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的治疗记录：

三十三岁的大学教授，在蜜月旅行后查出罹患癌症，故前来寻求帮助。

“那是一件睡衣吗？”朱莉一边走进我的办公室一边问道。那是男友事件刚发生后的那个下午，就在我接待约翰（和他的蠢货们）之前。我已经快熬过这一天了。

对于她的提问，我回以诧异的眼神。

“你身上那件。”她说着，在沙发上坐下。

我的思绪回到今天早上，回想起我本来打算要穿的那件灰色卫衣，它就放在床上。我心头一沉，突然意识到卫衣旁边是我去洗澡前脱下来的灰色睡衣，而当时的我正经历分手后的恍惚。

天哪！

男友有一次从超市买回来几件睡衣，每件胸前都绣着搞怪的文字，比如“老子就是那束光”“想听土味情话”“聊什么都能秒睡”（心理治疗师可不会想对来访者说这些）。我努力想要记起昨晚我穿的是哪一件。

我振作起来瞥了一眼胸前，衣服上写着“练瑜伽不如躺着”。朱莉正看着我，等我给她一个答案。

每当在接诊时遇到不知该说什么的时候（对心理治疗师来说这种情形时有发生，只是来访者们不常留意到），我通常有两种选择：我可以保持沉默，直到我更理解当下的状况为止；或者我可以尝试作出回答。但无论我选择怎么做，都必须说真话。所以在面对朱莉的问题时，我想过回答我在练瑜伽，而这只是一件普通的T恤，不过这样的话我就说了两个谎。朱莉参与的正念癌症康复项目中包括练习瑜伽，如果她跟我谈论起一些瑜伽体式，我就得继续说谎以显得我很熟悉这些术语，或者我就得承认我撒了谎。

我记得在培训期间，有一个实习医生曾经告诉来访者他将有三个礼拜不在诊所，来访者问他要去哪儿。

“我要去夏威夷。”实习医生诚恳地回答道。

“是去度假吗？”来访者问。

“是的。”他回答。但实际上他是去结婚，再加两周的海岛蜜月。

“这个假期可真长呀。”来访者评论道。实习医生当时认为结婚是过于私人的话题，于是他避而不提，把关注点放在来访者的评论上——错过三周的治疗对她来说会有什么影响？他的短暂缺席给她带来的感受，又会让她回想起什么？或许探索这两个问题都会让治疗有不少收获。但若是去探索来访者这个评论背后隐藏的间接问题，或许也会收获颇丰：既不是暑假也不是逢年过节，你究竟为什么要放三个礼拜的假呢？可想而知，当来访者留意到实习医生戴着婚戒回来上班时，她会觉得自己被背叛了——“为什么你当时不能如实告诉我？”

再回过头想，实习医生宁愿自己当时说了实话。让来访者得知自己的婚讯又会怎么样呢？如果医生结婚对来访者的状态造成了影响，那还可以想办法解决这些影响；但一旦丧失了信任，就很难修复了。

弗洛伊德主张，医师对于病人应滴水不漏，就像一面镜子，只反映病人呈现出的那些部分（内容）。但现在很多心理治疗师都会在治疗工作中融入不同形式的“自我暴露”，可能是分享自己在某次治疗中的反应，或是表示知道来访者经常提到的某个电视节目。（承认自己也看《钻石求千金》[《钻石求千金》（The Bachelor），是美国的一档关于约会游戏的电视真人秀节目。]总好过装作不知道却无意间说出一个来访者从未提过的剧中人的名字。）

但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总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难题。我知道有一个心理治疗师，她来访者的孩子被诊断出图雷特氏综合征（抽动秽语综合征），而她自己的儿子也有这个病，分享这个信息加深了她们之间的关系。而我另一个同事在治疗一位父亲死于自杀的来访者时，就从未提起过自己的父亲也是死于自杀。在这两个例子中，我们都要进行主观判断，权衡一下“分享”的价值：分享的信息是否对来访者有益？

如果处理得当，“自我暴露”可以让治疗师和那些在过往的经历中感到被疏远的来访者拉近距离，鼓励来访者更敞开心扉。但如果分享得不合时宜，或以自我为中心，就会让来访者觉得不舒服，开始自我封闭，甚至直接逃遁。

“是的，”我告诉朱莉，“这是件睡衣。我可能是不小心穿错了。”

我停顿了一下，好奇她接下来会怎么说。如果她问起怎么会穿错，我会如实（但略去细节地）告诉她：今天早上我没留神。

“哦。”她说。然后她的嘴唇微微颤动，像是要开始啜泣，但事实上，她笑了起来。

“抱歉，我不是笑你。‘练瑜伽不如躺着’，这简直就是我的心情写照！”

朱莉告诉我，在她参加的正念癌症康复项目中有一位这样的女士：她坚信如果朱莉不认真练习瑜伽，癌症将置她于死地。当然她也信仰象征抗击乳腺癌的粉色丝带和积极乐观的心态。尽管肿瘤科大夫已经宣布癌症终将夺去朱莉的生命，那位女士依然坚信瑜伽能治愈她。

朱莉对她不屑一顾。

“想象一下如果我穿着这件睡衣去练瑜伽——”

她笑到完全失控，刚收住一阵，又爆发出另一阵大笑。自从朱莉被宣判“死刑”之后我就没见过她笑了。这应该就是她以前的样子——她把自己患癌症之前的日子戏称为“癌症元年之前”，那时的她快乐、健康，和即将成为她丈夫的男友坠入爱河。她的笑声就像一首歌，富有感染力，让我不由得也笑了起来。

我俩都坐在那儿笑着，她笑那位“圣母”女士，我笑我自己穿错衣服，笑两个悲情的女人表里不一的状态。

朱莉发现自己的癌症症状时，正在大溪地的海滩上和丈夫亲热，不过她当时并没有怀疑那是癌症。当时她的乳房有点疼痛，后来在淋浴的时候，那个疼痛的地方感觉有些异样。但她之前也有感觉异样的状况，而妇科医生经过检查之后总会告诉她那只是腺体在生理期的正常变化，所以她当时以为自己或许是怀孕了。她和新郎迈特在一起三年了，两人说起过一结婚就要生儿育女，而且婚礼之前的几周里他们都没有采取避孕措施。

此外，现在怀孕也正是时候。朱莉刚刚拿到大学的终生教职，这代表着在多年的艰苦努力工作之后，她终于有机会喘口气了。现在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照顾自己的兴趣：跑跑马拉松，爬爬山，为她的小侄子烤蛋糕。她也终于有时间考虑结婚生子了。

朱莉在蜜月回来之后就用验孕棒验证了自己的怀疑，当她和迈特分享这个好消息时，迈特一把抱起她在房间里转圈圈。当时电台里正在播放《走在阳光里》，他们当即决定这首就是属于他们小宝贝的歌。他们激动地去找产科医生做第一次产检，但当医生摸到朱莉在蜜月时注意到的“腺体”时，他的笑容渐渐消失。

“应该没什么事，”医生说，“但还是让我们查清楚吧。”

事实并不是没什么事。年轻、新婚、怀孕、没有家族遗传乳腺癌史的朱莉无情地被宇宙中的小概率事件击中了，她挣扎着尝试，同时挨过癌症治疗和妊娠期，却发现自己流产了。

朱莉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我的诊所的。

鉴于我不是一个专攻癌症病人的心理治疗师，这是一次颇为不同寻常的转介。但我在这方面的经验不足正是朱莉选择我的原因。她告诉她的医生，她不想要“癌症组”的心理治疗师，她想要感觉自己是正常人，还在正常地参与生活。而且医生似乎也坚信她在手术和化疗之后会好起来，所以她想要把心理治疗的重点放在如何熬过治疗期，同时过好新婚生活。（试想一下，她的新婚回礼贺卡上该写什么呢？“非常感谢你送的可爱的大碗，化疗呕吐时我会把它放在床头以备不时之需”？）

治疗非常残酷，但朱莉的病情有所好转。在医生宣布她“肿瘤消失”的那一天，她和迈特，以及他们最亲密的朋友和亲人一起乘坐了一趟热气球。那是夏天开始的第一周，当两人手挽手在一千英尺的高空欣赏日落的时候，朱莉不再像治疗时那样感到被世界抛弃了，现在的她感觉自己很幸运。是的，她经历了地狱，但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未来在向她招手。再过半年，她会再做一次最终检查，为治疗画上句号，这意味着她又可以备孕了。那天晚上，她梦见自己已经六十多岁了，怀里抱着她的第一个孙子。

朱莉的精神状态很好，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在热气球之旅和最终检查之间我没再见过朱莉。不过倒是开始有其他癌症病人通过朱莉的肿瘤医生介绍，打电话到我这儿。生活中我们能掌控的其实原本就不如自己想象的那么多，但面对病痛才是最叫人无能为力的事。无论是面对生活还是面对一次治疗，人们绝不愿意去想象的是，即使自己把所有该做的都做对了，还是有可能抽到一支下下签。但如果最坏的情况真的发生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厄运，而不是听从别人的意见。我想让朱莉沿着自己选择的路去走——况且以我贫乏的经验，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但似乎这么做对她起到了帮助作用。

“不管你用的是什么方法，反正她看上去对结果很满意。”朱莉的肿瘤医生说。

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功劳。我做的最有价值的事不过是努力让她保持本性。而这个“原生态的朱莉”之所以能坚持到现在，仅仅是因为我们在治疗中根本没有去考虑死后的事，而是在谈论化疗后要戴假发还是裹头巾、如何处理性生活，以及如何在术后管理体形。我帮助她想清楚要如何经营婚姻、处理和父母的关系、如何面对工作，就和我帮助其他来访者没有两样。

然后，有一天我听到了朱莉的电话留言，她需要马上见我。

她是第二天一早来到诊室的，面色铁青。那个本该证明她痊愈的最终检查却发现了另一种罕见的癌症，是与原发癌无关的新病灶。医生断言这次的癌症终将夺走她的生命，可能是一年，可能是五年，如果奇迹出现也可能是十年。当然，医生们会尝试实验性的治疗，但毕竟只是实验性的。

“你会陪着我，直到我死去吗？”朱莉问我。

每当有人提及死亡，大家总是倾向于彻底否认这个问题。我的本能反应也一样，或许我可以对朱莉说：“哎呀，先别想这么多。或许那些实验性的治疗能奏效呢？”但我必须记得我在场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朱莉，而不是安慰我自己。

话虽如此，但在她问到我的当下，我还是惊呆了。我努力尝试着消化这个消息。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帮助朱莉的最佳人选。如果我说错什么做错什么，那可如何是好？如果我的面部表情或肢体语言透露了我的不安、恐惧或悲伤，会不会冒犯到朱莉？她只有一次机会按照自己选的路来走，要是我让她失望了怎么办？

她一定是看出了我的迟疑。

“求你了，”她说，“我知道这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但我真的不能去看那些专攻癌症的医生。他们把每个人都称为‘勇士’，但除了勇敢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事实是，我看到针头都还会感到害怕，会畏缩，就像我小时候怕打针一样。我并不勇敢，也不是什么斗士，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大学老师。”她坐在沙发上，身子向前倾，“他们的墙上甚至还挂着抗癌誓词。所以求你了，别让我去那儿。”

我看着朱莉，我无法拒绝她。更重要的是，我不想拒绝她。

而从那时起，这个治疗工作的本质改变了：我要帮助她面对死亡。

这一次，我的经验不足可能事关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