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84年，大明洪武十七年，驻守北平的魏国公徐达背疽发作。作为大明开国功臣之首、帝国北部防线的最高负责人，徐达戎马一生的赫赫战功背后，是饱受伤病折磨的身体。

朱元璋听说徐达的病情后，立刻派徐达长子徐辉祖携带皇帝敕书前往北平慰问，并且把徐达接回气候相对温暖、医疗条件也更好的南京疗养。

但是一年后徐达的病情却突然加重，随后病逝于南京，享年五十四岁。

徐达死后，朱元璋悲痛万分。他不但辍朝哀悼，还亲自到徐达家吊唁，亲笔为徐达撰写神道碑文，下诏追封徐达为中山王，配享太庙，极尽荣宠。

但是，却有人说朱元璋所做的一切都是猫哭耗子假慈悲。因为徐达就是他害死的——徐达背上长了毒疮，这种病最忌讳吃“发物”，但朱元璋却故意赐给徐达一只肥腻的蒸鹅，徐达流着泪吃完，不久就病发身亡了。

卸磨杀驴、上房抽梯、过河拆桥、兔死狗烹……这就是朱元璋的真实嘴脸，仅“洪武四大案”[洪武四大案，又称明初四大案，即“空印舞弊案”“郭桓贪腐案”“胡惟庸谋反案”“蓝玉谋反案”。后两个案子也常合称为“胡蓝案”或“胡蓝之狱”。]就杀了至少十万人，其他零敲碎打弄死的人更是不计其数。哪怕是战功赫赫、忠心不二的徐达也没能躲过老朱的屠刀。

事情真的是这样吗？

先辟个谣，徐达的死和蒸鹅无关，而且朱元璋压根儿没给徐达送过蒸鹅。

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说，徐达所患的背疮可能是因为金黄色葡萄球菌侵入毛囊而引起的急性化脓性感染，鹅肉并不会造成病情的恶化。

从史料实证的专业上讲，“赐蒸鹅”这个故事最后本来有一句“本故事纯属虚构”，明明是古人用来辟谣的声明，没想到传着传着竟成了谣言本身。

有人可能会说，朱元璋就算没有杀徐达，但也没少杀其他的功臣啊。

没错，如果不算事后追封的爵位，明朝建立后，能活着拿到公侯封爵的功臣共五十九人，其中有二十六人被朱元璋杀了，剩下的不是死得早就是被废掉，保全到最后的仅有长兴侯耿炳文和武定侯郭英而已。可以理解为朱元璋在自己走之前，把跟着自己打江山的老兄弟们几乎全给送走了。以至于后来连参与修《明史》的徐乾学都实名吐槽，说在朱元璋手下干到三品官的大佬有三百多人，但能留下详细记载的却只有十分之一，不是其他人没功劳可记，而是他们都被老朱宰了，导致史官们无从下笔，只能语焉不详或一笔带过了。

中国古代有很多君主自毁长城、屠戮功臣的案例。但论杀人数量之多，持续时间之长，清洗程度之彻底，明太祖朱元璋绝对是笑傲全场。清代史学家赵翼说朱元璋的残忍程度在历史上都是独一份的存在，本质上就是个变态杀人狂。

但我们细看史书就会发现，其实朱元璋最开始完全没有杀功臣的打算，甚至是打算和这帮老兄弟“朋友一生一起走”的。

早在朱元璋刚起兵时，他的首席智囊李善长就建议他学习“老乡”刘邦的成功经验[刘邦是沛郡丰邑人，朱元璋祖上是沛郡人，生在濠州。]。所以朱元璋处处以刘邦为榜样，效仿这位老乡兼前辈的知人善任、仁义爱民。但朱元璋对刘邦的成功经验并不盲从，他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有继承，也有发扬。

公元1366年，这时候老朱还没当上皇帝，有一天，他问了大臣们一个问题：“汉高祖、唐太宗谁更优秀？”

有大臣表示汉高祖更优秀，但老朱显然不认可这个观点，他表示刘邦哪哪都好，但是太爱猜忌，杀了不少功臣，这样做太不讲究了。唐太宗不杀功臣，让老兄弟们都能善终，显然更优秀啊。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年号洪武，立十四岁的长子朱标为太子，然后第一时间公布了一份非常长的东宫僚属名单，包括太子少师李善长，少傅徐达，少保常遇春，谕德资善大夫邓愈、汤和，赞善大夫刘基，等等。

这份名单囊括了大明开国时的顶级文臣、超级战神，还有天下第一的聪明人，基本上是把朝堂上的中坚力量都派到太子东宫当兼职了。这其实并不是皇帝培养接班人的主流方式，正常的做法是皇帝和朝廷大臣主持一线工作，太子带着预备干部在旁边观摩学习。

朱元璋却希望太子接班后还能接着任用这帮老兄弟，所以才从一开始就让功臣们直接兼任太子的属下，一套班子两块牌子，以后发生权力交接时也能无缝对接。

朱元璋还特别注意培养功臣的下一代。尤其是那些大老粗的武将，朱元璋不但希望他们能多读书，还要求他们必须把孩子送到国子学里接受教育。这帮年轻人毕业后，朱元璋还负责分配工作，授予他们相应的官职，把功臣的孩子当作人才第二梯队来培养，让他们逐渐参与到国家管理中来。

而且除了读书和工作，朱元璋还操心这群“功二代”的婚姻大事。皇帝陛下大手一挥，直接给年轻人当场发对象。

朱元璋有十六个女儿，其中的八个嫁给了开国武将的子弟，而他的儿子也大多娶了功臣的女儿为妻。这种大规模的联姻让皇室和功臣们结成了紧密的关系，朱元璋在建国初的种种做法都表明，他是想让开国功臣以家族为单位，一代一代接力地给老朱家打工。

为此他还专门设计了铁券制度。

铁券是君主赐予臣子世代保持特权及免罪免死的一种信物，也就是老百姓俗称的“免死金牌”。这也是朱元璋对偶像刘邦的致敬，因为铁券最早就起源于西汉。

只不过这个事没有形成固定的典章制度，一开始朱元璋也不知道该咋弄。后来有人说台州的钱氏家族收藏有当年唐朝赐予吴越王钱镠的铁券，朱元璋立刻派人去现场调研，参考实物，结合实际，在洪武三年（1370）设计出一套大明版的“铁券”，并颁发给六位公爵、二十八位侯爵，基本涵盖了明初开国功臣集团的第一梯队。

不同爵位的功臣所领取的铁券材质、等级、尺寸等细节各有不同。铁券上刻有赐券日期、持有者的姓名、爵位、工资待遇、工作简历等信息。铁券持有者及子孙只要不谋反，一般的违法行为都可以免死。这个铁券还可以世袭继承，让这些功臣可以永荷禄位，长受宠荣，“永将延祚子孙”。

这些持有铁券的功臣家族在政治、经济等方面享受各种优待，已经成了明朝统治阶级最高层的核心部分。朱元璋的想法就是用特权与财富来换取功臣们的效忠，既保全了共同创业的兄弟之情，又延续了奔赴未来的君臣之义。

一石二鸟，一举两得，一箭双雕，一枪两眼儿……

还是老朱我高明，既不伤兄弟间的和气，又能给子孙后代提供源源不断的好帮手，这可把我给厉害坏了啊。

在这一刻，朱元璋一定觉得自己英明神武得不行，恨不得叉会儿腰显摆显摆才过瘾。

朱元璋自以为做得已经够讲究了，理应换来臣子们的遵纪守法和忠心报效。但他似乎忘了一个词叫“欲壑难填”。

很多铁券在手的功臣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加大力度为自己和家族攫取利益。毕竟只要不谋反，法律就管不到我，这简直就是无敌的存在啊。他们纵容家人巧取豪夺、杀戮无辜，严重地妨碍了法律的执行，甚至已经到了影响赋税征收、激化社会矛盾的程度。

朱元璋一看这么搞不行啊，所以他就紧急给自己开的口子打补丁。

公元1372年，朱元璋颁布《铁榜文》，规定仗势欺人、侵夺财产、干预行政等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都属于“死罪”。而一些小的犯罪行为也会被记录在案并持续累积，集齐三个“小罪”就可以免费兑换“死罪”一次，免罪次数一旦用完，铁券自动作废，以后这家人再犯罪就该咋判咋判了。

通俗来说，就好比把一个杀不死的不死族，变成了一只有九条命的小猫咪，或者相当于打游戏时多给了几张“复活卷轴”。铁券依然是开国功臣们的特权，但不能“特”得太过分。

这个时候，朱元璋虽然对功臣们的违法乱纪感到不满，但他又是苦口婆心，又是威胁暗示，针对的只是做得太过分的个别人，并没有清洗整个功臣集团的意思。

但有些事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朱元璋最后还是“不得不”对功臣举起了屠刀。

如果说痛恨贪官污吏是朱元璋早年成长经历带来的肌肉记忆，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格局打开了，才发现这世界上原来还有一种比贪官更可恨的存在，那就是权臣。

准确地说，是功臣集团中的那些文官。

朱元璋是个权力欲和控制欲都极强的人，无法容忍任何人分享他的权力，但以丞相为首的文官却注定要在一定程度上分享、制约甚至侵犯皇帝的权力。这是天然存在且不可消除的矛盾，自秦始皇开创皇帝制度以来，历朝历代都是这么过来的啊。

什么？不可消除？朕怎么就不信呢？

公元1380年，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案”爆发。朱元璋不但杀了“结党擅权”的丞相胡惟庸，他甚至还直接废除了存在了上千年的宰相制度。

胡惟庸被杀后，明太祖废除丞相，取消中书省，并严格规定后代子孙不得再立丞相。丞相废除后，具体事务由六部分理，皇帝直接统管六部，实现了字面意义上的“一言九鼎”。

在朱元璋看来，消灭相权的方式很简单，直接把行使相权的人和职位干掉不就完了？

此后胡惟庸的罪名也逐渐从“擅权”过渡为“谋反”，并且一“反”就是十年。

是的，胡惟庸虽然已经死了好多年，但他的“谋反大业”却没有停止。

公元1390年，洪武二十三年，退休在家的李善长等人被指控与胡惟庸谋反案有关。正好当时天象有变，说有灾星出现，需要献祭一个大臣来消灾，于是朱元璋就非常贴心地赐死了已经七十七岁高龄的李善长。可能是怕老人家一个人上路太孤单，就顺便把老李家的妻女弟侄等七十多口人一起打包全送走了。

当时就有人给李善长喊冤，说他没有理由也没有道理参与一场十年前的谋反。向来暴脾气的朱元璋却罕见地拒绝回应，显然他也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所谓谋反案不过是个借口，彻底把文官手中的相权打下去、实现皇权的唯我独尊才是他的目的。

在长达十年的胡惟庸案中，共牵连到一位公爵和二十一位侯爵，被杀者超过三万人。本案中虽也有一些武将丢了命，但总体上来说朱元璋的重点打击对象是文官。

这是因为在朱元璋的认知里，武将就是要比文官更可靠。

这和他夺取天下的方式有关。如果是和平夺权的改朝换代，文官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就更大，在新政权中的话语权自然更高。而朱元璋是乱世起家，以武力统一天下，你看他老人家的年号就叫“洪武”，浑身上下都洋溢着“你瞅啥，瞅你咋地”的豪横气息。对于功臣团队中的武将和文官，朱元璋不能说是双重标准，也称得上是厚此薄彼。

虽然大明开国功臣中排名第一的韩国公李善长是文官，但受封公侯伯爵的主体是武将，朱元璋更信任、更亲近的是武将，他着力培养、打算留给儿子接着用的也是这些武将家族。

老朱是苦孩子出身，从小到大没少被贪官污吏欺压，他虽然在建国称帝的过程中重用了李善长、刘基和宋濂等读书人，但从骨子里对这帮知识分子是没啥好感的。

比如，当时有个大臣叫茹太素，学问一流，满腹经纶，给朱元璋写奏折，随随便便都是一万字起步，而且各种引经据典，旁征博引，铺垫半天也不说正事，看得朱元璋十分头疼，于是朱元璋就让人把茹太素抓来打了一顿。

没错，把大臣摁地上当众打屁股的廷杖制度，也是在朱元璋手上发扬光大的。

后来有一次宫中举办宴会，朱元璋和茹太素喝酒时来了一句：“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

翻译过来就是，工作做得好，美酒配佳酿；工作干不好，砍你没商量。

如此严苛的绩效管理制度，再黑心的资本家看了都要流泪。

这就是朱元璋，对你好的时候绝对要好透，让你死的时候也绝对得死透。高情商的讲法叫爱憎分明的真性情，低情商的说法就是左右横跳的二极管，给这样的老板打工实在是再恐怖不过的事情了，据说当时很多官员上班都跟上刑场一样，把每一次通勤之路都走出了黄泉之路的既视感。

朱元璋杀人虽多，但也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并不是单纯地为了杀人而杀人。

随着朱元璋改革中央官制的目标实现，随着有威胁的文官大佬的凋零，“胡惟庸案”似乎也可以结案了，朱元璋也准备封刀了。毕竟事情已经办得差不多啦，太子朱标也成长起来了，等朕一闭眼，这江山就交给太子咯。

只是没想到，这接力棒还没交，跑下一棒的人就提前退赛了。

公元1392年，洪武二十五年，三十八岁的朱标去世，一下子打乱了朱元璋所有的安排。

朱元璋首先要思考一个问题——大明的新继承人选儿子还是选孙子，如果选儿子要选谁，如果选孙子又要选谁？

明代的史料一直说朱元璋本来想立燕王朱棣，只不过被小人搅黄了。这个说法虽然有往朱棣脸上贴金的嫌疑，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洪武二十五年的时候，朱棣的确是朱元璋剩下儿子里最有能力、最有威望的一个，如果朱元璋想在儿子中选一个新太子，大概率是会选朱棣的。

不过朱元璋最终没有选择任何一个儿子。

因为朱元璋需要形成规矩，而嫡长子继承制就是他这个开国之君必须给后人立下的榜样。玄武门之变中夺权上位的唐太宗的确是个难得的好皇帝，但他也给唐朝树立了一个非常糟糕的榜样，唐代后来出现那么多夺嫡争位的烂剧情，光类似“玄武门之变”这样的宫廷政变就有四次之多，这就是因为一开始的规矩没立住。

朱标虽然早死，但他毕竟留下了后代，嫡长子的血脉并未断绝。如果朱元璋在其他儿子中挑一个立为新太子，本质上也是废长立幼，这既坏了规矩，也容易引起其他儿子的不满，埋下内乱的隐患。所以他在大臣们的建议下决定还是立嫡长孙为继承人。

好的，到这一步似乎问题已经明朗了。但其实并没有，因为谁才是嫡长孙，这也是一笔乱账。

朱标的原配妻子常氏是开平王常遇春之女，次妃吕氏是太常寺卿吕本之女。

常氏在洪武七年（1374）生下了长子朱雄英，吕氏在洪武十年生下了次子朱允炆。

一年后，常氏在生产时遭遇难产，母死子存，朱标的第三个儿子朱允熥出生。四年后，嫡长子朱雄英夭折，按理说他弟弟朱允熥就应该是嫡长子。可问题在于常氏死后，次妃吕氏就成了正妻，所以朱允炆也算是嫡长子。

朱允炆和朱允熥这两兄弟，到底谁才算是朱标的嫡长子，这个问题让朱元璋头疼了许久。此时朱元璋已经六十多岁，没有更多的时间留给他从容安排一切了，所以他最终立年纪更大的朱允炆为皇太孙，也就是下一任的皇帝。

看着孙子那没被成年人世界毒打过的天真模样，朱元璋只觉得心好累。儿子朱标在他眼里是个读书读得有点上头的软性子，但怎么说也是年近四十的成年人，在老朱的锻炼下有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有威望，有团队，能控制得住朝堂和军队，称得上是一个合格的继承人。

但眼前的这个少年郎那真是经验、阅历、威望一样也没有，完全就是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可惜，留给朱元璋的时间不多了啊。他只能紧急调整原有的计划安排，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孙子的接班搞定一切隐患。

所以胡惟庸这个案子，还远没到彻底结案的那一天啊。

洪武二十五年（1392）四月，太子朱标去世。

八月，靖宁侯叶升因卷入胡惟庸案而被杀。

九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洪武二十六年（1393）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蓝玉案”爆发。

这几件事表面上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被牵连的靖宁侯叶升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蓝玉的亲家。

而蓝玉也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朱标娶了常遇春的女儿，所以从辈分上来说朱标也可以叫蓝玉一声舅舅。朱标和蓝玉不但在辈分上亲近，私人关系也比较好，朱标很信任蓝玉，有什么事情都愿意和他商量。在开国第一代战神徐达、常遇春相继离世的情况下，蓝玉已经是明军中最有战斗力的名将，也是朱元璋留给太子朱标安定天下的大杀器。所以不管蓝玉之前如何嚣张跋扈、违法乱纪，朱元璋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没看见。因为他知道朱标能治得住蓝玉，也用得好蓝玉。

但是朱标一死，这个事就变得尴尬起来了。

朱元璋立朱允炆为皇太孙后，还把朱允熥给软禁了。从血缘上来说，蓝玉恰恰是朱允熥的舅姥爷，对皇太孙朱允炆不咋亲近。从君臣关系来说，嚣张跋扈又有战斗力的蓝玉就更不会服朱允炆这个小屁孩儿了。

所以此时的蓝玉，已经从大明的未来守护者变成了不稳定因素，甚至原本朱元璋重点培养、打算留给太子的整个武将集团，都已经变成了不可控的危险因素。

用来防范敌人的利刃，突然变成了扎向手心的倒刺，唯一的解决办法自然是全都拔掉！

公元1393年，大明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九日清晨，凉国公蓝玉在上班路上，被一群侍卫以“意图谋反”的罪名当场逮捕。

蓝玉的确嚣张跋扈，经常在皇城里都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但“谋反”这个罪名实在太大，他声嘶力竭地喊冤——我为朝廷立过功！我为大明流过血！你们不能这样！我要见陛下！

但是那并没有什么用。

蓝玉被捕入狱后，大规模的抓捕和审讯随即开始。仅仅一天时间就完成了立案调查、口供搜集、提起公诉、结案判决的全过程。最终蓝玉被判“谋反罪”成立，判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并附带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灭三族。所有卷入“谋反案”的相关人等全都得死，而且一死就是一户口本，因株连而被杀者约一万五千人。

朱元璋还特意把此案的结案报告编辑成《逆臣录》，以此来警示天下，史称“蓝玉案”，即“洪武四大案”中最后一案。

但这份记载蓝玉谋反罪证的《逆臣录》中，却有很多看起来非常滑稽的供词。

比如蓝玉谋反之前跟个小喇叭广播站一样到处发表谋反言论——“做一场”“有机会做一场”“要谋一件大勾当”……并且蓝玉的谋反还非常接地气，很注意发动群众，什么打鱼的、卖货的、种地的、打更的、当临时工的……只要是个喘气的活人就全在他的招揽范围之内，看起来属实有点草率过度了。

如果单纯从法律角度来看，“蓝玉案”在程序正义方面不能说是一塌糊涂，也称得上是一地鸡毛。

但朱元璋已经没有那个时间和精力把这个案子办成完美无瑕的铁案了。太子朱标的早逝让老皇帝不得不快刀斩乱麻。管案子办得漂不漂亮呢，先办了再说！

可以说如果朱标不死，历史上只会有“洪武三大案”，根本就不会有最后的“蓝玉案”。但历史不能假设，发生了就是发生了，而朱元璋这个人向来是要么不做，要做就做绝的。

洪武二十七年（1394），颍国公傅友德被赐死。

洪武二十八年（1395），宋国公冯胜遭到无罪赐死。

史料中并未记载这两位功勋卓著的公爵犯了什么罪过，此时的朱元璋已经到了杀人都懒得编理由的地步了，只要是他认为的潜在威胁，管他什么罪名不罪名的，先弄死再说。

唯一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因为傅友德和冯胜都有个藩王女婿，有可能会威胁到皇太孙的皇位吧？

不管怎样，此时的朱元璋就是一路杀杀杀。延续十几年的所谓“胡蓝之狱”最终牵连了近五万人，无数高官显贵、军中故旧，全都在朱元璋的屠刀下身首异处，整个明朝开国的功臣集团几乎团灭。

从某种意义来说，朱元璋也算守住了自己“朋友一生一起走”的初心——反正我要走了，走之前先送你们“走”！

曾经的朱元璋，看不起刘邦屠杀功臣的不讲究行为。但打脸来得就是那么快，最后的最后朱元璋才发现，刘邦杀的功臣连自己的一个零头都不到。这可能就是俗话说的“笑话人不如人”吧。

朱元璋没有想到，他竟然最终活成了自己最讨厌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