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城小青年王浪，1987年考来广州，就读于华南工学院，1991年分到广州珠江城市规划院。他是姑姑同事的孩子，1992年和田庄已有交集，但其时并不认识。

1992年对于王浪而言，是他平凡一生中最精彩的年份，他参与并见证了历史。他亲历的那件事，后来成为“改开”最著名的事件之一，几乎是标签性的一个存在，繁杂，多义，丰富……具有大时代的一切标配：泥沙俱下、大汗淋漓、活力四射，以至于无可描述。

大抵“活力”本身就很难描述，天生不洁净，基因里带着力比多、荷尔蒙，夹杂着尿臊、汗臭、狐臭味，是那种令人不安的、混乱无序的、野蛮成长的气息。

王浪亲历的那件事，跟股票有关系，后来俗称“股疯”。这里须稍作停留，让我们回到三年前的1992年5月，一个叫康柏华的上海男人死了，他在股市上亏了6000多元后，开始神思恍惚，两周后悬梁自尽了。此时，距离“股疯”还有九天，他只要再坚持九天，就可以一飞冲天，开始他的逍遥人生了。

上交所成立于1990年，这一年上海还发生了一件事：浦东开发。凭此两样，上海开始大鹏展翅了。——憋屈死了，在刚刚过去的十几年间，上海人过得可叫灰头土脸，改革开放似乎把他们抛弃了，这个曾经的远东第一大城市，能进入它眼中的就没几个，但有那么些年，它却沦落到要眺望深圳那个小渔村，既仰羡又酸楚，口气还挺微妙。

俗话说，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没错，市领导整天忙着接待外宾，老外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的吊车都架在上海了。”上海人都懒得谦虚，笑笑。他们认为这说的是事实。

上交所成立之时，深交所也在搞，只是还没拿到批文。一听说上海要开市，深圳急了，赶在上海之前进行“试开市”，这一天是1990年12月1日，比上海早了19天。等于是没结婚就把孩子给生出来了，深圳人说，孩子都生了，难道还把它塞回去不成？

然而此后两年，沪深股市都挺艰难，政府还在控制着股价，有“最高涨幅”这顶帽子。也有说，这不是帽子，而是“潘多拉的盒子”。此后两年，沪深两地花样百出，上海贴海报、打广告，宣布“股票认购证”开始发行，让老百姓买股票。上海人就是不买。

上海人说：“报纸这样卖力推销，一定不是好东西。”

上海有个老太太，眼睛一花，把股票认购证当作存款单买回家，花了3000多元，把儿子、儿媳气得跳脚。

深圳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深圳第一只股票“深发展”上市的时候，也是无人问津。不得已，只好由政府官员带头认购，那情形，有如在危难之时，他们要冲在前面一样。

让老百姓掏腰包这样的事，伟大人物的号召和专家的怂恿是很难奏效的，但若从时间上来说，邓小平南方视察与这年夏天的股市热潮确实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

南方视察一个月后，1992年2月28日，深圳股市开始进入国际市场，蓝色显示屏上第一次出现海外投资者的叫价，深交所激动得无与伦比，震耳欲聋的欢呼声此起彼伏。然而直到此时，深圳市民还是不知其中奥妙，他们说：“这群人是不是有病？”

上海人懂。这个城市有记忆，新中国成立前人家是熟手。1992年5月，上交所的股票价格全面放开，沪地疯了。股市已经收盘，但依然不能阻止人潮涌荡，直到午夜时分，他们还没有散去的迹象，只等着明天太阳升起，股票大涨。一个记者跑出去转了一圈，回来趴在灯下，挥笔写道：“上海有几万人正在街头熬过长夜。”

一个花甲老人向人群发表演讲：“这回该好好地博一记了。小阿弟们，机会错过不会再来了！我年轻的时候白相股票，常常是三日两头不吃饭的。”

上交所门口，此时已是人山人海，有人干脆扛来躺椅，准备街头过夜。发表演讲的，朗读报纸的，扎堆交流的，一片沸腾。

当时，长三角一带只有杭州可以“异地委托买卖”，于是上海人连夜驱车赶往杭州，把180公里的沪杭公路挤得水泄不通。抵达杭州已是黎明，却见浙江省证券公司门口早已人山人海。杭州也疯了。

次日，果然形势大好，股价扶摇直上。5天后，上海股市的奇迹出现了，发行价100元的“豫园股票”以10009元收盘。西方世界有个股市奇迹，微软十年间涨了33倍。唉，微软怎么比得上豫园：5天里涨了100倍！

1992年春天，上海人开心得就像过年，但是政府害怕了。他们掀开了“潘多拉的盒子”，却被里头跑出来的“疯狂”“嫉妒”“罪恶”吓坏了。想法子塞回去。于是将交易点迁至文化广场，地方更大，可以容纳更多的股民。所有的柜台只挂“委托卖出”的招牌，换句话说，只许卖不许买，股民们慌了，政府只许“做空”，股价还有不跌的？瞬间就把隔离栏杆冲得七零八落。官员们一看大势不好，赶紧宣布暂停营业，逃之夭夭。

那时候，政府就是这样“领导”股市的，也没人说他们瞎指挥。因为大家都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不久，聪明的上海人也看明白了，政府虽然雷厉风行，其实也是有一搭无一搭，既不让股票暴涨也不让股票暴跌。于是人心稍定。这是1992年6月间的事。

两个月后，气定神闲的上海人再次慌乱，匆匆告别文化广场，一场比上海的春天更狂热的股市的狂风暴雨南下深圳，夏天来了。

《投资者》杂志这样描述深圳：“沸腾了，整个城市处在股市的旺火热潮中。”那时，南下深圳的可不止上海人，全国各地的投资者都来了：上海人住上海宾馆，北京人住帝豪酒店，东北人住天池宾馆，这儿离证券公司只有几步。他们刚到深圳，就把街头所有带“股”字的书全给买了，就像蝗虫席卷麦田。

全城21个证券营业点，全都人山人海，大家排着队，昼夜不散。但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人，而是人群中正在传递的一张纸，纸上写着名字，名字前写着序号，比如“563 王浪”。每隔两小时就要报到，就像监狱一样。比如喊“563”，倘若没人应，队长就把“563 王浪”给抹掉，这意味着，王浪丧失了排队资格，没权买“新股抽签表”。

这个“新股抽签表”挺繁复，新股发行只有几种，想买的人却有150万，狼多肉少，怎么办？政府想平衡各方利益，可是股民想挣钱，证券发行商想从中渔利，银行职员想“近水楼台先得月”。所谓新股抽签表，简单说，你想买到新股，就要参加抽签；要想参加抽签，就要买到“新股认购表”；要想买到“新股认购表”，就必须手持身份证到指定的地点去排队。一个身份证买10张表，10张表可以中一个签。

此令才颁，股票还没涨，进入深圳的车船票先涨了：原来25元的涨到100元；原来30元的涨到200元。进出深圳的绿色通道有进无出。那时进入深圳还须有“边防证”，那些有边防证的横冲竖撞，没边防证的就要浑水摸鱼。

深圳街头到处都是人。宣传车、高音喇叭震天吼。队伍越排越长，好比神龙见首不见尾。这天是1992年8月7日，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但是队伍还算有序，一股紧张的气氛弥漫在空中，令大家既浮躁又规矩。

一个记者跑了一天，终于看清了形势：全城21个窗口，每个窗口至少排20000人，“40多万人保持着安分守己的场面，一切显得那么虔诚、公平而严肃，令人感动。”

他忘了40万人背后还有人呢。根据一个身份证能买10张表的规则，一张车船票带来一个人，这个人到了深圳，第一件事就是直奔邮局。“瞧吧，这大包小包都是身份证，”一个邮差说，“我们这邮局快成伊拉克港口了，每天有几百个包裹朝我们这里狂轰滥炸。”

一个北京来的记者看到一个装有身份证的包裹，足有17公斤重，惊得目瞪口呆。

邮政小姐说：“800个身份证一公斤，你算算吧，这一包多少个。”

夜幕降临，队伍开始疲倦、饥饿，有人要去小便，有人想席地而坐。亲友团来了，带来了饭团和水，还有的送来了座椅、凉席。有人试图换班，队伍开始骚动，点名声越来越频繁，报到声越来越无力，争吵声越来越高亢。有人急中生智，拿来绳子，让男女老少全都抓着绳子，也有人将绳子绕在手腕上，就像汪洋大海中抓住一根木头……此时，距离“抽签表”的发售还有40个小时呢。

8月8日中午，街头聚众已经超过80万人。焦躁、紧张、危险的情绪一触即发。有人在维持秩序，就有人会冲击秩序；明摆着的，排在后面的人根本买不到“抽签表”，于是后面的人全都加入冲击者的行列，而前面的人则严守自己的位置。蓝天下，骄阳中，卷过来，卷过去，像沸水翻滚。绳子早挤丢了，就是没丢也没人去抓了，此时，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身体。

人们挽起手臂，抱紧腰肢，没有年龄和性别，也没有羞耻和陌生，也没有爱和恨，几十万人就这样连成一体，被欲望、激情、烦躁、恐惧和令人窒息的汗臭包围着。很多人20多个小时滴水不沾、粒米不进，男人在叫骂，女人在抽泣，孩子在呼号，老人在喘息……这一切都预示着大难临头，可是无人退缩。那些素不相识的人还在互相鼓励：“坚持就是胜利！”

政府预感要出事，派出了军队、警察，手里拿着警棍，一路小跑开进来，组成一道人墙，把冲击者赶到外面去。秩序是维持了，但是却带来了新的麻烦：亲友团也被赶走了，白天不能送饭，晚上不能送衣，烈日下不能送水，暴雨中不能撑伞，只有一大堆身份证留下来让他们背着。

还有更难堪的事呢，谁要是去趟厕所，就别想再回来。一个男人说：“管天管地，还管我拉屎放屁！”就径自去了厕所。警察确实管不着他“拉屎放屁”，却拒绝他再回到队伍中来。因此那些想去方便的也不敢走了，坚持到夜幕降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人们就在饭盒、报纸里大便，在矿泉水瓶里小便。有的人没有器具，索性解开裤子，往地上一蹲……天亮了，太阳出来了，气温无情地升高，人人都苦着脸、屏住呼吸。一个现场的记者深受折磨，说：“整个深圳的味道都变了。”

然而臭味也不能阻止真的勇士。8月8日傍晚，太阳落山之时，深圳街头，已站着100万人。

8月9日清晨，大多数人已经坚持了48个小时，突然曙光来临，光芒万丈。运钞车开过来了，车上装着认购表，还有头戴钢盔、手持长枪的武警。照常理，这阵势会让人安静下来，但恰恰相反，在售票口打开的那一瞬间，人群炸了，前拥后挤，一起向窗口扑去。

一个记者在红岭路采访，看到一个女人大喊大叫冲进去，瞬间被人群淹没。无数只疯狂的脚踩着这女人的身体往前冲，几个警察冲进去，把这女人抢出来。那边厢，却见一个男人冲了出来，他已经买到了表格，把自己甩到了树荫底下，哇哇干呕不止，却什么也没吐出来，因为他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

又有一个小青年冲了出来，又叫又笑，仰天灌下三瓶水，颓然地靠着路边的果皮箱，手里拿着一小沓表，神情呆滞。

“人人都忘了什么是人格、道德和自尊了，”红岭路上的记者写道，“这一天，深圳除了表格，什么都不存在了。”

中央某部驻深圳办事处有个女青年姓王，和她的十几个同事也从人群中逃出，回到办公室里清点战果。三天前，她们也是每人一条绳子，把五六十张身份证和一大捆纸币绑在身上，却只有王姑娘买到了十张表。大家打开胸襟，从胸罩里拿出身份证和钱，全都渗着汗水，像从水里捞出来一样，一张张揭开、擦干，先是面面相觑，突然哇哇大哭。

售票窗口里，空调大开，可是工作人员都嫌闷，紧张得喘不过气来。递进来的钱全都湿透了，点钞机也失灵了，有人把钞票摊在桌上，拿卫生纸吸干，一边左顾右盼。人人都心怀鬼胎。身边有监督人员，穿制服，戴大盖帽，神情庄严得不得了。但最先动手的却是他们，随身带着黑皮包，经理一看就明白，里头装的是钞票，但权当不知道。这个时候比的就是耐心。

果然，短暂的沉默后，监督员中有个家伙不再庄严，他笑了笑，推过来一个公文包。屋里的人全都霍然而起，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看谁先动手。于是个个转身，拿出一把身份证和钱，转瞬间，表格席卷一空。新聘来的保安员只买到一百五十张，是最少的。分完了表，大家都有点怕，经理给大家打气道：“哪个点上没有私分？查谁去？”于是大家把心定一定，捂着包走出来。而窗口外面，队伍仍在往窗口拥挤，一坨坨，浪打浪。

卖表格的跑了，买表格的却蒙在鼓里。后面的人猛烈地往前拥，前面的人更猛烈地往外拥，如同海浪撞击岩石，让人恐惧。

现在轮到警察疯狂了，喊叫、咒骂、拳头都没用了，不得已只好用上了警棍。一个河南口音对着警察开骂：“怎能这么无法无天？老百姓不是人哪！”

一个香港人看到这场面，先是笑：“中国人有这么高的投资热情啊！”接着哭，“怎么能用皮带对付这些热情的投资者呢？”

抽皮带的警察说：“不动手怎么收拾这场面啊，老天！我嗓子喊哑了，衣服湿透了，有什么用啊？全失控了！这拨人简直像野牛！”

王浪就是这百万野牛中的一个。他是一只失败的野牛。三天前，他和几个同学一道来的深圳，先去邮局取了身份证，里头就有田庄的。是他妈找同事、同学、亲戚凑来的几十张身份证，指着他在深圳大赚一笔。

也就是说，田庄在1992年就来过广东，深圳街头先跑了一圈。她是人未到，证件来。某种意义上，证件比人更重要。有时，人不能自证，而那张小小的套着塑封的小卡片却能证明她是人。当然，她并不知道她的证件来过广东，姑姑借了去，也没说明用途，及至一个月后还给她的时候，她都忘了借出过。

王浪也不知道那一摞身份证里有个田庄，对他来说，这些都是工具，不是人。他从邮局取了身份证，自有本地同学来接应，安排住宿，又雇了几个农民工替他们排队去，一伙人围坐两张麻台，打了两天麻将。8月8日晚上，一行人上街看看去，目瞪口呆，人如蚁虫，不堪卒睹。他们雇的几个农民工都排在中间，这事挺悬。

8月9日一大早，他们几人亲临现场，人手一只小布袋、一只公文包。以为靠着纯体力，拼命前拱，或许能拱出一片生机来。谁知未到中午，窗口挂出牌子：“表已售完。”

有那么几秒钟，周围死一般寂静，接着是绝望的呐喊：“完了，完了！”“这才三个小时，500万张表就卖完了？”

王浪几人只好回到宾馆，一气之下又打起了麻将。更多的人留了下来。8月10日，太阳照常升起。表格已经售罄，可人群仍在聚拢，虽然比昨天少多了，但留下来的都是一群最绝望、最愤怒的人。有人在传看当天的报纸：“本次500万张新股抽签表9日发售完毕。此次发售过程充分体现了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

这话不说还好，一说群情激愤。几个北京来的记者站在街头抽烟，其中一个扔下烟头，拿脚踩了踩，操京腔道：“深圳，早该发生点儿什么了。”

“股疯”的结果是这样的，公开处分9人，其中有8名是官员。有人被移送司法机关审理。调查报告说，内部私买的抽签表10万余张，涉及金融系统的干部职工4000余人。有人说：“这是新中国43年来最大的集体贪污案。”

次日，政府果然出售第二批“认购表”，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这一天深圳股市大跌，上海跟着抛盘，3天里跌了22.2％。深圳媒体说：“股民的信心被彻底冲垮了。”这话没错，要过很长时间，老百姓才能重新燃起对于股市的热情。

王浪是次日回到广州的。他在街边看了看，跟着走了走，挺新鲜。没买到抽签表挺遗憾，本来就是来玩儿，也没太当真。但是经过这一趟，他把心乱了。要到很多年后，他才意识到他真正经历了什么；然而即便当时，他也大感震撼，那是一种既错过了什么，也经历了什么的震撼，一种说不出的震撼，一种疯狂的、原始的、粗陋的、闪亮的、亮瞎了人的眼睛的震撼。

王浪想，这震撼多么好。

次日，他就把田庄带回广州了，还是装在小布袋里，和几十张身份证一起，寄回了江城。不久，他妈给他打电话，让他去中大走一趟，搞份考研招生简章，她同事的侄女要考中大中文系。

次年，他收到田庄寄来的几份简历，请他帮忙投一下报纸杂志。“你不是在考中大吗？”他问。

“不知道能不能考上。两手准备吧。”田庄在电话那头说。

“噢。报社我得打听一下，这一行我不熟。”

“没关系，有当无。我自己也在投。”

“广州还是深圳？”

“都可以。”

“广东有那么好吗？”

“啊？有那么不好吗？”电话那头笑了。

他笑着挂了电话。简历上有她的照片，他看了好一会儿，不自觉地笑了。去年他回江城过年，两人见了一面，确切说是两家人，他妈和她姑姑也在。约在茶楼见的面，有相亲的意思，但没有说透。两人聊得挺热络，因为有共同的熟人朋友，动辄笑呵呵。他妈和她姑姑频繁地对眼色。

两人是去年秋天确定的恋爱关系，中大校园牵的手，很顺利，没那么多别别扭扭。田庄不是个拧巴人吗？谈恋爱谈成了一团糨糊！是，曾经拧巴过。现在好多了；即便偶尔拧巴，也要看对谁，比如她跟她妈就拧巴。跟王浪她不拧巴。可能也是心态变了，同学都结婚生子了。

谈恋爱她不在行，男朋友她一个都搞不掂，当然男朋友想搞掂她也不容易。但王浪不只是男朋友，主要是作为“对象”存在，这个就好办，清楚明朗，抬头能看见方向，一个叫作“家”的地方。又有点像同学朋友，合得来，七扯八扯，轻松自在。两家大人也心照不宣，觉得半斤八两，这事就这样吧，不要再折腾了，过两年把婚结了。两人也有这意思。

1995年，两人俨然已是老夫老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