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性格上，我也和父母兄弟还有我妻子不太一样。有些我前面已经提到过，有些我现在就要讲。他们——也包括她——都能与头顶的天空和脚下的大地融洽相处，而我却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他们——特别是她——喜欢冒险，但是我却犹豫不前。他们——特别是她——决定了就行动，而我则满足在虔诚的祈祷中说出自己的希望和幻想，就好像一把锤子，总是一遍遍敲击同一个地方。我总是说同样的话，总是同样朝向东方。有时候——包括我深色的、离得很近的双眼，对漫游的渴望和对旅行的恐惧，说出我的祈祷又害怕得到回应——这一切让我觉得自己是家中唯一的犹太人。

你们爸给我选定了高中的专业——生物学，科学的轨迹；等到我参军入伍，也同样是他决定了我的兵种。在他的强烈建议之下，我一直学习跟医科有关的课程。也是多亏了他人脉较广，我的成绩也不错，结果我就留在部队做指导员。他把这一切看作是一个良好的起点，意味着我将来可以去医学院深造并最终接手他的诊所。他的这个想法着实把我吓了一跳。我从来没表示过有兴趣要当一名医生，我也绝对不会想到，他执着地认为我命中注定就是要走上行医之路。

“本杰明不行吗？”我有些惊讶地问他，“我觉得他才是那个要学习医科，然后接替你诊所的人啊。”

你们爸严肃起来，脸上布满阴云：“本杰明不是学医的苗子。”

我又问他要是我接替了诊所，那么本杰明会得到什么。他说：“你不用操心本杰明了，雅利，他会给自己找一个有钱的妻子的。”

但是本杰明最后却学了医科，而他妻子最大的财产就是乐观的天性和聪明的头脑，而我则参加了由旅游部赞助的导游课程，这是我妈妈曾经建议我做的工作。“不要坐办公室，”她说，“能在外面工作很好，从各种不同的地方回到家里的感觉也很棒。不过，”她开玩笑说，“说不定在某一趟旅游车上你就会遇见一位富有的女士，一个美国旅游者呢。或许最后是你遇到了有钱的妻子，而不是本杰明。”

“她有什么权利？她有什么权利来干涉？她已经不要我们了，但是还要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你们爸从椅子上站起来，在房间里来回踱着步子，然后压低声音说：“你可以做一名优秀的医生，雅利。为什么要做导游呢？”他低下头看着我的脸，“给人们讲故事，带他们到纪念品商店去，让他们看那些橄榄木做的小骆驼和贝壳做的十字架，做这些吗？指望他们的小费生活吗？还有什么富有的美国旅游者，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雅利？富有的旅游者坐在专职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奔驰车里，根本不乘大巴。”

“妈妈只是开个玩笑而已，”我说，“她并没有当真。”

“我可不喜欢她的这些玩笑！”你们爸大发雷霆，唾沫四溅，“我一丁点儿也不觉得这些笑话好笑。”

我列了一个“支持与反对表”：做一名导游，遇到我富有的妻子，而且是用你的玩笑中说的方式——在旅游大巴上遇到。如果我有勇气，我就要像个小娃娃那样哼哼唧唧地跟你抱怨：“都是你的错！”但是实际上我只是如实地描述事情，并没有指责任何人的意思。我带着旅游团游览基督教圣地和十字军遗址，给他们讲故事，带他们到纪念品商店。而且我在这一行已经颇有名气，我先是把自己积累的那些古人的名字和各种轶事记在脑子里，然后记录在你们爸给我买的小笔记本上。他是笔记本的狂热爱好者，而且他所有的笔记本都是黑色小开本那种。谁知道呢？或许我本应该就这样继续下去，但是有一天一位年轻漂亮的美国旅行者上了我们的大巴——我当时真不知道她还很有钱——在后排坐下来。她非常用心地听了我所有的解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她的目光在我身上打转，好像在对我进行评定，衡量我的价值。当天下午，她来到我跟前，告诉我她名叫里奥拉·基尔申鲍姆，希望晚饭以后能够和我见一面。

说实话，这位旅行者早就引起我的注意了。她的个头和眼睛让我想起了我妈妈和你们爸，还有我弟弟，但是她比他们都好看，虽然好看的方式很奇怪。通常一个人好看不仅仅是因为面部轮廓漂亮，还因为他容光焕发。我妈妈的五官和脸上的光彩是协调一致的。蒂扎尔的五官比较普通，但是她光彩四射，几乎让人不能直视。这位旅行者的脸毫无光彩，但是她就是出奇的漂亮。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在酒店大堂里坐着，所有在场的人都好奇地盯着我们看，那目光就像在说，这位漂亮的姑娘怎么会和这么一个皮肤又黑、个子又矮而且慌乱不安的小伙子坐在一起呀。

旅游车司机如果发现游客试图和导游套近乎，一般都会毫不客气地制止，但是这一位游客却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她告诉我她准备在秋天的时候，带上几位英国朋友，再来以色列一趟，那些朋友都是年轻人，有钱有闲，而且喜欢观鸟。“我们希望你——门德尔松先生，能够带着我们进行一次为期两周的自然之旅，去探索那些迁徙的鸟。”

“我对自然一无所知，”我告诉她，“特别是对迁徙的鸟类完全不懂。”

她碰了碰我的胳膊：“你也不用认识什么鸟，也不用给我们任何人做任何解释。你要做的就是帮我们确认地点，安排观察点和我们能够吃饭睡觉的地方，再帮我们包一辆车，你当司机。你我都算在内，我们一共六个人。”

那个时候，你们爸有个熟人，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妇科医生。这个人有些咄咄逼人，个子不高，脾气很大，而且还是一位知识渊博的业余鸟类学家。一位“鸟专家”，他总是用德语这样称呼自己。我就去咨询了这个人，他把我介绍给他圈子里的那些观鸟爱好者。他们都跟他一样是上了年纪的德国犹太人。对我来说，他们比那些鸟儿还要奇特，难以捉摸。

我告诉他那位美国姑娘准备雇我做的事之后，他就邀请我和他们这个小团体一起进行一次观鸟远足。

“她说我用不着熟悉那些鸟。”我对他说。

“可是你要熟悉那些观鸟者，他们是你的客户，鸟群又不是。”

再出现的时候，这位德裔犹太观鸟者装备齐全，有双筒望远镜、照相机和伸缩望远镜，他还穿着长靴、卡其布及膝短裤和及膝长度的卡其色袜子。他们都戴着宽檐草帽，只有一个人不一样，他戴着有一簇羽毛装饰的帽子。一看到这个，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就忍不住用刻薄的话责备他，说爱鸟的人怎么可能戴这样一顶帽子呢：“他和我们根本不是一类人！”

他们坐在小折叠椅上，几乎马上就开始各种讨论：距离啦，方向啦，鸟的品种啦，等等。接着又争论起来：到底是凤头蜂鹰，还是黑鸢？是草原雕还是乌雕？他们还告诉我，初入门的人很容易就把茶隼和雀隼混淆起来，但是雀隼的翼幅更宽，而且它们也不会盘旋。不管怎么说，能够盘旋的小型猛禽只可能是茶隼，而能够盘旋的大型猛禽肯定是蛇鹰——一种短趾雕。

几个小时以后，他们进行了小型投票，并决定开始吃饭。他们从各自的旅行背包中掏出了三明治、水果和装着清咖啡的保温杯。空气中飘荡着香肠和煮蛋的气味。

“我们有两个人负责值守，”他们告诉我，“一个人负责观察天空，一旦有值得观察的鸟类在头顶出现就要通知全组。另外一位嘛，请来见一见弗洛伊德教授吧，他今天的职责是提供蛋糕。”弗洛伊德教授是一位希腊史专家，他妻子给大家做了很棒的苹果酥，他就负责一片片切好，再小心而庄重地递给每位成员。

“她给我们烤了一个薄酥卷饼，就待在家里了，”他很自豪地告诉我，“观鸟就适合我们男士，是非常好的活动。”说着他开始很奇怪地大笑起来，笑声很奇怪，听上去跟清嗓子差不多。

他们在我面前铺开一张以色列地图，给我解释在什么样的地点可能会见到什么种类的鸟。这一课很重要，因为直到今天，我还很清楚地知道在哪里可以找到它们，还能很熟练地发现它们，并指给其他人看，虽然我并不那么擅长辨认不同的鸟类。有些地方，比如胡拉谷已经是所有观鸟人必去之地了，而在耶路撒冷周围的某些地点，仍然可以找到几片鹰隼的栖息地。在基利波群山的某个山谷中，还能观察到鹳鸟。我知道有一个深谷，鸟儿全年都在那里栖息；知道朱迪亚沙漠中有个地方，多种猛禽会聚集起来，在地面上睡觉。我知道一只大雕——这是唯一一只我真心喜爱的鸟——的栖息地，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今天我指给我的旅游团看它的后代。我还知道一片位置偏远的小池塘，周围栖息着各种类型的野鸭：有绿头鸭和黑鸭，还有鸬鹚、白鹭、苍鹭、黑鹳、长脚鹬、田凫等等。你看，我能记住这么多鸟的名字，虽然有的时候名字和鸟我会对不上号。

2

几个月过去了。按照约定好的日子，我开着一辆租来的小巴去海法港接那位有钱的美国旅游者以及她那帮英国来的富豪观鸟团朋友。海鸥和大群的鸽子在头顶上转圈，有时降落在附近的谷仓，有时只是轻轻地碰一碰谷仓就又飞走了。

一艘从比雷埃夫斯港开出来的客船刚刚到港，我的客户们就是从这艘船上下来的。里奥拉·基尔申鲍姆叫着“亲爱的”，低下头亲了亲我的面颊，然后就把我介绍给那四个朋友组成的小旅游团。那几个人都很友好，也很兴奋，好像喝了点小酒似的。他们身上都是好闻的古龙水的味道，装备也整齐划一：每人戴一顶浅色的草帽，保护已经被晒伤的鼻子——这保护似乎来得迟了些，胸前都挂着一架双筒望远镜，屁股后面的兜里都塞着一个包着皮套的小酒瓶。

我们离开港口，先去了边防检查站那边。一进入城里，他们就开始辨认哪些是雨燕哪些是家燕了。我们一路向北开。我一边开车一边试着讲起导游时经常讲的那些故事，其实他们并没有要求我这样做，不过我还是讲了，可能是因为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出于职业习惯。这些故事主要是关于伽密山上的以利亚；阿卡古城的十字军和拿破仑军队；能够分泌紫色液体的蜗牛，古代腓尼基人用它给布料染色；还有玻璃的发明，等等。其中有一个身材矮胖，好像得了黄疸病一样的小伙子，他的喉结几乎要突出到脖子外面。他直截了当地跟我说他们不想听这一套“神圣垃圾”——他就是用这个词来形容那些故事——这都是旅行团导游硬要贩卖给圣地旅游者的。

“我们是来看鸟的，门德尔松先生，”他说，“我们最好先把这一点说清楚，这样才能保证旅程顺利。”

这次旅行的确很成功。组织、食物、住处以及租来的小巴——每一样都很好，甚至连鸟儿都没有让我们失望。鹳鸟似乎和我们约好而来，雨燕也按照惯常的时间出现，大片大片灰色的鸟群就像接到命令一样，从我们头顶飞过。我的新客人都很满意。他们还听到一种柔和的啾鸣声，尽管难以定位，但却让他们格外激动。已经到了黄昏时分，我们在贝特谢安山谷中的一大片田野边上吃着三明治，突然那四个人都抬眼望天，目光在天空中搜寻，不过他们脸上的表情说明他们其实是在听，而不是在看。

“你们在找什么呢？”我问。

那个矮胖的，黄疸病人似的小伙子脾气也比较爆，他很不耐烦地朝我做了个手势，让我别说话。他仰着头听了半分钟左右，将双筒望远镜举到眼前，说：“一点钟方向，三十度。”他的那些伙伴也在看，其中一个说：“是侦查兵。”

“那些是仙鹤，雅尔，”里奥拉小声对我说，她的双唇跟我的耳朵靠得很近——很舒服啊，“你听，它们的叫声轻柔安静，但是隔得很远仍然可以听得到。”

我听见它们温和的鸣叫声就像是彼此在悄声交谈，然后我看见了，是三只大鸟，长腿，脖子向前方伸着。

“我以为它们都是成群地飞呢。”我说。

“这几只是侦察兵，”黄疸病人一样的矮胖小伙子说，“它们飞到大部队的前面，负责寻找一个好的地点休息。找到以后它们就会降落下来，在地面上给其它的仙鹤发信号让他们过来。”

“太阳很快就要下山了。”我提醒他。

“仙鹤群晚上也会飞的。”

鹳鸟、鹈鹕和猛禽——这些鸟都会滑翔。这也是他后来讲给我听的。阳光照射使地面温度升高，地面使空气温度升高，热空气向上走，同时抬升了鸟儿，它们就可以滑翔。这就是为什么白天它们专门在陆地上空飞行。但是仙鹤是大型鸟中唯一能够同时滑行并拍动翅膀的，所以鹳鸟要花上几天时间沿着海岸山坡滑翔，才能最后聚集到黑海海岸周围；而仙鹤通过拍动翅膀只要一个晚上就可以横穿黑海。

那天晚上他们住在贝特谢安山谷的一个基布兹里。顺便说一下，几年以后，我未来的弟妹佐哈尔刚好就住在这个基布兹，还有那位负责我们的房间租住事项的年轻人——他长得高大结实，对人友好，工作利索，其实就是她的三兄弟之一。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她自己也负责接待工作，如果我不是和客户们一起坐在草地上，而是出去绕着基布兹散步，并且在人行道上遇到佐哈尔，那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可能会警告她不要和本杰明结婚。但是那天黄昏我就是和那些英国观鸟者在外面的草地上一直坐到深夜，我的生活也就继续了它原本的轨迹。

满月升起，月光皎洁。那四个人喝了很多酒，大讲笑话，逗得彼此哈哈大笑，里奥拉也乐不可支。我很羡慕他们。他们的行为说明这几个人一般都不怎么担心钱不够花，而金钱上的窘迫往往不是因为继承下来的钞票不够多，或者不太能挣钱，而是由某种神秘的遗传因素决定的。

喉结突出、皮肤像黄疸病人一样的矮胖小伙子哄劝我和他们一起喝酒，我拒绝了，告诉他们我不习惯喝酒，也从来没有喝过白酒，而且对我来说，所有酒类甚至包括葡萄酒都是要戒除的。但是黄疸病人先生就是不依不饶：“那么你现在就应该试着喝一口了。一口就能喝下肚，这可是上等的爱尔兰威士忌。”

或许是因为里奥拉也在场，也或许是他的话多少说服了我，我一口喝干了他递给我的那杯酒。我一下子就觉得喉咙那里像是盘踞着一条火蛇，还有一匹马在我的眼眶里面猛踢，难道当年我妈妈啜饮她那每天一杯的白兰地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感觉吗？我希望自己能和这群人拉开距离，好呼吸点新鲜空气，让自己清醒一点。但是我的身体根本就站不起来，只好爬到这伙人边上。大家都笑起来，里奥拉走近我，眼睛里满是同情，但是双唇仍然带着笑意。

“很抱歉，”她说，“他真不知道你的反应会这么强烈。”

我都不敢张开嘴巴，生怕吐出来，或者晕过去。我用尽力气做了个“让我一人待着”的手势，硬撑着站起身来，忍着恶心跌跌撞撞往前走。里奥拉跟在我身后，把我放倒——很准确，就是把我放倒——在草地上。然后她坐在我身边，把我的脖子放在她大腿上，这样我的头可以稍稍朝后仰一点。

过了一小会儿，我的脑袋清醒了。我一下子站起来，踉跄着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奥拉跟着进去，给我煮了一杯土耳其咖啡。

“这是我第一次煮土耳其咖啡，”她说，“希望我弄得还可以。”

她握着我的手，脸上露出鼓励的笑容，我只好抱歉地笑笑作为回应。我对她说我想回到草地那边，好呼吸点新鲜空气。

那几个英国人都已经去睡觉了。天上的满月升得更高了，月色不再温柔，而是有一点蓝，有一点金属色泽。我坐在草地上，里奥拉坐在我旁边，她可爱的脑袋靠近我，微微张开双唇，等着我去亲她。她的身体放松下来，要躺在我身边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我们彼此的身体紧紧贴着对方，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的一切。她的美丽那么近，近得陷在我的眼睛里，我全身的肌肤都能感受她的美。

我俩发生的一切都让我惊异：她的嘴巴和舌头温热有力，双手的动作十分大胆，两腿之间充满激情；而我的身体竟然十分享受。

“你真可爱，”我在大巴上遇到的这位富有的旅游者对我说，“你小巧而甜蜜，正是男人应有的样子。就算没见过你的母亲，我也看得出她肯定比你高。我就喜欢你这些，在大巴上第一次见到你时就喜欢了。”

她突然从我的身上下来，躺回草地上。“你听。”她说。

我听着，但是什么也没听到。我想再吻她，但是她把手按在我胸口。“等等，耐心一点。你第一次听到它们的那个时刻是很重要的。”

我们仰面躺在草地上，肩并肩手牵手。时间流逝，但是记录时间的却是豺狗的嚎叫声和远处公路上单调的喧闹声。突然，四周一片寂静，是轻易就打破的安宁，接着是远处传来的喋喋不休，交谈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世界到处都是翅膀，耳中则充满了温柔的低语。满月的光芒闪烁，在空中掠过，消失，然后在经过的鸟影和切切的话语后面重新出现。

我问她：“这是什么？”

“那些是仙鹤群，”美国来的这位年轻而富有的游客说，“你记得今天下午我们看到的那三只侦察兵吗？这些就是跟着它们来到的大批同伴。”

我还在听，很想知道这群仙鹤在讨论什么呢？它们是不是在相互分享上一次长途飞行的经历？它们是不是在争论哪里是合适的降落地点？它们是否在比较这一片休息处和其他的休息处？而这位年轻富有的女士，命中注定将在这一年的年底成为我的妻子。她模拟出三种不同的粗哑声音对我说：“快一点！我们马上就要降落啦，得找一个好的降落点……”“嗨，祖母在哪里，到现在还没见到……”“我们又要落到最后啦，他们会把食物都吃光的……”

对话的声音更响了。就在这一天，我知道仙鹤鸣叫的声音可以传播好远，真把我震慑住了。它们距离还很远的时候，就可以听到鸣叫，等到它们离开之后，这个声音还会萦绕很久才消失。

“大雁和仙鹤飞行的时候还会相互交谈，”里奥拉告诉我，“可能因为它们是夜里飞行吧。”她解释说这些声音是“仙鹤妈妈”和“仙鹤爸爸”为了安慰“仙鹤宝宝”而发出的，这些雏鹤年龄还小，这是它们第一次跟着大部队长途飞行。

你曾预言我会遇到一个年轻富有的旅游者，现在这样一个人，有血有肉的活人，就躺在我身边。她让我开心，我们谈话很投缘。她说：“在日本，仙鹤象征着长久而忠诚的婚姻，而古埃及则是以乌鸦为象征。”

我说：“真的吗？在我们这里，表示爱情的鸟叫作‘斑鸠’。”

里奥拉轻轻地搂过我的头，在我的脖子上印下无数个温柔的吻。我觉得她正在抽吸我的力气，让我无比欢悦，也无比虚弱，简直分分钟就能死掉。她脱掉衬衣，露出小巧美丽的乳房，随即又轻轻推开我，所以我也只好继续躺着。她把一条大长腿放在我身上，说：“就这儿，雅尔，我们的第一次。”

我不由得十分诧异，就问：“你是处女吗？”

她咯咯笑起来：“很快不就能知道了嘛。”

“呃，这个，我还是处男，”我对她说，“你得先了解这一点，这样彼此之间就不存在什么误会了。”

“我可不相信你。”

“为什么不？”我说，“结婚的时候我妈是第一次，相信我爸也是第一次。这是我们家的传统。”

她把脸靠过来，双手张开，分开，抽出，然后直奔目标。她的身体一点点往上爬，坐在我的身体上。“以前我也听说过这个故事，”她说，“现在我们来讲个新故事吧。”

翅膀的拍打声更加密集，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喧闹声。年轻富有的旅游者弓起身体，又伸展开来，我轻轻滑入她的身体。这一动作比我想象的要简单，比我期待的还要愉悦。

“嘘……安静。你要把周围所有人都吵醒啊。”说着，她用手捂住了我的嘴。

3

看起来，那些英国观鸟者回国以后跟他们的朋友提到了我，因为经常有人跟我联系来参观，我也渐渐在各旅行社出了名。我还年轻，却这么快就能经济独立，这种喜悦的感觉真是难以言表。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准备起飞的鸟，正伸展翅膀准备翱翔。因为妈妈没有什么钱，而爸爸又反对我做导游，总是提醒我：“现在还不算晚，雅利，迷途知返还来得及。”我只好去找迈沙勒姆·弗莱德，准备借一笔钱，这样我就能着手自己创业，购买必要的交通工具。

每次我去看望迈沙勒姆的时候，都会看到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块蓝色的大手帕，其时距离格申在战场上阵亡还没几年。“自从格申那什么，一看到你我就受不了。”从他儿子战死到今天，他一直对我唠叨这句话。只说“自从格申那什么”，后面的动词实在难以出口。

“看到你我就受不了，伊莱勒，”他用手帕捂住嘴，痛苦地咆哮，“因为你俩以前老是在一起。看到蒂莱勒没有兄弟陪着也很难受，但是看到你最受不了。”突然他就停住了，“行了，我也哭了一会儿了，你找我什么事？”

我告诉他我带的那些观鸟旅游团的事，以及摆在面前的机会，迈沙勒姆说：“这个事情是有女人插手的吧，我都闻到味儿了。要是我感觉不出她的存在，就让我右手残废，嘴巴痉挛。”

“就算有也是我妈妈的手，”我说，“她曾经提过这建议。”

“是另一个女人，”迈沙勒姆说，“不仅仅是门德尔松夫人。你脑门上写着呢，就像报纸大标题一样，很清楚。”

我问他能否帮我找到一辆二手小巴，他说可以。我又问他能否借我点钱，有利息的，他拒绝了：“对你来说，我只可能把钱作为礼物给你，不用还。”

我跟他说自己不会接受这么贵重的礼物，他说：“好吧，那就不叫礼物，迈沙勒姆准备借给你一笔钱，而你不需要偿还。”他略带责备地看了我一眼：“自从格申那什么，你就跟我的儿子一样。如果他还活着，伊莱勒，难道我不会给他钱吗？如果你娶了蒂莱勒，难道我不会给你钱吗？”

我再次拒绝：“我不是格申，而且蒂扎尔也已经嫁人了。”

迈沙勒姆做了个痛苦的鬼脸：“我们可是风风光光地把她嫁出去的。婚宴高档，新娘可人，伴娘漂亮，唯一问题就是新郎应该是另外的人。”

我没接茬。他说：“对不起，迈沙勒姆向来心口如一，心里想什么，嘴上就说什么。”

几天后他给我打了个电话：“你要的车我找到了，过来看看吧。”

我急忙赶到他的办公室。“太遗憾了，”他说，“蒂莱勒一刻钟前刚刚走。我跟她说，‘再待一会儿，你的朋友伊莱勒就快到了。’但是她现在一直都心不定，不停地换工作。女人结了婚就是这样，她也不例外。”

小巴就停在停车场，我告诉迈沙勒姆这辆车就是我一直在找的那种。接着他就让公司的车队经理仔细地试试车，把所有该检查的地方都检查好，然后赶紧过户。他好像还悄悄地给经理下了其他什么指示，因为经理试车回来之后，这辆车就增加了车顶行李架和通到车顶的梯子，新的轮胎，还有额外的备胎。

“这辆车全套下来多少钱？”我问，有点担心。

“一点小钱而已。你什么意思，我就不能给门德尔松教授的儿子买个小玩意儿？祝你事业成功。”

“那么销售商在哪儿？我想跟他问问价格。”

迈沙勒姆放声大笑：“一个得到迈沙勒姆帮助的人还需要去讲价钱吗？好吧，我已经跟他谈过，把他拿下了。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你开始赚钱的时候，就可以把钱还我了。”

4

一年过去了。鸟儿飞走又飞回，而我的小巴——满满的都是观鸟者，从斯堪的纳维亚和德国来的，还有从荷兰和美国来的——也跟随着鸟儿迁徙的路线，从胡拉谷到死海，从贝特谢安山谷到南阿拉瓦。我的事业蒸蒸日上，借迈沙勒姆的钱也已经还掉了一大半——当然是我强烈要求还的。

这期间我一直和里奥拉通信。无论是她写的信还是她的生活都比我的要有趣得多，丰富得多。我们计划了另一次行程，这一次她会一个人来。

“现在我正学习摄影呢，”她声称，“只要他们还没要求我进入家族企业，我就要尝试其他所有不同的东西。”

我带她到海弗尔湾和米什玛尔湾去拍野山羊，到大卫湾拍秃鹰，到阿鲁格特谷去拍一种稀有的猫头鹰。我们开着车跑了不少地方，也徒步走过很多地方。我们睡在露营小帐篷里，那是充满爱的帐篷。她告诉我她特别想我，经常会想起也经常梦到那个晚上，就是我们躺在草地上，仙鹤从我们头顶正中高空飞过的那个夜晚。

我告诉妈妈和你们爸“我有女朋友了”。我告诉他们我想把她带到家里让他们看看。你们爸鼓起勇气，打电话给我妈妈，说他认为这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做父母的不应该让孩子重复做两次。她同意了，来到你们爸这里，这可是她离家出走之后第一次回来。本杰明那时正在学医，也腾出时间赶回来。

“咱们就坐在客厅里吧。”你们爸说，但是我们最后还是待在厨房里，就是那间你曾使用的大厨房。你一直打量着里奥拉，而你们爸一直看着你。后来他控制住自己的情绪，道了歉，然后说：“里奥拉，你看起来太像我们家的人了。”

她笑了笑：“这一点你的儿子并没有预先告诉我。”

的确，直到那一天，大家才知道里奥拉和我妈妈、弟弟以及你们爸竟然那么像，以前只有我才知道。现在他们也发现了，都一脸惊奇。看到他们这副样子，我觉得很开心。他们先是相互打量着，然后齐齐看着她，激动起来。似乎有一团美妙的小云朵在他们头上升腾，升到天花板的时候，这团云彩变红了。

本杰明坐了一小时就走了，里奥拉和我多留了一会儿也要离开。“你为什么不多待一会儿，拉娅？”你们爸对妈妈说，但她还是要和我们一起走，我说要开车送她回家，她也不肯。“我走着回去就行，”她说，“不太远。”

里奥拉回美国了，我两个月后也去那里——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国——见了她的父母，还有她的兄弟艾曼纽尔。我们在美国结了婚，然后回到以色列。从此以后，里奥拉再也不拍野山羊了，也不再到野外观鸟。她将家族企业拓展到以色列，事业风风光光，给我们买了房子，而且她学希伯来语也很快。这期间她还怀了孩子，不过没过多久就意外流产了。我的两个孩子的生命就这样一个接一个被埋葬在母亲的子宫里，他们的年纪完全一样——孕期二十二周。

我还记得医生尖刻的批评——就是那位鸟类专家，几年以前，他曾在地图上指给我看几处最好的观鸟点。第一个孩子流掉的时候，他告诉我们：“是个男孩。”而第二个孩子流掉的时候，他明显给吓着了，用十分糟糕的希伯来语告诉我们：“这次这个孩子是女的。”那语气似乎在暗示某种征兆，却不肯解释其中的含义。

“他为什么要告诉我们？”我发火了，“难道有人让他这么做了吗？难不成他还想告诉我们两个孩子的名字，以后在哪里上学，以及将来会到哪支部队服兵役吗？幸亏没有。”

里奥拉对着镜子轻轻地刷着自己的头发。她的脸上除了疲惫之外，看不出任何其他的表情：实际上这样她看起来更漂亮了，金色的瀑布在发刷黑色的鬃毛中流淌下来。我们都在打量着她，我从侧面看，她则正面注视着镜子里的自己。然后我们俩的目光在镜子上相遇，里奥拉宽容地笑了笑，就像当妈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小娃娃生气时的那种笑容。

她那姣好美丽的脸转向我，真像一位王后，我忍不住想到。象牙色的面容，宝石般的蓝眼睛，深金色的头发犹如皇冠。我感受到了镜子所受的侮辱和疼痛：镜子一直承载了她全部的美丽，但是此时，这种美丽突然失去了内容。

我说：“也许你想回父母那里住几个星期吧？”

她说：“我的家在这里，我的工作、我的办公室都在这里。你，也在这里。”

我妈妈——我从特拉维夫的家里逃出去，到耶路撒冷她的家里待了几个小时——说：“里奥拉很坚强，这你也知道。不过坚强的人一旦伤心，伤口会更大，心碎得更厉害。”

“或许是她有什么问题呢？”我问。

“不要责怪里奥拉，”她说，“或许是我的问题，我遗传给你的。别忘了，我以前也流过一个孩子。”她双手放在我的手上，“你还记得吗，我们曾经每天早上都会干呕，就你和我？”

“当然，我记得，”我笑着说，“我并没有责怪任何人，妈妈，不怪她，不怪我，也不怪你。我只想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现在赶快回到她身边去吧，”她说，“这种情况下，让一个女人孤零零的，可是不好啊。”

我回到自己家。里奥拉已经把心中所有受伤的碎片都拼接好了，所以外表上看不出她有什么异常。她的背还是挺得直直的，还是那么潇洒；她的皮肤光滑纯净，刷过的头发像火焰一样簌簌作响；她清澈的眼睛平静如初。她没有问我去哪儿了，也没有因为我扔下她不管而责备我，但是我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她对我说自己再也不想怀孕了。

我说也许她应该到别的医生那里检查一下，但是她打断我的话。“我没有任何问题。”她说。

我问她：“那你是要暗示什么吗？想说是我的问题咯？我的意思是说，毕竟我已经让你怀孕了呀。”

里奥拉生气了：“我根本就没暗示什么，雅尔。我向来想说就说，不用暗示。”

过了一会儿，我坐在她身边，两只手搂住她，柔声细语地哄她，希望她能平静下来。她站起来，整个人都靠过来，对我说：“你和我单独都绝对没有问题，是我们两人在一起才会有问题。”她把自己完全包裹在大被子里，就是我们一直同盖的一床被子，拿上自己的枕头——里奥拉自己的枕头非常柔软，她一睡我的枕头就脖子疼——走进卧室，从那天起，这间卧室就成了她一个人的。

我没有反对，而且我回想一下也觉得，她是对的，就连这样的时刻她都是对的。每个月，她到我的房间来“温存”一次——“为了保持面色光润”——我得承认，每次我都充满感激甚至快乐，然后就很受伤，很愤怒，因为“温存”一结束，她就会下床回到她自己的房间。

“这样很无礼，”第二次“温存”之后，我对她说，“你这么做，倒像是被人埋怨最多的那种男人：你来一下，就又走了。”

“是我来吗？别把自己说得那么好。”

“那你为什么还要走呢？为什么不在这里一直待到第二天早上？”

“和你一张床感觉太热了。”

我们那未出生的儿子是谁？未出生的女儿又是谁？如果他们都生下来了，会长得很像吗？想想那个说话又急促又尖刻的医生的诊断：一个是男孩，而他还有一个妹妹；想想俩孩子之间年龄的差距——整整两年——我只能胡思乱想。甚至就在此时此刻，当我坐在我的宝贝儿蒂莱勒给我的新家造的木头露台上时，还是会想象这两个孩子，好像他们突然就从空气中的微粒变成了人，在透明的虚空中形成不那么透明的实体。他们并不是像鱼一样在这虚空中游动，也不像飞禽那样在空中盘旋，他们就是在走着，虽然他们的脚下并没有踩着什么坚实的东西。

有一件事我毫不怀疑：如果他们出生了，一定会是好朋友。事实上，他们总是一起出现在我的想象中，从来没有分开过。他比她大两岁，而她——更聪明，更伶俐——各方面都是比他小两岁的样子。他们总是并排站在一起，还惦记着同样的事，就像连体双胞胎，靠着共同的兴趣彼此联结。他们相互争论，盯着远处的什么东西看，还用手指点着，好引起对方的注意。

我没给他们取名字，总是想象他们出现在眼前就已经够傻的了。何况，名字总要依存于固定熟悉的人，但是这两人——他们总是在变。有时他们像我的父母、妻子、兄弟——又瘦又高，长得漂亮——有的时候像我，皮肤黝黑，身材矮壮。当然，他俩从没有出现一个瘦高、一个矮壮的样子，总是一种类型。我从来都看不到他们的面部特征，我能感觉到他们的行动，听到他们的声音，但是没有见过他们的脸。

“你们为什么没有出生？”我问他们，然后自问自答：也许这只是个意外，是命运之手的捉弄。也许他们的妈妈说得对，任何我俩混合在一起的事物——家、孩子、工作，还有睡眠——都注定要失败。

5

里奥拉的美貌遗传自她的父亲，魅力则来自母亲。他是纽约基尔申鲍姆房地产公司的总裁，而她是新罗谢尔基尔申鲍姆酥饼公司的所有人。除了父母之外，里奥拉还有个哥哥艾曼纽尔，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位，他是六个女儿的父亲，同时也是基尔申鲍姆房地产公司东岸——波士顿、华盛顿、长岛和纽约市——分公司的负责人。很久以前，他还是个桀骜不驯的小青年，迷恋游艇航海和锦衣玉食的生活。如今他却穿着犹太教哈西德派信徒的典型服装：简单的黑色西装和白衬衣。他肩膀下垂，眼睛也总是往下看。他声音轻柔，走路很快，两脚在地板上拖拉着，是犹太教中典型的回头浪子的形象。另外，他喜欢跟人纠缠不休的个性还没有变：过去是缠着我讨论高定鞋款和游艇的引擎，最近则是讨论对移民做的贡献和《圣经》中的隐秘信息。

里奥拉认为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这都是装模作样，”她聊起了他哥哥的过去，“他原来就是个讨厌的家伙，现在也还是。这些丑陋的新衣服不过是他炫耀的另一种方式而已。”她嗤之以鼻，“艾曼纽尔的晨祷披巾是范思哲的，这样的哈西德信徒世界上也就他一个。”依我看，她说得不对。艾曼纽尔可能还是一个讨厌鬼，但是他的忏悔也是真的。

这个犹太家庭每年都会组团到以色列来出差，艾曼纽尔也会加入，大概一年来个两三次。每次他或者基尔申鲍姆家其他人来的时候，我都得开着“巨兽”到机场去接他们，再送他们去酒店。这是我的工作，毕竟我的工资来源于他们家族企业的以色列分部，这点不能忘。

机场到达大厅的自动门在我面前打开，我走进去等着他，有时我还会举个接机牌，上面用两种语言写着“基尔申鲍姆”。我虽然没有司机专用的制服和帽子，但是我干得很像专职司机，我的接机牌每次都让艾曼纽尔气得要命。

他们来了。艾曼纽尔和他爸爸先出来，然后是他们的妻子，衣着昂贵而低调，艾曼纽尔的妻子还提着一个圆形帽盒。有的时候这个旅游团的规模更大，团里的人我也不全认识，不过很容易在人群中认出他们来。尽管基尔申鲍姆家族的人彼此都很不相同，但他们——甚至那些由姻亲而联系在一起的家庭——所有成员都有一种家族气场，一看就是这个家族的人。“你看他们个个都很漂亮吧？”当我们的结婚照从美国寄回来的时候，里奥拉看着照片责备我，“就是你看起来不一样。”

“这才是我真实的样子啊，”我对她说，“就算在我自己的家里，我跟其他人也都不像。”

等到我见过家族里刚刚出生，或者刚刚加入其中的男孩或者女孩之后，我就让他们彼此拥抱、亲吻和聊天，而我则把他们的行李都放到“巨兽”的后备箱里，或者车顶的行李架上。我爬上车顶，这边拉拉，那边拽拽，把箱子摆正，然后用绳子绑好。虽然这个活儿很简单，我还是干得很卖力很起劲。然后我就坐上驾驶座，等着他们进一步的指令。

几天后，他们结束了家庭和公务聚会，就让我开着“巨兽”带他们到以色列各地转转。里奥拉的父母都是很随和的旅游者，带他们到哪里去都很开心，不管我怎么讲解都很满意。艾曼纽尔则不太一样，他到这里来只喜欢一种类型的地方：拉结墓，麦比拉洞，以及西岸的非法定居点和前哨基地。后来，他还在北部地区发现了正义之士的圣墓，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要带他跑得更远，旅途更长。我倒是不在乎开车，但是跟他单独待在一起好几个小时让我觉得特别难受。在这样的旅程中，我的“巨兽”本来只是一辆宽敞的交通工具，却突然就变成了个孤零零的移动监禁所，而我则变成了脾气暴躁易怒的囚犯，甚至连假释的机会都没有。

“我真受不了跟他一个人一块旅行。”我对里奥拉说。

“你的工作就是这样啊，所有的导游偶尔都会被一些烦人的游客缠上。而且，你可别忘了，这位烦人的游客还是公司的主管，你的工资就是他发的。”

6

给我发工资的家族公司的以色列分部就在特拉维夫的陈氏大道，是一间宽敞的办公室，陈设十分优雅，而且空气通透，阳光充足。我们的家就在不远的斯宾诺莎街，里奥拉就算踩着尖细的高跟鞋，也只要走一小会儿就到了。每天早上，她都是这样走路上班：先往南走到斯宾诺莎街，穿过戈登街，再经过弗里什曼海滩——有不少崇拜者在那里等着，就为了看她那紧实的小腿和大腿在面前快速经过。她总是当他们不存在，然后就抄个近路，往右拐，碎步走上林荫大道的小斜坡，最后一口气爬上二十四级台阶，就到了她的办公室。

她的秘书西格尔身材矮胖，做事严谨。她看到里奥拉到了办公室，就把当天的会议日程表递给她，还有一杯温热的牛膝草茶，里面加了柠檬汁和蜂蜜。然后她就直接开始工作了。总得有人赚钱，好给雅尔买东西：要买旅行服，虽然他从未穿着去旅行；买旅行背包，虽然他从来没有背过；买车用减震器，虽然从来没有充分地使用过；还有“巨兽”车盘需要的车底护板，虽然它从来没有在崎岖的石路上接受过考验。

里奥拉的大部分客户都是要在以色列找房子的美国犹太人，都很有钱；其他客户还包括驻以色列的外交人员，最近又增加了从法国和墨西哥来的有钱的犹太人，艾曼纽尔和他们一起参加宗教会议。她负责给这些人找独栋房子或者公寓，都在最好的地区，包括耶路撒冷的泰比尔和瑞哈维亚、凯撒利亚、瑞什彭、阿什杜德，以及特拉维夫。因为很多客户并不在这些房子里长期居住，也不会经常来以色列，所以她同时还负责房屋的维护和再次转租。

有时候西格尔会让我收拾一下其中的某座房子，以备短期出租或者屋主的临时来访。我要检查水电、空调和厨房用具；还要找技工和清洁工来干活收拾；甚至偶尔还得买些食物，这样房主一回家就能在冰箱里找到东西吃。因为这一系列服务，基尔申鲍姆公司的以色列分部每月给我发工资，靠着这份工资，我一直心怀幻想，有一天能够独立创业，我妻子也能用我的钱来支付一部分家庭账单。

娶一位家底丰厚的女人做老婆当然有些好处，但是不好的地方也有：我必须得不停地提交报告，让他们计算成本，一小项一小项地列出我的价值所在。我按照你的预言，娶了一位富家女，如果你愿意，就可以看到我的生活因此变成了一长串的上交记录，都是各种收据和证明。

“你错了！”听到我这样的说法，里奥拉完全不赞同，“我从来没有问你为什么需要买某一样东西，而且你买什么我都没说过一个‘不’字。但是钱这个东西是需要有序管理的，这可是伊奇克的教导。你得知道赚了多少钱，从哪里赚的；还得知道花了多少钱，花到什么地方了。”

伊奇克是她的会计，摩洛哥出生的普鲁士人，当然他头上戴的是一顶无边便帽，而不是那种尖顶头盔。

“我就是一件东西，一个奴隶，一名人质，”我说，“你和伊奇克有个钱包做成的枪管，时刻瞄准我的脑袋。”

“那你可以走人，我给你离职补偿，然后你就可以自己创业了。”

“这些日子没有多少导游的活儿可接。”

里奥拉并没有搭话，这种沉默充满了对我的鄙视，因此我一下子爆发了：“你知道我为什么没活儿干吗？就是因为像你哥哥那种人，还有他那些移民朋友。”

“不要找借口。如果旅游业没有工作，就换一份职业啊。我可以给你贷款，替你担保，保证你能开业。你父亲的朋友，就是那位建造了半个以色列的建筑承包商，不是给过你创业的资助吗？我这也是一样的性质。我们婚后回以色列举办的那次宴会上，我见过他，一直忘不了他看我的那种眼神，就像蛇盯着猎物。”

她也同样恶毒地看了我一眼：“我早就听说他还有个特别成功、非常忙碌的女儿，另外那半个以色列就让她给承包了。你为什么不到他们家干呢？说不定你跟她在一块儿更舒服呢。”

“我可以给你当司机呀，你开心的话，甚至可以给我加薪。”

“我宁愿给你更高的薪水，好让你不要给我当司机。”

这是她的原话，但是接下来几周里，西格尔经常给我打电话，让我开着“巨兽”带里奥拉四处跑。有时她就坐在我旁边，有时坐在后排座位上。她那双间距很宽的蓝灰色眼睛不是盯着文件，就是盯着她的苹果笔记本的屏幕，为各种会议和交易做准备。而我那间距很窄、眼眶深陷的棕色眼睛——就像一头揣测自己命运的公牛的眼睛——则一会儿看着路面，一会儿看着后视镜。如果我看后视镜的的时候位置刚好的话，她两眼之间宽阔的印堂和膝盖之间窄窄的地方就会重合在一起，映入我的视线。

这种新的状况重新点燃了我内心的激情，而且很明显，有一次也同样感染了里奥拉。我们那次正按照艾曼纽尔的要求，开车从耶路撒冷到贝特谢梅什去，顺便到那里一个正为极端正统派兴建的开发区看看，那里有几处他们的地产项目。我建议不走大路，从因克莱姆、巴吉奥拉农业合作点和以拉谷一线直穿过去。

我正沿这条线开着，我妻子突然让我把“巨兽”拐到一条尘土飞扬的辅道上停下来。这条路我并不熟悉，路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角豆树，占地很大。我从后备箱里拿出一条毯子铺在树下不显眼的地方。这条毯子是我买的，本来都没指望它还能有什么用处。完事之后，我心里真是又开心又难过：开心的是妻子突然给了我这么大的惊喜，难过的是这样的机会实在太难得。怀着这种复杂的心情，我从“巨兽”里拿出一个阿尔卑斯野营炉、一个水壶，还有一把煎锅。里奥拉终于睡醒了，她伸了个懒腰，满脸笑容。此时我已经准备好一份两人量的野餐，调味用的叶子和香草都是我从路边石头缝中现摘的。

“真没想到，你和‘巨兽’简直是装备齐全啊，”她说，“你还弄了什么好东西？”

“你需要的都有。”还有更多的呢：一套修复工具和器材、烹饪用具、一张大睡袋、一个窄款自充气床垫、分别用来装油和装水的大桶、一盏头灯、电池、一盏煤油灯、一袋咖啡、几瓣大蒜、速溶汤，还有一些咸滋滋的东西——我妈妈喜欢这么说我和本杰明：“本杰明喜欢甜滋滋的东西，雅尔喜欢咸滋滋的东西”——总之如果我得出车在外或者被赶出家门，所有需要的东西车上都有。

还有一套备用的“巨兽”钥匙，就放在车子底盘一个隐秘的地方。这样，如果有一天里奥拉通知我立即离开，我就能马上起身出门。否则，还得有一套复杂的收拾行李和装箱的过程：带多少衣服，带什么衣服，有时候还得问：“你见我的车钥匙了吗？”真是要多尴尬有多尴尬。不过现在这些难堪的场景就不会发生了，我可以像那些被驱逐的女人离家时一样：只要把金银珠宝带上就能走了。我会离开的，我会走的，先到周围的山上凑合几天，然后还会有其他什么富家女收留我。

第二天，伊奇克通知我，我妻子不再需要我给她开车了，不过我的工资还是全数照付。又过了几天，我被叫到她的办公室，签了几份文件，然后我的身份就从兼职导游变成了这个家族公司以色列分部的“交通处处长”。这个处一夜之间就成立了，就为了让我做这个处长。“巨兽”和我原来还追在迁徙的鸟群后面跑，现在则专门负责接送演讲者、歌手和演员，还有——因为我和车子都很擅长从柏油马路转到泥土小路上——以色列电力公司的高级工程师、外国电视摄制组，以及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的特邀客人。正是藉由这样的机会，我认识了那位美国的帕尔马赫突击队员和他的朋友们。我带着他们参观了位于哈瑞尔基布兹的观测点和位于基亚特阿拉维姆基布兹的帕尔马赫突击队员公墓，以及宝宝放飞最后那只信鸽的修道院。

经过这些行程和一次次接送，我开始考虑着不再回去了，而是给自己找一个房子，一个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家。我在里奥拉买的房子里特别不安，经年累月，我心里越发不踏实、不放心。现在我终于得到机会，四处看看，寻找自己的安身之所。不止一次，当我开车载着什么演讲者、歌手或者和音领唱到某个小村子的时候，我就利用这些机会干点自己的事情。我的客户在当地的俱乐部或者社区中心出场的时候，我就在周围边逛边看，看哪里有“房屋出售”的告示，或者没有人住的空屋，那些希望迎接新主人的空房，那些能够让我来重建，并且也能重建我自己的地方。

如果有这样的告示，并且房屋里有人，我就敲敲门。如果房屋是空的，我就走到房子跟前，透过窗户往里看看。有时候，某个满腹狐疑的邻居会走到我跟前，问一些我是谁，在干什么之类的问题。

“我是今晚要在俱乐部演出的客座艺术家的司机。”

“你在找什么呢？”

“找一个家。”

我的情绪立即好转。很少有人能像我一样，这么轻松地就把自己的身份和目的说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