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今年入校的新生，相当多的人已经选修了哲学类的核心课程。新生们跟我交流，希望我做一个讲座，谈谈哲学的学习对于大学的学习生涯究竟有怎样的意义，以及我们应当怎样学习哲学。这个话题非常好。

复旦大学在通识教育的改革道路上还在不断探索。我们知道，有六大模块的核心课程，其中一个模块就是哲学，占了六分之一。有人就提出问题：第一，通识教育为什么以人文的为主；第二，在人文类中，为什么光一个哲学就占据了一个模块，根据何在？

刚刚过去的三十年当中，有一个阶段，大学的文史哲老三系逐渐地被边缘化，其中处境最糟糕的是哲学系，有人甚至提出，在本科阶段停止哲学专业的招生，哲学系应该取消，改成哲学研究所。但我认为，复旦大学不能没有哲学专业，如果没有哲学专业，还算复旦大学吗？

对此，黑格尔在柏林大学的开讲辞中讲得很分明，他说柏林大学是德国的精神中心，而这精神中心当中的中心是哲学系，我们应当给哲学系以崇高的地位，因为它是追求真理的地方，是一个圣所。

我是搞哲学的，很有一点嫌疑，所谓“王婆卖瓜自卖自夸”。其实哲学是不需要去兜售的，它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我们复旦大学上钩的愿者多不多？多，但最后还是不上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现象，就是复旦大学的学生非常聪明，都喜欢哲学的课，但是在转专业的时候坚决不选哲学。换句话说，大家都跟哲学谈恋爱，但坚决不跟哲学结婚。我说蛮好，因为大家都跟哲学结婚，哲学它累不累？

人人都应该有哲学的修养，但不是人人都应当成为哲学家，如果大家都仰望星空，就没有人去挖井了。实干家是需要的，空谈家也是需要的。人人都成为空谈家不行，人人都是实干家而没有空谈家，这个民族也不行。有句话说“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这是我们民族的实践的精神。但是，我们经常不得不坐而论道。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的时候，我因为眷恋着复旦，眷恋着哲学，又从出版社回到复旦读哲学研究生。我一个本科同班同学邀请我到深圳去，因为他本科毕业之后下海在深圳开了一家公司，开得非常成功，他非常高兴，希望我去参观一下，看看他的成果，我也非常高兴。

当时的深圳是举国瞩目的经济特区，我们这辈人都知道的，在座的可能要回忆的，对大家来说这是一段历史。改革开放起步不久，八十年代中叶，深圳建国贸大厦的速度是每天上升一层楼，这在当时被誉为“深圳速度”。有一个口号是深圳人提出来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

我来到了深圳街头，看到一个很大的标语牌，上书两行字：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我心里一惊，觉得是针对我的。因为我正是在哲学的课堂里和书斋里研究空谈的学问的人，空谈也许要误国。所以从深圳回来之后，我就非常认真地思考这个问题。在全体中国人民已经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时候，我还有什么理由待在书斋里面研究空谈的学问呢，是人民养活了我是吧？我是不是也应该下海？结果是，人各有命，我的命就是我的性格，我终于一直没有离开哲学的书斋，到今天差不多三十年。我的感受是，今天这个民族想要论道了。

哲学是一门最古老的学问，长久以来在中国是最孤独的学问，但是我这个孤独的哲学的研究者，最近几年经常被从书斋里面召唤出来，召唤到哪里去呢？去给那些企业家、政府官员讲讲哲学，他们还很爱听。我觉得是件好事情。

改革开放三十年，有一句话支配了三十年：发展是硬道理。

不过，关于发展本身的道理，是要通过论道展开的。科学发展观实际上要有哲学发展观做基础。

一个民族，仅仅在两种场所里建立起它的精神中心。一个场所是宗教的圣殿：基督教的殿堂，佛教的庙宇，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另一个场所就是大学。

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现代化进程。资本在欧洲一诞生，现代化过程就展开了。随着人类社会的现代化的展开，前面一种场所即宗教的圣殿，它所营造的精神世界逐渐地下放到私人生活的领域，成为私人的事情，它和国家的意识形态开始分离。于是，后一种场所就显得愈益重要。后一种场所，成了一个民族的公共意识和公共精神的塑造者，这就是大学。

但是事情又发生变化了，随着现代化进程越来越全面的展开，所谓“现代性状况”也就随之形成。在今天我们所处的现代性状况当中，后一种场所即大学，也正在逐渐地从精神世界退出来，逐渐地演变成公共知识和实用技术的积累者和传递者。

所以，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就非常有意思。在这种现代性状况中的大学，有一个必然的趋势，就是哲学在大学生活中越来越边缘化。

我们向西方人借用了西方的词语即PhD（博士）。无论你是什么专业的博士，都叫Doctor of philosophy（哲学博士），简称PhD，这是一种对传统的尊重。

中国虽然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博士的概念，但中国人的学问传统向来是哲学。考科举的时候写的文章，大多就是哲学论文，所以哲学的传统在中国向来也是我们民族的传统。

今天大学的现代性状况，让哲学从它的精神中心的核心地位边缘化。随着它的边缘化，一个大学还能不能保持作为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的地位呢？很难保持。具有哲学性质的问题，是每一个在大学中求学的学生都回避不了的。今天在座有许多刚刚入校的新生，你们一定回避不了哲学问题。你们必得要问自己：作为今天跨入复旦大学校门的大学生，我们究竟是谁？我们是不是未来职场上的竞争者？我们是不是未来某种职业行当中的优秀人才？正在大学中的我们，是一群奔向上述目标的匆匆过客吗？我们来到大学逛一圈，是为了奔向未来的职场，奔向未来某种职业的成功吗？假如是这样的话，大学生涯对于在座的每一个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我想应当提出来。

我们在今天中国的各个大学，都普遍看到了大学功利主义。其严重的程度，实际上大家心里都明白，但是大家觉得没办法。今天，大学教学逐渐变成在就业指挥棒指挥之下的大学教学，就业指挥棒，仿佛无可怀疑地就是大学教育的最高主宰。

各位已经受到过高考指挥棒的指挥了是吧？来到大学，接下去接受就业指挥棒的指挥。在大学二年级和三年级的时候就开始为未来的职业焦虑，大学第四年很多时间不在校园里度过，而是在实习的形式下寻找工作——这当然也是无可非议的事情，实习是大学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但是，我们把大学的学习生涯指向一个非常具体的就业，一个谋得更好的职业这样一种目标，我觉得是莫大的遗憾。

所以我想，我们人生几十年，可以拥有多少个安静的四年，远离着整个社会的功利体系、利害得失的体系，可以不带任何功利心地去追求一种真理，去探讨一种学问，去获得精神上的重大经验？这多么宝贵！

我们现在来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学？刚才只是大概地说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

现在，具体来讲，应该有三点。

第一，它是学术共同体；

第二，它是知识分子的圣所；

第三，它是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望者。

这是三位一体，缺一不可。大学的存在，便是这种三位一体的存在。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大学也有三个位格：学术共同体、知识分子、民族精神家园。

我们就这样来想什么是大学。根据这三个基本规定，各位来到了大学，比如说复旦大学，是来到了什么地方？是一件怎样的事情？是加入了学术共同体，是在其中养成知识分子的品质，是守护和传承民族的思想和智慧。

请大家注意，在我的表述当中，唯独没提到知识和技能的获得。

各位来到大学，比如说复旦大学，当然会学到未来职业所需要的一些知识和技能，但是：

知识和技能的获得，只是大学学习的手段，而不是大学学习的目的。

这个说法听上去很奇怪，但实在是千真万确。

我们通常认为自己首先是具有专业属性的学生，我是计算机专业的，或生物学专业的或金融学专业的，所以我一定要在这个专业里面获得未来职业的知识和技能，这就是我来复旦读书的目的。不，它是一定存在的内容，但它是手段，绝非目的，除非我们真的愿意取消“大学”这个名词，从此不称“university”，而代之以“高等职业培训所”这个名称。

如果我们认为，获得未来职业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真是我们的学习目的本身，大学还有必要存在吗？“在大学里的学习是未来职业在智力上的预演”，若这样理解大学学习，在根本上错了。你在大学中一定有专业，你一定学习某一个专业的知识和技能，但这是一种载体，一种手段，让你进入学术的精神，让你打开思想的视域，这才是目的，否则你不能说你接受过高等教育。

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愿意取消university这个概念。

大学这个概念我们很早就有了，当然，和西方传到中国的大学教育机构不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我们向来讲学问的修养和对正义的追求，这是我们民族的传统，所以我们绝不会愿意取消大学这个词，而代之以职业培训所。我们为什么不愿意？因为我们这个民族是绝对不会放弃我们作为精神存在的那个生命的。

我们来到大学，学某一个专业，首先要进入的是这一门科学的精神，而不是仅仅获取可以派用场的知识。

由于当代文明的现代性状况，我们对待知识的态度也发生了重要转变。我们把知识看成可以兑现的某种价值，仿佛是一种货币，各位到大学里来，老师给你们知识这样一个货币，你们装到口袋里，以便离开大学以后到社会上兑现其价值。这样的知识之学习绝不是大学的学习，也不是大学的教学活动，不是大学教育的概念。

但是现在功利主义很难避免，甚至愈演愈烈。我们有许多制度的安排来自西方，我们好像不得不学。比如说学分制，学分制来了就有绩点，绩点就意味着对你的学习成绩的评判，成了你的能力的标志，它是个量化的指标。我们中国大学不得不如此，因为我们有些学生将来还要到国外去留学，西方的大学首先看你的绩点。没有学分制，绩点哪里来？这是一个好像无法避免的事情。但是学分制就开始导致大学教学的异化。

看到各位，有一件事情我非常同情大家，就是你们比我当初读本科的时候不知忙多少倍。你们一个学期修多少门课？大概要十门吧。我们当时一个学期就修三四门课，一个礼拜当中有好几个半天是没事情的，让你到球场上去，让你睡在寝室的被窝里。

你们没有那种闲暇，怎么能思考哲学问题？你从这个课堂赶到那个课堂，叫赶场子是吧？赶过来赶过去干吗？记笔记。记笔记干吗？为了考试，还给老师。

通识教育推行最大的障碍，我坦率地告诉大家，就是学分制。因为通识教育核心课程有一些追求，比如希望大家读原典是吧？读原典要读多少页，有个阅读量，阅读量达到以后要写读书报告，然后进行seminar（研讨课）。seminar本来是研究生阶段的讨论班，现在我们在本科阶段，在核心课程当中展开讨论班，讨论的前提是什么？阅读。阅读之后思考，这都需要你有时间是吧？你没时间留给大家，核心课程最后就流于形式。所以我一直想，这个事情怎么办？

大学的现代性状况是很强大的力量，它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它是一种量化地评价教和学的系统，这种系统让教也异化，学也异化，我们在其中痛苦地挣扎，一点办法也没有。

在今天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反对大学的功利主义是非常困难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得不谈什么是大学。我们说，大学是三位一体的地方，是学术共同体，是知识分子的圣所，是民族精神家园的守望，这三条每一条都非常重要。从关于什么是大学的三个基本规定出发，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问题：什么是大学之精神？

相应的也有三点。

第一，追求真理，发展学问。

各位来到大学，应当为自己感到庆幸，这真是很难得的机会。中国的人口多大？其中有多少人有机会到大学来追求真理？大家说，我们是来完成学分的。当然有时候完成学分的同时也追求了真理，这倒有可能并行不悖，但是我们如果在完成学分中遗忘了对真理的追求，这个学分就毫无价值，对不对？

所以第一点，追求真理，这是不容易的。在中国若干所最重要的大学里集中了我们这个民族能思维的头脑、能感悟的心灵，你们进入这样的学校，将来就可能成为整个民族最善于深思的一批人，这多么宝贵。所以我们说，大学之精神的第一方面就是追求真理，发展学问。

那么怎么追求真理，怎么发展学问？

通过对话和争论。

没有对话，没有争辩，就没有真理的事业。所以复旦大学以前有一个骄傲，我也引为自豪的，就是复旦大学的辩论队。第一届华人世界的辩论大赛，复旦大学的辩论队就夺冠而归。为什么复旦的人这么能言善辩？因为平时就辩，这是复旦的传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辩。

这个好的传统，现在是否能维持住，我不知道，至少我是坚持这个传统的。在我课堂上听我课的学生，随时可以打断我，随时可以跟我争辩。因为这是复旦的课堂，你站在讲台上要诚惶诚恐，要如履薄冰，你没有一套现成的真理来颁布给大家。假如你每一次上课都在向学生颁布所谓确凿无疑的真理：真理在这儿，你们瞧，向它跪拜吧！这就不是复旦的教学了，因为你不是让大家开始思想，而是让大家停止思想，这样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复旦教师。

真理的事业在其观念上的展开，就是通过对话和争辩的，这是它的基本方式。中国人有一个向来的传统，叫讲学，讲论学问。中国历史上的大学叫书院。

书院是这样一个地方：有一个大学问家先说了一通话，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他说，说完了以后就要开始跟他讨论了。

比如说，我们中国宋明儒学有两大派别的争论，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他们就在书院这个地方争论。

中国的大学要继承这个传统。蔡元培所领导的北京大学就继承这个传统。当蔡元培是校长的时候，北大的门是向社会打开的，那些大学者，像梁漱溟，像冯友兰等等，在讲学的时候，引车卖浆的人都来聆听他们的见识，聆听他们对中国当下问题的看法。

复旦向来也是这样。复旦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正经历思想解放运动，复旦大学的讲座很多，海报都贴在校门口，边上那些开小店的小业主都来看海报，若有他们感兴趣的，他们的小店就会提前打烊。什么是大学之精神？第一个方面就是追求真理，发展学问。

第二，诊断时代，引领社会。

这第二个方面，正对应着我刚才讲的对大学的第二个规定：知识分子的圣所。

什么是知识分子？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越来越少，以后有可能断掉，都变成specialist（专家学者）。specialist绝不是intellectual，这是两个概念。你是某个领域的专家，不等于你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牛虻，这是苏格拉底说的，他要对整个社会进行怀疑和批判。那么，怀疑和批判社会，诊断这个时代的病症，前提是什么？是跟这个时代，跟整个社会的利益体系保持足够的距离。如果没有这种距离的话，你作为专家，你作为学者，就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体系当中的一个成员，整个大学就是整个社会利益体系当中的一个环节，大学就不成其为大学，大学之精神也就随之消失。

有一句话，我们经常听那些“教育学家”们讲，他们说，大学就是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确实，大学要为社会服务，但是为社会服务不等于去适应社会的需要，这根本不是同一个概念。

大学之为社会服务，乃是引领社会的自我批判去达到其自觉。引领社会。

大学如果只适应社会的发展的需要，它就会成为整个社会利益体系的一个功能性环节。不，大学不是社会机体的器官，它保持着和整个社会的利益体系之间的距离，它因此能够对整个社会进行批判，它能够对时代进行诊断。

如果我们每一届的大学毕业生，本科生也罢，硕士生博士生也罢，都仅仅是作为专家人才输送到社会上去，我们倒真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了。社会上若有个行当兴起了，我们就开个相应的专业，明天另一个行当兴起了，我们就又开另一个专业，这叫大学适应社会发展需要。

知识分子这个传统的维系，要通过大学。假如大学不维系知识分子的继续存在的话，那我们这个民族还有知识分子吗？会有的，叫民间思想家。我们这个民族人多了，各种怪人都有。他没有必要在大学里边，他在他家里五六个平方的小阁楼里就写出一本书来。

若把一个伟大的民族的所有大学都降格为职业培训所，不再成为精神中心的话，这个民族的精神还会在，但这个民族精神在民间了。而一个民族这样做，就是在精神上的自我放逐，让这个民族的思想的事业取决于偶然性，取决于少数偶然出现的具备着天下关怀的奇人。当然，在学校里面是肯定培养不出哲学家的，就像中文系培养不出文学家一样，但是大学守护着一个民族的人文思想、学问和真理的事业，守护追求真理的那个方式和尺度，守护某种传统，那叫传承。这种传承，离开大学的话恐怕很难，真的难。

所以，大学之精神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诊断时代，引领社会。

第三，关怀天下，直面命运。

这第三个方面，我们要在一个比较深刻的层面上来理解。

今天这个时代崇尚科学，但是今天所崇尚的科学，其根基是沙滩。这种科学的存在方式和它的知识的展开方式，脱离人类的命运。这种状况，已经由德国二十世纪的哲学家胡塞尔从根本上讨论过。胡塞尔晚年有一本书，题为《欧洲科学的危机与先验现象学》。他在这本书里，坦率地讨论当今人类的科学从根基上所出现的问题。他说，现代科学、欧洲科学在根本上陷入危机。危机在哪里？他指出，现代科学知识脱离了人类命运的本质真相，它是把自然界数学化。但是对自然界的非数学的领会，向来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的根本源泉。现在我们把世界放到数学公式里面描写，据说这叫创造。他说，科学已经走在一条歧途上。

我认为一个大学，如果它有真正的大学精神，那么它应当能够直面命运。一个民族在它命运的道路上，有时候要做出命运的决断。命运的决断首先由谁来表达或最先领会到？这样的事在科学专家型的人才范围之外。

曾担任过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先生说，我们的大学固然要培养医生、工程师之类的专家，但是我们更要培养的是能担当大任、主持风会、转移国运的领导者。

因此，大学之精神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关怀天下，直面命运。我们向来在命运之中，在我们这个民族的命运之中，我们不能以为自己是世界公民，好像经济的全球化必将带来文化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必将让民族之间的界限消失了，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民族差别抹平了，这是不可能的。

我们无法用一种世界语来代替各个民族的语言，对不对？是否会有一天我们不说汉语了，全世界都说英语了？这绝不可能。我们在汉语中，就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不要把语言仅仅看成是为交流而设的符号工具。我们在我们的母语中，我们就在一种关于世界的基本经验中，就在某种最基本的人生态度中。一个以英语作为母语的人，和一个以汉语作为母语的人，基本的世界体验不一样，基本的人生态度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别以为自己是世界公民，中国的大学，不等于任何一所可以用其他大学来取代的大学。中国的大学就是中国的，美国的大学就是美国的，它还和欧洲的大学不一样，你到德国去看，德国的大学让你领会到的精神，和美国的哈佛大学让你领会到的精神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中国的大学跟他们之间的差别就更大。我们现在一律地向西方学习，向西方看齐，称之为国际接轨——大学怎么能国际接轨？我是坚决反对这种说法的。

我们要受西方的启发的，西方哲学有智慧的境界，所以我们努力地翻译西方哲学的著作，从柏拉图一直翻译到海德格尔，但是我们的翻译过程，其实是一件怎样的事情？是歪曲的过程。在哲学的领域里面翻译伟大的典籍，一定是歪曲。但这种歪曲是必要的，因为，为了获得来自异族的思想的启发，就不可能不歪曲。

例如，把《道德经》翻译成德语，就必须通过歪曲，这个歪曲，意味着译者能够站在德国思想的根基上去领会老子给他的启发——每领会到一分启发，就可以用德语翻译这一层意思。这样的译文由我们中国人一审视：不是这个意思嘛……不是这个意思没关系，你别说他错，因为这样译，对他们西方思想的展开和提升有好处。

就像我们中国人翻佛经，肯定会歪曲佛经的，但我们完成了佛学的中国化，以禅宗为最典型。从此，我们汉语当中增加了许多新的词汇：觉悟、因果、业、境界、本体，对吧？这些新词是不是就是对佛经当中原来的观念的准确无误的表达呢？不可能。这些词原来在梵语的词汇系统里，在梵语的意义场里，我们一旦翻译过来，就把它纳入了汉语的意义场，让它在汉语的意义场中展开，这叫为我所用。这是事情的真相。

所以，倘若我们谈论一个民族的精神中心，就是在说它是一个体会民族命运的地方。在对命运的感悟中去领会真理，这是天下关怀。

只要文化在，一个民族的精神家园就在，它靠谁守护？中国历史上向来是靠在野的士大夫来守护，他们通过讲学的方式、书院的方式来守护。王阳明在他的家乡讲他的心学，人们从四面八方来到他的家乡聆听他讲心学，为中国开新的道路，这是中国人以一种中国哲学的方式来直面自己民族的命运。

今天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