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歇尔·福柯在《性史》一书中，列举了四项近代之后的“性欲望的装置”，如下〔Foucault,1976；上野，2002〕。

一、儿童的性教育化（pedagogization of children's sex）；

二、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hysterization of women's bodies）；

三、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psychiatrization of perversive pleasure）；

四、生殖行为的社会化（socialization of procreative behavior）。

让我们按顺序来看。“儿童的性教育化”，指儿童的性成为管理对象，尤其指对手淫行为的禁止成为儿童教育规训的一项内容。“女性身体的歇斯底里化”，指女性的身体被视为性身体，对性欲的压抑被视为导致“神经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错的精神病理化”，指除异性间性器官接触以外的多种性爱方式被视为错乱反常的快乐，通过精神病理学将之视为异常。性欲倒错包括同性恋在内，同性恋在中世纪被视为道德上的越轨行为，但进入近代以后，被视为精神医学上的病理现象，成为治疗矫正的对象[事实上，在美国精神医学学会的DSM（精神科疾患诊断统计手册）中，至1972年为止，同性恋被分类为“精神病”之一种。]。“生殖行为的社会化”，指夫妻关系以异性恋配偶为正统，作为生殖单位被置于社会的管理控制之下。经由这四项对“性”的管理，达到社会对个人“生命”的管理，“生命权力”（bio-power）由此形成。上述历史变化，导致四类人群成为控制管理的对象：“手淫的儿童”“歇斯底里的女人”“反常性欲者”“马尔萨斯主义（生育控制之意——译者）的夫妻”。

正统的异性恋夫妻之间的性爱，由此被置于特权地位。夫妻性爱的特权化带来了两种变化。一种变化是，原本存在于婚姻内外的性，被限定在夫妻之间；另一种变化是，在夫妻关系中，性爱原本并非必不可少的纽带，但现在却被置于核心位置，即，“性家庭”（sexual family）〔Fineman,1995〕的诞生。

顺便提一句，在近代之前，对婚姻的诸种定义中，无论哪一种，夫妻间的性关系皆非必要条件。没有性行为，夫妻关系依然持续；没有生孩子，正妻的地位不会被动摇。如果正妻无子，既可认领养子，也可让偏房小妾代生。相反，当婚姻关系成立以后，妻子在此期间生的孩子，不管父亲是谁，均自动地登记为丈夫的孩子。有的地方甚至存在“冥婚”习俗，即与死者的婚姻（ghost marriage），在这种婚姻中，当然是借其他男人的种子，生下的孩子，成为死者家族的成员。总之，婚姻仅为决定孩子归属的亲族关系的规则，除此之外并不含有更多意义。所谓丈夫，仅指“妻子所生孩子的父亲”，即孩子的“社会性父亲”（pater）。“生物学父亲”（genitor）是谁则不加过问，这就是亲族关系的制度。[正因此，日本出现了“民法第七七二条问题”。此条法律规定，在婚姻的有效期内或离婚后三百天以内出生的孩子，前夫为这个孩子的父亲，所谓的“嫡出推定”。如果母亲为了避免孩子被登记在前夫的户籍上而不去递交出生登记，那孩子将会没有户籍。由此可见，法律制度只关涉“嫡出推定”，并不触及性行为的有无。]

夫妻之间存在“性交义务”，是在近代婚姻法之后。不，这个说法不准确。实际上，“性交义务”并没有作为婚姻的必要条件写进法律条文之中（所以实在没必要对现在的“无性夫妻”大惊小怪），不过，夫妻离婚时，“对方不接受性交的要求”被视为正当的离婚理由。我们只是从这种司法判断的实例，反向推定“性交义务”的存在。当然，仅止于“性交义务”，并非“给予性满足的义务”……

这种现象可以称为“夫妻关系的性化”（sexualization），不过，我个人更倾向于使用“夫妻关系的色情化”（eroticization）这一用语。因为我感到，夫妻间的性不但被特权化了，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夫妻之间的性被“色情化”（eroticize）了。谈论“快乐”的话语，由此登场。

权力对性的控制，通过对快乐的管理来达成，即“权力的色情化”，这才是核心所在。福柯称为“权力的感官化”（sensualization of power），此处的“感官”（sense）别无他义，直指“色情感官”（erotic sense）。

福柯说：

在彼得·盖伊的《感官教育》〔Gay,1984〕一书中，有对中产阶级年轻妻子的秘密日记的分析。在丈夫的引导之下，新婚的妻子渐渐懂得性的感官快乐。这种情节仿佛色情文学的常规套路，事实上，此类私人日记，确被当作色情文学来阅读和消费。反过来说，色情文学的一种创作手法，就是窥视女性的隐秘日记。

对于新婚妻子的此种经验，盖伊称为“资产阶级经验”（bourgeois experiences），这是很正确的。作为“资产阶级经验”的性的感官快乐，是有历史性和阶层性的。福柯一言道破，性（sexuality）本身为阶级的产物，因为，性是一个阶级为了将自己区别于其他阶级（此处为资产阶级区别于贵族和劳动者阶级）而产生的。同时，“感官教育”（education of the senses）一词亦极富启示。的确，所谓“感官”，正是被教育、被学习、被陶冶、被控制之物。性的感官亦非例外。认为感官是“自然”“本能”因而没有历史变化的观念，只是近代的关于性的神话而已。此处的“神话”一词，意为“没有根据的信念之总和”。将性“自然化”（naturalization），也是“性的近代”的主要特征[关于“性的近代”的概念以及“性的近代”与“近代的性”的异同等问题，参见上野《性的社会学》〔上野，2002所收〕。]。那是以“自然”取代“神”、将“自然”置于“神”的位置的近代社会的必然归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