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另一种创伤，是深埋于心，无法叙说又不断从内部腐烂的痛苦。

那段时间，陈清画经常哭。她坐在自己的工位上，不知不觉就泪流满面，她拼命压抑着自己。不能让同事们知道，绝对不能。她跑到卫生间，拿水冲脸，眼泪和着水一起往下流，她怎么也止不住。

她经常无意识地翻手机簿，想找个人诉说，可是，她找不到。她不想轻易暴露她的情况，她绝对不想让别人知道她内部的千疮百孔。她想起那天的崩溃，她对着一个几乎陌生的人号啕大哭，就觉得羞耻不堪。羞耻不单在于她的失控，还在于，她在突发情境下暴露出了自己孩子生病的事实。这里面有巨大的风险。她的孩子将有可能因此被另眼相待，被孤立，被拒绝，会影响他的性格、他的具体生活以及未来的职业和人生道路等等。她应该尽力保护好孩子，不让孩子将来受到更大的伤害。可是，她失职了。她的内心已经无

法承载她的痛苦，稍有风吹草动，她就会崩溃。

她也无法和丈夫吴扬平商量儿子吴用的事情。她能感知到吴扬平极为反感和愤怒她的眼泪，他不愿听她的倾诉，总是一句简短的回答，“管他干什么”,然后，“啪”挂了电话。

她最终只能选择不依赖吴扬平，自己渡过难关。

她对吴扬平有怨，在她最为深重的痛苦时刻，他作为丈夫，作为最亲密的人，没有帮助她，甚至，正是他的回避加重了她的无依无靠感。他们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缝。只不过，她不像文莉那样决绝，她还是按照她的温和性格及对人性的理解，搁置了这一裂缝。

但是，当她提出给吴用找心理咨询师时，吴扬平没有丝毫犹豫地同意了。心理咨询师随后要求他们夫妇俩也去做家庭咨询，他也去了。实际上，陈清画和吴扬平都被心理咨询师的话给镇住了，心理咨询师说，孩子出现问题，几乎可以肯定，一定是你们的家庭关系出了问题。孩子的问题，百分百有父母的问题。

陈清画看向吴扬平，发现他正用疑惑的眼神看着她。在碰到她的眼神后，他马上闪了过去。陈清画突然意识到，他的回避正说明他内心的痛苦。他或许比她更迷茫，更害怕。他留下她一个人面对，以上班的名义，以她过于焦虑没事找事为借口，自己逃跑了。

心理咨询师说并不是说你们的行为导致了孩子的情绪问题，而是你们作为其中的一环，参与了孩子的情绪发展。你们家庭内部没有家暴、没有冷漠，并不意味着没有问题，相反，问题或许更为隐蔽，也更为严重，应该引起重视。

当陈清画第一次站到精神科的候诊大厅时，震惊地发现，太多太多孩子了。候诊区的椅子上坐得满满的，每个医生的诊室外都站得满满的。有些孩子和吴用一样，穿着式样颜色不同的校服，看来也是看完病就要马上再去学校上学。

他们挂的是一个普通号，一个小时后就叫到他们了。这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娃娃脸，看起来几乎还未成年，陈清画有本能的不信任。后来，在他们换了好几位医生后，她才意识到，第一位医生虽然经验不丰富，但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他愿意花十几分钟详细询问吴用的情况，也非常认真地给陈清画解释一些基础问题。当然，他也并没有为陈清画和吴用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他不是心理咨询师，他是精神科医生，他负责问症，开药，至于原因，解开一些情绪郁结，那不是他们的本职工作。

这是后来陈清画才了解到的，也是她始终不能接受的。孩子产生精神问题，肯定与他的精神状态有关，单是吃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他的问题，而他的精神缘由不能解决，吃再多的药也只能缓解，而很难治愈。但是，所有人都说，首先，精神科不负责这个事情，除非这位医生同时有心理咨询的资质，但也只能另约时间；其次，病人太多了，精神科医生不可能给每个人多少时间。

“病人太多了。”他们说的是青少年病人。在这之前，陈清画从来不知道这些。她查了资料，发现官方给予的统计数字就已经触目惊心，一年年比例大幅度增长，这应该还不包括像吴用这样只处于潜伏状态、不会告诉任何人的病人。

从进到医生办公室到出来，共二十分钟左右。陈清画带着吴用到医院其他科室去做各种检测。每一处都是长长、长长的队伍，队伍里有一多半是家长和学生。她和吴用各排一个队伍。她前面有一位中年男性，提着公文包，四处张望，看到陈清画带着孩子过来，就非常积极地转过来，说，也是带孩子来的?你看我家的孩子，就站在那边的那个，他不愿意排队，他都好几个月不洗澡了，不出门，也不让我进，房间都臭了。中年男性边说边摇头，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情。陈清画诧异于这位家长那么强烈的说话欲望，只好朝着他努嘴的方向看，一个微胖的男孩，十六七岁的样子，头朝向墙站着，头发很长，一绺绺的，前面盖着眼睛，后面披在肩膀上。他应该能听到父亲的话，但他没有任何反应。

大厅里喧闹混乱，人声嗡嗡。黑色电子屏上滚动着红色的字，上面是病人的名字以及要去的科室，电子音一遍遍以刺耳、高亢的声音叫着病人的名字，好像要把它们拿出来示众一番。

陈清画和吴用花了半个上午的时间和一个下午的时间，终于做完了医生要求的各项检查。

在最后返回给吴用的病历本上，医生这样写：

主诉及现病史：初三下学期开始，出现亢奋，想法多，想做竞赛题，精力好，总喝咖啡让自己更兴奋，情绪容易激动，最多持续一个月，此后有七八次亢奋状态。近半年情绪消沉，行动缓慢，饮食、睡眠紊乱，不想做事。成绩下降明显。

精神检查：意识清晰，定向力完整。反应慢，最近有不自主感，觉得自己应该写作业，但是动不了。否认有自杀自伤观念。

现状：甲功、电解质、生化未见明显异常。红外，偏执可能。脑电图正常。支持双相。抑郁自测量表(SDS)和焦虑自评量表(SAS)均为重度。

处置意见：1.咨询。2.嘱定期相关化验检查。3.随诊。

药方：舍曲林50mgqd;阿立哌唑7.5mgqn;优菲7.5mgbid。

在拿到药、回到家后，陈清画才意识到，他们并没有做好吃药的准备。

吴用的焦虑自评量表(SAS)总粗分是57,标准T分[标准T分是将原始分数转换为以50为平均值、10为标准差的正态分布，常用于教育、心理测量和体育评分等领域。——编者注]是71,总印象是“重度焦虑状态”,抑郁自测量表(SDS)总粗分65,总印象“重度抑郁状态”,脑电地形图“未见异常”,轻躁狂检测清单(HCL-32)结果是“支持双相情感障碍”,心境障碍问卷(MDQ)结果是“暂不支持双相情感障碍诊断”,可是在症状自评量表(SCL-90)中，除了恐怖和精神病性分值较低外，躯体化、人际关系障碍[人际关系障碍：指在人际交往中存在持续的困难，难以建立或维持健康的人际关系，表现为社交回避、沟通不良、过度依赖或冲突频繁等。]、抑郁、焦虑、偏执等的分值都相当高。

就吴用是否需要吃药这件事，陈清画和吴扬平似乎从来没有探讨过。他们彼此欲言又止，无法对视，只能各自痛苦着。

陈清画想着，不然请假出去旅游一下，看情况怎样，她看到网上很多这样的例子。

吴用的班主任是一位刚毕业的年轻老师，乐观、开朗，硕士时修过心理学课程，并且自己也有过焦虑倾向。她得知吴用的情况后，和吴用制订了一个“周五小聊”计划，每周五她抽出半个小时的时间，和吴用聊天，随便聊。直到今天，陈清画都感激这位老师，她也许没有解决吴用的根本问题，但是，吴用在她那里获得的信任却是充分的，她缓解了陈清画给吴用以及吴用自身的焦虑和重重压力。

班主任支持吴用请假。那是陈清画和吴用旅游的开始。他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看了很多美景，也吵了很多架。大部分时候，都是陈清画觉得吴用晚上睡觉太迟，早晨太晚起床，无法按照安排的时间去完成旅游项目。每到一个地方，都有各类朋友热情招待，安排好各种行程，所以，每天早晨都有好几拨人等着，而吴用迟迟不现身。陈清画无奈地反复给大家解释，反复给吴用房间打电话叫醒，又上楼敲门。朋友看穿了陈清画的窘境，但都没有说。而吴用出现的时候，神情压抑，只是应付性地和大家打了招呼，似乎也印证了朋友们的内心看法：一个任性的、被宠坏了的孩子。她后来非常后悔安排有朋友接待的旅行，在这一过程中，她排在第一位的是要照顾朋友的情绪，总是因为不好意思让朋友久等而去压制吴用，完全忽略了吴用当时的状态。而吴用始终处于被安排的状态，他没有任何自在时间，也就无法真正做到内在的放松。

在第一次旅行的第三天，吴用开始吃药。第二天，他告诉陈清画，感觉脑子化开了一些，情绪好多了，低落的感觉少了很多。接下来的几天，情况出现了反复，他觉得自己有躯体反应，手臂肌肉和唇部肌肉有时会发僵，无法自主行动，看东西有些模糊，在做题时，会浑身发抖，脑子很快，但思维却并不清楚。

半个月之后，他们又去医院复诊。这一次就很快，几乎十分钟就完成了从问诊到开药的过程。年轻医生在询问了吴用的躯体反应后，把优菲做了减量，其他没有调整。

在吴用吃药将近一个月后，吴扬平通过关系找到一位在这方面更为知名的专家。专家平时在总院非常忙，很难挂号，但每周会在郊区分院值班，那个关系和专家已经联系好，建议他们到郊区分院去，他可以加号给他们。

也许是专家太疲倦了，也许是吴扬平找的关系其实和专家关系并不怎么样，专家并没有对吴扬平一家更加和蔼，而是很平淡地询问吴用的情况。吴用说自己前一天喝了点茶，总想活动，感到脾气稍微大一些，并且，有时会情绪不好，感到虚无，感受不到更多自己的情绪。吴用在那里讲，专家在看他以往的检查和病历。然后，他给吴用换了药。阿立哌唑和舍曲林继续服用，加了碳酸锂，第一周每天晚上一片，第二周每天晚上两片。

从进去到出来，陈清画看了下时间，十二分钟左右。专家的表情一直非常严肃、冷淡，吴扬平在进去时介绍了自己是谁，提了那个关系的名字，专家愣了一下，之后，便没有更多表情。在陈清画反复问药的副作用时，他流露出些许不耐烦，陈清画便怯懦地闭了嘴，她想可能专家看过太多家长这样愚蠢无知的表情。这些家长的问话千篇一律，没有新意，没有任何实际作用。

吴用对碳酸锂的反应很大，呕吐、恶心，眼眶颤抖，手颤抖，无法安静地坐在位置上，更无法专心听课或做作业，他不得不在课间或午休时在学校走廊里来回疾走。周六周日的培训班和竞赛班他还在上，在这些小班里面，吴用始终表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他坚持听完老师的课，尽量做一些题，在十几个孩子中保持着自己的中上水平。但是，在一次次考试中，他的心理越来越脆弱，他对自己的成绩极端紧张，也极端不满，他觉得他应该更好。

在吃药三个月后，吴用第一次缺了竞赛班的课。早晨九点半钟，他的房门还紧紧闭着，没有任何声响。这是极为罕见的情况。在这之前，无论如何难受，在周日早晨，他都能做到七点半准时起床，八点出发去上竞赛班的课，他对自己通过竞赛上北大还抱有很大的希望，陈清画也还抱着期待，他的竞赛老师、周边家长也都不断给他以某种幻象。如果连竞赛课程他都难以为继，那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信号。

第一次晚起之后，吴用开始经常早晨迟到，但他能坚持在十点前到竞赛班地点上课。这个时间是上午考试时间，下午会按照这张卷子来讲试题，并且，老师会给学生一—纠错，所以，他必须得做这张卷子，否则，下午他将没有任何机会参与进去。

一家人一致对那个专家以及他开的药持质疑的态度，第二次去复诊时，医生把碳酸锂换为德巴金(丙戊酸钠),并特意告诉陈清画德巴金虽然是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但近年来也用于双相情感障碍的治疗。医生不同寻常的解释反而让陈清画有些警惕，她被“精神分裂”这个词吓住了。回到家里，她详细查阅资料，分析德巴金所对应的病症以及在吴用身上的体现。吴用从来没有出现过妄想、自言自语或者心智迷失的情况，他至多就是在和他们争论时过于亢奋，或者像他在培训基地那样，非要在一段时间内做一件事情，但坚持几天后就会以不舒服而中断。

陈清画和吴用的心理咨询师交流这一问题，心理咨询师告诉陈清画，在药物方面，他没有资格发言，还是尽量按照医嘱来。他认为吴用内心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家庭问题、学习问题都有。他有狂妄的成分，比如认为自己要学习世界上所有的知识，所以有时会显得轻躁，但当发现自己没有能力完成这一目标时，又会陷人低落，这看似是双相情感障碍的症状，但有时也是青少年对自我期许过高的正常表现，不能轻易就说这是精神分裂的妄想状态。但这个时候，确实需要家长高度关注，有时医疗手段也可以用一些。他又一次意味深长地对陈清画说，只要家长放松了，孩子就好了。他说你一定记住这句话，看病就看病，不要灾难化后果；痛苦就痛苦，不要夸大它，孩子健康第一位，所有事情在孩子的健康面前都要靠后。陈清画能体会这句话，她看了很多公众号上的文章，也听了很多直播，连线上的家长往往都处于崩溃状态，翻来覆去地重复一句话，我受不了了，我受不了了，他以前不是这样子啊。咨询师往往会说，家长，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不是处理孩子的问题，是先处理你的问题。话是这样说的，但是，在山塌下来的时候，家长总是最先承受重量的人。

德巴金几乎是一种高镇静药物，吴用吃了一星期之后，觉得自己和自己的情感、智力都隔离开了。他说他的大脑就像变成一块石头，什么也无法感知到。所以，情绪确实是稳定了，既不激动，也不沮丧，却像是行尸走肉。他无法进行更深的思考。第二个星期后，吴用说没那么难受了，但是，仍然有很强的隔离感，感觉他和世界上的一切都隔离开了。他的情绪越来越稳定，甚至是过于稳定，脸上的表情却始终没有化开。这意味着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它只是暂时被药物搁置了。

第三次复诊时，吴用向医生说了自己的躯体反应，医生没有表达什么,也没有改变处方。陈清画在旁边提出自己的疑问，被医生深深地看了一眼。陈清画知道，自己脸上的仓皇和紧张让对方很自然地看轻她，这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绝对的权威关系，她不可能获得更多的解释。她越是啰唆得多、越显示出自己的无知，她得到的就越少。

陈清画相信，她的经历肯定是无数家长的经历，带着孩子不停地换医生，对药物有强烈的怀疑。药物强烈的副作用、医生冷淡的态度、对家长诉说的不耐烦，都让家长无法完全信任医生。这并不是说医生都不负责任，而是因为，家长的怀疑是建立在她完全知道自己的孩子并不是生理性精神疾病的基础上。从孩子出生起，她看到的和培养的是一个健康的孩子，当孩子出现情绪问题时，她最先想到的是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她需要得到解释，而不是把孩子直接作为一个“病人”来对待。但对于医生而言，可能，当你带着孩子走向医院时，那就意味着孩子必须通过药物来干涉，他的目的是快速查出病情，开出药，开始治疗。而“病人”的不断增多也使得他无法花费更多时间耐心向家长解释他向无数家长说过的话。医生知道，那些都是废话，对于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

陈清画又换了一位医生，这位医生手头也在做相关研究的项目。她让吴用做了一个检查套餐，总体做下来花了五千多块钱，陈清画有点怀疑，又觉得只要对吴用好，也就无所谓。医生在看了厚厚一叠检查结果后，没有说什么。但是，在处方中，她又加了一片德巴金，这样，吴用每天晚上要吃两片德巴金。陈清画非常疑惑，问医生是吴用病情加重了吗?医生说没有，只是先试试，看看情况怎样。在第四次复诊时，吴用说自己的情绪还是持续低落，学习时偶尔会激动，思维过快。医生说，那你住院吧。

陈清画一下子呆住了，她的第一反应不是害怕，而是极大的反感。她看着医生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想挥出拳头打上去。至今她想起那张脸，仍然无法平静。

她和吴用朝夕相处，她不觉得吴用的状态需要住院，并且，她觉得后期吴用的反应，隔离、麻木、手部颤抖、无法思考，更多的是药物的副作用。她不是觉得吴用不需要吃药，而是觉得吃药带来的副作用似乎远远大于他的病情本身。那时候，陈清画已经清晰地意识到，如果不改变吴用目前的思维状态，不改变他的处境，单靠吃药是无法治愈的。虽然吴用情绪的稳定可能来源于吃药，但他的大脑也被封闭住了，他无法感受，无法思考，无法有效地和世界进行联结。

在吴用从开始到医院看病吃药到结束吃药的那两年时间里，陈清画最大的疑问是：精神科医生是在哪种意义上界定孩子的病情的?吴用到底只是严重的情绪问题还是已经成为典型性的精神病症?是在什么界限下被要求必须介人药物的?但是，这些问题在医生看来几乎无意义，不值得回答。当然，也可能太专业，无法在有限时间内简单回答。有朋友告诉她，现在精神类药物是相对安全的，就像感冒药一样，不必太过恐惧。陈清画所担忧的不是这些，如果孩子们就这么轻易地被送进精神科，以吃药来控制情绪，那谁来追究背后的原因，谁又肯进行真正的反思?她隐隐觉得这不太对头。她只觉得，像吴用、李风这样处在情绪边缘摇摇欲坠的孩子，最迫切需要的不是药物，而是其他东西。

在查阅无数信息之后，陈清画查到了一个在网上评分非常高的医生，病友的评价是耐心、细致、专业，这似乎更适合吴用的情况。花了高价，陈清画挂了这位医生的号。

他们中午十二点半到达医院，预约的号下午一点钟。等到候诊大厅时，陈清画发现一个医生诊室门口还围着好几位病人，她过去看了看墙上钉的名牌，正是那位医生。她上午的诊疗还没结束，自己也还没有吃上饭。围在门口的病人都是青少年及其家长，其中一位家长拉着箱子，她们从外地赶来，直接从车站到医院这里，她焦急于医生上午是否马上要停诊，她们下午还预约了另外一家医院。旁边站着的孩子头低着，表情麻木，对母亲表现出的焦虑和倾诉欲毫无反应。陈清画回看候诊大厅，孩子们或者低头打手机，或者趴在前面椅子的靠背上，谁也不看，他们都是“病人”,彼此不愿意交流，也不愿意和父母交流。他们沉默不语，等着命运的叫号。

在不断出入医院的过程中，陈清画看到种种类型的父母，他们和孩子说话的方式，包括处理突发状况的方式(这在医院的候诊大厅很常见),她都感到非常不适。她看到父母的问题，那种让人窒息的关注，那种无奈的忍让，那种迷茫的恐惧，包括脸上深重的焦虑，在这些反应下，孩子的问题必然很难好转。每看到一个例子，她都会反观自己，她绝望地发现，似乎每一种症状在她身上都有显示。

这位医生说话轻声细语，非常温柔，她看着吴用，眼神很专注，似乎对吴用讲述自己的话非常感兴趣，也很理解，并且，在谈到父母时，她提出让吴用关注父母的状态。这是第一次有医生这样说，这让旁边的陈清画很受鼓励。这次聊天持续了二十多分钟，是他们看了这么多医生所获得的最多时间。

吴用又做了一遍血常规、生化、激素和甲状腺功能等一系列检查，都是正常状态。医生认为吴用有心境障碍①倾向，强调吴用自己关注自己的状态，多和心理咨询师交流，同时建议继续服药，但可根据吴用的情况逐渐减量。精神类药物不能突然停止，要按医嘱逐渐减量，这一点每位医生都向陈清画强调过。

在两次复诊之后，医生建议吴用的服药情况为“德巴金和喹硫平的治疗方案至少使用六个月后，2021年底考虑喹硫平减为50毫克，德巴金减为500毫克(1片)”。

2022年12月26号，吴用在服了四分之一片德巴金一个月后，停止了全部用药。同时，在和陈清画反复、剧烈的争吵之后，陈清画不得不同意了吴用暂时休学的决定。此时，距离吴用第一次服药刚好两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