放纵，路的方向已经定死。区别无非是：现在或以后。而我父母的选择是：以后。

监护中心什么样我就不描述了，反正他们带我回家之后，我就割腕了。我没留余地，试图以古老的罗马风格在浴缸的热水里了结自己。我差一点儿就成功了。父亲撞开了浴室的门，撞得肩膀都脱臼了。因为那天的事，我们一直没有原谅对方。差不多三年后，就在我上大学之前，那种病夺去了他的生命。他发病很急，和常见的病程不一样。大部分人都是由自己发现——或者由亲戚朋友发现——精神日渐恍惚，然后挑选监护机构，安排后事。出现类似症状但拒绝住院的人会被关起来，观察一个星期。毫无疑问，拜这段观察期所赐，有些家庭分崩离析。因为认错了症状就把人送走……嗯，对那些倒霉蛋来说，这可不是能够轻易原谅或遗忘的事。而另一部分，没有及时隔离——未能发现症状，或是毫无征兆地突然去世——对病人和家属来说无疑也是巨大的风险。不过，我还从未听说过有比我家更惨烈的情况，毕竟当那一天临近时，患者通常只伤害自己——除非有的患者家属蠢到离谱，没有必要的药物和约束措施就去照顾他们。

我父亲杀了我母亲，然后自杀了。出事时我不在家。我在学校彩排毕业典礼，走得比平时晚。等我赶回家时，已经到处都是警察了。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两名护理员正把担架推出来——人被盖住了。不只是盖住，几乎是……兜起来。

警察不准我进去。我一直蒙着，后来才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宁愿永远不知道。父亲杀死了母亲，剥下了她全身的皮肤。至少我希望是这个顺序。我是说，我希望她在被虐待之前已经失去意识了，因为他还砍折了她的肋骨，刺伤了她的心脏，很深。

而后他劈向自己，穿皮刮骨，又戳又凿。临死前，他终于摸到了自己的心脏。这是个特别恶劣的案例，人们因此更加惧怕我们。挑痘痘或仅仅是发呆这样的动作都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这一惨剧催生了限制性的法律，就业、住房、入学……各种各样的难题层出不穷。杜里埃-戈德综合征关怀基金会狠砸了几百万来安抚全世界，说不存在我父亲那样的病人。

很久之后，我拼尽全力振作起来，上了大学——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用的是“迪尔格”奖学金。迪尔格是家疗养院，专门接收发病失控的杜里埃-戈德综合征患者，而运营者正是病况平稳、能够自控的杜-戈患者，比如我，还有我父母——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天知道那些病友是怎么承受得住的。反正那地方的排队名单足有几英里长。我自杀未遂后，父母也给我排上队了，但估计轮到我时，我早就死了。

我说不出为什么要上大学，我从小到大都在上学，因为除了上学，我不知道还能干什么。我不抱任何特别的目的。毁灭吧，我最终的结局是明摆着的，只是倒计时罢了。不论我做什么都是数日子，既然有人愿意出钱让我上学，为什么不去？

诡异的是，我很努力，成绩优异。看来，只要在无关紧要的事上全力以赴，就可以暂时把重要的事抛在脑后。

有时候我会再次想到自杀。十五岁时敢于尝试的事，如今怎么不行了呢？父亲和母亲都是杜-戈患者——虔诚信教，反对堕胎，也反对自杀。于是他们相信神灵，相信现代医学的承诺，生下了一个孩子。可我又该如何看待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惨剧，如何寄托信仰？

我主修生物学。没病的人总喜欢说正是杜-戈让我们天赋异禀、擅长科研——遗传学、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这种言论是很恐怖的。恐怖，且令人窒息绝望。有些病人在发病失控前就破罐子破摔，变得很有攻击性了。不错，我们实际闯的祸要多于统计数据。好转的病人也有——备受瞩目，创造了科学和医学的历史。至少，后者为其他病友拉开了一条希望的门缝。他们有了遗传学上的新发现，为某些罕见病找到了治疗方法，为某些不怎么罕见的疾病（颇为讽刺地包括数种癌症）研发了新的疗法，却偏偏在医治自己这方面束手无策。除调整饮食疗法之外再无进展，而那已是我出生之前的事。这些微末的进展和最初的饮食疗法一样，让更多的杜-戈患者有了生儿育女的勇气。人们以为这些疗法就像胰岛素之于糖尿病，能帮助我们维持近乎正常的寿命。或许对某些人真的有用吧，反正我认识的病友里没一个受益于此。

在生物学院的日子和我从小到大的遭遇没什么区别。我早已不在公共场合吃东西了。我不喜欢人们神色复杂地盯着我的饼干看——在我就读过的每一所学校里，那些人都自诩诙谐地称之为“狗饼干”。我还以为大学生能更有创意呢。我也讨厌人们一看见我的徽章就避之不及的模样。我开始用链子把它戴在脖子上，塞进衬衫里，可要是有人多心，终归是藏不住的。不在公共场合吃东西的人、只喝白开水的人、绝对不抽烟的人——都是可疑的人。更确切地说，这种人会让别人产生怀疑。迟早会有人注意到我露出的手指和手腕，会有人假装对我的项链颇感兴趣。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我又不能把徽章藏在钱包里。要是我真出了什么事，医护人员必须及时看到它，免得给我误用普通人的药物。除不能正常饮食外，医师的案头参考资料里大约四分之一的常用药物我们都不能用。时不时就能听到病人不肯佩戴徽章的新闻——可能是只想普普通通地死去吧，但要不了多久就会出事，等发觉不对劲的时候，已经晚了。所以我还是戴着徽章，不管怎样，别人看见了或者听说了，心里就能有个谱。“她是那种病！”没错。

大三刚开学时，我和另外四位杜-戈病友决定合租一套房子。我们都受够了一天二十四小时被人当作麻风病人的感觉。四人中有一位主修英语。他想当作家，描绘我们这些人的心路历程。这个主题大概有三四十人写过吧。另一位主修特殊教育，她希望残疾人比健全人更愿意接受她。此外还有一位立志投身科研的医学预科生和一位没想好到底要做什么的化学专业的学生。

两个男生，三个女生。我们仅有的共同之处就是罹患了同一种疾病，以及某种诡异的特征：对碰巧在做的事情偏执地全身心投入，对除此之外的事情绝望得愤世嫉俗。健康人总说杜-戈患者的专注力无与伦比，因为健康人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愚蠢的世俗琐事上，注意力持续不了多久。

我们各干各的，偶尔一起出去透透气，吃饼干，上课。仅有的难题是打扫房间。我们定了一份时间表，分配好谁在什么时间打扫什么地方，谁负责打理院子，诸如此类。大家一致赞同，可是除了我，其他人似乎立刻就忘光了。我不想自己当女仆，也不愿在脏兮兮的地方凑合住着，于是我就不停地提醒他们，该吸尘啦，该清理浴室啦，该修剪草坪啦……我以为他们很快就会讨厌我，然而，没有人抱怨，一点儿不满都没有。他们只是先丢下让人头晕目眩的学术课题，去打扫、拖地、割草……然后回去继续。渐渐地，傍晚跑来跑去提醒大家就成了我的习惯。既然他们不烦，那我也不烦。

“你怎么成宿管阿姨了？”一位来串门的杜-戈病友问我。

我耸耸肩：“这有什么？住得舒心就行啊。”确实。我们这儿太舒心了，这人也想搬过来住。他是一位舍友的朋友，也是医学预科生。长得还不赖。

“所以，我可以搬进来吗？”他问。

“就我个人而言，可以。”我说。然后我替他的朋友出面——介绍大家认识，等他走了，再逐个儿和舍友们谈谈，以确保没有人反对。他似乎挺合群，也像其他人那样，总是忘记打扫厕所、修剪草坪什么的。他叫艾伦·齐[原文为“Alan Chi”。]。我以为“齐”是个中国姓氏，但他告诉我，他的父亲是尼日利亚人，在伊博族[西非主要黑人种族之一，主要分布于尼日利亚东南尼日尔河河口地区及喀麦隆。]文化里，这个词的意思是“守护天使”或“守护神”。他说他的守护神没能守护好他，让他投胎于杜-戈患者的家庭，遗传了这种病。

我认为最初让我们走到一起的原因并非同病相怜，我承认，我喜欢他的外表。以前我也曾因为外表而动心，可那位帅哥一发现我的身份就像见鬼一样逃走了。当然，艾伦没跑，为此我还适应了一阵子。

我跟他讲了十五岁时参观杜-戈监护中心的经历，还有在那之后的自杀未遂。我从来没跟别人提起过这些。向他倾诉后我如释重负，这让我很是惊讶。他听了倒并不意外。

“你没再试过吗？为什么？”他问。客厅里只有我俩。

“因为父母，”我说，“尤其是我父亲。我不能再那样伤害他。”“他不在之后呢？”

“因为恐惧。还有惰性。”

他点点头，说：“如果是我，绝不会留任何余地。没人能救活我，我也不会在医院里醒来。”

“你也想过？”

“意识到自己开始恍惚的那天，就是我动手的时候。还好会有些征兆，感谢上帝。”

“没必要那么做。”

“不，有必要。我读了很多资料，也跟不少医生聊过。别再相信没病的人编出来的瞎话了。”

我挪开视线，盯着那个布满刮痕、空空如也的壁炉。我向他详细讲述了父亲去世的经过，以及从未主动告诉过别人的细节。

他惊叹道：“天哪！”

我们望着彼此。

“你以后有什么打算？”他问。

“不知道。”

他摊开古铜色的宽厚手掌，我将它握住，慢慢靠近。他是个黝黑而结实的男人，跟我差不多高，体重却是我的1.5倍，一丝多余的脂肪都没有。但他有时非常痛苦、愤怒，让我害怕。

“我母亲在我三岁时出现了神志恍惚的症状，”他说，“我父亲也只多挨了几个月。听说他入院没过几年就去世了。如果他俩还有点理智，应该在发现怀孕的时候就立刻把胎儿打掉。可我母亲不顾一切地想要个孩子，而且她是个天主教徒[天主教堕胎禁忌。天主教会对堕胎的禁忌与“十诫”中的第五条“毋杀人”有关。长期以来，教会认为，在胎儿形成生命之后若施行堕胎，与杀人没什么区别。——编者注]。”他摇摇头，恨道，“他们真该立法，禁止我们这种人生育。”

“我们？”

“你想要孩子？”

“不想，可是——”

“在杜-戈病房里，有好多病友是嚼碎手指活活耗死的。”

“我不想要孩子，但我也不想由别人来告诉我不准生。”

他盯着我，直盯得我心里发虚，起了戒心。我挪开些，躲远了。

“难道怎样对待自己的身体这种事还要别人来指点？”

“用不着，”他说，“我年纪一到就已经把这问题解决了。”

我目瞪口呆。我也想过绝育的事。还有什么是杜-戈患者没想过的？可我从没听说哪个同龄病友真的付诸实施的。这就像杀死了自己的一部分——哪怕这部分不打算用了，也该等其他部分都快死掉时再处理吧。

“只要绝育，这该死的怪病就能随着一代人的消亡而绝迹，”他说，“可在繁殖这件事上，人还是会像动物一样，像小猫小狗一样，盲目而冲动。”

我冲动地想站起来离开，想任由他沉溺在自己的悲愤和绝望中。但我还是留下了。他似乎比我更缺少活下去的动力。我想知道他是怎样撑到今天的。

“你期待投身科研吗？”我旁敲侧击，“你相信自己能——”

“不。”

我惊讶极了。他丢过来的答案和语气是我从没听过的冰冷、死气沉沉。

“我什么也不相信。”他说。

我照顾他睡下。除了我自己，我认识的双亲遗传[指父母双方都是杜-戈患者的孩子。]的杜-戈患者只有他一个，如果没人管他，他可能就真的坚持不下去了。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沉沦。或许，我们可以暂时充当彼此活下去的理由。

他是个好学生。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上的悲愤似乎淡了一些。和他相处让我明白，为什么两个杜-戈患者会抛弃一切理智认定对方，不离不弃，开始谈婚论嫁。除了彼此，还有谁能接受我们？

反正，我们也活不了太久。目前看来，大部分杜-戈患者能撑到四十岁。可其中大都不是双亲遗传的患者。艾伦那么聪明，却无法被医学院录取，因为他继承了父母双方的致病基因。谁也不会明着告诉他，是不好的基因让他出了局，但我们都很清楚，他机会渺茫。医生苗子当然要挑能活得长的，免得多年的培养派不上用场。

当年，艾伦的母亲被送进了迪尔格。艾伦在老家的时候没见过母亲，也没从爷爷奶奶那儿得到过关于她的任何消息。离家上大学之后，他就不再打听了。也许是因为听我讲了父母的往事，他又动了心思。拨通迪尔格疗养院的电话时，我就在他身边。直到那一刻，他都不知道母亲是生是死。令人惊讶的是，她还活着。

“看来迪尔格很不错啊，”他挂断电话后我说，“病人通常都不……我的意思是……”

“是啊，我懂你的意思，”他说，“一旦失控，病人通常都不会坚持太久。迪尔格确实不太一样。”我们回到我的房间，他拉出一把椅子坐下，说道，“要是那些宣传材料可信，迪尔格可真堪称同类机构中的榜样了。”

“迪尔格规模很大，”我说，“它资金雄厚，可能善于募集公益善款，而且运营者都是些终将发病的病友。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读过一些资料，”他说，“你应该也了解过。那儿有些新的疗法，不像其他机构，只是把病人关起来等死。”

“还能怎么治疗他们？治疗我们？”

“我也不清楚。据说好像有一种……庇护工场[原文为“sheltered workshop”，专业词，实施身心障碍者庇护性就业的一种模式。]。病人们都是有事可做的。”

“用新药来控制自残倾向吗？”

“不是吧。如果有新药，我们早就该听说了。”

“那还能有什么新疗法？”

“我想走一趟，眼见为实。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你要去见你妈妈？”

他急促地一喘：“对。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吗？”

我走到窗前，望向外面的杂草。后院的杂草我们没管，任由它们旺盛地生长。前院则打理得干干净净，连草坪都修剪了。

“我给你讲过我在杜-戈监护中心的经历。”

“你现在可不是十五岁的孩子。迪尔格也不是关动物的牢房。”

“它就是关动物的牢房，不管他们对外说得多好听。我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承受。”

他站起来，走到我身旁：“你愿意试一试吗？”

我没回答，只是盯着映在玻璃窗上的倒影——我们两个人，看起来很般配，感觉上也很合适。他的胳膊搂着我，我向后倚着他。我们走到一起，对我是有益的，对他也有好处。抛开恐惧和惰性，这也是让我活下去的动力。我知道我会跟他一起去。这么做是对的。

“不知道到了那儿我会作何反应。”我说。

“我也不知道我会作何反应，”他说，“尤其是……见到她的时候。”

他预约了下个星期六的下午。除非政府督查什么的，否则任何人都得预约。这是迪尔格的规矩，从未遭受过质疑和惩罚。

星期六的清晨，我们冒着雨从洛杉矶出发了。雨断断续续地下，沿着海岸线，一路追着我们到了圣巴巴拉。迪尔格隐没在圣何塞附近的山里。我们走的是5号州际公路，本来应该很快就到，可因为没抱什么希望，下午一点钟才见到那两位全副武装的门卫。其中一位给主楼打了电话，核实我们的确有预约，另一位则要求代替艾伦驾车。

“抱歉了，”他说，“外人不能单独入内，必须有人陪同。向导会到车库去接你们。”

我毫不意外。迪尔格这种地方，除病人之外，很多工作人员也是杜-戈患者。连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潜在危险。不过话说回来，我倒是从没听说过这里的哪位病友自残自毁。医院和康复中心会出意外，但迪尔格不会。这里很美，是一座古老的庄园。在赋税颇高的今天，这有些不合理。它曾属于迪尔格家族。石油、化工、医药都有他们的产业。讽刺的是，后人唾弃的赫宕制药公司也有一部分是他们的。他们凭借“赫宕”大赚了一笔快钱：“魔丸”。虽然能够治愈世界上大部分癌症和一些严重的病毒性疾病，但同时也是杜里埃-戈德综合征的诱因。如果你的父亲或母亲曾用过“赫宕”的药，然后怀孕生下了你，那么你就是杜-戈患者了。如果你又生了小孩，那么这个病同样也会遗传给他。发病的程度各有不同。并非所有病人都会自杀或杀人，但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伤害自己。恍惚失神也是逃不掉的，如同飘进了自己的世界，不会再对外部环境做出反应。

反正，迪尔格家族那一代唯一的男丁理查德·迪尔格用“赫宕”救了命，却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四个孩子因遗传病发作没了命。后来，肯尼斯·杜里埃和简·戈德二位医生弄清了此病的来龙去脉，给出了治标不治本的疗法：饮食疗法。理查德的另外两个小孩因此活了下来。于是，他将这座庞大繁复的庄园捐出来，用于杜-戈患者的疗养。

所以，疗养院的主楼便是那幢精致华美的老宅，周边较新的建筑，更像宾馆客房，而非此类机构。群山环绕，郁郁葱葱，一派乡野意趣，举目皆是绿色，海边也并不遥远。这里保留了旧有的车库，另有一片小小的停车场。在停车场等我们的，是一个上了年纪的高个子女人。门卫把车开到她旁边，让我们下去，然后开进还有一半空间的停车场。

“你们好，”女人伸出手，“我是比阿特丽斯·阿尔坎塔拉。”那只手冰凉、干燥，却出奇地有力气。我猜她应该也是个杜-戈患者，可她的年纪有些说不通。她看上去有六十来岁，而我还从没见过这么老的杜-戈病友。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猜。如果我猜中了，那么她肯定是个实验病例——杜-戈患者中的首批幸存者。

“我们该称您‘医生’还是‘女士’？”艾伦问。

“就是‘比阿特丽斯’，”她说，“我是医生，但我们这儿不用这个称呼。”

我瞥了艾伦一眼，惊讶地发现他正冲着对方微笑。他向来难得一笑。我看了看比阿特丽斯，没看出有什么值得微笑的地方。我们互报姓名时我就知道自己不喜欢她。说不清为什么，感觉就是如此。我不喜欢她。

“你俩肯定都没来过这儿吧。”她垂头望着我们笑道。她至少有六英尺[1英尺≈0.305米。]高，而且身板笔直。

我们摇摇头。“那么从前面走吧。我希望你们对这儿的情况有个心理准备，不要以为自己来参观的是一家医院。”

我望着她，皱了皱眉，心想，不是医院还能是什么。迪尔格固然号称“疗养院”，可名字是什么又有什么区别？

走近些看，主楼就像老式的公共建筑——高堂大厦，正面是巴洛克风格，三层楼上还矗立着一座带有拱顶的三层塔楼。塔楼左右各有一座侧楼，侧楼铺展开来，急转折向后方，深度足有宽度的两倍。正门很大，一对铸铁的，一对木头的。似乎都没有上锁。比阿特丽斯拉开铸铁门，推开木头门，示意我们进去。

里面就像一座艺术馆——宽敞阔大，屋顶很高，地上铺着瓷砖。大理石柱子静立着，壁龛里摆着雕塑或挂着油画。另有些雕塑错落地陈列在四周。房间的一端连着宽大的楼梯，可通往环绕的走廊，那儿还有更多的艺术品。“这些都是我们这儿的作品，”比阿特丽斯说，“有些直接就售出了。大部分作品销往旧金山湾区或洛杉矶附近的画廊。我们唯一的困扰就是，作品实在太多。”

“你是说，这些都是病人创作的？”我问。

这位上了年纪的女人点点头：“除了这些还有好多呢。我们这儿的人有事可做，才不会伤害自己或望天发呆。其中一位发明了保护这里的掌声锁。但我倒宁愿他没发明。我们不希望政府过多地关注这里。”

“那是什么锁？”我问。

“哦，抱歉。是掌纹-声纹双重锁。首创即最佳。我们已经获得了专利。”她看着艾伦问道：“你想看看你母亲的作品吗？”

“先等一下，”艾伦说，“你是说，这些艺术品和发明创造，都出自那些无法自控的杜-戈患者之手？”

“还有那个锁，”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东西。甚至没看见这里有锁。”

“这是一项新发明，”她说，“有些新闻报道过。不过它不面向大众，不适合家用，太贵了，所以关注度有限。人们总是用‘低能专家的努力’来评价迪尔格的产出。有趣，费解，没什么实际用途。对掌声锁感兴趣且买得起的人才会关注它。”她深吸一口气，再次面对艾伦：“是的，没错，杜-戈患者能够创与造。至少在这里如此。”

“无法自控的杜-戈患者。”

“是的。”

“我本来以为他们只是编编篮子——能这样就已经相当不错了。我可知道杜-戈监护中心都是什么样子。”

“我也知道，”她说，“我了解他们在医院里是什么样子，也清楚这里的情况。”她挥手指向一幅抽象画。我曾见过的一张猎户座星云的照片，和它有异曲同工之妙——光和色彩的云团冲破了黑暗。“在这里，我们能够引导他们的能量。他们能够创造美丽的、有用的，甚至是毫无价值的东西。是在创造，而非破坏。”

“为什么？”艾伦追问道，“肯定不是用了药。否则我们早就听说了。”

“不是用药。”

“那是什么？为什么其他医院不——”

“艾伦，”她说，“别急。”

他站在原地，皱眉望着她。

“你想见见你的母亲吗？”

“当然，我当然想见她！”

“好，那就随我来吧。你看了就知道了。”

她领着我们踏入一条走廊，两侧都是办公室，有人在互相交谈，有人在向比阿特丽斯招手，也有人正使用电脑……就是随处可见的那种寻常景象。我猜测这里面有多少人是病情尚且受控的杜-戈患者，琢磨着那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到底在玩什么花样、藏着什么秘密。我们穿过一些房间，这些房间漂亮精致、整洁完美，显然并不常用。接着，在一扇宽而厚重的大门前，她拦住了我们。

“待会儿往前走时，你们尽管看，”她说，“但是不要摸任何东西，也不要碰任何人。还要记着，有些人在来到这里之前就已经伤害过自己，伤疤和痕迹仍然留在他们身上。有些伤疤看起来很可怕，很难看，但他们对你们没有危险。这里的任何人都不会伤害你们，记住这一点就好。”她推开大门，请我们入内。

我不害怕看到伤疤。残疾也吓不着我。让我恐惧的是自残行为：某个女人攻击自己的胳膊，好像那是一头野兽；有人被上了约束、服了药，时而清醒、时而迷乱，不停地折磨自己，最后完全丧失了人类的特征，却还是要用所有够得着的东西去扎自己、捅自己。我十五岁时在杜-戈监护中心看到的就是这样一番景象，那仿佛是一面照见未来的镜子，不然我也不至于忍受不了。

不知不觉我穿过了那扇门。我完全没想到自己就这么进来了。上了年纪的女人说了些什么，我已经跨到了另一边，大门在我身后关上了。我立刻转过身，紧盯着她。

她的手搭在我的胳膊上。“不要紧的，”她轻声说，“在很多人看来，那扇门不过是一面墙。”

我向后退开，躲得远远的，抗拒着她的触碰。老天，握手就已经够我受的了。

她看着我，似乎看出了什么端倪。这反倒让她更起劲儿了。没有任何理由，她刻意地走近艾伦，碰了碰他——就像人们擦肩而过时的肢体语言，像用触碰表达“劳驾了”。这走廊宽敞而空旷，这完全是没必要的动作。可她好像就是要碰碰他，还非得让我看见。她到底想干什么？难不成这把年纪了还惦记着打情骂俏？我瞪着她，意识到自己正在压抑一股毫无理性的冲动，恨不得把她从艾伦旁边推开。冲动中隐藏的暴力让我吓了一跳。

比阿特丽斯笑了笑，转过身去。“这边请。”她说。艾伦搂住我，拥着我跟上她。

“等一下。”我站着不动。

比阿特丽斯看看四周。

“刚才是怎么回事？”我问。我已经准备好应对她的谎言——说什么事也没有啊，假装不明白我指的是什么。

“你打算学医吗？”她问。

“什么？问这个有什么——”

“学医。学医或许对你大有好处。”她走开了，步子很大，我们只好加快脚步跟上。她领着我们走进一间房间，只见有人在电脑前忙碌，也有人拿着铅笔和纸张工作。要不是有些面孔毁了一半，有些身体只剩一条胳膊、一条腿，有些伤疤触目惊心，这就是普普通通的一间屋子。然而，人们身上没有失控的迹象。他们在工作。他们的行为是有意图的，但这意图却不是自残。没有人扎自己、砍自己、撕扯自己。我们穿过房间，走进一间华丽的小客厅，这时艾伦握住了比阿特丽斯的胳膊。

“怎么回事？”他问，“你们对他们做了什么？”

她拍拍他的手——看得我咬牙切齿。“我会解释的，”她说，“我希望你了解这一切。但要在见到你母亲之后。”让我惊讶的是，艾伦点头了，听凭她安排。

“先坐一会儿。”她对我们说道。

我们坐在舒服的、带有配套衬垫的椅子上——艾伦看上去相当放松。为什么那个老女人能让他放松下来，却让我紧张不快呢？也许是她让艾伦想起他的祖母之类的吧。看着她，我什么人也联想不起来。还有，“学医”又是什么鬼话啊？

“我想让你们至少参观一间工场，然后再谈你母亲的事——还有你们两个的事，”她扭脸看着我，“你之前在医院或是疗养院有过不好的经历吗？”

我避开她的目光，不愿想起往事。可难道那间假模假样的办公室还不足以让我全都想起来吗？恐怖电影般的办公室。噩梦般的办公室。

“没关系，”她说，“不用描述细节。大致讲一下就好。”

我不情不愿地服从了，慢吞吞地开口，还在纳闷自己怎么就照做了。

她点点头，没有半分意外。“你的父母严苛，但很爱你。他们还在世吗？”

“不在了。”

“他们两个人都是杜-戈患者吗？”

“是的，可是……对。”

“除了你在医院的不快经历，以及此次经历所暗示的未来，监护中心里的人，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她想知道什么？她为什么一个劲儿地问我？她应该操心的是艾伦和他的妈妈吧。

“你见到没上约束的患者了吗？”

“见到了，”我轻声说，“是一个女人。不知道为什么她竟然可以自由活动。她朝我们冲过来，撞向我父亲。我父亲倒没怎么样。他很魁梧。那女人摔了出去，倒在地上，然后就……开始自残。她咬自己的胳膊，咬下来……并吞了下去。她另一只手的指甲抠进伤口，还……我大喊大叫，让她停下。”我缩成一团，回想着那个年轻的女孩鲜血淋漓地躺在我们脚边，吃自己的血肉，剜自己的身躯。“他们拼尽全力，拼了命似的，想要挣脱。”

“挣脱什么？”艾伦问。

我看着他，却好像很难理解他。

“林恩，”他轻声追问，“挣脱什么？”

我摇摇头：“约束带、绝症、监护中心、他们自己的躯壳……”

他瞥了一眼比阿特丽斯，然后又问：“那个女病人说话了吗？”

“没有。她只是狂呼乱叫。”

他不自在地转过身去。“这重要吗？”他问比阿特丽斯。

“非常重要。”

“好吧……那能不能等我们见过我母亲之后再谈？”

“迟早是要谈的，”她对我说，“你叫那女孩停下，她有没有听你的话？”

“不久护士把她带走了。她听不听都无关紧要。”

“不，这至关重要。她停下了吗？”

“停下了。”

“根据文献记载，患者几乎不会回应任何人。”艾伦说。

“不错，”比阿特丽斯伤感地一笑，“不过，你的母亲或许会回应你。”

“真的吗……”他向后张望，望向那噩梦般的办公室，“像那些人一样吗？尚可自控？”

“是的，不过时好时坏。你的母亲现在正在摆弄黏土。她很喜欢琢磨形状和纹理，还有——”

“她失明了。”艾伦把自己的怀疑说得像确凿的事实。听着比阿特丽斯的话，我也有了类似的猜测。她犹豫了一下。“是的，”她终于坦陈，“是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本来打算让你慢慢地做好心理准备的。”

“我读过不少资料了。”

我没读过太多资料，但我知道那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什么。这位女士的眼睛，是被她自己剜出来或是以其他方式毁掉的。她的伤疤可能很骇人。我站起来，走过去，坐在艾伦椅子的扶手上。我按住他的肩膀，他也伸出手来，握住了我的手。

“那我们现在可以见她了吗？”他问。

比阿特丽斯站起身。“这边请。”她说。

我们又穿过好几间工场。病人们画画，组装机械，雕刻石头、木头，甚至创作歌曲、演奏音乐。几乎没人注意到我们。从这方面来说，他们展现出的是真实的病态。他们不是故意不理睬我们，而是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存在。只有几位守卫冲比阿特丽斯招招手，表明他们的病情控制得还不错。我看见一个女人娴熟而灵巧地操纵着电锯。她显然理解自己躯体的边界，也没有严重的精神分裂，不至于以为自己被困住了，非得挣脱不可。迪尔格对病人们做了什么？其他机构究竟差在哪儿？迪尔格怎么能紧紧捂着自己的疗法，不公之于众？

“我们自己准备饭食，就在那边。”比阿特丽斯指着一扇窗户说道。窗户通向主楼外的一间屋子。“和商业化配餐相比，我们这儿的花样更多，失误更少。普通人是不可能像我们这里的人一样专心致志的。”

我扭头看着她。“你说什么？偏执倒有用武之地了？难道我们真的天赋异禀？”

“是啊，”她说，“偏执其实算不上坏毛病，对吧？当我们在擅长的领域有突出的表现时，人们就会这么说。他们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否定我们的成果的。”

“是的，但人们偶尔也会由错误的原因得出正确的结论。”我耸耸肩，无意与她争辩。

“艾伦？”她说。他看着她。

“你的母亲就在隔壁这间工场。”

他咽了口唾沫，点点头。我们跟着她走进去。

娜奥米·齐是个身材娇小的女人，头发依然乌黑，手指纤细修长，给黏土塑形时很是优雅。她毁容了，不仅失去了双眼，鼻子的大部分和一只耳朵也不见了，面孔的其他地方只剩下道道伤痕。“她的父母生活拮据，”比阿特丽斯说，“艾伦，我不清楚他们跟你透露过多少，但他们确实倾其所有，要为女儿找个合适的容身之所。她的母亲非常内疚，你懂的，她曾罹患癌症，服用过那种药……最后，他们只好把她送到州立监护机构。你知道那些机构是什么样子。曾有一段时期，把杜-戈患者送到监护机构就是政府所谓的补偿。可是那种地方……如果病人真的病入膏肓——尤其是有些会挣脱约束、惹出大祸的——机构就会把他们关进空房间，任其自生自灭。在那里，唯一能过上好日子的，只有蛆虫、蟑螂、老鼠。”

我瑟瑟发抖：“听说现在还有那种机构。”

“还有，”比阿特丽斯说，“经营者都是贪婪和冷漠的人。”她看向艾伦：“你的母亲在那样的地方熬了三个月。是我亲自把她接过来的。后来，我想办法让那家机构关门大吉了。”

“你接走了她？”我问。

“那时候还没有迪尔格，我还在洛杉矶，和一群病情可控的杜-戈患者共事。娜奥米的父母听说了，求我们救她。当时，很多人都不信任我们。我们当中受过医学训练的人并不多，而且大家都很年轻，理想至上，无知无畏。最初接纳患者的那间旧木屋还漏雨呢。娜奥米的父母到处寻找救命稻草。其实我们也是啊。很幸运，我们抓住了绝佳的一根——我们向迪尔格家族证明了自己，获得了资助，接手了这一大片产业。”

“怎么证明的？”我问。

她转身望着艾伦和他的母亲。艾伦盯着娜奥米的脸——面目全非，伤疤层层叠叠，褪了色，虬结着。娜奥米正在塑造的形象是一个老妇人和两个小孩。老妇人的脸干瘦憔悴、布满皱纹，栩栩如生，细腻入微——几乎不可能出自失明的雕塑家之手。

娜奥米似乎没有察觉我们的到来。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倾注于手中的作品。艾伦忘记了比阿特丽斯的告诫，忍不住伸出手，想摸一摸那伤痕累累的脸。

比阿特丽斯没有阻止，娜奥米也仿佛没有感觉。“如果让她注意到你们，”比阿特丽斯说，“就打断她的工作了。我们得陪着她，等她结束工作回过神来，免得她自伤。大约半个小时。”

“你能调动她的注意力？”艾伦问。

“是的。”

“那她能……”艾伦咽了口唾沫，“真是闻所未闻……她能说话吗？”

“能。但她可能不愿意说。如果愿意，也会说得非常慢。”

“那么，请你调动她的注意力。”

“她有可能想触摸你。”

“没关系。请吧。”

比阿特丽斯握住娜奥米的双手，先停了一会儿，然后从湿漉漉的黏土上移开。娜奥米把手往回缩，僵持了好几秒，好像不明白它们为何不听自己的使唤。

比阿特丽斯靠近她，轻轻地开口：“娜奥米，停。”娜奥米不动了，失去视力但神色平静的一张脸转向比阿特丽斯，专注地等待着。完全而彻底的专注。

“娜奥米，待客。”

几秒钟后，娜奥米发出了不成字词的声音。

比阿特丽斯让艾伦过去，将他的一只手递给娜奥米。这一次她触碰他时，没有引起我的反感。我兴味盎然地观察着正在发生的一切。娜奥米攥着艾伦的手，仔仔细细地摸索了一番，然后顺着胳膊往上摸，一直摸到了他的肩膀、他的脸。她双手捧着他的脸，发出了声音。或许那是个单词，但我听不懂。我满脑子想的都是她那双手有多危险。我想起了我父亲的手。

“娜奥米，他是艾伦·齐。他是你的儿子。”时间过去了好几秒。

“儿子？”她说出来了。她的嘴唇有好几处裂隙，愈合的伤疤很厚很硬，但这个词她说得很清楚。“儿子？”她焦急地重复了一遍，“他也在这儿？”

“他没事，娜奥米，他只是来看看。”

“妈妈？”艾伦说。

她再次抚摸他的脸，反复确认。她的精神出现问题时，他才三岁。她几乎不可能在这张脸上找到她记忆里的碎片。我甚至怀疑她是否记得自己有个儿子。

“艾伦？”她说。她摸到了他的眼泪，手就在那里停住了。她摸了摸自己的脸，摸到原本该是一只眼睛的地方，接着便将手伸向了他的眼睛。我急切地想阻止，但比阿特丽斯抢在我前头抓住了她的手。

“不行。”比阿特丽斯不容置疑地说道。

手落下去了，无力地垂在娜奥米的身侧。她的脸转向比阿特丽斯，就像一只古老的风向标在随风转动。比阿特丽斯摸摸她的头发，这时娜奥米吐出了几个词，我听懂了。比阿特丽斯望向艾伦，艾伦的眉毛皱成了一团，他正抹着眼泪。

“抱抱你的儿子。”比阿特丽斯轻轻地说道。

娜奥米转过身，摸索着。艾伦揽住她，紧紧地抱着，抱了很久。她的胳膊缓慢地抬起，环住了儿子。残缺的嘴唇将词句碾得模糊，但大致可以听懂。

“爸妈？”她说，“我的……爸妈……顾你？”艾伦看着她，显然没有反应过来。

“她想知道她的父母有没有好好照顾你。”我说。

他疑惑地看看我，又望向比阿特丽斯。

“没错，”比阿特丽斯说，“她想问的就是这件事。”

“他们照顾我长大，”他说，“妈妈，对你许下的承诺，他们都遵守了。”

又是几秒钟过去了。娜奥米发出的声音连艾伦也听懂了，那是哭泣。他安慰着她。

“还有谁来了？”她终于问道。

这一次，艾伦看的是我。我重复了一遍娜奥米的问题。

“她叫林恩·莫蒂默，”他说，“我……”他不好意思地顿了顿，“我们要结婚了。”

娜奥米沉默片刻，松开艾伦，念出了我的名字。我本能地想靠过去。我现在不怕她，也不抗拒她了，但说不清是为什么，我望向比阿特丽斯。

“去吧，”她说，“不过待会儿咱们得好好谈谈。”

我走向娜奥米，拉起了她的手。

“比阿？[比阿特丽斯的昵称。]”她问。

“我是林恩。”我轻声道。

她猛吸一口气。“不，”她说，“你是……”

“我是林恩。你想找比阿吗？她在呢。”

她没说话，把手放在我的脸上，慢慢地、细细地摸索起来。我没躲。我相信就算她突然暴力相向，我也能制止她。但她只是非常轻柔地抚摸着我，先是一只手，后来是两只手。

“你要跟我儿子结婚了？”她说。

“是的。”

“好啊。你会守护他平安的。”

我和他，会竭尽所能，守护彼此平安。“是啊。”我说。

“好啊。谁也不能锁闭他的心门。谁也不能绑住他、关住他。”她的手攀上了自己的脸，指甲轻轻地抠着、掐着。

“对，”我温和地说着，抓住了她的手，“我也希望你平安。”

她的嘴动了动。我想那是微笑。“儿子？”她说。

艾伦理解她的意思，拉起了她的手。

“黏土。”她又说。用黏土塑造林恩和艾伦。“比阿？”

“当然可以，”比阿特丽斯说，“你知道他们的模样吗？”

“不知道！”她脱口而出，比回答任何一个问题都快。但随后她就像个小孩似的，细声细气地说：“知道了。”

比阿特丽斯笑出了声：“想摸就再摸摸吧，娜奥米，他们不会介意的。”

我们确实不介意。艾伦闭上眼睛，以我达不到的程度信任着她的温和。我虽然也不抗拒她贴近眼睛的触摸，却终归没有完全放下戒备。她的温和可能瞬间变成疯狂。娜奥米的手指拂过艾伦的眼睛，微微抽搐。出于担心，我立刻出声制止。

“只能触摸，娜奥米，别的不可以。”

她呆住了，吭了几声，表示质疑。

“她很正常。”艾伦说。

“我知道。”我说，但我自己都不信。不过，只要有人谨慎地看护她，把危险的苗头扼杀在萌发状态，他就不会有危险。

“儿子啊！”她的语气里充满了幸福的占有欲。松开他之后，她想再要些黏土，至于刚才塑的老妇人则碰也不碰了。比阿特丽斯出去取黏土，只留下我们两个安抚、缓解她的急躁。艾伦渐渐能够分辨出破坏性动作的倾向了。他有两次抓住了她的手，告诉她“不行”。她挣扎着想甩开他，直到我开口制止才停下。比阿特丽斯回来时，相同的情形又出现了。比阿特丽斯只说了一句“娜奥米，不行”，她就顺从地垂下了双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艾伦问道。娜奥米全身心地投入了新的工作——我和艾伦的塑像——平静而安全。“她只听女性的话吗？还是怎么样？”

比阿特丽斯领着我们回到走廊，让我俩都坐下，她自己却走向窗边，向外望去。“娜奥米只服从于特定的女性，”她说，“有时候反应比较慢。她的情况比大多数病人差——可能是因为她来之前的那些自残行为。”比阿特丽斯转身面向我们，咬着嘴唇，眉头紧锁。“以下这段特殊的话，我有段时间没讲了，”她说，“大部分杜-戈患者都明白他们不该结婚生子。我希望你们二位也没有这种打算——尽管我们确有需要。”她深深吸气，继续说道：“谜底是，一种信息素。类似气味。与性别有关。从父亲那里遗传这种疾病的男性，不携带这种信息素，而且往往病情较轻。可若是作为这里的工作人员，他们完全派不上用场。遗传自母亲的男性患者，多少会携带一些信息素，因此在这里尚有用武之地——至少，杜-戈患者能察觉到他们的存在。遗传自母亲而非父亲的女性患者，也是如此。只有当两个不负责任的杜-戈患者结合了，生下了女儿——我和林恩这种情况——迪尔格这样的地方才算是等到了能够大有作为的救星。”她看着我说道：“我们可是稀有物啊，你和我。一份高薪工作正等着你毕业呢。”

“来这儿工作？”我问。

“先锻炼一阵子，可能吧。其他的我也不清楚。你也许会在其他地方开办一所新的疗养院。很多病友迫切地需要它。”她冷冷一笑，“我们这种人很难融洽相处。想必你也发现了，我们互相看不顺眼，程度不相上下。”

我咽了口唾沫，透过朦胧的感知去甄别她，确实感受到了毫无理由的厌恶——只是片刻。

“坐好，”她说，“身体放松。这对你有帮助。”

我照做了。我并不是心甘情愿地服从她，而是想不出不然还能怎样。完全无法思考。“看来，我们这样的人，”她说，“领地意识很强。如果没有别的同类，那么迪尔格就是我的天堂。反之，它就是牢狱。”

“在我看来，这工作量简直不可思议。”艾伦说。

她点点头。“岂止不可思议，”她自顾自地笑笑，“我是最初那批双亲遗传的杜-戈患者之一。长大懂事之后，我明白了自己的处境，知道时日无多。我先是选择了自杀。失败后，我便渴望在我认定的短暂余生里塞进我本该拥有的全部人生。为这个项目，我拼命地工作，生怕不能在我精神失常之前让它初见雏形。而现在，除了工作，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什么。”

“那你为什么没有……失常？”我问。

“不知道。我们这样的患者太少，分析不出怎样是正常、怎样是失常。”

“对于所有杜-戈患者而言，精神失常都是‘正常’的，只是或早或晚罢了。”

“那么就晚一些吧。”

“那种气味不能人工合成吗？”艾伦问，“合成，推广，那些集中营似的监护中心和医院不就能取缔了？”

“自从我证实了这种气味的作用，就有人想要合成获得，但一直没有成功。我们只能留意寻找像林恩这样的人。”她看着我，“迪尔格奖学金，你说呢？”

“嗯……它突然就找上门了。”

“在追踪调查这方面，我的同事们做得不错。他们会在你毕业或退学时联系你。”

“有没有可能，”艾伦盯着我看，“她已经这么做了？用她的气味……影响别人？”

“影响你？”比阿特丽斯问。

“我们所有人。我们几个杜-戈病友住在一起。当然，大家都没什么症状，只是……”

比阿特丽斯笑了：“挤满年轻孩子的房子，你们那儿恐怕是最安静的一处。”

我看向艾伦，他避开了我的目光。“我什么都没做啊，”我说，“我只是提醒他们把自己答应过的活儿干完，仅此而已。”

“可让他们自在放松的，是你，”比阿特丽斯说，“仅仅是你的存在。你……房子里到处都是你留下的气味。你和他们一对一地聊过天。说不出为什么，他们确实都觉得舒服、愉悦。是不是这样，艾伦？”

“我说不好，”艾伦说，“但应该是这样吧。我第一次踏进那所房子，就坚定地想要搬进去。而第一次见到林恩时，我……”他摇摇头，“真可笑，我还以为主动权在我手里呢。”

“跟我们一起工作吧，艾伦？”

“我？你只需要林恩。”

“我需要的是你们两个。你不知道有多少人一看见我们的工场就转身逃跑。最终接手迪尔格的，可能就应该是你这样的年轻人。”

“也不管我们愿不愿意？”他说。

我害怕了，想去拉他的手，但他躲开了。“艾伦，这是可行的，”我说，“固然只是权宜之计，我明白。基因工程或许会给我们最终的答案，但现在，看在上帝的分上，现在我们能做的只有这些啊！”

“是你能做的。在全是工蜂的疗养院里扮演蜂后。我可没有当雄蜂的野心。”

“医生不大可能充当雄蜂的角色。”比阿特丽斯说。

“你没有嫁给你的病人吗？”他质问道，“如果林恩嫁给我，我就是那样的角色——不论我是不是医生。”

她把目光从他身上收回，投向另一边的工场。“我的丈夫就在这里，”她轻声说，“他是这里的病人，差不多待了十年。还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好呢？当他的那一天来临……”

“胡扯！”艾伦咕哝着，瞥了我一眼，“咱们走，离开这儿！”他站起来，大跨步地走向门口，使劲一拉，才发现门是锁住的。他转身看着比阿特丽斯，打着手势，要求她放我们出去。她走过来，搡着他的肩膀，让他仔细看看那扇门。“再试试啊，”她淡然说道，“你打不开的。拉啊。”

出人意料的是，艾伦的敌意突然消散了。“这是那种掌声锁吗？”他问。

“对。”

我咬着牙，别过脸，不去看。交给她吧。她懂得如何利用她和我共有的那种东西。在这一刻，她是站在我这边的。

我听见艾伦和那扇门较劲，可门响都没响一声。比阿特丽斯挪开他的手，将自己的手张开，握住了那个大号黄铜把手似的装置，一推，门就开了。

“发明这种锁的人没什么特别之处，”她说，“并不是智商超高的天才，甚至连大学都没读完。然而，在他人生的某段时间里，他读了一本科幻小说，其中就提到了掌纹锁。他把掌纹和声纹结合起来，发明出能同时感应这两种特征的新型锁，比小说里写得还要完善。他钻研了许多年，而我们能给他的，就是这许多年的时间。迪尔格的病友都是答案的求索者，艾伦，想想你能攻克多少课题！”

他似乎真的开始思考了，开始明白自己的处境了。“生物学研究恐怕不行吧，”他说，“都是单打独斗，甚至不了解其他研究者的课题，这怎么行呢。”

“怎么不行，一直都有，”比阿特丽斯说，“而且也不是闭门造车。我们科罗拉多州的疗养院就专攻生物学，那里有训练有素的、病情可控的杜-戈病友——只是数量极少，但也可以看得出，他们不是单打独斗。我们的患者——那些不曾严重伤害过自己的病友——仍然能够读写。若是有学术报告参考，他们也能够顾及其他人的工作。阅读外界的资料并不是难事。他们一直在工作，艾伦，这种疾病没有阻止他们，也不会阻止他们。”他死死地盯着她，似乎被她的热切——她的气味——吸引了。他吃力地开口，仿佛一字一句都会刮伤咽喉。“我不想成为提线木偶。我不想受制于……该死的气味！”

“艾伦——”

“我不想变成妈妈那样。我宁愿去死！”

“你不会变成她那样。没有道理。”

他连连后退，显然并不相信。

“你母亲的大脑遭受了损伤——全都拜监护中心的那三个月所赐。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根本不能说话。她好转的程度远远超过你的想象。可那些折磨不会降临在你身上。和我们一起工作吧，事实能证明，你不会变成你母亲那样。”

他犹豫不决，似乎没有想好。在他身上出现哪怕这一点点动摇，也足以叫人惊讶。“那么，我会受控于你或者林恩了。”他说。

比阿特丽斯摇头道：“我没有操控任何人，包括你的母亲。她能够意识到我的存在。她能够接受我的指点。她对我的信任，就像盲人对向导的信任。”

“不止如此吧。”

“这里就是如此。我们所有的疗养院都是如此。”

“我不相信你。”

“看来你并不理解我们这里的病友留有多少主体性。他们知道自己需要帮助，但他们的思想仍然属于自己。要是想见识见识你担心的那种渎职行为，请去参观别的杜-戈监护中心吧。”

“你们这儿确实优于那些机构，我承认。就连地狱也比那种地方好。可是……”

“可是你还是不相信我们。”

他耸了耸肩。

“其实你相信。你自己知道。”她笑了，“你不想相信，可还是忍不住。这就是你担心的来由，也是你抗拒的原因。仔细想想我的话。眼见为实。我们为杜-戈患者提供活下去的机会，让他们能够顺从心意，做自己重视的事。而你有什么？现实一点，你还期待比这更好的？”

沉默。“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想。”他终于说道。

“回家吧，”她说，“好好想想。这将是你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他看向我。我走过去，不确定他的反应，他最终如何决定，我不确定他还想不想和我在一起。

“你有什么打算？”他问。

他这话吓了我一跳。“你还有选择，”我说，“我却没有。如果她说的属实……我还能逃脱接管疗养院的命运吗？”

“那你愿不愿意呢？”

我咽了口唾沫。我还没有真正思考过这个问题。我愿意将我的生命献给它吗？——虽然略有进步、稍显文明，但它根本上仍是杜-戈监护中心。“不愿意！”

“但你还是会来。”

“对……”我思索片刻，搜寻着合适的词汇，“换你也一样。”

“什么？”

“如果这种信息素是男性才有的，你也会来。”

沉默再次降临。过了一会儿，他拉起我的手。我们跟着比阿特丽斯出去，回到了停车场。我和艾伦还有陪同的门卫正要上车，她突然抓住了我的胳膊。我本能地猛然躲开，站稳后便转过身，像要动手似的。见鬼，我还真想揍她，只是忍住了。“抱歉。”我毫无诚意地说。

她拿出一张卡片，硬是逼着我接过去。“这是我的私人号码，”她说，“七点前或九点后，通常都可以。我们最好保持电话联系。”

我强忍冲动才没有扔掉卡片。老天，她激起了我的孩子气。

坐进车里，艾伦和门卫说了几句话。我没听清，但他的声音让我想起了他们争执的情景——她的逻辑、她的气味。她差一点儿就帮我把艾伦赢过来了，可我一点谢意都没表示。我曾问过她，压低了声音问的。

“他其实根本没的选，对吗？”

她似乎有点惊讶：“这要取决于你。留下他或赶走他。我保证，只要你愿意，就能赶走他。”

“怎么做？”

“想象他根本没有机会选择。”她淡淡一笑，“回到你的地盘再给我打电话吧。还有很多事情得详谈呢，我可不想总这么互相敌视着说话。”

和我这样的人周旋，她已经忍受了几十年。她把情绪控制得很好。而我，已经逼近了失控的边缘。我所能做的就是爬进车里，幻想自己猛踩油门逃离她，等门卫把我们送出大门。我无法回头看她。直到我们远离了主楼，让门卫在大门口下车，继而把整片建筑都甩开，我才忍不住向后张望。在那漫长而荒诞的几分钟里，我莫名地认定，只要回头、转身，就会看见，站在那里的，是我自己，灰暗，苍老，渐行渐远，消失湮没。

《黄昏、清晨、夜晚》源自长久以来我对生物学、医学及个体责任的痴迷。

尤其是我创作这个故事的初衷：我们的行为，有多少是由我们基因的驱使、阻碍或以其他形式引导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主题之一，另有多部小说皆由此衍生。它可能暗含危险。很多时候，当人们如此发问时，他们想知道的其实是，谁拥有普世意义上最大、最多的优势，或是谁拥有普世意义上最小、最少的劣势。遗传学就像棋盘游戏，或者更不堪，是每隔几年就会回潮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借口。令人生厌的思潮。

不过，这个问题本身是很吸引人的。疾病固然可怕，却不失为探索答案的方式之一。遗传疾病尤其能够促使我们深入思考：我是谁，我是什么。

我虚构的杜里埃-戈德综合征借鉴了三种遗传疾病。第一种是亨廷顿舞蹈症[一种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性神经退行性疾病。该病由美国医学家乔治·亨廷顿于1872年发现，病症表现为舞蹈样动作，随着病情进展逐渐丧失说话、行动、思考和吞咽的能力，病情大约会持续发展10年到20年，并最终导致患者死亡。——编者注]——它是显性遗传，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携带这种基因，那么得病不可避免。这种病仅由一个异常基因引起。亨廷顿舞蹈症患者通常要到中年时才会发病。

第二种是苯丙酮尿症。这是一种隐性遗传疾病，必须从患者婴儿时期就开始特殊的饮食疗法，否则会引发严重的智力损害。

第三种是莱施尼汉综合征。它会导致精神损伤和自残。

在以上疾病的基础上，我又加入了特别的元素：对信息素的敏感，持续的错觉——患者认为自己被困于血肉躯壳之中，而肉体并不是他们自身的一部分。接近尾声时，我提出了大家熟悉的、常见于许多宗教和哲学流派的观点，并将其推向了恐怖的极端。

人体有数十万亿个细胞，每个细胞核携带有数万个不同的基因。如果这些基因中的一个——亨廷顿基因——能够极其剧烈地改变我们的生命，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走向何处？我们会变成什么？

到底是什么？

我愿为同样对此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一个非常规的简短书单：

珍·古道尔的《贡贝的黑猩猩：行为模式》

朱迪茜·瑞坡坡特的《不能停止洗手的男孩：强迫症的经验与治疗》

伯顿·罗切的《医学探秘》

奥利弗·萨克斯的《火星上的人类学家》和《错把妻子当帽子》。[The Chimpanzees of Gombe: Patterns of Behavior by Jane Goodall, The Boy Who Couldn’t Stop Washing: The Experience and Treatment of 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by Judith L. Rapoport, Medical Detectives by Berton Roueché, An Anthropologist on Mars: Seven Paradoxical Tales and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and Other Clinical Tales by Oliver Sacks.]

享受阅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