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里，姨奶奶章映珊去世，这名字久置不用，随着她撒手人世，丢下几十口儿孙，或许她当恢复原名，这是她爹妈赐予的名字。自她来到人世，这名字跟了她二十多年，直到嫁给英雄胡广大，她才改名章一花，成了人妻、人母、祖母。村里人叫她广大媳妇、小二娘、小义奶奶。章一花只在结婚登记时用过，前面讲过，她在村里没名字，都是代称。

她卒年八十岁，生于县城郝家大院，三进，二十余间房，一大家住在一起。那会儿，她大哥、二哥都已结婚生子，侄辈中有两个较她年长的，教小姑学走路，不知闹了笑话。她出生时，她爹章正平五十多，今天的《清浦志》上还有她爹的名字，地方乡绅，后来出任县太爷。七岁那年，她爹死了，办完丧事，日本人进了清浦城，她大哥带着培英学校的一群学生下乡去了，二哥领着一家老小躲回老家桑镇。

章家合族二三十口人，有四个死于日本人的炸弹：她大嫂、三个侄儿侄女。她大哥后来没再婚娶，任清浦县教育局局长，直到解放军进城。他后来下落不明，章家姊弟猜测，可能是南下途中，死于流弹也未可知。二哥是1950年死的，落下二嫂和两个侄儿侄女，由小叔子章映琦代为照料。1948年解放军进城，姨奶奶章映珊还是高学生，病恹恹的，休学在家一年多了，人都说，她怕是活不长。她跟着家人躲乡下去了，从此就再没回城里。

她是1953年结的婚，诞下七个儿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她家几十口人丁就数她文化程度最高，可是村里人只当她是文盲。很多年后她拿着《圣经》，教村里人诵读，妇道们还挺奇怪，说：“小义奶奶是啥人？怎么还认字？”

她信了主以后，精神头好多了，最能吃儿媳的污言秽语，也不大生气了，来田家就少了。做得一手好针线，绣花、做布鞋，拿到集市上去卖，而后匆匆上县来，找到孙月华说：“晓芸啊，你替我收着，家里不牢靠，都是贼！”说着就从兜里掏出一堆零碎钞票。孙月华替她开了账户，存银行去了。

其实也没多少钱，她主要是开心，好吧，也是充实寄托，这是她自己挣的，不一样！胡广大死后，她还能拿到军属补助，每月两百多，她藏到席子下、墙洞里，孙子们总能翻到，这家翻到了，那家就有意见，她跟孙月华说：“我也寒心了，一家都不给！不患贫，患不均。”

她这辈子主要是穷，苦倒是没吃过，跟她大姐章映璋颠了个个儿了。她很少下地干活，她家全是壮劳力，用不着。她这辈子就是锅前屋后、浆洗缝补，有一回跟田庄叹道：“家务活永远做不完，把自己砸进去几十年，看不出成绩来！农活是苦，但一年还有半年闲呢，男子汉们一下工就四仰八叉，心理上有优越感，觉得你是吃闲饭的，在家甚事不做，尽享福了。其实家务活才苦呢，永无出头之日，琐屑乏味，我真是受够了！”

她是胡集镇有名的美人，搁县上也算，但她不是县上人，至多是来走亲戚，到了亲戚家她也不出门。她就算那类绝对美人了，搁哪里都不推扳。不是健康的劳动妇女之美，而是瘦，清秀，骨肉匀停。她少女时代不是总生病么，跟林黛玉似的，也多愁善感，跌成农妇后，身体反而好了，健步如飞。她留给田庄最深的印象就是走在田埂上，气昂昂的，被儿媳骂了，听不入耳，就拎起小包裹上县来，脚下生风。风吹进她的老粗布小褂里，宽袍大袖，一漾一漾。风也吹进她的齐耳短发里，呼啦啦往后飞，那样子生动极了，既像农妇，也不像农妇。

到了田庄家，她就搬个小板凳坐在院子里，开始绣花消气。那一刻她非常安静，身下一小团影子，也是一漾一漾。她那些年总五十多了，真是好看啊，前面说过了，素净版的王丹凤。她又不要好看，自家纺的老粗布，自家缝制。美人就是这一点占便宜，有，就不珍惜，乱糟践。但怎么糟践都好看。可能她都不知道自己好看，恁把年岁了，又是穷人，哪还有那个心思？

田庄很为姨奶奶抱不平，清浦城里的大小姐，长得美，知书达礼，就是落势了，也未必一定嫁到乡下去！城里找个同学不行么？成分高些也不怕，好歹有共同语言，芭门芭门，板门对板门。

孙月华说：“那时哪还顾得上这个？活命要紧，先安顿下来再说。有人要她就不错了。她的那些男同学才不能嫁呢，过得都不好，恓恓惶惶，就是有个把得意的，也架不住后来那么些运动，这日子怎么过？反是乡下安生。你看我小姨，这辈子穷，却没受罪，下半生平平坦坦，心思浅，凡事她都不操心。”

田庄想，还真是。姨奶奶叫她三哥章映琦，声音温温柔柔的，说：“我三哥！”真叫天真妩媚，跟小女孩似的，没一点心事。台湾来信那会儿，外婆姊妹常来家里，吃完晚饭，刚坐下来聊天，说不上几句，就见姨奶奶的头在“鸡啄米”，孙月华叹道：“我小姨真是的！这才几点？你就这样！才八点半！”

姨奶奶笑道：“就是呐！熬不了夜。”

她家老二前些年死了，还不到四十，落下孤儿寡母。姨奶奶当然伤心了，可隔一阵子，也淡然处之了。说：“还能怎样呢？又不能代他去死。也是他的命！”

田庄想，姨奶奶这一路性格也是好的，淡，认命，不争强。如此她心里就好受些，贫贱、富贵在她都一样，不慌张，不抱怨，也不过分欢喜。俗话说“逆来顺受”，生命在她就是草芥吧，风吹到哪儿就长哪儿。

那天，田庄跟她妈聊起姨奶奶，替她抱屈道：“高中生噢。搁五十年代就算知识分子了，那时太缺人了，尤其缺女干部。她嫁去乡下也不怕，到公社做事也行啊，能带家里一把，何至于过得那么穷！”

孙月华说：“成分不好，怕。躲都躲不及呢。”

“不是啊，”田庄说，“有一度政策不错的。新中国建设呢，太缺人才了。要说成分，那年头读书识字的，有几个是成分好的？少说也是地主富农。”

孙月华说：“命！你外婆几个都是这性格，不出趟。你也是。”

“嗯？”田庄愣住了，她倒没想这一层。她是这样的人？恐怕也未必；换位想想，可能有无之间吧，可能一念之差吧。

姨奶奶死于车祸，一大清早她去赶集，被一辆小货车刮进水沟里，儿孙赶到时，已经咽气了。八十岁的一个老太太，身板还行，当然走路是慢下来了。

孙月华打电话给田庄说：“我小姨走了。”声音哽咽。

田庄“啊”了一声，惊讶不已。

孙月华叹道：“这两年连着走人，去年我爸，今年我小姨，前年我三舅，我真有点害怕。”

田庄想，她害怕什么呢？害怕外婆吗？害怕上人都走了，她没人罩着了？还有七里村外公，她忘了吗？走了四五年了。田庄是去年才得知，挺怪她妈的，关系处理得一塌糊涂，连带她跟七里村、小姨小舅都冷了。犹记得刚上县那些年，跟七里村多么亲，周末两辆自行车，说走就走。她坐在她妈自行车的后座上，看晚霞满天，看暮色中的田野，苍茫且忧伤。闻丰收和稻谷的味道，那安心的、饱腹的味道，那也是回家的味道。

七里村外公孙开吉最后一次来家里是在1988年，到小女儿孙月亮家去，顺便拐一下大女儿孙月华家。他从自行车上卸下半袋花生，放在墙角。孙月华一家正在院里吃饭，都挺尴尬。田家明说：“我们也才坐下，来，一块吃。”

孙月华不说话。

外公说：“你们吃，我到东头去。”东头是指孙月亮家。

他在家里统共待了十几秒，搁下花生就走了。那样一个高高瘦瘦的小老头，挺害羞，也挺尴尬。他知道台湾来信了，知道那个人阴魂不散，又找上门来；知道两家关系不好处了，孩子们也很少下乡去，可是他还想试试，想缓和一下关系，想留住外婆。

田庄不知道怎么办，她站起身来，想送送外公，一边看看她妈的脸色，又坐下来。不敢。她妈挂着脸。于是田庄低头，把眼泪汪上来，难过。她妈拿筷子敲她的头，说：“吃饭！就你会做人！”

田庄抬头，朝她妈怒目而视。为什么会把关系处理成这个样子？啊？为什么？养了你十几年！为什么不能将心比心？为什么那么强势、那么弱智，全挂脸上？为什么要把事情做绝，不给人留一点退路？怎么不怕遭报应？啊？自然，她并没有站在她妈的角度，也不清楚她家和七里村之间发生了什么，里头拐弯抹角、恩怨曲折，岂是十八岁的她能弄明白的？

那天，田庄得知姨奶奶去世的消息，也想到了外婆，于是跟她妈说：“正好，我过一阵去台北，顺道看看她去。哎呀，还能干什么？文化交流呗。上面组织的，好几十口人呢，出版社、报社都有。”

自从外公去世，外婆章映璋就住进了台北市郊的养老院，这是她来到台湾的第十六个年头，习惯了，不愿回大陆。十几年间，每隔两三年她就会回清浦，住小女儿孙月亮家，大女儿家她住不来，不清净，人声杂沓，不像个家。起头，她回大陆须有人陪着，跟旅行团，或者熟人朋友回大陆，就托人带她一段。次数多了，她就轻车熟路，登机、安检全会了，说走就走，谁也拦不住。

她到台湾后，样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至少衣着、气质上有改变，穿上了旗袍，跟她丈夫、小姑子、公公拍了合影寄回来，那年她七十岁，大陆农村过去的，在这边还挺精神的，到了那边就显老，跟她丈夫徐志海不像一辈人，孙月华也说，她爹妈像母子俩。

七十岁的外婆穿旗袍，又做了发型，不是老式的鬏，换成了齐耳短发，稍微卷了卷，还是挺有样子的。在大陆不好搞那一套，不合她的身份，不是劳动妇女、老村老太该有的样子。可是在台湾搞那一套，似乎也不大像，几十年的风霜全刻在脸上、身形上，又略微驼背，再穿上旗袍，再卷了头发，嗯，挺怪。不比她小姑子徐志洋，好像天生就该穿旗袍、卷头发，往那儿一站，把手挽着她爸、她哥，人家才是一家亲，在台湾生活了几十年，挺像那么回事。显得旁边的外婆，嗯，说不上。

外婆回清浦也显得怪，她当然不会穿旗袍回来，可是家常穿着，碎花衬衫、织锦小袄，跟人也不一样。那会儿还是1990年代，大陆也是两极分化，土的土，洋的洋，清浦也是各式各样。外婆走在街上，就会有人看她，疑惑道：“是不是港台回来的？也不像！”

当然外婆也很少出门就是了。她先是住大女儿家，但这有个问题，小儿子孙月明上县看她就不方便——姊弟俩早就不来往了。本心讲，她宁可住孙月亮家，她家利落，她母子三人还能一起说说话。自从去了台湾，她的感情都给了小姨小舅，她对不起这俩孩子，让他们蒙羞，让他们成为没娘的孩子。其实娘在的呀，不是常回来么，但她就是觉得，她把他们抛弃了。再有，小姨小舅都过得不好，这才是最让她焦心的，牵肠挂肚，难受。

七里村外公，她是不见的，她也不回去。就整天守在孙月亮家，基本不出门。常常一个人在屋里发呆，她本来话就少；以前是闲不住，一到女儿家，就把家务活全包了，现在不了，她是回来做客。晚上，她的一双小儿女——孙月明、孙月亮——跟她坐在一处，道道各家难处，说说大姐孙月华的坏话，她“吧嗒”着眼皮，不接话。心里想，他们啥时能过好啊？得帮帮他们才好，她心里有愧。好像他们过得不好，跟她去台湾有关系似的。有时，孙月明会把儿子小伟带过来，她欠身拉小伟的手，小伟躲在他爸身后，睁着一双好奇的眼睛。

孙月明说：“叫奶奶啊！小伟，叫奶奶。”

那孩子就是不叫。

章映璋就会很难过，她的孙子噢。都说隔代疼，她要是不去台湾，这孩子跟她不知有多亲呢。

孙月明也很难过，小孩子最会盘嘴，必得嘱咐他，回七里村不准跟爷爷说去，但哪里保得住？他爹孙开吉听了，还有不难过的？自从她去了台湾，他就当她死了，但毕竟没死，还常回来，瘆得慌。因此，她后来再回来，孙月明就很少带小伟过来，不叫见。

孙月明以前最是调皮捣蛋，初中就谈了对象，后来把初恋娶回家，也未见得他就善待人家，他婚后不少花花事，跑长途货运的，难免吧？后来好几个女人闹上门来。他那辆大货车，还是兄姊几家凑钱买的，说是借，后来也没全还，要得紧了，就给一些；要得再紧，就有意见，比如他跟孙月亮，后来也闹得不愉快，都是为钱，都挺不容易。

他一出车就是十天半月，连夜赶路，当然辛苦。小日子能过过，但还是捉襟见肘。有一度，他跟孙月华又联系上了，但还是有芥蒂，不亲，就为两人的娘。后来他大姐过塌了，两家就很少来往了。那年田禾女儿办满月酒，孙月华通知他了，他意意思思的，不说来，也不说不来。后来到底没来。孙月华气得给田庄打电话，说：“你小舅人品不行啊！什么意思？这以后就不处了？绝了？”

田庄皱眉道：“不处就不处呗，各家过各家的。”她就不爱听她母系那一族的事，太乱了。说到底，还是她妈心太热，喜欢瞎张罗，拉这家，带那家，结果没一家说她好。反是她父系一族，常被孙月华责为冷血，但关系清楚，有边界感。有时“自扫门前雪”也挺好的。当然也是她父系一族过得好，没有穷人。

田禾也说：“小舅确实势利！欺负我们家没人，落穷了，帮不上他了。他来不来出份子，我是无所谓，那是我妈的脸面。问题是看见我哥他都不理，打招呼跟没听见似的。我就不信，我哥要是混个一官半职，都不用当什么局长，就当个什么六中队、巡警队队长，他敢！”

田庄说：“这就说到根子上了，田家男的不行，你哥不行！所以不要怪人势利。是个人都势利！”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难过。她救不了家里，不能为她爸妈、她弟挣脸面，这个家她撑不起来。人穷挨欺，也是常理。

可是她念念不忘于小时候去七里村，跟小姨小舅一起玩儿。田地跟小舅玩得最多，从小就一起掏鸟窝、打弹弓，那叫一个欢儿，这是他童年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田禾来到七里村，小舅已是少年了，放学回家就背着田禾割猪菜。他割猪菜跟玩儿似的，山坡上逮蛐蛐儿，跟着蛐蛐一起蹿来蹿去，有一回把田禾给忘了，天傍晚，他随便抓几把青草跑回家，吃饭时，田禾哪儿去了？一家人吓死，跑回山坡上，抱起哭着睡着了的田禾。

田庄从小就是个“能干豆”，最爱吆三喝四，有一回跟小毛说：“田地，你大姐累了，给我倒碗水来，放几根茶叶。”

小舅一旁笑死了，说：“小大人，整天人五人六！”田庄就不好意思了。少年的小舅长得好，调皮又羞涩，眼神亮晶晶的，多么单纯。很多年后田庄想，人怎么会变呢？怎么会那么势利呢？他什么时候变的呢？她最后一次见他是在2001年，“9·11”次日，他来家找孙月华说点事儿，淡淡地跟田庄点点头。他三十好几了，脸色晦暗，心不在焉，看上去也就是个货运司机。可能人都会变的吧，田庄想，她自己不是也变了么？

小姨自从1985年嫁了何冲，过了十年好日子。那时，何家正在势头上，她公公何十四将退未退，她婆婆后来升了针织厂副厂长，人称“蓝厂”。何家洋洋几十口人遍布清浦的工业战线，都在第一线，厂长、经理、车间主任乌泱泱一大片。结婚次年，小姨就生了个大胖小子，人都说，孙月亮的肚子真争气。

她在家带了两年孩子，没关系，何家不靠她养家。那两年，清浦的工矿企业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当时有个说法叫“一包就灵，一改就活”，什么承包制、厂长负责制，后来又有股份制、租赁制，又有“抓大放小”，一嘟噜名目。那时，何家再不会想到这是他家最后的辉煌，像落日余晖，像回光返照。何十四大干快上，承包了造纸厂，除了完成上面定额，余者多劳多得，上到厂长，下到工人，个个活力四射。何冲妈连星期天都不休息，带着针织厂的一群女工到体育场摆地摊，跟个体户一起，“赔本赚吆喝”，就看谁的嗓门大，一群女工都快笑死了，说，平时还得吊吊嗓子，要不真喊不过人家。孙月亮有时会抱娃去看热闹，偶尔也会帮两腔，跟玩儿似的，一边不好意思地笑。

其实针织厂的女工也是玩儿，临近晌午才过来，跟孙月亮婆婆说：“不好意思，蓝厂，来晚了。家里有点事儿。”

蓝厂说：“赶快的！先喊起来。人家是起早贪黑，我们是日上三竿！”人家确实是起早贪黑，个体户么，没退路了，赔了本是自己的，不比针织厂的女工，有国家兜底。个体户们都是拖家带口，天不亮就起来弄口吃的，带上一天的饭菜、干粮，早早赶到体育场占个好位置，那时体育场没几个出摊的，只有一些晨练的人，有的在跑，有的在退，那边几个打太极的，非常的安静。

出早摊的人支起摊位，这才坐下来吃早餐，他们把早餐吃得很安心，满足得常常要微笑。抬头看天，但见日出景明，朝霞满天，那么美好的早晨，连空气都清新。云霞壮美，变幻莫测的金色、橘色、明黄、朱红……那么遥远，又很迫近。体育场被映得明晃晃的，人人都在霞光里。

针织厂的女工们错过了朝霞，没关系，不是还有晚霞么？傍晚五六点，她们就收摊回家了，个体户们却仍守在原地，一直到天擦黑。蓝厂说：“行了，忙了一天，也没卖出几件。星期天有劳大家了，上有老，下有小，早点回家做饭去吧。”

孙月亮抱着儿子在操场上转悠，有时会搁下儿子，教他学走路，说：“宝宝，来，到妈妈这儿来，”拍拍手说，“来啊，乖，走两路，嗳，对了，不怕的，有妈妈呢。”

儿子扭了两步，扑进她怀里，她一把抱起儿子，把脸凑上去亲，笑得咯咯的。她婆婆在身后喊她回家的时候，她正拿着儿子的小手，指向天边，说：“那是什么？好看吧？晚霞噢。你看，红的，黄的，金的，那个像不像小狗？”

很多年后，孙月亮都记得那年春天的晚霞，那等艳丽、绚烂，像小狗、山峰，像浪涛起、波澜惊，人人都在霞光里，她抱着儿子很安心。她也记得她跟在婆婆身后，慢慢家去的情景；走到十字路口，跟女工们告别，看她们的影子落在身后长长的。她把宝宝递给婆婆，到对面的熟食店去买馒头、卤菜，一边回头看儿子，奶孙俩的影子落在地上长长的。

后来每当她责罚儿子，打他、骂他，她都会想起那个春和景明的傍晚，霞光照亮了每一个人，地上斑驳的人影子。那一刻多么漫长。后来她打儿子，总一边打一边哭：“我跟你爸起早贪黑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你吗？为了供你读书、考上大学，为了你有正式工作！我们容易吗？半夜起来蒸包子、蒸馒头，你再不好好学习，你将来就是跟我们一样的人呐！”

有时她也自责，对儿子是不是太严了些，哪个小孩不贪玩？打在儿子身上的巴掌，比打在她身上还疼。她当然也唠叨了些，无非是争气、上进、努力；你小时候的好日子过完了，你只能靠自己了！

儿子何炯是个好脾气，他妈嚷嚷的时候，他一般不吱声。挺闷的，后来越来越闷。孙月亮总疑心这孩子的性格跟何家的败落有关系，跟她的责骂有关系，她常常哭。小时候他多么活泛，要什么给什么，她不买，他爷爷奶奶也会买，何家的长孙呢。

不过儿子后来也还好，复读一年，考上了二本；毕业后回清浦，一边打零工，一边考公务员，两年后终于考上了，现供职于官贤乡人民政府，三十多了，还是个办事员。孙月亮说：“随他去，性格决定的。”她现在在家抱孙子，很满足。她的生活绝不是最惨的，自从儿子考上公务员，她就觉得她的一生结束了。她真的很满足。

何家的败落是在1990年代中后期，那会儿，何十四夫妇已退休在家，国营厂关的关、卖的卖，不知成就了多少千万富翁。何冲买断工龄，拿了十几万，跟他弟弟何海买了辆富康车跑出租，中间出了车祸，差点连命都没了。后来两妯娌硬逼着卖了车，宁愿家底赔尽，说：“不干了！保命要紧！人在，家就在；怎么着也能混口饭吃。”

何冲后来卖过保险、修过车、去温州打过工，中年以后就歇下来了，常常发呆，爱喝酒，动辄酩酊大醉，醉了就哭。他小时候在厂区长大，睡梦中都是水泥钢筋混凝土、水塔、澡堂子、篮球场、大会堂上镶着闪闪发光的红五角星。他们小孩子会在厂区外的草地上盘足球。及至青年时代，他进了棉纺厂，那么多的厂花，噢，厂花级别，那些好看的姑娘现在也不知在哪儿，过得怎么样？

何家几十口堂亲、表亲全塌了，落成了底层，还四大家族呢！何十四夫妇退休多年，一两百元的退休金而已。孙月亮刚结婚那会儿，他家在城东买了一块地皮，起了两栋楼，后来就这两栋楼救了他家，先是自住，后来出租，再后又搬回来开旅馆。有一度他家住回厂区的老房里。昔日的光辉已散尽，贫困、痛苦、麻木笼罩着整个街巷、家家户户。

孙月亮就在这里卖起了包子、馒头，大半夜起来发面、和面、剁馅……人活着，还得动起来，做点什么。事实上，后来是孙月亮撑起了这个家，精神头没垮，因为她对厂区无记忆，无感情，她不在何冲一家的生长环境里。何十四夫妇垂垂老矣，午饭后坐在墙根晒太阳，昏昏欲睡，眼里泛着浑浊的光。在他们那个年纪，无非一抬头就是死亡，一回头就是辉煌。跟老街坊在一起也挺好，全是回忆，全是辉煌。

每天清晨，天蒙蒙亮的时候，孙月亮骑着三轮车，车上放着几筐馒头包子、豆浆牛奶，温热温热的，用白棉被紧紧压住。这样的生活她过了好些年，无论春秋寒暑，她都风雨无阻。这中间她迎朝霞、看晚霞，毛毛细雨天，雾蒙蒙一片，像烟霞，真是好景致。

一路上她跟人打着招呼，说，三爷早！遛弯呢？对，这一阵都去体育场，客流量多，多走几步路不怕的，又累不死人。

说，二婶晚饭吃了没？我吃了，卖馒头的还能饿着自己？——转头看了眼擦肩而过的姑娘，真是好看——还行吧，二婶，比不上拿工资的，但好歹不会挨饿。我跟你讲，人还是要动起来才有精神。好嘞，我也得回家看孩子写作业去。

田庄在台北待了两天，又跟代表团去了花莲、台中，折回台北的次日清晨，她去养老院见了外婆。是表舅许小年开车来接她的。一路上她打量台北的街景，也没看出什么特别的来。人都说，台北的好是要住下来慢慢品咂，好就好在细节，精致典雅。

养老院地处市郊，四十分钟的车程。山道修得好，蜿蜒曲折，进入山里，气温降了下来，十月里，天气舒爽，满目葱茏里能见得些秋意。外婆候在养老院门口，田庄远远看见了，心里一热。满头霜发，矮矮小小，身子弓得更厉害了。

皮肤也白。有传她天生就白，但田庄没这个印象，从记事起，外婆就是健康肤色，可能是几十年的田间劳作，太阳全在脸上了；现在又白回去了，不见血色，惨淡的老人白。瘦了些，样子也清癯。未见得比在大陆更老，小方脸，五官端正，农妇气质已脱尽。田庄不见外婆总有五六年了，上次还是在清浦见的面。她下了车，招呼一声，拉住外婆的手，又四下里看看，说：“环境不错。蛮好的。”

外婆说：“走，进来看看。”

院子不大，两栋对立小楼，中间一个花圃，几个老人倚着花圃晒太阳。外婆跟他们打了个招呼，人头很熟的样子。走路仍然很快，显见双腿有力气。她的房间只有七八平方，却一应俱有，带独立卫生间。一张小小床铺，桌椅，衣柜。床头有呼救器，卫生间也有。

祖孙俩在房间里坐下，外婆坐床上，田庄坐椅子上。房间太小，两人的膝盖碰在一起，田庄分明感觉到了，很异样，肉和肉在接触，很温暖。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两人都不善言辞，日常聊天没问题，但这种场合，似乎不适合日常聊天，太轻了。重的话，两人又说不起，也没必要。像“你还好吧？身体怎么样？好好保重！”之类，没必要，说出来就轻了。她倒是挺羡慕表舅许小年的表达方式，回程路上，跟田庄调侃外婆，说：“你外婆噢，太要强了，充大！”外婆听了笑眯眯的，也不接话。

外婆告诉田庄，她在这里挺好，一日三餐，伙食不错的，“不过现在吃不动了”。院里有医生，大病就去城里。她每天上午都去爬山。“就你一个人吗？”“是啊，就我一个人。他们都不爱走。”“这里空气好的。”偶尔，她若进城走亲戚，就会致电小年来接她。

外婆说：“我很好，你放心吧。”

田庄点点头，侧头看向窗外，七楼望出去，远处青山如黛，云雾缭绕。田庄不知道外婆怎么会在这里；是挺好的，又不知好在哪里。叹息而已。去年外公去世，田庄跟她妈谈了谈，外婆若是不愿回清浦，可以考虑来广州，她来赡养就好。

孙月华说：“随她吧，孝顺就是随顺，迟早一天会回来的。她是不愿给儿女添麻烦，又怎会去添你的麻烦？她在台湾还有养老金，能攒些则攒些，补贴你小姨小舅，一回大陆就全没了。打量我不知道她的小算盘呢！”

田庄叹道：“恁大年纪了，也是看不透。儿孙自有儿孙福！再有救急不救穷，穷是救不起来的，只有靠自己挣命。”

孙月华说：“她偏心偏得厉害！我都不好说她了，又可怜又可气！你外公死了，她没落一滴眼泪，心硬得要命！受了罪啰！”

田庄惊道：“谁受了罪？外婆？”

“两人都受罪！你外公死了，没准她还高兴呢，从此自在了呀。有些话我没跟你说而已。我前头不是去过台湾嘛，跟你外公借钱去，你外公说，不借，直接给！我的钱不给我女儿，难道省下来让别人扒给她的女儿？我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她怎么扒？又能扒多少？外公就由着她扒？”

“扒多扒少也是扒！对她来说这是心意，对你小姨小舅，她心理上就好受些。”

田庄恼道：“她这是何苦来？去都去了，去是为了团聚，又不是为了扒钱。”

“就说呢！”孙月华叹道，“起头是为了团聚，可是去了那边，又放不下这边，只好从中找补。我都不知道她算的什么账？人生哪有两全的？你外公怎能不寒心？拿她萝卜不当青菜的，他脾气又不好，当着我的面都能指手画脚，直接开骂！我难过得要命！”

“外婆什么态度？”

“受着呗！从小出了名的温良恭俭让，到老越加了，吃人的嘴软，拿人的手短，还能怎么着？”

“她就没想过要回来？”

“还回得来吗？她舍得回来吗？”

田庄叹道：“这日子也只有她受得了！”

“你外公也后悔接她过去，还不如他一个人单过呢，少生气！他几年前就卖了西宁南路的房子，就怕有一天身有不测，这房子落到她手里。结果呢，房子是卖了，钱又叫你爸填进李庄的坑里，那个倒霉的‘筑巢引凤’，弄得血本无归！我操他妈李庄！”

“行了，行了！”田庄不耐烦道。

“要说日子难过，我们家才难过呢，你爸捅了这么一大篓子！你小姨小舅至少不欠债吧？不会被债主堵门吧？我过的什么日子，她又不是不知道，我想起来就恨！你外公死前是做了安置的，留了四五万美金交给我表婶，也就是许小年他妈，这事我大姑也知道；我爸说，这笔钱他死后由我提用。去年你外公死了，我去台湾跟表婶要这笔钱，表婶不给，说要留给我妈！她来台湾十几年，给徐家养老送终，当老保姆用，这笔钱她该得！我大姑也不出来说句话，我想起来就恨！这笔钱哪去了？估计早贴你小姨小舅了，好几十万呢！”

那天，小年请祖孙俩吃了中饭，三人就赶回城里，先去的小年母亲家，孙月华称作表婶，田庄也没弄明白是哪门子表婶。许小年四五十岁，他父亲死得早，落下五个孩子，全由他妈一个人拉扯大，可见他妈不是一般人，虽然穷，但穷人里也有利落的。早些年，寄往大陆的照片里就有他妈，跟外公兄妹拍了合影，十五岁的田庄一眼就看出“阶级”两字，真的，不在一个层级上。外公兄妹俩是电影画报里的人，形象光鲜亮堂，许小年他妈是穷人，穿得有些寒碜。

许家的五个孩子里，就数小年最热心，常替外公外婆跑跑腿。行四，上面两个哥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脑瘫妹妹。一家都是穷人。住处也推扳，楼层矮了许多，街巷破败。田庄略有些吃惊，台北也有这样的地方？好像时光倒流，一下置身于1980年代的清浦小城。当然，哪儿没有这样的地方？哪儿没有穷人！

许家住的是五层楼的顶层，下午四五点钟的阳光落在斑驳的楼道间、墙皮上，也落在坑坑洼洼的楼梯上、蒙着污垢的窗玻璃上。外婆带头爬楼梯，精神头十足，爬不上两层，开始“呼哧呼哧”直喘气。小年在后面说，老太，慢点！又逞能了！田庄也是废人一枚，也开始喘气，她都多少年不爬楼了。

客厅里光线幽暗，一张褐色的木质长沙发，小小茶几，功夫茶具。靠窗一张小长桌，几把椅子。目前，家里只住两口人：小年母亲和他的傻妹妹。可是那天下午，这个穷人家济济一堂，孩子们回家了，来看看大陆来的远亲。小年二哥家住在楼下，两口子失业在家，上来转悠一圈，插不上话；把田庄端详两眼，不久就离开了。小年姐姐是下班后才赶到的，她在公司当文员，四五十之间，全家就数她最文气，轻声雅语，也看不出年岁。

小年搬个小凳坐在茶几旁，专伺沏茶，一边饶有趣味地听两个老太太在讲古，讲1949年，一个带着一家老小从南京回到清浦；一个跟着丈夫从清浦赶往福建。小年看了一眼田庄，笑了笑，那意思是，讲来讲去就这些！

他的白痴妹妹也坐在一旁，总有三十多了，是个侏儒，头大身小，痴肥痴肥的，此刻正骑在木马上，读一本小人书，一边把身子摇来晃去。小年看向她，慈爱地说：“她最幸福了。”

田庄也慈爱地看着侏儒，打量这一屋的人，细听两个老人的声音，陈年往事，听进去了，似乎她也经历了一回。外婆站起身来，说：“天不早了，我带她去志洋那里认个门。晚上我回这里住。”

小年妈有让饭的意思，小年说：“就别客气了，我下去开车去。”

到达姑奶奶徐志洋家已是晚上八点，这里应该是繁华地段，街巷亮了许多。她家住在二十三楼，路上小年给她打电话，她就等在电梯口。看见田庄，一把攥起她的手，端详道：“样子没变。十几年没见了吧？”

田庄说：“是。”她最后一次见姑奶奶是在1994年，江城，她和外婆故地重游，一起去看仁慈医院、御码头，走一走古运河。

姑奶奶的这套房子，是大女儿李一曼买的，专供母亲养老之用，隔些年，她自己也会从上海回来养老。李一曼兄妹四人，有三个赴美留学，都是舅舅徐志海供的。小妹李一芝不是读书材料，十九岁就嫁了个香港人，在台北行医，前些年举家迁往香港了。

三室两厅的房子，姑奶奶一个人住，布置得跟大陆没什么两样，恐怕还要老式、黯淡一些，嫌旧。田庄坐在沙发上，心想，真比不上我广州的家，可能是老人住的缘故，不亮堂。姑奶奶八十多了，精神头明显不抵外婆，说话怏怏的。一辈子爱美，为了保持体型，晚上不吃饭；平时也极少开伙。家里清冷清冷的。

姑奶奶说：“你外婆来台北，帮了我大忙了。你老太爷——”看向外婆问，“是这么叫吧？躺在床上好些年，都是她侍候的。”

小年向外婆笑道：“你来台北，就是为了当个好儿媳。”

外婆喏喏道：“应当的，一辈子没尽孝。也是赶巧了。”

田庄想，确实应当的，你不尽孝谁尽孝？你是老保姆啊！

姑奶奶从冰箱里拿出一碟西瓜片，揭掉保鲜膜，叫田庄吃。田庄观量色泽，不新鲜了，当有两三天了，推让不吃。姑奶奶拿竹签挑了一片，亲自递给田庄，田庄接在手里，等时间差不多了，又放回小碟里。姑奶奶端起小碟，叫外婆、小年吃，两人都不吃。

坐了半小时，田庄便提出告辞，姑奶奶说：“还没吃饭吧？”

田庄说：“我回饭店吃，我们代表团有消夜。”

姑奶奶送三人下楼，说：“你们等我。”匆匆往一家糕点店走去，不一会儿，手拿两只纸袋，一个三明治、一只羊角面包，塞到田庄手里，说：“这个给你。”

田庄推让道：“不用不用，我真的不饿。”

姑奶奶惊讶道：“咦，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呀，我在香港转机时买了带回去，你们姐弟俩抢着吃。”

田庄也惊讶道：“有吗？”笑了笑，挺尴尬的。十九岁了，还会和弟弟抢面包？她是不记得了。那会儿她读大学，羊角面包、三明治或许没见过，但面包店是有了。猴年马月的事了，拿我们当什么了？二十年过去了，她已飞奔向前，而姑奶奶还停在原地。

那晚，小年带祖孙俩去吃消夜，田庄抢先付了钱。叫不上名字的小吃一条街，在台北应该很出名，晚上九点多，街上摩肩擦踵，许多大陆游客叽叽嘈嘈，东北腔、西北腔、京腔、川音、湖南话、温州话……以中老年妇女居多，报了旅行团，来这异乡的城市，甩开膀子大踏步，倒是毫不见外的。只是本地人难免要皱眉头，田庄也皱眉头。都是她妈那个年纪的，一样的素质！

乍富不知新受用，突然自信了，一不小心就会露出穷相来。干什么都是一窝蜂，走路带风，购物是抢，排队要加塞，旅游点拍照都要跟人撞肩膀，坐下来吃饭就是哈哈大笑，阔了么，日子舒畅！引得饭店老板直说，请遵守公共秩序，不要随地吐痰，不要大声喧哗……田庄长长吁了口气。想起那年她一家三口去俄罗斯旅行，巧遇国内“夕阳红”旅行团，一群大爷大妈堂皇而过，当地人侧目而视，就是那种极微妙的，既鄙视也羡慕，也无奈，也苍凉的神情，说不上，说不上。田庄觉得如芒在背，吐了口气，还扬了眉。怎么地！很矛盾，很矛盾。

她妈当然不会出来旅行，没钱，也没那心思。前两年田庄回清浦跟她吵架，说：“不要再折腾了，行不行？无聊就出门旅行嘛，费用我来出！”

孙月华鼓嘴说：“我就不爱旅行！除非你们姊弟仨一块去，我们一家人在一起。”

田家明说：“谁跟你是一家人？人家也是拖家带口的，行不行！”

一想到她妈，田庄就很难过，她一整天都很难过，心里堵。眼前的外婆小小一只，苍白失色，安安静静坐在她对面。她家也不知怎么会落成这样。她爹妈在干吗呢？在李庄还是清浦？又被债主追债了？又被人骂了？大凡这时，两人都面有惶色，忍气吞声。有一度，她爸把头发落光了，有了光明顶，焦虑所致。她妈更是整夜睡不着，也不让她爸睡，深更半夜坐起来哭。

饭菜还未上，田庄拿起手机，跟小年说：“我出去打个电话。”其实不是打电话，是哭。她也不敢哭狠了，也不敢哭久了，怕小年找出来；躲到僻静处，光线幽暗，面墙站着，为了压抑自己，她浑身颤抖，大喘气，胸腔里像是有什么正在翻滚，想要吐出来，饶这么着，还是淌了几滴浊泪。

她擦了眼泪，走回店堂去，一边抬头看了看台北的夜空，心里想，哪里不能哭，偏要跑到台北哭！总觉得她家的败落跟台湾来信有关系，本来小日子过得好好的，突然冒出一个外公来，从此鸡飞狗跳，妻离子散，姊妹成仇。有那么些年，她家貌似欣欣向荣，其实好运已散尽，祸根埋下了，他们哪里会知道？

明天就要回广州了，今天和外婆是不是最后一面都不好讲，毕竟八十六了。她哪里知道，这确实是她和外婆的最后一面，是永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