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什梅尔意识到自己坐在初枝丈夫被控谋杀的法庭中,他发现自己在盯着和丈夫说话的初枝看时,便努力使自己看向别处。

陪审员回来了,然后菲尔丁法官也回来了,卡尔·海因的母亲站到了法庭上。尽管已经在镇上生活了整整十年,她仍旧保留着乡下为人妻者的样貌:壮实、显老、满脸风霜。埃塔坐在证人席的椅子上动了动腰身,内衣发出拉扯和滑动的声音——那声音是她身上那根洛蒂·欧普斯威格商店里买的厚实的尼龙束腹带发出的,那是一条黑色的绑带,是贝灵厄姆的一个医生建议她去买的,为的是治疗她因为长期在农场生活而落下的坐骨神经痛。二十五年来,她不管刮风下雨都跟着她的丈夫老卡尔一起劳动。冬天,她嘴里哈着白气,脚穿一双沾满泥巴的靴子,身穿一件厚外套,一条围巾严严实实地裹住头,在她肥胖的下巴那里打了个结。她戴着头天夜里刚刚织好的不分指头的羊毛手套——那是她坐在床上伴着卡尔的鼾声织出来的——坐在板凳上,挤着牛奶。夏天,她忙着分拣草莓,修剪匍匐枝,拔草,同时还要监视着那些每年来海因农场采摘的印第安人和日本人。

她出生于巴伐利亚英格斯塔德附近的一个奶牛场,至今还带着那儿的口音。她在她父亲开在达科他州北部海丁格附近的小麦农场遇见了她的丈夫。他们私奔到北太平洋,来到西雅图——她还记得在餐饮车上吃早餐的情形——她在西雅图的一个港岛铸造车间工作了两年,又在码头区当了一年木材装卸工。埃塔,一个农民的女儿,发现自己喜欢西雅图。她在第二大道当起了缝纫女工,生产克朗代克大衣,计件领酬。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去了圣佩佐的草莓农场,那座农场的主人是她丈夫卡尔的父亲,一个大腹便便的男人。卡尔十七岁的时候离开农场去闯世界。父亲去世之后,他带着埃塔回到了圣佩佐。

她试着使自己喜欢上圣佩佐。但是圣佩佐空气潮湿,她总是咳嗽,后腰也开始困扰她。她有四个孩子,她把他们养大,使他们成为勤劳的人。但是,老大去了达林顿铺设电缆,老二和老三去打仗了,只有老二——小卡尔——一个人回来了。老四是个女孩,和埃塔一样,跟人私奔去了西雅图。

草莓开始令埃塔感到厌倦,烦恼——她甚至不喜欢吃它们。她的丈夫是个酷爱水果的人,但是埃塔对之毫无感情。对他而言,草莓是一个神圣的谜,它是糖做的珍珠,是深红的美玉,是甜美的宝珠,是多汁的红宝石。他知道它们的秘密、生长习性,熟悉它们在阳光下每一天的反应。他说,地垄间的岩石会吸收热量,使得他的草莓在夜里保持更高的温度。但是,埃塔对这一类事情毫无兴趣。她把鸡蛋给他送去,然后就去谷仓挤牛奶。她从围裙口袋里掏出饲料扔给火鸡和普通的小鸡。她擦洗物品室里沾满泥土的地面。她给猪的食槽倒上猪食,然后到采摘工人的棚屋里去看看他们是不是偷了罐头来吃。

卡尔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一个清朗的夜里发心脏病死了。她在厕所里发现了他,头栽在墙上,裤子褪到脚踝处。小卡尔在外面打仗,埃塔趁这个机会把农场卖给了奥莱·乔金森。奥莱得到了中央谷中间的六十五英亩草莓地。这笔钱也足够埃塔把日子过下去,只要她稍微有些经济头脑。幸运的是,这种头脑是她与生俱来的:这种精打细算给她带来的深层的快乐不亚于卡尔从种植草莓中所获得的乐趣。

公诉人阿尔文·胡克斯在埃塔面前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身手矫健,他对她的财务状况兴趣浓厚。他用右手的手掌托着左边的手肘,一个大拇指撑着下巴,在她面前踱来踱去。是的,她说,她还保留着农场的账簿。农场从来都没有赚到过大笔的钱,但是三十英亩的草莓地还是支撑了他们二十五年来的生活——情况有好有坏,她补充道:这取决于罐头厂给的钱是多是少。他们在一九二九年还清了所有的债务,但是之后就爆发了大萧条。草莓跌价了；拖拉机的连杆轴承坏了,要到安纳柯蒂斯去买一个新的；日照也并不是每年都好。有一年春天,夜里一场寒霜把所有的草莓都冻死了,还有一年地里总是积水,从来就没干爽过,长得低的草莓果子都烂掉了。有一年草莓生了霉菌病,还有一年沫蝉多得不得了。最不幸的是,卡尔在一九三六年的时候摔断了腿,只好拄着自己家里做的拐杖在地里蹦来蹦去。后来,他把五英亩的地种上了覆盆子,把钱都投入到了这项试验中——用铁丝和香杉树做柱子,请人来建棚架——但是一直都不顺利,直到最终他们搞明白如何挑选茎苗和如何整枝才能挂果之后才好些。还有一次,他尝试了一个新的品种——雷尼尔山草莓——但是也没有成功,因为他施了太多的氮肥,植株长得绿油油的,又高又茂盛,但结出来的果实又小又硬,收获寥寥。

是的,她说,她很早以前就认识被告宫本天道。那是在二十多年前,被告一家人——被告、他的两个兄弟、两个姐妹,他的父母——来给他们家采摘草莓,她很清楚地记得他们。他们干活很卖力,不太和别人打交道。他们拿着满满的篓子过来,她记下他们的成果,付给他们钱。他们起初住在一个采摘者的小棚屋里:她能够闻到他们烧河鲈的味道。有时候,她看见他们晚上坐在枫树下面,用金属盘子吃着米饭和鱼。他们在一片野地里的两棵小树中间拉了一根绳子,用来晾晒衣服,野地里长满了山柳菊和蒲公英。他们没有代步的车子,她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出门的。一大清早,他们的两三个小孩便带着钓丝去中央湾,在码头上钓鱼,或者游到礁石上去碰运气,看能否钓到鳕鱼。她看到他们早上七点钟走在回家的路上,手里拿着一串串的鱼,或者拿着蘑菇,或蕨须、石房蛤,运气好的时候还会抓到溯流而上产卵的鲑鱼。他们赤着脚走路；低着头。一个个都带着草编的采草莓时戴的帽子。

是的,她清楚地记得他们。她怎么可能忘记这些人呢？她坐在证人席上,盯着宫本,眼里含着泪水。

菲尔丁法官看到她情绪难以自抑,便叫了休庭。埃塔跟着艾德·索姆斯走进了休息室,默默地坐在那里,回忆着往事。

他们来农场采摘草莓的第三年,宫本全一在采摘工作结束后出现在她家门口。埃塔站在厨房水槽边往客厅望去,看见他正看着自己。他朝她点了点头,她只是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便接着洗碗。她的丈夫卡尔来到门口,大拇指和食指捏着一个烟斗,和全一攀谈起来。当时很难听清楚他们在说什么,于是她把水关了,静静地站在那儿听着。

一会儿,两个男人出门,一起往地里走去。从水槽上方的窗户朝外看去,埃塔可以看见他们:他们停下来,其中一个用手指了指,然后又往前走。他们又停下来,伸着手臂指指这儿,又指指那儿。卡尔点着了烟斗,用手在耳后挠了挠,全一用帽子指着西面,手一挥,然后把帽子戴回头上。两个男人又在地里走了一会儿,转到西面的覆盆子藤后面去了。

卡尔回来的时候,埃塔将咖啡壶放在桌上。“他想要什么？”她问。

“地,”卡尔说道,“七英亩地。”

“哪儿的七英亩地？”

卡尔将烟斗放在桌上。“正西面,中间的七英亩。由南向北的那块地。我告诉他最好是西北边的七英亩。如果我要卖的话就卖那块。反正那是一块山丘地。”

埃塔给两个人都倒上咖啡。“我们不卖,”她意志坚决地说道,“这种时候不卖,地价这么低。除非等价钱好些。”

“那块地坑坑洼洼的,”卡尔说道,“不好耕种。阳光倒是挺足,但是排水难啊。我们的农场就数这块地收成差。他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就要这块地。他知道只有这块地我会肯放手。”

“他想买中间那七英亩,”埃塔指出,“他可能会得到两英亩好地,你都不知道。”

“也许,”卡尔说道,“不管怎样,我已经注意到了。”

他们喝着咖啡。卡尔吃了一片涂了黄油和糖的面包。接着,他又吃了一片。他总是处于饥饿状态。想要喂饱他是一件挺有挑战性的事情。“那你是怎么跟他说的？”她问。

“我跟他说我得考虑一下,”卡尔说道,“我准备让西边的五英亩地荒掉,让它长草去,你知道吗,要把那儿的蓟草铲除干净是件很困难的事情。”

“不要卖,”埃塔说道,“卖了你会后悔的,卡尔。”

“他们都是些体面的人,”卡尔说道,“你可以打赌那边会很安静。他们不会宴饮狂欢或者大呼小叫。他们是些当你需要的时候可以一起做事的人。这方面他们比许多人都好。”他拿起烟斗玩弄起来,他喜欢把烟斗捏在手中的感觉。“不管怎样,我跟他说的是我会考虑一下,”卡尔说,“并不是说我一定会卖给他,不是吗？只是说我会考虑。”

“好好想想吧。”埃塔提醒道。她站起来开始清洗咖啡具。她感觉这件事情应该好好斟酌。七英亩地差不多是他们家财产的近四分之一,土地的四分之一。“那七英亩土地将来会值钱得多,”她说道,“你最好好好地留着那块地。”

“也许吧,”卡尔说,“这个我也会好好考虑的。”

埃塔站在水槽边,背朝卡尔,使劲地洗着碟子。

“但是手里有钱肯定也不错,是吧？”卡尔过了一会儿说道,“我们还有些事情需要花钱,而且——”

“如果你要那样做的话,”埃塔告诉他,“我是不赞成的。别拿新的好看的衣服来哄我,卡尔。我要穿好衣服的话我自己会想办法。我们还没穷到要把地卖给日本人,不是吗？为了新衣服？为了一小袋好烟草？我建议你还是好好守住自己的地,好好守着,卡尔,不要为了洛蒂商店的一顶新的褶边帽子就把地卖了。而且,”她转过身来,一边在围裙上擦手,一边继续道,“你以为那个人在地里挖到了财宝箱或什么东西了吗？你以为他有钱吗？你以为他会一下把钱都扔在你面前吗？你是这样想的吗？除了在我们这儿采摘草莓挣的钱,还有给托森家和南海滩码头上那些信天主教的人(他们算谁啊？)劈柴火挣的钱之外,他什么都没有。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卡尔。他会每次给你两个子儿,你就会揣着这点零钱去镇上。买些烟草。看看杂志。你卖这七英亩地的钱就全花在友睦港的廉价商店里了。”

“那些信天主教的都是些吝啬鬼,”卡尔说道,“宫本已经不给他们干活了。去年冬天他帮托格森锯香杉木料,我猜他挣了不少钱。他干活很卖力,埃塔。我知道的。他们在地里干活你也是看到的。这不用我多说了。他又不花什么钱。他们总是吃海鲈鱼,吃安纳柯蒂斯运过来的大袋批发大米。”卡尔挠了挠胳膊,用粗壮有力的手指按摩着胸口,他又拿起烟斗,在手里把玩着。“宫本家的人很爱干净,”他强调说,“你从来没去过他的棚屋吗？那儿干净得连地板都可以吃,孩子们睡在垫子上,连墙上有块霉斑都要弄掉。孩子们]脸上干干净净的,也不乱跑。洗好的衣服都晾在绳子上,用雕花的夹子夹起来。他们从来不睡懒觉,不诉苦,不发牢骚,不要求任何东西——”

“就像那些印第安人。”埃塔说道。

“别视印第安人如泥土,”卡尔说,“对他们好。带他们去公共厕所,指给他们去海湾的小道,告诉他们哪里的石房蛤最多。现在,”卡尔说道,“我完全不在乎他们的眼睛是不是斜（美国俚语中用“斜眼人”( slant)来指代亚洲人,尤其是中国人、日本人,带有贬义。）的。我一丁点儿都不在乎,埃塔,归根到底,大家都是人。这些都是清清白白过日子的人。他们没什么错。所以问题在于,我们想卖吗？因为宫本,他说,他现在就可以放下五百块。五百块。剩下的我们可以分十年结清。”

埃塔再次转身面朝水槽。这好像完全不是卡尔！她想。卡尔喜欢在地里走来走去,和采摘工人聊天,品尝自己的草莓,咂着嘴巴,吸着烟斗,去镇上买一袋钉子。他还喜欢参加草莓节委员会,给花车评分,帮忙烤鲑鱼。他以全副精力物色和购买新的好地,劝说友睦港的人为詹森西港的舞榭捐赠木料。他同时参加了美生会和奥德费罗共济会（美生会( Masons)和奥德费罗共济会(Od-flow)都是西方的共济会。）,在格兰其分会帮忙保管记录。他傍晩的时候站在采摘工人的棚屋里和日本人闲聊,和印第安人同声出气,看着女人们织毛衣等物件,和男人们畅谈草莓农场建立前的旧时往事。那才是卡尔！采摘季节结束的时候,他会去他们告诉他的人迹罕至的古迹中游荡,寻找那些箭镞和枯骨、蚌壳之类的东西。如果有老酋长和他一起去,他们就会带着一些箭镞回来,坐在门廊上吸着烟斗,直到凌晨两点。卡尔会和他一起喝些朗姆酒。埃塔在卧室里能听到他们喝酒的声音,他们两个都喝醉了。她睁着眼睛躺在床上,耳朵听着夜里的声音,她听到他们喝酒的声音,听到马打响鼻,还听到酋长不停地讲着图腾柱和独木舟的故事,还有他参加过的一次炫财冬宴。在冬宴上,有其他部落酋长的女儿们结婚,而这位讲故事的老酋长自己则赢了一场掷长矛比赛；第二天另一个酋长突然在睡梦中死去了,就好像他死了他女儿才结婚一样。其他人不知道出于什么可怕的原因,在他的独木舟上凿了个洞,把他塞在里面,然后吊到一棵树上。

埃塔凌晨两点的时候穿着睡袍来到门口,让酋长回家去,当时已经很晚了,天上有星星可以照路,她不喜欢家里有朗姆酒的味道。

此时她站在厨房门口,手臂抱在胸前,准备结束这场谈话。“好吧,”她对卡尔说,“你是这个家里当家的,你穿上裤子,去把我们的地卖给日本人,然后看看会是什么结果。”

复庭之后,在阿尔文·胡克斯的要求下,埃塔解释说他们商定的方案是先付五百美元,然后订立一个为期八年的“先租赁后转让”的合约。卡尔每六个月收取二百五十美元,分别在六月三十日和十二月三十一日付清,每年按百分之六点五计算利息。契约一份由卡尔持有,另一份归全一,第三份留给前来审查的人看。在一九三四年,埃塔说,宫本无论如何都还无法真正拥有土地。他们是从日本来的,他们夫妇俩都出生在日本,法律是禁止他们拥有土地的。卡尔仍然在名义上拥有这块土地,帮他们持有着,如果有人来查就说土地是租给他们的。她没有想到这一点,卡尔却想到了——她只是负责跟踪,看着钱进进出出,确保利息计算正确。她从来没有干过这些事情。

“请稍等。”菲尔丁法官打断道。他整理了一下袍服,朝她眨了眨眼睛。“抱歉我打断一下,海因夫人。法庭关于这件事有些说明。请原谅我打断你。”

“好的。”埃塔说。

菲尔丁法官朝她点了点头,然后将注意力转向陪审团。“我们将跳过公众席上的交头接耳,”他开口说道,“胡克斯先生和我可能要商量一会儿,但是如果我这样做,则毫无疑问地——我要打断证人的话,以解释一个法律概念。”

他揉了揉眉毛,喝了一些水,放下手中的眼镜,开始说话:“证人提到了华盛顿州一条已经失效的法令,根据这条法令,在证人所提到的那个时期,一个非公民身份的外国人拥有不动产属于非法行为。这条法令同时规定,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法和途径替外国人或非公民持有不动产。而且,据我所知,在一九〇六年,联邦司法部长命令所有联邦法院不得批准日本侨民为自然公民。因此,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日本移民是不可能在华盛顿州拥有土地的。海因太太刚才告诉我们,她已故的丈夫与被告已故的父亲合谋达成了一项协议,但除非对这些法令进行极其宽松的解释——尽管这是双方都满意的,否则这项协议并不能成立。他们绕开了这条法令。不管怎样,证人的丈夫与被告的父亲订立一项所谓的“租赁’协议,隐瞒了实际购买行为。买方交付了一笔定金,双方又签订了一份假的契约以备政府检查。这些契约,实际上连同海因太太提到她丈夫和‘买家’所持有其他契约,都一同成为本案的州证物,当然你可以取回。正如海因太太指出的那样,一切事件的引发者如今都已经不在人世,所以我们无法追究他们的责任。如果律师或证人还有任何需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他们可以继续询问。”法官又补了一句,“但是,”他说,“请大家注意,本法庭不再讨论是否违反本州如今已经失效的《外国人土地法》的问题。胡克斯先生,你可以继续了。”

“我还要说一件事。”埃塔说道。

“当然可以,请讲。”法官回答道。

“他们日本人是不能拥有土地的,”埃塔说,“所以我不明白宫本他们家的人怎么会认为他们拥有我们的土地的。他们——”

“海因太太,”法官说道,“请再次原谅。抱歉地打断您一下。但是我必须提醒你宫本先生在本案中被控谋杀罪,这是第一位的,这也是本法庭所关注的焦点,任何有关土地的合法拥有权的争议必须由民事法庭来解决。所以请你自我约束,只回答律师向你提出的问题。胡克斯先生,”法官说道,“请继续。”

“谢谢。”阿尔文·胡克斯答道,“在此我要郑重指出,证人只是试图重建有关其土地所有权的事实,以正面回应质询中的问题。而且这些信息对本案至关重要,清楚地描述被告与证人之间的合约将有助于分析被告实施谋杀的动机所在。因此——”

“可以了,”菲尔丁法官说道,“你已经做完起始陈述了,阿尔文。我们继续吧。”

阿尔文·胡克斯点了点头,又开始踱起步来。“海因太太,”他说,“让我们]倒回去一下。如果像您所说的,法律根本就不允许宫本拥有土地,那他为什么要签订这个买卖契约呢？”

“这样他们就可以付钱给我们,”埃塔说道,“如果他们是公民,法律就会允许他们拥有土地。宫本家的几个孩子都出生在美国,所以他们是公民,我想。当他们二十岁的时候,土地就可以转到他们名下去——法律规定他们可以那样做,把土地挂到他们名下,等他们长到二十岁。”

“我明白了。”阿尔文·胡克斯回答道,“那么也就是说,他们——被告宫本的一家人,在一九三四年的时候还没有一个孩子是满二十岁的,是吗,海因太太？据你所知是这样吗,太太？”

“老大就坐在那儿。”埃塔说着,一个手指指着宫本天道,“他当年应该是十二岁,我猜。”

阿尔文·胡克斯转身朝被告看了一眼,仿佛不确定她所指是不是他。“你是指被告？”他说,“一九三四年的时候？”

“是的,”埃塔说道,“被告。这就是租约定为八年的原因。八年之后,他就二十岁了。

“也就是一九四二年。”阿尔文·胡克斯说。

“一九四二年,是的。”埃塔说道,“到一九四二年十一月的时候他就二十岁了,他们将在十二月三十一日付清最后一笔钱,然后土地就将转到他名下去,本来应该是这样的。”

“应该是？”阿尔文·胡克斯说道。

“他们没付最后一笔钱,”埃塔说,“实际上,最后有两笔钱没有付清。他们一直没来付。最后两笔。本来一共要付十六笔的。”

她双手抱在胸前。她闭上嘴,等着。

内尔斯·古德莫德森咳嗽了起来。

“现在,海因太太,”胡克斯说,“当他们一九四二年没来付最后两次款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她一时没有回答。她揉了揉鼻子,手臂换了个姿势。她回想起,有一天下午,卡尔回到家,手里拿着一张在友睦港捡来的通告。他坐在桌旁,将通告在面前摊开,一字一句地看着。埃塔也站在他身后看着。

上面写着——“给生活在以下地区的所有日本人后裔的通告”,通告上列出了安纳柯蒂斯和贝灵厄姆、圣胡安和圣佩佐,以及斯卡基特谷中的许多其他地名；其他的她都不记得了。反正这个通告就是告诉日本人,他们必须在三月二十九日中午离开。他们将在第四军团的监督下搬走。

埃塔扳着手指头算了一下。日本人只有八天时间。他们可以带上被褥、床单、洗浴用品、备用衣物、刀子、勺子、叉子、盘子、碗、杯子。他们必须把自己的东西整整齐齐地打好包,每样东西上都写好自己的名字。政府会给他们一个号码。这些日本人能够随身带上自己能带的物品,但是宠物除外。政府承诺会保管他们的家具。家具必须保留在原处,日本人必须在三月二十九日上午八点到友睦港的一个集合点报到。政府将提供运输。

“上帝啊。”卡尔说道。他摇着头,拇指按在那张通告上。

“今年请不到摘草莓的人了,”埃塔说,“或许应该到安纳柯蒂斯去请几个中国人来,日本人都走了。”

“有的是时间来准备这事儿,”卡尔说,“上帝啊,埃塔。”他还是摇摇头。

卡尔一松手,通告纸便自行卷了起来。“上帝啊,”他重复道,“八天。”

“他们会把各种东西卖掉,”埃塔说,“你等着看吧。他们的小装饰物、罐子、平底锅。许多人都会在院子里把东西摆出来卖——你等着瞧吧。这些人就是这么处理东西的——以最快的速度把东西卖出去,不管买主是谁,迅速脱手。”

“那人们也会趁此占便宜。”卡尔一边说,一边继续摇着自己的大脑袋。他坐在那里,手臂撑在桌子上。她马上知道他要去吃东西了,而且将把她的厨房弄得满是面包屑。他那样子仿佛此生就是为了吃东西而来的,好像食物是他的敌人似的。“这太糟糕了,”他说,“这么做不对。”

“他们是日本人,”埃塔答道,“我们在和他们打仗。总不能让一些间谍待在我们周围吧。”

卡尔摇着头,沉重的身躯在椅子里转过来,面朝着她。

“我们都不对,”他平静地对埃塔说,“你和我,我们这么做就是不对。”

她知道,他说的没错,她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但她还是没有接茬儿。不管怎样,他以前也说过这样的话。她也没太在意。

埃塔手撑在臀部,向他表明她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但是卡尔的目光没有移开。“作为基督徒应该有点同情心吧,”他说,“亲爱的,埃塔。难道你一点儿感觉都没有吗？”

她出去了。她还要除草,还要去喂猪。她走进杂物房,把围裙挂在挂衣钩上,坐下来穿靴子。就当她坐在那里,一面费劲地穿着靴子,一面心里担心着卡尔说的话——关于那件他们意见不合的旧事——的时候,宫本全一出现在门口,他脱下帽子,点了点头。

“我们听说了你们的事。”她说。

“海因先生在家吗,海因太太？”宫本一边说一边拿着帽子在自己腿上拍打了几下,放到身后。

“在,”埃塔说,“他在家。”

她从杂物房探出脑袋,大声地喊着卡尔。“有人来了！”她说。

卡尔走出来的时候,她对他说道:“你们可以在这儿当着我的面谈。我也有份儿。”

“你好,全一,”卡尔说道,“为什么不进屋呢？”

埃塔把靴子脱了下来,跟着日本人进了厨房。

“请坐,全一,”卡尔说,“让埃塔给你倒点咖啡。”

他盯着埃塔看了一眼,她点了点头。埃塔从挂衣钩上取下一件新的围裙穿上,给咖啡壶灌上水。

“我们看到了通告,”卡尔说,“八天的时间根本不够。八天的时间怎么能安排好一切？这么做不对。”他又说了一句:“这是不对的。”

“我们能怎么办呢？”全一说道,“我们只能用板条把窗户钉起来一切都留下。如果你愿意,海因先生,我的土地可以给你种。我们很感谢你把地卖给我们。现在地里的草莓已经种了两年了,长势很好。草莓的收成会很好的。请你把它们摘下来,卖给罐头厂,钱你留着。不然它们都要烂在地里了,海因先生。对谁都没好处。”

卡尔开始抓挠自己的脸。他坐在全一对面,挠着自己的脸。他看上去个头高大、粗壮有力,而日本人个头小、样子精明。他们年龄相仿,但是日本人看上去更年轻,至少小十五岁。埃塔把杯子和杯托放在桌上,打开糖罐子。这一番开场的话说得好精明啊,她心想。以草莓相送,反正它们对他而言已经不值什么钱了。真聪明。然后再谈付钱的事儿。

“义不容辞,”卡尔说道,“那就我们来采摘。我义不容辞,全一。”

日本人点着头。他总是点头,埃塔想。他们就是这样占据上风的——他们行动谨慎,想法却很多,点着头,什么都不说,脸一直朝下；他们就是这样把东西弄到手的——比如,她的七英亩地。“如果我和卡尔来帮你们摘草莓的话,你们打算怎么付钱呢？”她站在炉子旁边问,“不会——”

“你别插话,埃塔,”卡尔打断她,“我们现在还不需要谈这个。”他把注意力重新转向日本人。“家里人都好吗？”他说,“大家都是什么反应？”

“家里很忙,”宫本说,“打包东西,准备行李。”他笑了起来；埃塔看见了他的大牙齿。

“我们能帮什么忙吗？”卡尔说道。

“你们把我们的草莓摘了。这就是帮大忙了。”

“我们能帮忙做点别的吗？我们还能做些什么？”

埃塔把咖啡壶端到桌上。她看见宫本把帽子放在膝盖上。卡尔是一个待客亲切的主人,但是他已经忘记那件事了,不是吗？这个日本人坐在这里,帽子藏在桌子底下,好像尿湿了裤子一样。

“卡尔,倒咖啡。”她大声说道。她坐下来,整理自己的围裙。她双手交叠放在桌上。

“放一会儿,”卡尔说道,“我们过会儿再喝。”

他们就这样坐在那里,小卡尔从厨房门口冲进来。他已经放学回家了。三点四十五分就已经到家了。他八成是跑回来的。他手里拿着一本书——数学书,夹克上沾着青草渍,脸被风吹得通红,还有些微汗。她看得出来他饿了,这一点像他父亲,看见东西就吃。“储藏室有些苹果,”她说,“你去拿一个吃,卡尔。倒一杯牛奶,到外面去吃。这里有客人,我们在说话。”

“我听说了,”小卡尔说道,“我——”

他走进储藏室。手里拿着两个苹果走了出来。他走到冰箱那儿,拿出牛奶壶,给自己倒了一杯牛奶。他的父亲拿起咖啡壶,给宫本的杯子倒满,然后给埃塔倒,然后是自己。小卡尔看着他们,一手拿着苹果手拿着牛奶杯去了客厅。

“你去外面吃,”埃塔喊道,“不要在这儿。”

男孩走回来,站在门口。一个苹果已经被他咬了一口,杯子里的牛奶已经喝完了。他的个子差不多像他父亲一样高大了。他十八岁。很难想象他的块头有多大。他又咬了一口苹果,“天道在家吗？”他问。是的,他在家。”宫本回答道,“他刚回去。”他笑着说。

“我到你家去。”小卡尔说。他穿过厨房,把杯子放在水槽里。他砰的一声撞开厨房的门出去了。

“回来带上你的课本！”埃塔喊道。

男孩跑回来,上楼取了他的书。他走进储藏室,又拿了一个苹果，摇着手从他们身边走过去。“我会回来的。”他喊道。

卡尔把糖罐子朝日本人面前推了推。“加点糖,”他说,“还有奶油,喜欢的话也来点儿。”

宫本点点头。“谢谢,”他说,“非常好。加点糖就行了。”

他加了半勺糖进去搅拌着。他小心翼翼地用完勺子,把它放在杯托上,然后便等在那里,直到卡尔端起自己的杯子,他才跟着端起杯子啜了一小口。“不错。”他说。他朝埃塔看了一眼,对她笑了笑——微微地一笑,点到即止。

“你的孩子现在长成大个子了。”他说。仍旧微笑着。然后他低下头。“我想把钱付清。还有两笔钱就都付清了。今天我带了一百二十美元。我——”

老卡尔摇着头。他放下咖啡,继续摇着头。“绝对不行,”他说,“绝对不行,全一。我们到时候把你的草莓收上来,到今年七月份看看收成再说。或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商量一下。或许……你们去哪儿？他们会给你工作做的吧。谁知道呢？去了就知道了。但是,关键是,我不能在这个时候把你们的积蓄拿走,全一。现在谈都不要谈这个。”

日本人把一百二十美元放在桌上——许多十元的,一些五元的,还有十张一元的；他把它们排成一个扇形。“请你收下这个,”他说,“我到了地方之后还会再寄给你。我还会付钱。可能钱不够,你还有今年七英亩草莓的收成。然后,十二月份的时候,还有一笔钱要付清。是不是？还有一笔。”

埃塔双臂交叠在胸前；她就知道宫本不会白白地把草莓给他们的！“你的草莓,”她说,“我们能收到多少钱呢？毕竟在七月份之前谁都不知道价格。好吧,就算你的草莓长势很好,就像你说的,种了两年了。一切顺利。我们找到人帮忙除草。没有沫蝉,光照很好,一切都好,草莓也结出来了,植株状态良好。那么,除去我们请人的钱、化肥的投入,你那些草莓兴许能值个两百块钱？那还得年成好、价钱好,一切都没事儿,对不对？但是假如碰到坏年成呢？或者一般的年成。草莓生了霉菌病,雨水太多,一堆麻烦的事儿——现在我们按一百美元,或许一百二十美元的草莓来算。好吗？然后呢？我告诉你吧。这还不够你那笔钱,二百五十美元。”

“你们拿上这个,”全一把钱摞在一起,推到她面前,“这是百二十美元。草莓算一百三十美元,这就够下一笔钱了。”

“还以为你要把这些草莓送给我们呢,”埃塔说道,“你来的时候不是说把草莓送给我们的吗？你不是说让我把它们卖给罐头厂,得到的钱让我们留下来的吗？现在你说它们要抵一百三十美元。”她伸手拿过他叠得整齐的那把钱,一边说一边数着,“那一百三十美元还指不定能不能拿到手,加上提早付款,本来七月付的钱提早到三月付,期间也有变数和风险吧？这就是你来这儿的打算？”

日本人定定地看着她。他没有说话,也没有碰他的咖啡。他的表情变得严肃、冷峻起来。她看得出来他很气愤,他努力压抑着自己的愤怒,不让它爆发出来。他很傲气,她想。我就要戳穿他,他还在假装。别来这一套,她心想。

埃塔不再数钱,把那沓钱放在桌上,重新双臂交叠在胸前。“再来点咖啡？”她问。

“不,谢谢你,”日本人答道,“请你把钱收下。”

卡尔的大手从桌上移了过去。他的手指按在钱上,把它推到日本人的咖啡面前。“全一,”他说,“我们不会收这笔钱的。不管埃塔怎么说,我们都不会收。她对你有些失礼,我为此向你道歉。”他看了看埃塔,埃塔也看着他。她知道他心里的感受,但是这无关紧要——她就是要让卡尔知道事情的真相,让他知道自己是怎样被人愚弄的。她是不会低头的。所以她也反盯着他看。

“对不起,”日本人说道,“非常对不起。”

“我们担心接下来的这个采摘季,”卡尔说道,“你们到了你们要去的地方就写信给我们。我们会把你的草莓收上来,然后回信给你,到候再作打算。我看,这事儿我们只能边走边瞧。无论如何,你都能把钱付清,或许在路上,长远地看,所有的事物都会按照本来应该的样子进行的。一切都会变成我们满意的样子。但是现在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考虑。我们现在不应该为了钱的事儿跟你喋喋不休。你现在除了这个还有很多别的事情要做。如果有什么我们能帮忙的,尽管跟我说,全一。”

“我一准备好钱,”全一答道,“就想办法寄给你。

“好。”卡尔说着伸出了手。日本人伸出手与他握了握。

“谢谢,卡尔,”他说,“我会付钱的。不要担心。”

埃塔望着全一。她突然发现他几乎没有变老——她无比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一点。十年来,他和他们在一块土地上劳动,他依旧眼神清流澈、后背挺拔、皮肤也不松弛、腹部平坦而结实。十年来他和她在同一块土地上劳动,而他一点儿也没有变老。他的衣服干净整洁,身姿挺拔,棕色的面孔看上去很健康。所有这一切都令他更加神秘,这是他和她的不同之处。他知道如何抵抗衰老,而她——埃塔却日渐疲惫和憔悴——这是他秘而不宣的东西,藏在他的面容背后。或许是日本宗教使然,她想,或者兴许是他的血统使然。一切似乎都无从知晓。

她站在证人席上,回忆起那天晚上小卡尔拿着一根竹钓鱼竿回到家的情景。她看到他进门的时候头发被风吹得蓬乱。他个头高大,年轻,像一只大丹犬,兴冲冲地走进她的厨房。她的儿子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儿了。

“瞧瞧这个,”他对她说,“宫本借给我的。”

她正在水槽边削着土豆皮,准备做晚饭。他开始跟她讲述。他说这是一根很好的钓鱼竿,用来钓海星简直易如反掌。这杆子是仁司先生用斯普利特竹子做的,箍圈光滑,用丝绸包裹着。估计他正盘算着带上这鱼竿,让埃里克·伊弗茨或者别的哪个朋友划着独木舟和他一起去约鱼呢。爸爸在哪儿？他迫不及待地想拿去给他看。

埃塔一边削着土豆皮,一边对儿子说着自己不得不说的话:把钓鱼竿还给日本人,他们欠我们的钱,拿了这根钓鱼竿就说不清了。

她回忆起当时她儿子看着她的神情。他一脸的不高兴,想把钓鱼竿藏起来。他那受了挫折的样子像是一个大块头的、步伐沉重的草莓农民——和他父亲一模一样。他默不作声,脚像黏在了地上一般不肯挪动。这孩子说话像他父亲,行动也像他父亲,但是他眉毛很浓,耳朵小,眼睛中有些她的神韵。这孩子不完全是卡尔的。这也是她的孩子,她感觉到。

“你回去,马上把这个还给他！”她用削皮器指着他,又说了一遍。如今她站在证人席上,明白自己在这件事情上的感觉没错。小卡尔把钓鱼竿送回去了,几个月之后,他去打仗了,后来他又回家了,再后来那个日本男孩杀了他。她对他们的判断一直没有错；而卡尔,她的丈夫,是错的。

后来他们没有兑现他们的租金,她对阿尔文·胡克斯说。就是这样。根本没再见过他们。她后来把地卖给了奥莱·乔金森,把他们之前付的钱都寄到加利福尼亚。每一分钱都还给了他们。她在一九四四年的圣诞节搬到了友睦港。她本想,事情就这样结東了。但是,她这一次似乎犯了个错误:只要发生金钱上的关系,你就不可能跟一个人断去联系。因此,她告诉法庭,她的儿子是被宫本天道谋杀的。她的儿子死了,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