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行病鼓励我们把自己视为一个群体的成员。它强迫我们做出在平日里不太习惯的想象：想象我们与他人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在做出个人选择时要考虑到他们的存在。在疫情期间，我们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在疫情期间，我们重新成为一个群体。

在这些日子里，人们不断提出异议：假如病毒的致死率看上去并不高，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和健康的人来说，为什么我不能冒一点个人的风险，继续过往常的生活呢？一点点宿命论，难道不是每个自由公民不可剥夺的权利吗？

不，我们不应该冒险。至少出于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数字层面的。新冠肺炎患者中必须住院治疗的比例不容忽视。按照目前的估计，大约有10%的感染者需要住院治疗，而情况还会发生变化。如果在短时间里有太多的感染者，10%就意味着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医院里的床位和护理人员都会出现短缺。医疗系统也将陷入瘫痪。

第二个原因仅仅关乎人性层面。关于易感者中比他人更易感染的那些人：老年人，健康状况不佳的人。我们将他们称作超级易感者。假如我们其他人，也就是年轻人和健康的人，我们加大被病毒攻击的风险，就等于自动将病毒带到距离他们更近的地方。在一场流行病中，易感者应该保护自己，这也是为了保护他人。易感者也是一层防疫线。

所以，在疫情期间，我们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事。这一点我不想忘记，即使在一切都结束之后。

所以，我去寻找一句简单明了的话，一个用来记忆的口号，我在一九七二年的《科学》杂志里找到了它：More is different（多即不同）。菲利普·沃伦·安德森[Philip Warren Anderson （1923—2020），美国物理学家，一九七七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撰写的是一篇关于电子和分子的文章，但他谈论的也是我们：我们的个人行为对群体造成的累积效应，与个体影响的总和是不同的。假如我们人数众多，每个行为都会导致抽象的难以预料的后果。在疫情期间，缺乏团结首先是想象力匮乏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