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上路几天后，空中出现了第一批飞机，开过运输车队时，看见了车上的大炮。随后我们被轻便军车接走。我寻找着我的队伍，却没人知道他们的下落。我在不知名的地方过了夜，第二天一早，领了口粮和含混的指令，背起行囊和步枪上路。

我到达时，那个被炸毁的地方已经没有我们的人了。我听说我们被改编为流动师，哪里棘手就安插在哪里。我并没为此高兴。我还听说我们损失惨重。我打听卡特和克罗普的消息，却没人知道他们在哪儿。

我继续寻找，东游西荡。这是种奇怪的感觉。我露宿了一夜又一夜，像个印第安人。随后我收到了明确指令，下午我可以去文书室报到了。

中士留我住下。连队两天后就回来了，所以不必再派我出去。“假期过得怎样？”他问，“很好！不是吗？”

“有好有坏。”我说。

“是啊，是啊。”他叹着气，“要是不用回来就好了。后半段假期总是因为快要回来了，变得有点儿糟。”

我四处闲逛，直到一天早上连队的车开回来。他们个个苍白、肮脏，懊恼又沮丧。我一跃而起，冲进他们中间。我的眼睛搜寻着：那是加登，米勒在擤鼻涕，那是卡特和克罗普。我们把草垫并排铺好。看见他们，我有种毫无来由的愧疚感。晚上睡觉前，我拿出剩下的煎土豆饼和果酱，让他们尝尝。

放在外面的两块煎饼已经发霉，但还可以吃。我把它留给自己，新鲜的分给卡特和克罗普。

卡特一边嚼一边问：“是妈妈做的吧？”

我点点头。

“好吃。”他说，“我一吃就吃出来了。”

我快哭了，几乎不认识自己。但又能跟卡特、克罗普，跟战友们在一起，我很快会好起来。我属于这里。

“你挺幸运的。”入睡前，克罗普轻声说，“听说咱们要去俄国。”

去俄国。那边已经停战了。

远处轰响着前线的炮火。营房的墙壁颤抖着发出嘎吱声。

***

彻底的大扫除。一道接一道的命令。我们受到各方检查。凡破旧的东西都换成新的。我弄到一件完美崭新的上衣。而卡特，不必说，弄到了全套新制服。到处都是小道消息。有说可能要和平的，有说我们要去俄国的。后者无疑更可信。但在俄国，我们用得上这些新东西吗？确切的消息终于传来：德国皇帝要来巡视，这么多检查是为了迎接他。

整整八天的劳动和操练足以让人相信我们是在新兵营里。所有人都愠怒而烦躁。我们不喜欢过度清洁，更别说阅兵操练。对于一个士兵来说，这些事比进战壕更让人撮火。

那个时刻终于到了。我们站得笔直。皇帝驾到。我们都对他的样貌感到好奇。他庄严而缓慢地沿队伍走来。我有些失望：从画像上看，他该更高大、更魁伟。特别是他该有洪亮的嗓音。

他颁发了铁十字勋章，和这个说几句，和那个说几句。之后我们齐步走开。

大家议论起来。加登有些惊讶：“原来这就是当今陛下。在他面前，人人都得立正站好。无一例外！”他思索着：“哪怕兴登堡[德国元帅，战后两度当选总统。]也得立正站好。对吗？”

“没错。”卡特予以肯定。

加登还没说完。他寻思了一会儿，问道：“那国王也要在皇帝面前立正站好喽？”

这没人知道，但我们认为不会。这两人位高权重，在他们身上，肯定没有立正这一说。

“你这是在胡说什么？”卡特说，“要紧的是，你自己得立正站好。”

可加登像着了魔。他一向枯竭的想象力活络起来。“你瞧，”他郑重其事地说，“我根本想不通，皇帝居然跟我一样，要上茅房。”

“为这事儿，你可以去服毒了。”克罗普哈哈大笑。

“虱子加三等于七。”卡特补充着，“你脑袋里进了虱子，加登。你赶快去茅房，收拾收拾你的头，免得说话像个尿床的孩子。”

加登一溜烟跑了。

“但是有一点我想不明白。”克罗普说，“要是皇帝说个‘不’字，仗是不是就不会打了。”

“我想还是要打。”我插话道，“他最初恐怕根本就不赞成开战。”

“他一个人不行。要是世界上有二三十个像他那样的人说‘不’呢？”

“那可以。”我赞同道，“可恰好他们都说要打。”

“想想真奇怪。”克罗普接着说，“我们在这儿，是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可法国人在那儿，也是为了保卫他们的祖国。到底谁是对的？”

“也许双方都对。”我说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话。

“好吧，双方都对。”他继续道，看来他要问到我哑口无言，“可我们的教授、牧师和报纸上都说只有我们是对的。我们也希望如此。而法国的教授、牧师和报纸上，也说他们是对的。这是怎么回事？”

“我也不知道。”我说，“不管怎样，战争在继续。参战国每月都在增多。”

加登又跑来了。他依然兴奋，马上加入了谈话。他想知道战争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大多数情况下，是因为一个国家严重冒犯了另一个国家。”克罗普带着几分优越感答道。

可加登无视他的优越感：“国家？这我就不明白了——德国的一座山，不可能冒犯法国的一座山。或者一条河、一片森林、一块稻田，都不可能。”

“你是真愚还是装傻？”克罗普抱怨道，“我的意思是，一个民族侵犯了另一个——”

“那我在这儿就没什么事好做了。”加登反驳，“我没觉得自己受到侵犯。”

“你根本就不开窍。”克罗普气愤地说，“这种事，怎么会取决于你一个乡巴佬。”

“这么说，我可以马上回家啦！”加登坚持道。大家笑了。

“哎，你这个人。他说的民族是一个整体，就是一个国家。”米勒嚷嚷着。

“国家，国家，”加登灵活地咔嚓咔嚓掰着手指，“宪兵，警察，税收，这就是你们的国家。要是你说的是这些，那我谢谢你告诉我。”

“没错。”卡特说，“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加登。国家和家国是两回事。”

“可它们是一体。”克罗普慎重地说，“没有国，就没有家。”

“对。不过想想看，我方几乎全是普通人。法国战场上也绝大多数是工人、手工业者和小职员。那么，一个法国的钳工或鞋匠，为什么一定要攻打我们？不。那是掌权者的意愿。上前线以前，我从没见过法国人。大部分法国人之前也从没见过我们。没人问过他们对战争的看法，就像没人问我们。”

“那战争究竟是为的什么？”加登问。

卡特耸耸肩：“一定有人从战争中获利。”

“好吧，我可不是其中一员。”加登露齿而笑。

“你不是。这里的人都不是。”

“那谁是？”加登追问道，“对皇帝又有什么好处？他已经应有尽有了。”

“那可不好说。”卡特接着说，“迄今为止，他还没有过战争，而每一位伟大的皇帝都要经历至少一次战争，否则就无法青史留名。你们去看看课本吧！”

“将军们也是因为战争才被载入史册的。”德特林说。

“甚至比皇帝名气还大。”卡特赞同道。

“肯定有些幕后指使者，靠着战争发了财。”特德林嘟囔着。

“我想，它更像发烧。”克罗普说，“没人喜欢战争。但它突然来了。我们不想要战争，别人也不想——可现在，半个世界都参战了。”

“可那边撒的谎比我们多。”我反驳道，“想想战俘身上那些传单。上面说我们吃比利时小孩儿。写这些东西的家伙真该被绞死。他们才是真正的罪犯。”

米勒站起身：“不管怎样，在这儿打仗，总比在德国好。你看看那些弹坑！”

“说得没错。”加登附和着，“要是不打仗就更好了。”

他很自豪。这回，他终于说过了我们这些雇佣兵。而在这里，他的见解十分典型。人们对这个观点难以反驳，因为对所牵涉的相关因素知之甚少，谈论只能到此为止。军人的民族感情就体现在他上了战场。可正因为上了战场，他的这种感情终结了。其他一切，他都从实际出发，依照自己的观点来判断。

克罗普气恼地躺倒在草地上：“最好别谈这些没用的事。”

“说了也不能改变什么。”卡特附和道。

另外，新发的东西我们几乎全部归还，又把原来的破衣烂衫领回来。好东西不过是为了检阅。

***

我们没去俄国，而是开赴前线。路上，我们经过一片悲凄的森林。枝干被折断，土地被炸开，有几处已经成了可怕的窟窿。“老天！这里被炸得可真不轻。”我对卡特说。

“迫击炮。”他答，接着指了指上方。

树上挂着几个死人。一个裸体士兵蹲在一根树杈上。要是他头上没戴钢盔，真可谓一丝不挂。他不是蹲在上面，而是只剩下半截，他的上半身。他的双腿不见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我问。

“他的衣服被炸掉了。”加登嘀咕着。

卡特说：“我们已经见过几回了。很奇怪，被迫击炮击中后，身上的衣服会被炸个精光。是气浪冲击的原因。”

我们继续搜寻着。确实如此。这里挂着军装残片，那边沾着曾是肢体的带血碎肉。地上有具尸体，除了一条腿上搭着片衬裤，脖子上围着军装领子，身上什么都没有。他的衣服被吊在了周围的树上。两条胳膊已经不见了，像是被一把拧走。我在二十步外的灌木丛中发现了其中一条。

死人脸朝下，趴在地上。胳膊伤口处的泥土被血水染得漆黑。他脚下的树叶被揉碎了，像是他曾挣扎过。

“可真不是开玩笑的！卡特。”我说。

“弹片打中肚子也不是开玩笑。”他耸耸肩。

“千万别心软。”加登说。

这一切刚发生不久。血还是新鲜的。既然我们看见的人全都死了，我们也不必久留，该去就近的急救站汇报。毕竟抢着抬担架，不是我们分内的事。

***

我们要派侦察队去确认敌方的兵力。因为休假，我总对大家心存特殊的感情，于是报名参加。我们说好了计划，爬过了铁丝网，分头行动，单独匍匐前进。过了一会儿，我发现了一个浅弹坑，趴进去，进行观察。

这一带只有中型火力的机枪。它从四处扫射过来，并不猛烈，却足以让人动弹不得。

一颗照明弹在空中炸裂。整个区域僵直地铺展在惨白的光中。随后，四周又被黑暗笼罩，比先前更加漆黑。在战壕里，我就听说前面有黑人部队。这让人不舒服。因为他们不易被发现，作为侦察兵，他们又很机警。但奇怪的是，他们又经常表现得很愚蠢——不光是卡特，克罗普也在巡逻时打死过一个敌方的黑人侦察员。那些人在路上耐不住烟瘾。卡特和艾伯特只需瞄准发光的烟头。

一颗小榴弹落在不远处，发出咝咝声。我没听见它飞来，不禁吓得惊慌失措。这一瞬，我被极度的恐惧攫住。我一个人，在黑暗中几乎孤立无援——或许在另一个坑道里，有双眼睛已经盯了我很久。他备好了手榴弹，要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试着打起精神。这不是我第一次巡逻，也不是最危险的一次。但这是我休假后的第一次。此外，这一带我根本不熟。

我清楚地知道，我的恐惧毫无意义。暗处很可能根本没有埋伏，否则他们的射击不会这么低。

可是无济于事。混乱中，各种念头在我脑中嗡嗡作响——我听见母亲的叮咛，看见俄国人倚在铁丝网上，风吹拂着他们的胡子。我清晰而美妙地想象着一个带沙发的食堂、一家瓦朗谢讷[法国北部城市。]的电影院。在我极为痛苦而残酷的幻觉中，我看见灰色无情的枪口，正无声地伺机瞄向我，无论我的头转向何方。汗珠从我的每个毛孔渗出。

我一直趴在弹坑里。看了看表，才过去几分钟。我的额头和眼眶湿漉漉的，双手在颤抖，轻声喘着气。这不过是恐惧症的发作，就像普通的狗的恐惧，害怕地缩着头，举步不前。

我的紧张像坨糨糊般折磨着我。但求我能永远这样趴着！我的四肢粘在了地上，我徒劳地试图活动，却毫无起色。我死死地趴在地上，无法前进，并下定决心就这样一直趴下去。

但马上，一股新的浪潮朝我袭来。一股羞愧、懊悔而温暖的浪潮。我微微抬头，望向四周。黑暗中，我的双眼瞪得灼痛。一颗照明弹升起——我又匍匐下去。

我正举行着一场混乱而失控的战争。想爬出弹坑，又一跤跌回去。我说：“你必须出去。为你的战友，而不是什么荒谬的命令。”但马上又说：“他们与我何干？我的生命只有一次——”

一切都是因为假期。我愤愤地为自己辩护，却无法说服自己。我感到极其虚弱，慢慢抬起上身，用胳膊撑着，拖住身体往前爬，终于半个身子趴在了坑道的边缘。

这时，我听见一阵嘈杂声，又缩回去。炮火轰鸣中，这可疑的声音异常清晰。我听着——响声就在我身后。那是我们的人在战壕中走动。我听见有人低声说话。那该是卡特的声音？他正说着什么。

一股巨大的暖流涌遍我的全身。这些嘈杂声，这些微少的低语，我身后战壕中的脚步声，猛地把我从几乎置我于死地的极度恐惧中，从可怕的孤独中拉出来。这声音比我的生命更珍贵，比母爱和恐惧更重要。它比一切都强大，比一切都更能保护我：它是我的战友们发出的嘈杂声。

我不再是一块黑暗中孤单发抖的物件——我属于他们。他们也属于我。我们有同样的恐惧、同样的生活。我们以一种简单又沉重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我想把脸埋在他们中间，埋在他们的声音中，埋在拯救我、援助我的低语中。

***

我小心翼翼地溜出弹坑边，蜿蜒向前爬去，又以四肢继续匍匐，感觉很好。我测定方向，四下张望，记住周围的状况，以便找到回路。接着，我设法跟我们的人取得联系。

我依然感到紧张，但这是冷静的紧张，异常警觉的紧张。夜风很大。炮口喷火时，影子晃来晃去。忽闪的火光中能看见的太少，又太多。我常凝神注视，却什么也看不见。于是我前进了一大段，又拐弯返回。连接仍未接通。靠近我们战壕的每一米，都让我充满信心——当然，速度也更快。要是现在错过返回的时机，情况一定不妙。

这时，一阵新的惊恐突然袭来。我迷失了方位。我静静地蹲在一个弹坑里，试图辨认。已经发生了不止一次：有人兴高采烈地跳进了战壕，却发现跳错了位置。

过了一会儿，我继续倾听，却仍然无法辨认。弹坑错综复杂，我根本理不出头绪。我心里着急，不知该去哪个方向。或许我正朝着跟战壕平行的方向爬，这可就没边了。于是我掉了个头。

这些该死的照明弹！似乎燃烧了一小时。要是不想让跟进的子弹在身边嗖嗖乱窜，就根本别想动弹。

但这吓不倒我。我一定要出去。我时断时续地挣扎着往前爬。锯齿形的弹片锋利得像刮胡刀，划伤我的双手。有时我感觉紧靠地平线的天空露出微芒，但这或许是我的幻觉。渐渐地，我意识到，我是在为了活着而爬。

一颗榴弹“砰”的一声爆炸，接着又是两颗。开火了。浓烟四起，机枪哒哒响着。现在除了卧倒之外，什么也做不了。看上去是一次进攻。照明弹不间断地升向四周。

我蜷缩在一个大弹坑里。双腿到肚子泡在水中。只要进攻一来，我就缩进水里，不窒息的话，尽量把脸埋在污泥中。我必须装死。

我突然听到炮火蹿回的声音，立即潜入水中，钢盔耷拉在后颈，嘴巴微露出水面，刚好可以呼吸。

接着我一动不动——某处当啷一声，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身上所有的神经都冰冷地抽搐着。声音从我上方掠过。第一批队伍走远了。刚才我只爆出一个念头：要是有人跳进我的弹坑，怎么办？——我迅速抽出一把匕首，紧紧攥着，伸进污泥。要是有人过来，拿枪托捶我的额头，我就立即掏出刀，刺向他的喉咙，省得他大喊大叫。没别的办法。他会像我一样受到惊吓。我们会因恐惧而大打出手。我一定要打赢他。

我方开炮了。一颗炮弹在我附近爆炸。差点被自己的炮弹击中，气得我发疯。我骂着，牙齿咬得嘎吱响，钻进污泥：这是爆发的狂怒，最终却只能以抱怨和祈求收场。

榴弹的爆炸声刺痛我的耳朵。要是我们的人发动反攻，我就能得救。我紧贴地面，听见沉闷的炮声像远处矿山在爆破——我又抬起头，仔细分辨上方的嘈杂声。

机枪的扫射还是没停。我知道，我们的铁丝网很坚固，几乎没有受损——其中一部分还通着强电流。步枪的火力骤增。他们过不去，只好退下来。

我紧张到极点，又蜷缩着沉入水中。撞击发出的噼啪声、当啷声，轻悄悄的走路声越来越近。其间还有一声惨叫。他们遭到了炮击。进攻被击退了。

***

天光渐亮。我头顶是匆匆的脚步声。一批。走远了。又一批。机枪的嗒嗒声连成一条完整的铁链。我刚想微微转动身子，“扑通”一声，一个沉甸甸的人，“啪”地落进我的弹坑。他滑下来，横在我身上——

我什么也没想，没下什么决心，就发疯似的朝他捅去——他颤抖着，瘫软地无声倒下。等我回过神来，我的手已又黏又湿。

那人的喉咙发出呼噜声。在我眼中，他像是在咆哮。每次呼吸都是一声呐喊、一声嘶吼——但那不过是我脉搏的跳动。我想堵住他的嘴，往里灌泥，再捅上一刀。他必须安静下来，否则他会暴露我——但我已彻底清醒，又突然十分软弱，再也举不起刀了。

于是我爬到最远的一个角落，待在那儿，盯着他。我握紧匕首，要是他动，我就刺向他——但从他的呼噜声判断，他什么也做不了了。

我隐约能看清他。我只有一个愿望：离开。要是不赶快走，天就会大亮。眼下已经困难重重了。然而当我试着抬起头，却发现已经不可能走了。机枪火力强劲，在我跳出去之前，就会被打得满身窟窿。

我用钢盔试了试。为了测定扫射的高度，我推了推它，稍微抬起。没过一会儿，一颗子弹就把钢盔从我手中打翻。看来扫射的火力很低，贴近地面。我离敌人的阵地并不远，如果我试图溜走，就会立即被敌人的狙击手逮个正着。

天快亮了。我焦躁地等待着我们的进攻。双手因为攥得太紧而变得煞白。我默默央求着射击赶快停止，我的战友们赶紧过来。

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一眼也不敢瞥向弹坑中那黑黢黢的身体。我紧张地避开目光，等待着，等待着。子弹像一张坚硬如钢的网，密集地扫射着。不停，不停。

这时，我看见自己那只血淋淋的手，感到一阵恶心。我抓起一把土抹上去，让它看起来只是脏，而不是血迹斑斑。

火力并未减弱。双方同样强劲。我们的人可能以为我早就死了。

***

这是个明亮又暗淡的清晨。喘息的呼噜声仍在继续。我捂住耳朵，又不时松开手指，以防错过其他声音。

对面的那个人动了。我吓了一跳，不由得看过去。我的眼睛像滞住般紧盯着他。躺在那里的是个留小胡子的男人。头栽向一侧，胳膊半弯着，头无力地歪在胳膊上，另一只手放在胸前。胸口流着血。

他死了。我对自己说。他肯定死了，什么感觉也没有——发出呼噜声的不过是他的身体。可他的头正试着抬起来。有一会儿，他的呻吟声甚至变大了，接着，又垂下了头。他没死。他快死了，但他没死。我挪向他，又停下来。双手撑住身体，又往前挪。等待——继续向前——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三米路程。一段遥远而可怕的路程。我终于到了他身边。

他睁开了双眼。想必他听见了我的响动，正以令人吃惊的恐惧神情盯着我。他静静地躺着，他的眼睛却迫切地想要逃走，乃至有一刻我甚至相信，他眼睛的力量能拖走他的身体，只要一拖，就冲到几百公里以外。他一动不动，十分安静，没有呻吟，也不再喘息。但他的眼睛在叫喊，在咆哮。在那双眼睛中，他全部的生命凝聚为一次不可思议的使劲儿逃跑，凝聚为对死神、对我的极度恐惧。

我膝盖发软，跌倒在地，双肘撑住身体。“不，不。”我低语道。

那双眼睛瞪着我。只要他瞪着我，我就动弹不了。

这时，他的一只手慢慢从胸前滑下去，只滑下微不足道的几厘米，但这个动作削弱了他眼睛的威力。我弯身向前，摇着头，轻声说：“不，不，不。”我举起一只手，想告诉他，我想帮助他。我拂了拂他的额头。

我伸手时，他的目光畏缩了，不再直勾勾地瞪着我。他睫毛低垂，放松下来。我解开他的衣领，将他的头放得舒服些。

他半张着嘴，嘴唇发干，竭力想说话。我的军用水壶不在，我没有随身带着，但下面弹坑里的淤泥中有水。于是我爬下去，掏出手帕，摊开，向下压，用手舀起渗到手帕中的黄色泥水。

他咽下去。我又舀了些水。随后我想给他包扎，解开他的上衣。我无论如何都要救他。假如我被俘，他们看见我曾帮他，就不会枪毙我。他试图抵抗，但手已软弱无力。他的衬衣已经粘在身上，无法掀开，而他的纽扣扣在后背。没别的办法，只好剪开它。

我又找到了刀子。但当我正要割开他的衬衫时，他的眼睛又睁开了，再次流露出呼喊和疯狂的神情。我只好遮住他的双眼，合上他的眼皮，并低声对他说：“我想帮你，战友，战友，战友，战友……”我恳切地重复着，好让他听得懂。

他身上有三刀。我用我的包扎布敷在他的伤口上。血涌出来。我压紧了绷带，他呻吟起来。

只能做这些了。现在我们必须等待，等待。

***

这是怎样的一段时间——呼噜声又响起来——人死起来可真慢！但我毕竟清楚地知道：他活不了了。尽管我试图说服自己，但中午时，在他的呻吟声中，我的托词还是融化了，粉碎了。假如爬行时我没有遗失左轮手枪，我会给他一枪，但用刀，我无法做到。

中午时分，我迷迷糊糊，思考力已弱到极限。饥饿折磨着我。我想吃，差点哭出来，难以抵抗。我给那个垂死的人舀了几次水，自己也喝了几口。

他是我亲手杀死的第一个人，是我眼睁睁看着死去的第一个人。他的死是我一手所为。卡特、克罗普和米勒在击毙对方时，也曾经历过。许多人都经历过。在白刃战中常常发生——

然而每次呼吸都暴露着我的心。这个濒死的人有自己的时间。他有把无形的刀。他用这把刀刺死我：时间和我的思想。

只要他能活下来，我愿意为他付出很多，但他躺在那儿。我不得不看着他，听着他，这实在太难受了。

下午三点。他死了。

我松了口气，但只是很短。很快，我就意识到，寂静比呻吟声更让人难以忍受。我希望那呼噜声能回来，时断时续的，一会儿轻得像哨子，一会儿又嘶哑、响亮。

我做着毫无意义的事。为了不闲下来，我放好了那个死人，让他舒服些，尽管他已毫无知觉。我合拢了他的眼睛。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头发是黑色的，边上有些鬈发。

他胡子下的嘴唇圆润柔软，鼻梁微微弯曲，皮肤棕褐色。他已不像临死前那么惨白。有一阵子，他的脸看上去甚至像活着——但很快就衰颓为一张陌生的死人脸，我常常看到的脸，它们一模一样。

此刻，他妻子一定在思念他。她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像是个经常给妻子写信的人——她还会收到他的信——明天，一周后——或许一个月后，收到一封迷途的信。她会读到这封信，而他会在信中和她说话。

我的状况越来越糟，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他妻子长什么样？像运河边那位黝黑苗条的姑娘？她不属于我吗？或许经过这样的事，她现在属于我！要是康托列克此刻坐在我身边！要是我母亲看见这一切——假如我能牢记返回的路，那这个死人就能再活三十年。要是他当时向左侧跑两米，他现在仍会待在他的战壕里，给他妻子写着信。

我不能继续想下去了。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命运。假如当时，克默里西的腿能再往右挪十公分，假如海尔的身子能再朝前弓五公分——

***

寂静在蔓延。我要说话，必须说话。于是我跟他说起话来：“战友，我并不想杀死你。要是你再跳进来，我不会那么做，只要你也头脑冷静。不过之前，你对我来说是个思路，是个活在我头脑中的推论。是它让我下了决心——我刺死的是这个推论。现在我才知道，你是个像我一样的人，而我只想到你的手榴弹、你的刺刀、你的武器——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妻子、你的脸和我们的共性。宽恕我吧，战友！我们总是认清得太晚。为什么没人告诉我们，你们跟我们一样是可怜虫？你们的母亲和我们的母亲一样为我们担惊受怕。我们同样惧怕死亡。我们有同样的死，同样的痛——宽恕我吧，战友！假如我们扔掉武器，脱去军装，你怎会是我的敌人？你会像卡特、艾伯特一样，成为我的兄弟。从我这儿拿走二十年吧，战友，站起来——多拿一些。因为我不知余生该如何是好。”

一片寂静。前线除了步枪的响声一片寂静。枪声很密集，却并非毫无目标的扫射，而是从四面八方瞄准开枪。我跑不出去。

“我要给你妻子写信。”我对着死人，匆忙地说，“我要给她写信。她该从我这儿知道这个消息。我要把我说给你的话说给她。我不会让她痛苦。我要帮助她，还要帮助你的父母、你的孩子——”

他的军装敞开着。信夹轻易就能拿出来。但是我迟疑着，是否要打开它。信夹里有个本子，上面会写着他的姓名。或许只要我不知道他的名字，就会忘记他。时间会洗刷这一切。他的姓名会像根钉子，钉进我的心里，永远拔不出来。它有着唤醒记忆的力量。它会常来，站在我面前。

我犹豫地拿着信夹。它从我手中脱落，掉在地上，散落出几张照片和几封信。我一张张拾起来，想放回去。但压力，我承受的压力，彻底的无助处境，饥饿，风险，以及跟这个死人待在一起的几小时，都让我感到绝望。我想加速解脱，让痛苦加剧、结束，正像一个人，忍受着无以复加的手痛，却一拳打向一棵树。会发生什么？全然不在乎。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和一个小姑娘，站在一面爬满常春藤的墙前。一张窄幅的业余摄影师拍摄的照片。旁边夹着几封信。我拿出信，试着读。它们像些乱码，以我的法语，大部分都无法看懂。但每个我能破译的词都像一颗子弹，射向我的胸膛——又像一把刀，扎入我的胸口——

我的大脑受到强烈刺激，但起码还清楚：这些人，我根本没有权利像我想象的那样给她们写信。不可能。我又看了看照片。她们并不富有。以后我赚了钱，可以匿名寄给她们。我抓紧这个念头，至少它是个小小的支撑。这个死人跟我的生命连在了一起。为了救赎自己，我必须做一切，承诺一切。我盲目地发着誓：我将只为他和他的家人而生存——为了让他信服，我说破了嘴。我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希望：我能赎回我的罪，说不定还能从这里脱身。这是个日后会兑现的小小诡计。于是我打开本子，慢慢念道：“热拉尔·迪瓦尔。排字工。”

我用他的铅笔在一个信封上记下地址，随后猛地将所有东西塞进了他的上衣。

我杀了排字工热拉尔·迪瓦尔。我以后要当个排字工，我胡乱想着，当个排字工、排字工……

***

下午时分，我冷静下来。我的恐惧原本毫无道理。他的名字不再困扰我。我的疯狂已不再发作。“战友”，我对那个死人镇定地说：“今天是你。明天是我。但要是我能活下来，战友，我要跟毁掉我们的一切斗争到底。它毁的是你的生命，而我的呢？也是生命。我向你保证，战友，这种事绝不能再发生。”

太阳西斜。我因疲惫和饥饿而变得麻木。昨日于我仿佛是一团迷雾，我并不指望自己能冲破它，于是我打起瞌睡。不知不觉间，夜晚将至，黄昏来临，时间在我眼中变得飞快。还有一小时，要是夏天，还有三小时。还有一小时。

这时，我忽然紧张起来，担心天黑前会发生什么不测。我不再去想那个死人了。他对现在的我来说已无足轻重。随着求生欲猛地跳将出来，之前的一切都随之下沉。仅仅为了不再遭遇不幸，我机械地喋喋不休：“我会坚守我承诺你的一切，一切——”但我马上就知道，我什么也不会做。

一个念头突然袭来，要是我爬出去，我的战友们会朝我开枪。他们不知道是我。我要喊，越早越好，让他们知道我。我要待在战壕前，直到他们回复。

第一颗星。前线依然平静。我长长地舒了口气，激动地自言自语：“别再干蠢事了，保罗，冷静，要冷静，保罗——这样你才能得救，保罗。”叫自己名字的效果，就像别人在叫我一样，具有更多的威力。

天越来越黑。我激动的心情平复下来。我留神等待着，直至第一批炮弹射向天空。随后我爬出弹坑。我已忘记了那个死人，展现在我眼前的是将临的夜和发光的苍白田野。我看准了一个弹坑，火光熄灭的瞬间，猛地跳进去，再继续摸索，跃入下一个弹坑，弯下腰，倏忽前行。

更近了。在炮弹爆炸的火光中，我看见铁丝网边有什么在移动着，又停下来。我躺下身。过了一会儿，我又看见了。一定是我们战壕里的战友。但我仍很小心，直到我认出我们的钢盔。我喊起来。

马上响起了回答，叫着我的名字：“保罗——保罗——”

我又喊起来。是卡特和艾伯特，他们正拿着一块帐篷布出来找我。

“你受伤了吗？”

“没有，没有。”

我们滑进战壕。我要了吃的，狼吞虎咽地填满肚子。米勒递给我一根烟。我三言两语讲了发生的事。一切都并不新鲜，这种事时常发生，特殊之处不过是夜间进攻，但卡特在俄国时，曾在俄国人的阵地后方躺了两天才突破防线回来。

我没提那个死去的排字工。

但第二天一早，我还是忍不住了。我要告诉卡特和艾伯特。他们宽慰我说：“这种事你无能为力。你还能怎么办？这就是你来这儿的原因！”

我听着他们温暖的话，跟他们在一起，感到十分心安。当初在那个弹坑里，我不过是说了番疯话！

“瞧瞧那边。”卡特说。

胸墙上架着几支带瞄准望远镜的步枪。狙击手正窥视着对面的整个地段，不时发出一声枪响。

这时我们听见一声惊呼：“击毙！”——“你们看看，他是怎么往上蹿的？”下士厄尔里希自豪地转过身，记下他的分数。在今天的射击排行榜上，他以三次准确的命中，位居榜首。

“这种事儿你怎么看？”卡特问。

我点点头。

“要是这么下去，今晚他的纽扣眼儿里，就会多出一只彩色的小鸟[指勋章。]。”克罗普说。

“或者很快被提拔成中士。”卡特补充道。

我们相互看了看。“我不会干这种事。”我说。

“不管怎样，”卡特说，“非常好，这个时候，你看见了这个！”

下士厄尔里希又走向胸墙。他的步枪枪口开始四处瞄准。

“你那件事，别再费口舌了。”艾伯特点点头。

现在，我再也无法理解自己了。

“只是因为我不得不和他一起躺了那么久。”我说。战争毕竟是战争。

厄尔里希的步枪发出短促而单调的响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