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父亲上山下乡的第七个年头。不当农民已经一年了，他现在是工人，等于是，略微往上跳了一层。可是这一跳，是“鲤鱼跳龙门”的跳，是跳出十八层地狱的跳。是跳出了庞大的大多数，是这大多数攒了一辈子力气都无法蹦跶、无法动弹的跳。

这一跳，也算跳出了金字塔的最底层。只有跳出底层，才能慢慢往上走，越往上越自由，塔尖就在前头。当然父亲也没能往上走太远，他都没有爷爷走得远。一辈子置身于清浦县，正科级。

别小看这正科级，倘若清浦县是个王国，他便是这王国里的大臣，比县委书记只低两级——他后来当上了清浦县劳动局局长，真正的实权派，不知多少人巴着他。因之，他虽然没爷爷走得远，职级也没爷爷高，但风光是一样的。再者，他与爷爷也没得比。爷爷是干革命干出来的，血肉模糊里杀出的一条路；他呢，是搞建设搞出来的，当然也可说是干出来的，勤勤恳恳地干、兢兢业业地干。

总之，只要不当农民，哪怕他一辈子当工人呢，烧炭的、挖煤的、钻井的，哪怕他站柜台呢，卖五金的、跑供销的……在1970年代的中国，他都算是有身份、有地位，可为家庭镀上一层金，为儿女提供一份相对体面的生活。简言之，只要不当农民，他便是1970年代的中产阶级。

田庄姐弟便受益于父亲的这一跳，用今天的话说，赢在起跑线上。只是这层意思，父亲要到很多年后才能体会。1975年他太累了，渐有疲态，还不单是体力上的，主要是精神。很麻木，陷于生活里、事务中不能自拔，这并不是说他受家庭之累。诚然，家庭是拖累了他，可是又不止于此。

周末回李庄，哪次他不是开开心心的？知道那里有个家，妻儿在等着他；有时带回去几颗水果糖，都能把小毛高兴坏了，两瓣屁股飞快地扭动，跑到隔壁去炫耀。叉在人家门槛上，也不进去，慢慢剥开糖纸，先舔一口，滋咂有声，把眼看着邻居小孩，说：“天上的味道，地上不会有。”想起来可怜又可笑。

当然，他也并不是逢周末就回家，几十里地呢，又是山路，骑脚踏车不方便。并且，孙月华那一堆车轱辘话，他也听烦了。动辄给他加油鼓劲儿：好好干。家里有我呢。什么时候转正啊？给领导送送礼，常去人家里坐坐。你眼头也活络点，别整天鼓着一双死鱼眼。

她说这些的时候，他一般都不作声。一开始嫌烦，后来也听惯了。她说她的，他听他的，两不交叉。他很奇怪，她整天跟打了鸡血似的，哪来的那么多劲儿？不累吗？这层意思，又不好跟她明说，有可能会引发吵嘴，闹得一家子鸡犬不宁。

结婚五年，他就像被一条鞭子抽着走。起头，他以为这鞭子是孙月华，他做什么都是为了她——这么说吧，为了她和孩子。他按她的意旨行事。他转正，她比他还高兴。及至转正后，工资高了，手头宽绰了，狠狠心带他娘儿俩来到镇上、县里，也能下顿馆子，点个小炒，把个小毛吃得嘴上泛油光，小肚子鼓出一大截。把个孙月华吃哭了，准确地说，是看哭了。她舍不得吃，一旁看着小毛吃，自己又哭又笑。

他嗔道：“犯什么神经？”

孙月华抹了抹眼泪，说：“你才神经呢！好好的点什么菜？费那个钱！我高兴！”

又或者，他偶尔去江城看小丫，也能去百货公司给她买件花衬衫，那是一件橘红色的、带有阿拉伯数字的花衬衫，小丫都快爱死了。穿上这花衬衫，她也爱串门了。踅到邻居家里，会坐上好一会儿。倘若人家不问，她就会看看自己的身上，说：“爸爸买的。”

后来，奶奶告诉他：“哎哟，你那闺女真是作妖哟！又不是没穿过花衣裳，单单是爸爸买的就金贵！”他听了，心里暖了一下，就觉得一切的付出都是值得的。转正转对了。直到这时，他才想起那条看不见的鞭子，或许不是孙月华，而是生活。

倘若周末不回家，他大凡住在工地上，和单身汉们打打牌，有时能打到天亮。带一点彩头的：赌两包烟，做俯卧撑，往脸上贴纸条。有一阵子他打牌上瘾，下了工就约局，连晚饭都顾不上。八十分打得尤其好。象棋、围棋也不错，坐下来就是好几个钟头。

他从前的老熟人、老同学见了他，恐怕会认不出。这还是田家明吗？当然不是。大家都不是了，每个人都变了，不再是从前的那个人。才七年。即便算上1966年，连头带尾也就十年，一代人过去了，准确说，一代人最意气风发的时代过去了。

父亲的同学们，江城一中当年最卓越的尖子生、笔杆子、班主席、学生会主席；“东风战斗组”他的同志、战友；“红卫兵江城兵团”的好几届领导人……现在也多跌落凡间，像落叶飘零，飘到泥土里，烂掉，成为肥料，再从泥土里长起，慢慢往上长、往上爬。

父亲二十八岁了。他的老同学也都结婚生子。就连小一茬的李贞也当妈妈了。那次回江城，他竟然在公交站遇上了她。等车的时候，她抱着孩子远远地走过来，瞧着面熟，又不敢相认。及至走近，两人互相打量一眼，各自叫对方的名字，惊喜交加。

多年不见，上辈子的事了。自从井冈山回来，他略微觉察到什么，一直在躲她。小黄毛丫头，跟家凤是一茬的，甚事不懂；又是李勇的妹妹，想来想去不妥当，怕把关系处复杂了，怕对不住李勇。似乎是，他这样就占了李勇便宜似的。就是现在，他也拿她当小孩儿看，把她打量半天，说：“你怎么也当妈妈了？”

李贞笑道：“你这话说的！我告诉你井冈山，你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井冈山是他的绰号，还是那年南下时叫开的。

又问起她哥哥的情况，李贞说：“他正好在家，回来一周了。我让他找你去！地址没变吧？”

他点点头，问了一句：“可结婚了？”

李贞摇摇头。

他笑了笑。真能扛啊，他们六六届的，大概就李勇没结婚了。也是当年的风云人物，校学生会主席，他最亲密的战友，风头比他还足。数理化方面尤其擅长，老师们都说，江城一中的校史上定会留下李勇的名字，几十年不遇的天才，华罗庚一般的人物。

后来当然没进校史，整个价值体系变了。但是单凭1966年他率队奔赴天安门，远远仰望过毛主席，全国又有几个？

他后来拐弯抹角去了江西赣州，单枪匹马干到公社革委会主任，不久又被批斗，打回生产队当农民。七八年过去了，他现在还是农民，比较荤的农民——他现在是大队书记。抵死不结婚，被当地伤害了，想着有一天要回江城。

李勇的荤，第一在于胖，第二是嘻嘻哈哈。其实胖和嘻嘻哈哈，都未必指向荤，但两个合在一起，就会起化学反应。那天几个同学约在饭店会合，田家明一进门，就听得屋里笑声不断。席间一个胖子站起来，他估摸着是李勇，又有点拿不准，胖了一圈，略微见得双下巴，不是一个农民该有的样子。

他还未及相认，胖子走上前来，当胸给了他一拳，又一把搂过他，说：“家明同志，多年不见！”这话也不是说不得，可是从他嘴里一出，大家都笑。

田家明也是几句话就被他带偏了，由不得要开玩笑，问：“赣州那是什么地方，把你荤成这样！”

众人都笑，说：“正在说这个呢。”

原来李勇正在讲荤笑话。那天他是主场，当然也由他主讲，一个未婚的人把几个已婚的说得开怀大笑，又新鲜，又害羞。田家明想，他这也不知什么心理，显得自己经验老到？

那天，革命、理想这一类，他们绝口不谈，好像大家都很避讳似的。又似乎是，多少年过去了，谈这些显得不合时宜。

田家明在清浦，偶尔也会和江城籍知青聚聚会，不大感兴趣。知青里他算是年纪大的，辈分也老，结婚也早，不在一个频次上。招工返城、推荐工农兵大学，哪怕只有一个名额呢，大家也都争得头破血流：托关系、走门路、送礼、陪睡……这些他都有听说，并不止于1975年，从前有，现在有，将来恐怕还会有。但1975年确实出现了一种普泛的消沉、怠惰情绪，他妹妹、他妻子一直都有的情绪，一直都在问的那一句：什么时候是尽头啊？

田家明未必是消沉、怠惰，他主要是累，准确说是麻木，更准确说，他是以积极的态度在过一种消沉的生活。此话怎讲？他在单位是个勤快人，不能说积极表现，但至少在尽自己的本分。他像一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哪里钉。能文会武，文的会画图纸，武的能抬河沙。虽然妻子给他定的目标是转正、转干，但他却常常忘了，过一天了一日。上工的时候，看见墙上刷的标语口号、工地上拉的横幅：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

以农业为基础，工业为主导。

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

他跟没看见似的，熟视无睹，不入眼，不入心。或者说，他入眼入心了，但跟自己没关系。看一眼，就又继续干活了。下工后他也不闲着：打牌、下棋、喝酒、吹牛……时间的每个缝隙都被填满了，很忙碌。换句话说，只要身体忙起来，脑子就没有负罪感，可以偷偷懒：不思考，不回忆，整个人处于失重状态。

他下乡时带了好几箱书，头一年是读的，煤油灯下认真地做笔记，后来恋爱结婚，又有了小孩，家里没有读书的环境。单位也没有，别人都在耍，自己读书就显得怪。主要还是疲沓，心里空，读不下去。有几箱书后来都没打开过。

那个周末他没回李庄，几个牌友也都不在，工地上就他一个人。显得很落寞、很孤寂。晚饭后他略微走了走，看青山绿水，自己参与修建的水库、大坝、桥梁……他非但没有成就感，反而觉得沉甸甸的，身体在变重，他就知道今晚不妙，有可能会思绪飞绕。

那晚他的身体之重，说到底是思想之重。思想是有重量的，是三座大山之重，是沉痛，相比之下，单纯的肉身之重都不算什么。父亲后来很怕思考亦在于此，学生时代思考得太多了，脑力透支，坏掉了。后来他宁愿忙，把身体动起来，如此，脑子就可以休闲。他晚年铸下大错，给儿孙带来大不幸，亦在于闲不住，想搞点事。倘若不搞事，脑子就搞事，很可怕。

那晚他略微溜达一圈，就回到宿舍，和衣躺下，很沉静地回顾自己这七年，一片一片，串不起一个整体。实在说，他虽然逃避思考，其实也是没这能力，思考力在这七年间丧失殆尽——倘若以前有的话。大体上，他家就是在李庄、清浦、江城间不停打转，老子走两步，儿子跌到底，而后再迈一步。是螺旋式升降。以后小毛这一代会怎么样，不知道。

刚来李庄的时候，哪里会想到这一层？只想当个农民，自己身先士卒，切切实实做点事儿。那时他回到江城已一年多了，倘不是上面叫停大串联，真不知会在江西待到几时。说起来，虽然七八年过去了，一切都很模糊，倒是串联那几月，他常常想起。是走在路上的感觉，在行动，在看，在交流。是人人都很单纯，被点燃、被照亮，而后借一点光，再去照亮别人。

他的回乡轰动了整个李庄，大家都跑来大队部看热闹。不是李庄人没见过世面，知识青年多了去了，别说江城来的，就是北京上海的又怎样？但田家明不一样，李庄人的儿子，生于斯，长于斯，小时候一块玩过的，他穿开裆裤的样子，大家又不是没见过……那天，大队部一阵阵欢声笑语，大嫂子、小媳妇、二奶奶、三大爷把他团团围住，只因他是田英俊的儿子，根在这里，没忘本，好比游子出去晃荡几年，又回到了家里。

后来，大家要说就说：“哎呀，当年那个鲜亮，文绉绉的，戴四方镜，穿黄军裤、黑布鞋，腰间别根黑皮带，不知有多带劲儿！”

接着就有人叹道：“这才几年，就掉成这样了！你看这灰头土脸的，现在就是把你扔人堆里，估计都不会冒泡儿！”

他后来确实是不修边幅，常常裤腿卷起，一身泥点子。不修面，少洗澡，除了戴眼镜，身上没一点知识青年的样子。他未能改变李庄一丁半点，倒是李庄把他换了个人。

或许这才是问题所在，当人不能改变世界，而为世界所改变时，他不知道自己还能做些什么。消沉是难免的，接下来便是奋起自救。父亲只花了一两年时间，便认清了形势。自然，这中间有个重要契机，便是他的婚恋。

头几天，他住在李庄大队部，各家走走，认认亲。什么一个感受呢？从江城下来，经过县城、公社，一级不如一级，壁垒分明，到得李庄，便是触底了，没路可走了。

父亲是从底层干起来的。他虽然肯吃苦，也有扎根的心，但他这样的人，底层是留不住他的。整个李庄都在罩着他，他没怎么太受罪，心不累。另则他是高中生，搁村里就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只要自身没毛病，底层哪敢辱没他？

他在李庄只待了大半年。头几月正经是农民，后来就当上了生产队会计、大队会计，算是村干部了，属于底层里的上级。倘若水利局不来插一杠，以父亲的才干，肯定能干到公社，再到县上，总之他走的是一条金光大道。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可是，若说父亲全靠自己干出来的，当然也不是。不能排除关系的成分。他没有去托关系，但是关系既然在，就一定会起作用，会来关照他。他去县水利局，便是因着爷爷的关系。

爷爷有个故交，从小他就叫张叔叔的，其时正在水利局当股长，辗转听说田英俊的儿子回了李庄，就托人带话，让去县城找他。两下一谈，张叔叔说：“我看这样吧，一样都是受苦，县里受苦总好过李庄受苦。待在那山旮旯里修地球，什么时候能出头？县里机会多、场子大，现在国家又兴修水利，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你先来当临时工，再谋转正。”

父亲把话只听了一半。一听说“受苦”，他当即就很兴奋，两眼放光；更不用说“兴修水利，百年大计”，当下就答应了，“转正”他反而没怎么在意。

多年后他挺骄傲，以为自己是白手起家，一切都是靠他们两口子挣来的，干干净净。其实真未必。挣是挣了，也靠关系。他也是赢在起跑线上，哪怕已经落到底了，他照样会翻身，有东山再起的本钱。

父亲是1968年6月上山下乡的，姑姑早两个月。姑姑临走前，曾手握拳头进行宣誓：“为了毛泽东思想赤遍全球的伟大事业……”姑姑说这些的时候，是将它当作理想，事实上它已成为现实。

1968年，毛泽东思想确已红遍全球大地，谦虚一点讲，至少红遍欧洲。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年轻人都醉心于革命，为它所倾倒。姑姑并不知道，就在她进行宣誓之时，一个叫克里斯托弗·莫里斯的英国小伙子，在他的日记里写道：“1968年对年轻人来说是幸福的。事物前所未有的瞬息万变，世界仿佛被年轻人占领了。”

那一年，二十岁的莫里斯就读于剑桥大学，课余时间闹革命。他和他的同学们，常常手抬毛主席画像——就像姑姑一样——堂皇地穿过大街；他们摇着小红旗，高举拳头，齐声高呼：“毛、毛、毛泽东！”跟中国差不多。所不同的是，他们多出来一个电视实况直播。镜头会对着他们摇，有记者跟着他们跑。警察全副武装，站在一旁看热闹。

剑桥的大学生们愤怒了，匆匆走上街头，正好遇上英国国防部长丹尼士·希利的车，于是穷追猛打，一直追到城外。莫里斯有个好友，把手一撑，跳上了国防部长座驾的引擎盖，把挡风玻璃砸得咚咚响。其时天色已晚，大学生们看看手表，时间差不多了，还有几分钟食堂就要开饭，于是他们纷纷往回跑，他们可不想错过饭点。

莫里斯跑回学校的时候，顺便调戏了一下街边的警察，问：“您觉得游行进行得怎么样？”

警察笑了笑：“噢，我觉得好极了，先生。”

莫里斯不大瞧得起自己的学校。他在日记里写道：“很显然，剑桥要革命，还不够格。”

于是他和同学们去了伦敦。伦敦也在举行游行示威，地点就在美国大使馆前。

后来，莫里斯和几个同学又去了法国。说真的，要想参加真正的革命，还是得去巴黎。1968年春夏，就在父亲、姑姑上山下乡之时，莫里斯们前往巴黎，去参观，或者说去呼吸了货真价实的革命。或者说，去观看了对货真价实的革命的一次忠实表演。或者说，是观看了在曾经表演过货真价实的革命的舞台上进行的一场戏仿。

由于巴黎一直是革命圣地——不可否认，人们对于“革命”的许多视觉理解，都来自1789年至1794年间发生在巴黎的诸多流血事件，虽然，这些事件究竟是政治，是讽喻，还是模仿，没人说得清。

从某个角度讲，巴黎的一切都符合了应有的样子：铺路石是真铺路石，问题是真问题（至少对参加革命的人来说），暴力是真暴力，且偶尔真的有人受了伤。

但从另一层面看，一切又显得不那么严肃：英国的年轻人很难相信那些没心没肺地执着于讨论暑期度假的法国大学生，真的想推翻戴高乐总统和他的第五共和国。在激烈的示威游行间歇，大家最常讨论的是去古巴旅行。当时无数的法国时评人都声称，政变一定会发生，市民们也都纷纷应景地紧张起来。可是到头来，什么都没发生，英国的看客们失望至极，只好打道回府。

可是，莫里斯是谁？跟田家明一家有关系吗？有的。几十年后会揭晓。

1975年，小丫认识了很多字，都是爷爷教她的。爷爷读《人民日报》的时候，就顺便教小丫认字，教学相长，祖孙俩都开心得要命。小丫从两三岁就跟爷爷一起读《人民日报》了，爷爷展开报纸，小丫就猴在一旁凑热闹，爷爷指着标题，一字字念给她听，“美帝国主义必败！全世界人民必胜！”

这时，小丫就会问：“美帝国主义是什么？”

爷爷含糊其词。一会说是纸老虎，一撕就破；一会说是侵略者，坏国家，最会欺负人。小丫没深究。

有一次奶奶拿出过期的《红旗》杂志，小丫蹲下来，念上面的标题《毛泽东主席会见尼克松总统》，于是她问：“爷爷，尼克松总统是什么？”

爷爷说：“美国的领导人，相当于中国的毛主席。”

小丫突然想起那只纸老虎，最会欺负人，好奇地说：“那不是坏人吗？毛主席为什么要见他？”

这个倒把爷爷难住了，想了半天，说：“你跟隔壁的王老虎不是也闹过别扭？后来是不是也好了？”

小丫说：“好不上几天，最近又恼了！”

爷爷笑道：“是这个意思。你是中国，王老虎是美国。”

奶奶也听过“打倒美帝苏修”之类的话，回头嘱咐小丫：“这是自家关起门来说，你可不能跟王老虎说他是美帝。他家大人听了会不高兴的。”

“哎呀，我知道！”小丫不耐烦了。拿她当什么了？什么话当说，什么话不当说，她难道不知道？！整天拿她当小孩子！

“美帝、美帝”，她的舌头轻轻卷着，把这两字放嘴里玩儿，越玩越有兴致，爽口之至。

像那个时代的许多小孩，小丫的认字途径不止于报纸杂志，还有墙壁。是的，墙壁也有话语权！墙壁隔三岔五就要说话，说新鲜出炉的话，香喷喷，很有力量。有时，她在大院里会看到工人把墙壁涂掉，换上新的字，她一看能看半天。

那涂掉的字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小丫觉得这几个字很好看，白白胖胖，长得像大馒头一样，可是被工人拿大刷子蘸上石灰，几把横扫过去，就全没了，墙壁哑了，空空荡荡。

工人安慰她说：“田小丫，你莫慌，墙壁一会儿还要说话。”

这次说的是不一样的话，方式也不同，不是拿尺子量，先打底，再用刷子写。工人从工具包里掏出一条红底大横幅，铺开来，在上面粘字儿。小丫蹲在一旁看，帮忙拿字儿，工人说：“把‘制’字拿过来，还有逗号。”

小丫就找出“制”字、逗号，不会错，难不倒她。有时，小丫也会跑出去老远，端详一下字，说：“歪了，歪了。‘集’字歪了。”

或者说：“挤了，挤了。‘加强’挤了，中间空隔不够大。”

于是工人把“集”字端端正，“加强”拉拉开，也跑过来跟小丫一起看。嗯，差不多了。两工人把横幅拉起，一人一端往墙上打钉子，挂上去，红底白字，分外鲜明：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党委集体领导。

工人跟小丫说：“你看，墙壁又说话了吧？”

小丫说：“说的什么意思呢？”

工人说：“回家问你爷爷去。”

小丫又问：“为什么这次不用刷子写？”

工人笑道：“最近墙壁话多，刷子写费事儿。”

可是，这也有个问题，不用刷子写，墙壁的话就不牢靠，一遇上风吹雨打，个别字就会落下来，不像话。就算不落下，也是歪歪斜斜，摇摇欲坠，总之是不端正，小丫看着怪别扭的，恨不得爬上去把它扶扶正。

有一天起大风，小丫和老虎正玩着呢，看见风把标语吹得满地跑，于是两人奋起追标语，想看看上面写的什么字。标语可不是好追的，主要是没方向，一会儿天上飞，一会儿地上跑，一会儿又是转圈圈。把小丫、老虎追得累死。

老虎气道：“我就不信了，我追不上你！”看见标语飞到一户人家的门上，他一下子飞身扑过去，拿手捂住，展开来，上面写的是：路线是个纲，纲举目张。

他回头看了一眼小丫，两小孩同时叹了口气，都觉得没劲。追了半天，追了这么个东西，字都认识，可是不知道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