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举国上下被激情、狂热、躁动点燃。有论者认为，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史上，这一年堪比1911年、1945年、1949年、1978年。

这一年发生的故事，后来俗称“春天故事”，其实邓小平南方视察的时间——1992年1月19日，农历腊月十五——离春天还远着呢；节气上这一天是“大寒”，一年中最冷的日子。哪怕是在广东，也得穿毛衣、大衣。

去年，在田庄过二十一岁生日的前两天，即1991年12月25日，苏联也宣告解体。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我将要终止我担任苏联总统这一职位所履行的一切行为。”与此同时，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降下，俄罗斯三色旗徐徐上升。

事实上，苏联覆亡的意义，在某种意义上怎么渲染都不为过。这是二十世纪最惊人的变故之一。

大家都有点慌，难免七想八想。哪怕像田庄这样的女学生，也常生出一种错愕感。那边连着大地震，山呼海啸，然而这里却尚安好；不是现世安好，而是略有些心不定，是疑虑、茫然，一瞬息里也有地久天长的那种安好。

常常她走在路上，像夹在某种缝隙里，又像来到十字路口，这种感觉很奇妙，具体说，它跟一些抽象的词汇有关系，比如时间、历史、荒野之类。只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才会明白这种感受，我们国家正处在十字路口，茫然不知所措，并且，一步都不能错，生死攸关。

某种角度讲，1990年代是从这一年始出发的；“改开四十年”是从这一年再出发的，中间有小顿挫，很难言。如今，一晃三十年过去了，田庄也辞世十年，我们这一代人也已经老去，也因此，我们愿意不吝篇幅来回顾1992年邓小平南方视察：它构成了我们这个波澜壮阔时代的背景，确切说，它就是波澜壮阔本身。

那些年，经济上是“治理整顿”，政治上是“反和平演变”，可是在他眼里，中国最可怕的事情不是“和平演变”，而是经济搞不上去；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不是资本主义，而是自己的事办不好。

1992年，邓小平来广东过春节了。此时，距离他第一次南方视察已经过去八年了。八年前的1984年春节，他来到深圳，使得清浦县初中生田庄都关心起深圳来，知道这里原是个小渔村，却天天在起高楼；知道“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她激动得要命，因为新鲜。

八年前他来深圳，只看不说，不表态；这一次，他一反八年前的沉默，开始滔滔不绝：“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好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它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

伟人之所以能够影响历史进程，乃是因为他的身后有着广泛的社会情绪。邓小平南方视察的第40天，中南海行动了，将邓小平的讲话整理成册，下发各级党委机关，要求“认真学习，深刻领会”。

人们把“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送给他。在四川广安县他的旧居，这句话作为楹联被刻在正门两侧的立柱上。没有人愿意看到大厦倾、狂澜倒，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家国”从来是一体的，覆巢之下，岂有完卵？

今天我们熟悉的一切，或者记忆中熟悉的一切，都兴于1992年。政府机关再次兴起“下海热”，铁饭碗不要了，官也不当了。那年头，谁在乎当官呀？据《中华工商时报》统计，这一年全国至少有10万党政干部下海经商，俗称“92派”。

我们并不清楚，当年“十亿人民九亿商，还有一亿在观望”——那么多“下海”的人，有多少上了岸？多少人被海水淹死？多少人半死半活，至今还在苟且？

1992年，十亿人民看不到这些，也来不及想那么多。他们身上汗涔涔的，有一股蛮力，火烧火燎，那确乎是春夏之交的气息、七月的气息，鼻孔简直要流血。今天，我们把它称之为“活力”，人人都年轻了十几、二十岁，像回到了青春期。都有激情，都充满希望，大咧咧走在大街上，突然朝树桩来一个飞腿，或者跃起来去够空中的一片叶子。就是那种自由感、解脱感、年轻旺盛感，想去创造，想去犯规，想张开四肢往虚空扑去，或者大喊大叫，朝虚空“啊”两声。

1992年，十亿人民的荷尔蒙集体爆发。嗯，连空气都潮乎乎的，躁。当然，最躁的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或称知识界、读书界、文化界，反正你懂的，我们也说不清是什么界。此界中人，一般给人安闲、淡漠的错觉，其实不是。他们最躁，几乎时时刻刻在躁，不是这拨人躁，就是那拨人躁。此起彼伏。

1992年夏天，田庄大学毕业，进了江城日报社。上半年，她就来这里实习，姑父托的关系。那些年，大学生很金贵，虽然江城大学不是什么好学校，但毕竟也是学校。这一年，56万大学生走向社会，全中国有90万岗位在等着他们。这并不是说他们就有选择的自由；自由只有像田庄这样的学生才配享有，父母有关系，家里也有阔亲戚。这也是没法子的事了。

这一年她确实挺自由，要么留江城，要么回清浦，倘若想去省城，努努力也未尝不可。好单位多得很，她反而没所谓了。就在她的大多数同学被分配到乡下当中学老师时，她成了《江城日报》的一名记者。田庄因为家庭关系，毕业分配上占尽了便宜，如此，平民出身的孩子就没希望了？也未必。考研不失为一条出路，王少聪就考上了武大，此时距离两人分手尚有两月。

田庄是直到南方视察后才想起要考研，她想考中山大学，直接杀到广东去；讲真，《江城日报》人家还没看上呢。慢，她的美国梦呢？哎呀，还真忘了，早丢爪哇国去了！再说此一时彼一时，家里的态度也不太积极。孙月华说：“跑那么远干吗？我这闺女白养了？费了那么多心血！养了二十多年！”她要捞本。

田家明笑道：“你妈乱讲，撒娇撒痴呢！我的意思是先放一放。一则千里迢迢，我们也不放心；二则也没到那程度，不是说国内就活不下去了。”

田家凤说：“哪儿都别去，就留江城！清浦也别回了，小县城！我发现一个现象，你在江城还算正常，一回到清浦就说不上！奶嘎嘎，乱怄气！”

李勇说：“看来好时候到了。也是怪，南方视察才几天？办营业执照的就多起来了，工商局门口都排起了长队！明显躁了！”

其实，最先躁起来的是报社。春江水暖鸭先知，报社的鸭子们叫得最欢，兼听则明，京媒、沪媒、粤媒几十份呢，小鸭子田庄没有说话的份，就埋头读报，那篇《东方风来满眼春》她读了好几遍，学会了写新闻，五“W”什么的摸得透熟。

可是这一来，她反而不想当记者了。突然心浮气躁，连胸腔都在鼓荡。她那时对“左右”搞不大清爽，可是很明显，报纸上的腔调开始和风煦煦，一副柳暗花明景象；不再满纸正义、充满杀伐之气——“左”为什么会给人留下这么个印象，亦是奇妙；其实“右”也常有过激时，但是若论斗狠，压根不是“左”的对手，似乎“正义”的话语权不在他们手中，自由民主叫起来也不像爱国那么有声势，有时，他们自己也难免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

田庄做实习生的那个春天，自觉已和春天沆瀣一气，主要是报社大院不消停，总编室、要闻部动辄拍桌打板，激动的！她不能清静！她，她想去深圳！想站在深圳河边，望一眼对岸的香港；想去中英街看看，哪怕买个力士香皂；想走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看看街两旁的繁体字招牌，什么“泰利金饰”“澳门茶餐厅”……这些，都是她读报读来的。啊，受不了啦！血液沸腾！

咦，她不是要做个旁观者么？她不是说过，她将不为任何激情所驱使，也不介入任何时潮，哪怕是改革开放的时潮？呵呵，她的话你也信？也就这么说说而已。她不是常为自己的激动感到害羞？呵呵，她一边害羞，一边激动，不行么？

她是七月正式入职，朝秦暮楚，心不在焉：江城已经盛不下她了。不久姑姑拿走了她的身份证，和几十张身份证一起装进包裹，寄往深圳，由一个叫王浪的小青年收取，这个人后来成了她的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