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世界）的开局之年并不顺利，充满了混乱、迷茫气息。到处都在闹事，没事的地方也在期盼发生点儿什么。世界再次成年轻人的了，比如东欧。

相比世界的这一年，中国算平静的了，但各地不时也会整出点事儿来。新年第一个月，北京接到了五万封告状信；上海有几千人因吃了不洁毛蚶而感染了甲肝，尽管大都痊愈，却也抱怨不已。广州有几个大公司的经理逃到国外去了；云南发现了146个艾滋病毒感染者。还有杀人的、吸毒的、贪官污吏、卖淫嫖娼。还有环境污染、社会不公……有人在骂娘，有人在上访。

此类消息，有的见诸报端，有的在坊间流传。但那年头大家脾气急，都爱骂骂咧咧，骂官倒、骂干部、骂物价飞涨、骂人心不古……当然也有赞美的，这一类倒是常见报，电视里也看得到。有一回，江城电视台上街采访，镜头给到一个修鞋的老大爷，记者上前聊了两句，让他发表感想。

老大爷说：“我没什么感想。”

记者启发道：“您看，这些年您的日子红红火火，这都是托了改革开放的福啊！”

老大爷说：“改革开放确实不错，我举双手赞成！至于说我的日子红火，那也还谈不上。比以前好些。主要是儿女们自立了。我现在挣多挣少没所谓，跟玩儿似的，消消停停，不焦心。”

记者还想引导大爷往下说，大爷就只剩下笑了。

清浦电视台也有过类似的采访。他们把摄像机扛到田间地头，把话筒递给一个老大娘。问题在于她听不懂记者在说什么——记者讲的是普通话。

记者把脸都红了，只好说回方言。

老大娘开怀大笑道：“这不该好嘛！共产党的恩情，不瞒你说，我天天搁心里念叨，比菩萨还灵！”

大体而言，八九十年代之交，抱怨声虽多了些。但隔了几十年回头看，这其实也不算什么，没有完美的社会，除非是乌托邦。真在乌托邦里住久了，人也会烦闷，照样会抱怨。

因此，如果从良性角度来看待八九十年代之交的一些负面情绪也不难理解：改革遇上了困难，改革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个只听颂扬的社会是不健全的，一个能听到批评声、骂娘声的社会反倒是是可爱的、人性的。

那时节，好像人人都在骂娘。在饭馆、茶楼，在办公室里，夹三带四，含沙射影，骂者畅快，听者舒坦。骂得巧妙的，还能博得阵阵掌声和欢笑。孙月华也骂，她主要是骂物价飞涨。田庄刚考上大学的那个夏天，清浦发生抢购风潮，大家跟疯了似的，见东西就买，买了就是赚。孙月华不能免俗，也跑去商店凑了回热闹，囤了一麻袋毛巾、牙膏牙刷、底裤、汗衫、拖鞋、卫生纸、花露水、痱子粉……为此她挤掉了一只鞋跟，是跛着脚走进家门的。

她心里一团无名火，还有不骂的？骂谁去？太抽象了，没个实体。先把虚空骂了一通：“我操你妈祖宗十八代！绝种！剁头！”她蹲在院子里，从蛇皮袋里翻出战利品，骂道，“今天倒了血霉了，把鞋都挤坏了！逃荒逃难也不过如此！”

及至田家明下班，实体出现了：他既在县政府上班，还是党员。于是孙月华开骂：“你妈！你们大院里干什么吃的？整天搞来搞去！再这么玩儿，下面没活路了，我现在都不敢去菜场买菜，一张大团结刺啦没了！小老百姓哪禁得起你们这么玩儿！”

田家明黑着脸，才进家门就遭当头棒喝，真他妈莫名其妙。他支好自行车，怼道：“跟我有什么关系？是我叫涨价的？你没钱买菜，你跑去买这一堆破烂玩意儿干什么？”

孙月华余怒未消道：“你不是党员吗？还口口声声老百姓，你们什么时候关心过老百姓？你们只顾着自己升官发财！还老百姓！你们大院里有几个是干净的？认真查起来，少说一半人得进局子！跟你们领导反映一下，当然你们领导也不是好东西！告状信散得满城都是！”

田家明不知道她说的哪个领导，因为他的几个领导，上到县委书记、县长，下到县委办主任，都有人在告。告状信确实满城都是，街上有人发传单，连田庄都读过。什么买官卖官、鱼肉百姓……指名道姓，也有实证。大家一笑了之，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连田庄也见怪不怪，这类信太多了，还能怎样？她心想，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吧？告不倒，那就搞臭！

田家明不怒反笑，向妻子道：“别整天十三点好不好？你朝我发什么火呀？我又不是贪官污吏，我也没行贿受贿。我也不想当官发财，我还好吧，没那么急吼吼吧！反而是你，最急吼吼的是你！整天念着升官发财，还让我给领导送礼，这人是你吧？”

孙月华笑道：“你放屁！”

后来田庄去江城读大学，发现爷爷也在骂。爷爷骂的什么呢？这么说吧，什么都骂，即漫骂。他是什么都看不惯：官倒、腐败、男盗女娼……这世界他早就不认识了，心里堵得慌。他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新世界，全让这拨不肖子给糟践了！很难过。真的，太难过了。很孤独。

他每天看报学习、听广播、看电视；老干部活动中心他也会去坐坐，看人打牌、下棋，他扶着拐杖呆呆地坐着，常常走神。他还住在原来的大院，换了几次房，现在是一个独立小院，三间房，有一块小菜地，时不时他会摆弄摆弄，浇浇水，施施肥，也是寄托。生活过得很规律。可是田庄很难过，常常眼里就汪着泪水。

她是逢周末就回家去——这难道不是她的家吗？难道只有清浦的家才是家吗？这里有她的一间房，家里到处都是她的东西：连衣裙、高跟鞋、球鞋、羽毛球拍。磁带、报刊、零食堆得到处都是。还有润肤露的清香，她自己闻不见，可是奶奶闻得见。

常常的，奶奶会来孙女儿的房间坐坐，一个人嗅空气里的清香，隐隐约约的，雪花膏的味道、药皂的味道、脂粉香……种种香味合在一起，是她孙女儿的味道，带着年轻人的气息，朝气蓬勃的、舒展明亮的，奶奶自言自语道：“瞧这房间乱的！”幸福的腔调。

这院子太需要年轻人了。田庄把它当成一种责任，一种“舍我其谁”的责任。这责任在她八岁时就有了，那年姑姑出嫁，她留下来陪爷爷奶奶，虽然只有两三个月，可是她尽心尽力。十年后，她又回归这个家庭，百感丛生，有时走在回家路上，她都哽咽不止，为长大，为衰老。有时她会把身子背着马路，假装观赏墙头的迎春花，实则是眼里汪着泪水，怕路人看见。

她后来觉得这是天意。大学四年，她也没学到什么，瞎混混，时常旷课，寝室里睡懒觉，读点闲书。而后就是周末回家去，风雨无阻。正经是为了爷爷奶奶念的大学，陪他们走过生命的最后一截。让他们看到她、念叨她，盼着周末，让他们有个念想，看到生活在流动，行走于无垠的时间中，她是他们的航标、参照物。生理意义上，他们并不需要人陪，身体尚好，就是孤独。

十年来，她每年寒暑假都会回江城看看，爷爷奶奶一年比一年衰老。他们会重复一句话：“今年就不如往年。”她接到江大录取通知书时，爷爷奶奶高兴得不得了，考上北大清华他们都不会这样。电话里说：“回来吧，赶快回来！收拾一下，今天就动身。”

隔了两天，又来电说：“什么时候过来啊？房间都给你收拾好了！床单被套都是姑姑新买的。”

姑姑也是逢周末就回家。姑父来得少，太忙了，他官运亨通，两年前就提了工商局副局长，是个肥缺。他本人也“肥”了回去，白白胖胖，笑容可掬，来家里就打哈哈，姑姑私下里骂他“油腻”，说：“脑满肠肥的，跟猪头肉一样！整天胡吃海塞，没个正形，人怎么会变成这样？他年轻时不这样的！”

这话要是叫她哥听见了，准要发表意见：“他年轻时什么样儿，你去哪儿知道？”别说现在当了工商局副局长，就是当年在赣州当大队书记，他都油腻得不行。他只有落势时才清秀些，像个人。一当官就不行。

姑姑回家，当然会带上女儿李想。李想小田庄十岁，是个跳蹿蹿的小学三年级生。姑姑一门心思全在女儿身上，每天接送，课余时间还要带她去学舞蹈、练钢琴。

田庄考来江城，姑姑也挺高兴，说：“你来了最好，替我陪陪老人！要不然我真能累死，上有老下有小，两边都得顾着！人老了吧，有点黏人。看着孤苦伶仃的！就盼着家里来人。我回去他们就高兴；一走，他们就那种眼神，哎呀，我学不上。凄凄楚楚的。”

那个周末，难得姑父也回来了。于是爷爷开骂。平时他很少骂，因为家里都是女的，没人接他的话，他兴致不大。姑父一现身，爷爷来劲儿了，笑眯眯的。知道下面要扯淡，男人能扯什么？无非是政治。有的骂了。

爷爷说：“哟，李勇来了？有一阵没见你了，挺忙？”

李勇笑道：“嗨，瞎忙！”

爷爷说：“我看也是瞎忙。个个都钻钱眼去了，不是瞎忙是什么？我怎么听说省纪委来人了，要办张明军？”张明军是市委书记。

李勇朝妻子、田庄笑笑，说：“老爷子，您真是通天啊！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假装不知道的吧？贪污几十万，够不够杀头的？男女关系还不干净，七搞八搞，把市一招的女服务员给提拔了，安插进了建行，去年才提的处长，有这事不？你们这都什么玩意头！还改革开放！我看改革开放的名声都叫你们给糟蹋了！”

“罢了，罢了，老爷子！”李勇双手合十，做告饶状，笑道，“您怎么把我给夹进去了？您的女婿是那种人吗？第一，我没贪污；第二，我也没七搞八搞，我在外面都不跟女的讲话，不信你问家凤。是吧，家凤？你得给我敲个证明，要不我以后还怎么进这个院门？”

田家凤说：“我没法证明，我又不能一天二十四小时盯着你。”

李想说：“我就不信你不跟女的讲话，讲话怎么了？我们班男女生还讲话呢！你们工商局没女的？”

一家人都笑了。

田庄说：“喏，爷爷您消消气！时代不一样了，跟您当年的艰苦朴素不是一回事儿。并且您也骂错了人。”她就说起前年，她妈因为抢购风潮，夹三带四把她爸也骂了。

李勇说：“你说我们冤不冤，招谁惹谁了？党员干部就不是人？就不是爹妈养的？就都是金刚不坏之身？哪个群体里没坏人？别人贪污，我们挨骂！不分青红皂白，搁一锅煮了。”

田庄倒是挺高兴。她喜欢听爷爷骂人，带劲儿，整个人都活了。声如洪钟，气壮山河。同时她又难过。爷爷以前不是这样的，顶内向、顶得体的一个人，一般不臧否人物。太孤独了。他的那个时代过去了，整个就是一外人。他不甘心。

这一年，田庄略有些消沉。前路漫漫，她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赴美留学看来要延宕，一辈子去不成美国都有可能。中美关系再次恶化，以美国为首的二十多个国家制裁中国，也有外资撤离，经济、人心都不太稳定。

去年1月1日，一向慎言的《人民日报》在《元旦献词》里坦诚写道：“我们遇上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最突出的就是经济生活中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党政机关和社会上某些消极腐败现象也使人触目惊心。”这样的警示实属罕见。

今年《元旦献词》，《人民日报》高昂起来。大抵因为被制裁了，民族自尊心陡增，准备自力更生，勒紧裤腰带过日子。题目叫作《满怀信心迎接九十年代》：

回望过去，大家有目共睹；展望未来，虽未必人人都“满怀豪情，充满信心”，恐怕未必。但大多数老百姓终归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北京人是怎么看的呢？他们离皇城根儿近，关心政治，他们是这么说的，以前都说“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现在要反过来说了，“只有中国能救社会主义”。

这话说得漂亮，既幽默又悲壮，但更是自信。

去年12月27日，田庄迎来了自己的十九岁生日，先回家吃的寿面，又返校跟几个同学吃了生日蛋糕。

然而就在她过生日的前两天，12月25日，时任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被军事法庭处决了。差不太多的时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不到一年后，分裂四十年的两德完全统一。这天是1990年10月3日。

世界闹到这份上，田庄们那就瞄一眼，全当八卦看。看完了，聊一聊，叹一叹，心里头略有些小动荡，然后就正常了。该干吗，干吗去！一百多年前，外国人乍来到晚清中国，会吃惊于中国人的脸：麻木的、平静的、冷漠的、忍耐的、好脾气的、狡黠的、精明的、实利主义的……一百年后的1990年代，那张脸发生了什么变化呢？

田庄未知是天性使然，还是刻意与父辈保持距离，自从念大学开始，她就知道自己是怎样一个人，或者说，她希望自己做怎样一个人。旁观者、局外人，不是冷漠的，而是带一点温情，游走于边际状态。很少为激情所驱使，也很少为时潮所动，哪怕是改革开放，因为她父辈曾身陷“文革”的时潮。

去政治化，如果不能说是她这一代人的追求，至少是她个人的追求，做一个生活中的人，保有日常化；简单说，就是做一个平常的人。一个小人物。时代大潮在她面前翻飞起伏，她一旁看着，偶尔会有点小激动，同时又偶尔会为自己的激动感到害羞。

有人说，八九十年代之交是中国人在精神上的分水岭，理想主义丧失，享乐主义盛行。说这话的人，应当是非常失落。几年后的1994年，似乎是在上海，有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影响遍及全国；那时田庄已到了广州，她把文章找来读了，心领神会，但也不以为意。人文精神确实丧失了，连教授都去卖大饼，但是又有什么关系呢？又不是所有的教授都去卖大饼。

很多年后，那些为“人文精神”呼号呐喊的人，未知是否变了个人，变成了自己反对的人；反而是田庄这样的小市民——准确说，她也算不得小市民，虽自诩为小市民，其实做得不够彻底；她后来择业不慎，误入“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后悔不及；较之理想主义、人文精神，她宁愿自己是个毫不起眼的小市民，那就是务实、不高蹈、不虚妄、不浮夸、不搏名、不好利——末一点使得她把“小市民”也没做像。

东欧大厦剧烈摇晃之时，田庄这一代的中国青年也把身体剧烈地摇晃，蹦迪去了。每个周末的晚上，学校食堂就张灯结彩，迪斯科女王张蔷的声音充斥全场，是的，嗨起来吧，《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全场都疯了，人人躁得要命。彩灯闪烁不停，直能晃瞎人的眼睛。男生中有“人来疯”的，跳着跳着突然双膝跪地，人群只好让开，让他单手撑地，把身体悬空转圈，还一边作抽搐状。

众人起哄，一边把身体扭动。“人来疯”再次双膝跪地，借助余力，把双膝滑出去，身子往后跌去。

田庄暗想，他的膝盖不疼吗？牛仔裤怕是会磨出破洞。需要说明的是，八九十年代之交，田庄这代青年已经穿上了牛仔裤、T恤，跟现在差不多。时髦些的青年，白T上还会印着标语口号，像“别理我，烦着呢”“我是流氓我怕谁”等。

喇叭裤是早落伍了。后来有一度流行紧身西裤，也是把屁股裹紧，男生一般没屁股，因此看上去倒也窈窕，效果比喇叭裤美观。

女生也穿牛仔裤、T恤；也穿裙子、高跟鞋，偶尔是得扮扮淑女。田庄学会了化妆，跟室友切磋技艺，那一套流程她顶熟，宿舍里化妆，出门前洗去。没必要搞得那么隆重。那年头的审美是清新自然、清水出芙蓉。是的，那年头田庄是按男生的审美来塑造自己的，虽然这也是她的审美，但主要还是男生的。她那时还没有自我。

大家在跳迪斯科的时候，田庄就在一旁扭扭，挺开心，也挺躁的，但不好意思太投入。迪斯科一般是压轴，前边是慢三、慢四，这个她顶怕，因为会有男生来邀舞；她跳得不好，主要是紧张，身体有点僵，因为肢体在接触；当然她也不好意思拒绝，太打人面子了；人家不来邀吧，自己又没面子。横竖不自在。

其实男生也挺不好意思。跳舞这事吧，与其说是兴趣，毋宁说是责任。很多人是咬牙在跳。有一回，一支舞曲结束了，众人四散开去，田庄听到一个男生吁了口气，说：“终于跳完了！”田庄看了他一眼，扑哧一笑，原来有同党。害羞在中国普遍被视为一种美德，但是害羞对于当事人来说，是极痛苦的体验。简单说，就是别扭、紧张、不舒展。刻薄一点说，就是欠大方、小家子气。

既然说到张蔷，怎能不说崔健？一样都是躁，前者是身体之躁，后者可说是心灵之躁。其实身体与心灵，有时没那么对立，至少在“躁”这件事上，灵肉是合一的。1990年代是从“躁”开始的。这年年初，崔健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再次“摇滚”，为下半年的亚运会集资义演。

“体育馆里座无虚席，如同沸水之锅，”一个记者写道，“发狂的歌迷点燃打火机和火柴，有的点燃节目单，在空中挥舞。”那天大雪纷飞，气温零下15度，体育馆却热得要命，呐喊声一浪高过一浪，人们和崔健一起大喊大叫、摇摇晃晃，声浪把崔健压下去了，比崔健还狂浪，仿佛崔健成了听众，没他什么事儿似的。体育馆外也甚壮观，那些没有买到票的人，就在雪地里站着，把自己弄成了个雪人，等待崔健出来给他们签名。

开场曲便是那首著名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拱形棚顶产生巨大的回响，又兼万众合唱，声震数里。场外的人也跟着呐喊摇晃，跟醉了似的。那夜大雪纷纷扬扬，北京城苍苍茫茫。没人能说得清那晚的北京是怎样一种情绪，1990年1月28日，有人在哭，有人在笑，有人消沉，有人亢奋……而这一切，都在崔健的歌声里水乳交融，合成一片。

那晚激情四溢，不得不说，它也混杂着痛苦、压抑、宣泄、迷茫；混杂着颓废、激昂、挣扎、反抗；交织着绝望与希望。它整个是“四不像”，却又包罗万象。说到底，可能还是荷尔蒙在作祟。

写到这里，我们不由得想到1966年，十九岁的田家明率队奔赴井冈山时，途经浙江省人民剧院，上台和观众大合唱的场景，那天他们唱了《国际歌》《在北京的金山上》《我为祖国献石油》；二十四年后的1990年，崔健们在首都工人体育馆，和观众合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两者有什么不一样吗？

其实没什么不一样。换了个形式而已。也可说是换汤不换药。药还是那个药：崔健穿黄军裤，把裤腿卷起来，脑门上绑一块红布，他就唱《一块红布》，他也唱《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唱《红旗下的蛋》；他还唱《南泥湾》。他把《南泥湾》唱得怪腔怪调，调子、歌词还是从前的，听上去却不大对味儿。老同志们不高兴了。其实他们没搞明白，也就是换了汤水，是二和药，毕竟时代不一样了。新时代唱旧歌，是得换个唱法，要不才叫怪呢！

要说有不同，可能是田家明那代人只承认自己有理想，不好意思承认荷尔蒙；崔健，抑或说听崔健长大的田庄一代则正好相反，首先承认是荷尔蒙，简言之就是“躁”，再由“躁”生出别的，比如理想。

抱歉抱歉，这么说并不容易。我们作为田庄的同龄人，年轻时也不会承认；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已年过半百，这才意识到：人生没什么不同；未知能否称作旧瓶装新酒。

今年是田庄辞世十周年，在统稿的过程中，我们百感交集，恍若跟她一起活回去了。1990年的田庄，当然不可能跑去北京听崔健的演唱会。她主要是听磁带，早年听崔健，后来听黑豹。全懂，全懂。张楚的歌词写得好，何勇得去看现场，贼带劲儿，嗨得要命。

她去看过何勇的现场？当然没有，这不合她的性格。就看看录像，知道她的同龄人已经玩儿到这份上，挺骄傲。知道自己正年轻，连呼吸都顺畅，一听摇滚她就躁。她的躁法很别致，面上看不出，搁心里躁。有一回，她看见一个男生走在食堂路上，唱起了《一无所有》，那样苍凉、孤独的腔调：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他不是在唱，而是仰天长啸。

田庄驻足，就觉得这一幕真好，两颊麻酥酥的，身上起了鸡皮疙瘩。她微笑，放眼远方，简直想飞上天去。在她辞世前一年，她在网上偶遇了一段视频，红磡1994，那场著名的演出，年轻的魔岩三杰，嫩得不像话。她愣了好长时间，这才想起自己也曾年轻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