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莉正在对她身体的各个器官进行分类，从而决定要保留哪些部位。

“是留着结肠好，还是留着子宫好呢？”她问，她扬起眉毛，好像在讲一个笑话，“哦，还有这个——阴道。是不是难以置信？所以基本上，我的选项可以归结为，我是想要能够自己拉屎呢，还是想要能生小孩呢，还是想要能做爱。”

我感觉嗓子里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朱莉现在看上去和几个月前在乔氏超市的时候很不一样，甚至和她几周前的样子都差很远，那时医生刚告诉她为了保命要再多舍弃一些器官。她挨过了第一次癌症，挨过了复发和医生的死缓宣判，甚至还怀上了带给她希望的新生命。但生命真的跟她开了太多玩笑，她已经受够了宇宙中的小概率事件，现在已经被击垮了。她的皮肤看上去脆弱而布满皱纹，她的双眼布满了血丝。最近我们有时会在治疗时一起哭泣，她会在离开的时候拥抱我。

乔氏超市的人都不知道她病了，她也想尽可能地保持现状。她希望同事们能先了解她作为普通人的一面，而不是一开始就把她当作癌症病人。我们心理治疗师在尝试了解来访者的时候也是这样，我们总是希望先了解来访者本身，再去了解他们的问题。

“这就像小时候在睡衣派对上玩的‘二选一’的游戏，”她今天在治疗时说道，“你宁愿死于飞机失事，还是死于火灾？你会选择失明，还是失聪？你会选择这辈子身上都会发出恶臭，还是这辈子都会闻到恶臭？有一次轮到我选了，我说，‘我两个都不选。’然后大家都说，‘不，你必须得选一个，’然后我说，‘对呀，我选择两个都不选。’这种想法似乎让人大吃一惊，但我的理念就是如果两个选项都很糟糕，那我就两个都不选。”

高中毕业纪念册里，同学们在她的名字下面写道：“我两个都不选。”

她长大成人之后依然贯彻着这个理念。她当时面临的抉择是，要么去一家声望很高但没什么经费的研究生院，要么选择一个研究经费充足但无趣的职位，关于如何在两者之间作选择，她身边的每个人都给出了建议，但朱莉不顾大家的劝告，两个都没选。但这个选择带来了好的结果，不久之后她在一家更好的研究生院拿到了一个更好的职位，学校就在她妹妹所在的城市，而且后来她还在那里遇到了她的丈夫。

但当朱莉生病之后，“两个都不选”就不再是一个可选项了。你是想切除乳房保命还是想留着乳房等死？她选择了活命。还有许多这样的抉择，答案似乎总是很难，却又不言自明，但朱莉每次都从容面对那些选择。但这一次的“二选一”——这个身体器官轮盘大赌博，她不知道该怎么选。毕竟，她还在消化最近一次流产带来的冲击。

之前她的孕期持续了八周，其间她妹妹妮琪也怀上了二胎。她俩都不想过早公布自己怀孕的消息，于是这对姐妹保守着彼此的秘密，并悄悄地在共享的线上日历上标注了自己怀孕前期十二周的进程。朱莉把自己的进程标记为蓝色，因为她猜自己怀的应该是男宝宝，她给宝宝起了个昵称叫“美男”。妮琪的标注是奶黄色的，她打算把婴儿房漆成奶黄色，宝宝的昵称则是“奶宝”，她这一胎也和上一胎一样，想等孩子出生才揭晓性别。

怀孕第八周快结束的时候，朱莉开始出现出血的状况。那时她妹妹刚刚进入怀孕第六周。正当朱莉去往急诊室的时候，她收到了一条来自妮琪的简讯。简讯里有一张B超图片，下面写道：“嘿，看呀，我有心跳了！我的表哥美男还好吗？爱你的奶宝。”

奶宝的表哥并不好。奶宝的表哥已经活不下去了。

“但至少我的癌症没有复发，”朱莉在离开医院时这样对自己说，因为当时她对自己的状况已经很有信心了。她这一次入院，只是因为遭遇了一个同龄女生都可能面对的“普通”问题。她的产科医生向她解释说，很多人会在怀孕前几周里发生流产，更何况朱莉的身体之前经历了那么多磨难。

“这种事，遇上了也没什么稀奇。”她的医生这样说道。

一辈子都活在理性国度里的朱莉第一次觉得这样的答案十分令人信服。毕竟每当医生真的找到一个确切的原因时，这个原因往往是毁灭性的。而天意、运气、概率，这些词则能让人在听到坏消息的时候感觉还有喘息的机会。所以现在，当朱莉遇到电脑死机、厨房水管爆裂时，她都会说：“这种事，遇上了也没什么稀奇。”

这句话让她舒展愁眉，同时认定这句话无论遇上好事还是坏事都同样适用。好事不也常在我们的生活中不期而至吗？她告诉我，就在前几天，一位路人带着一名女流浪者进了乔氏超市，那位女流浪者平时总坐在超市的停车场里。路人对朱莉说，“您看到那位女士了吗？我跟她说要给她买点吃的。所以一会儿如果她来结账，麻烦您找我，我来付钱。”下班后朱莉把这个故事讲给迈特听，讲完她摇了摇头，说：“这种事，遇上了也没什么稀奇。”

后来，朱莉第二次尝试怀孕，她又成功地受孕了。这次，奶宝要从表弟（表妹）变成表哥（表姐）了。这种事，遇上了也没什么稀奇。

这次，谨慎起见，朱莉没有给宝宝起名字。她会给胎儿唱歌和讲故事，她到哪儿都怀揣着这个秘密，就像是一颗没人能看到的宝石。只有她丈夫、她妹妹和我替她一起保守这个秘密，甚至连朱莉的妈妈也不知道，因为“她的嘴可守不住好消息”。所以朱莉会对我报告孕期的进度。她还告诉我迈特在去给胎儿做第一次心跳超声波检查的时候买了一个心形气球。而就在那一周后，她打电话来告诉我她又流产了，检查显示朱莉的子宫“不太适宜胎儿居住”，因为里面长了个纤维瘤，需要切除。但无论如何这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是个常见的、可以被解决的问题。

“但至少我的癌症没有复发。”朱莉说。这都成了她和迈特的口头禅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那些人们日常爱抱怨的大大小小的事情——只要朱莉没得癌症，世界就一切安好。现在朱莉只需要动个小手术切除纤维瘤，就可以继续尝试备孕了。

“又要做手术？”迈特说道。

他担心朱莉的身体已经经受了太多折磨。他建议说，或许他们可以考虑领养一个孩子，或者用他们冷冻的胚胎找人代孕。迈特和朱莉一样讨厌冒险，这也是他们相遇时促使彼此惺惺相惜的一个共同点。都已经流产不止一次了，难道不该想个更安全的办法吗？再说了，如果选择代孕，他们的心中已经有了最佳人选。

在最近一次流产去急诊室的路上，朱莉给同事艾玛打了个电话，看她能不能替自己顶班。朱莉并不知道艾玛最近刚和一家代孕机构签约，这样她就能有钱供自己上大学。艾玛二十九岁，是个已婚已育的妈妈，但她梦想着获得大学的学位。能通过让一个家庭实现拥有孩子的梦想来帮助自己实现读大学的梦想，她觉得很开心。当朱莉向艾玛倾诉自己子宫的问题时，艾玛毫不犹豫地提出为她服务。因为在之前，朱莉也曾鼓励过艾玛回学校学习，甚至还帮助她填写大学的申请表。朱莉和艾玛并肩工作已经有好几个月了，但朱莉从未想过或许有一天艾玛会成为她小孩的代孕妈妈。如果说朱莉一辈子总是在问“为什么”，那这一次她选择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呢？”

于是，朱莉和迈特制定了一个新的计划——从他们结婚到现在，这种把计划推倒重来的事情已是家常便饭。他们的新计划是：朱莉先要切除纤维瘤，然后他们会再尝试一次受孕；如果不成功，就请艾玛代孕；如果代孕也不成，就去领养一个孩子。

“至少我的癌症没有复发，”朱莉坐在我办公室里给我解释流产的经过和他们的新计划时，又重复了一遍她的口头禅。但就在她准备切除纤维瘤的时候，医生发现问题不止一个纤维瘤那么简单。她的癌症又复发了，而且还在扩散。医生们对此束手无策。再也没有能呼唤奇迹的神药了。如果朱莉愿意，医生会尽可能延长她的生命，但她也必须舍弃一些东西。

她必须想清楚，为了活命她愿意留下什么，愿意舍弃什么，舍弃了又能换回多少时间。

当医生第一次对他们宣布这个噩耗的时候，朱莉和迈特并排坐在医生办公室的塑料椅上，两人同时笑出声来，对着那个忧心忡忡的妇科医生大笑。第二天，他们又在一脸严肃的肿瘤专家面前大笑。到那一周结束时，一位胃肠科医生、一位泌尿科医生和两位会诊的外科开刀医生都听过了他俩的笑声。

甚至当他们在等着看医生的时候，他们也在不停地傻笑。每当护士带他们去做检查时，总会寒暄一句：“您二位今天过得怎么样？”朱莉总会冷冷地回答：“我快死了，你过得怎么样？”搞得护士不知如何作答。

但她和迈特觉得这很搞笑。

当医生给他们分析应当考虑切除哪些癌细胞最可能凶猛扩散的部位时，他们也笑个不停。

“现在子宫对我们来说没用了，”迈特陪朱莉坐在一位医生的办公室里，轻描淡写地说道，“就我个人而言，我会给阴道投保留票，放弃结肠，但最终决定权还是要留给她自己。”

“‘最终决定权还是要留给她自己！’”朱莉哈哈大笑起来，“他真的很贴心，对不对？”

见另一个外科医生的时候，朱莉又说，“我也不知道，医生。如果我切除了结肠，挂着个粪袋，那我留着阴道还有什么用呢？粪袋很性感吗？”说着迈特和朱莉又都笑了起来。

外科医生向他们解释可以用其他组织做一个假阴道，但朱莉又忍不住大笑起来，“一个定制的阴道！”她对着迈特说，“你觉得怎么样？”

他们笑啊，笑啊，笑个没完。

但最终还是笑出了眼泪。他们笑得有多疯，哭得就有多伤心。

当朱莉跟我讲述这些事的时候，我想到当男友对我说他今后十年都不能跟小孩一起生活，我也忍不住笑出了声。我还想起了一个来访者在她深爱的母亲过世时笑得歇斯底里，还有一个来访者得知自己的妻子患上了多发性硬化症的时候也忍不住大笑。然后我又想起自己在温德尔医生的办公室全程哭泣的那次治疗，想起了我的那些来访者大哭的样子，想起了朱莉在过去这几周里痛哭的样子。

这就是悲伤：你会大笑，你会大哭，并且不断重复。

“我比较倾向于保留阴道，舍弃结肠。”朱莉今天说。她耸了耸肩，就好像我们只是在聊一个平常的话题。“你看，我的胸已经是假的了，如果再来个假的阴道，我感觉自己和一只芭比娃娃也没什么两样了。”

她一直在思考，从身上拿掉多少东西她就不再是她自己了。即使你能活着，但生命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我想到人们很少和自己年迈的父母探讨那些二选一的话题，因为他们不想面对。再说，除非你真的要面对抉择，否则都只是纸上谈兵。什么是你的底线？是失去肢体的行动力吗？那要失去多少行动力呢？是失去认知能力吗？那又要失去多少认知能力呢？当情况触及底线的时候，你的底线还会变得更低吗？

朱莉的底线原先是这样设定的：如果她不能再吃正常的食物，或是癌症扩散到她的脑子里使她不能再有清晰的思维，那她宁愿选择死亡。她过去也曾坚信，要她在肚子上打个洞方便排泄物流出体外，还不如让她去死。但现在，她关心的只有结肠造口袋。

“这个一定会让迈特对我避之不及的，你说是吧？”

我第一次在医学院里见到结肠造口的时候，惊讶于它居然不怎么显眼。而且连造口袋都有一系列设计时尚的套子，上面装饰着各种花纹，有鲜花、蝴蝶、和平标志、心形图案，还有珠宝。有一位内衣设计师把它们称为“维多利亚的另一个秘密”。

“你问过他吗？”我说。

“问了，他一定不想伤害我的感受。但我还是想知道，你觉得他会感到恶心吗？”

“我不认为他会感到恶心。”我说，我意识到我也很小心，不想伤害她的感受。我补充道，“但或许他得有个适应期。”

“他有很多需要适应的东西。”朱莉说。

接着，朱莉跟我说了在前几天晚上发生的一次争吵。当时迈特在看电视，但朱莉想和他说说话。迈特一边看电视一边嗯呀啊地敷衍朱莉，假装在听她讲话，这让朱莉很生气。“你看我在网上找到了什么，或许我们可以拿这个去问问医生。”她说。但迈特回答道：“今晚不行，我明天再看吧。”于是朱莉又说：“但这很重要，而且时间对我们来说本来就很紧迫。”这时迈特怒气冲冲地看着朱莉，朱莉以前从没见过迈特露出这样的眼神。

“难道我们就不能有一晚不提癌症吗？”迈特大声吼道。一直以来迈特总是善解人意，尽全力支持朱莉，这是他第一次一反常态，让朱莉大吃一惊。她也对着他大喊：“但我没有一个晚上可以松懈！如果能给我一个远离癌症的夜晚，你知道我愿意付出什么代价吗？”说完，她冲回卧室，关上了门。一分钟后，迈特跟着她回到了卧室，为自己的崩溃道歉。“我压力太大了，”他说，“这对我来说真的压力太大了。但我知道这远远比不上你承受的压力，我很抱歉。我刚才太口不择言了。给我看看你在网上找到的资料吧。”他的话警醒了朱莉。她知道病魔不止影响了她一个人的生活质量，迈特也受到了牵连。但她一直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我并没有跟他讨论我在网上找到的信息，”朱莉说，“我觉得自己很自私。他完全有权利享受一个不受癌症打扰的夜晚。更何况他娶我也不是为了要经历这些。”

我看了她一眼。

“好吧，虽然结婚誓词上是写着‘无论疾病或健康’‘无论顺境或逆境’，等等等等，但这就像你在下载一个软件或申请一张信用卡的时候要签的用户协议一样，你只是按下了‘同意’键，但你并不认为有朝一日其中的条款会适用在你身上。即使真的有什么意外，你也不会料到刚度完蜜月，还没过上新婚生活，意外就找上门了。”

朱莉在思考她的病会对迈特产生什么影响，这让我很欣慰。因为以前每当我提起迈特要经历这些一定也很不容易时朱莉就会转移话题，避免聊这些。

那时朱莉会摇着头说：“是啊，他真的是很了不起，他一直都是我坚实的后盾。不说这些了……”

即使朱莉意识到迈特的痛苦有多深，她也还没准备好面对它。但迈特的突然爆发改变了一些事情，迫使她要正视一些紧张的关系：这不仅是他们在这段不幸旅程中携手同行的部分，更是有关他俩将要面对的——分离的部分。

朱莉哭了。“他坚持要收回他说的话，但话都已经说出口了，就摆在我俩面前。我也能理解为什么他想要一个不受癌症打扰的晚上。”她顿了一下，说，“我敢打赌，他肯定希望我现在就已经死了。”

有一秒钟，我在心里想，“我打赌他有时一定会这么想。”即使在一段普通的婚姻里，单是要平衡付出和得到就已经够难了，其中总免不了为了迁就对方而把自己的欲望和需求放到一边。但迈特和朱莉之间的天平是往一边倾斜的，而这种倾斜的状态是固定且长期的。我还知道，现实情况比这还要复杂得多。我猜迈特会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他才刚结婚，他还年轻，想过一种平凡的生活，建立自己的小家庭，却突然被告知他和朱莉能在一起的时间不多了。他能预见自己未来是一名鳏夫，他可能要到四十几岁才能当上父亲。所以他大概不会希望现状再维持个五年，把生命中最好的五年扑在医院里，照顾他年轻的妻子，看着她的身体被切割、摘除。但同时，我也敢打赌，这个经历会撼动他内心的最深处，让他感觉“被彻底改变了，却又活在矛盾中”——因为曾经就有一个来访者在他三十岁的妻子只剩几个月生命的时候和我分享了这样的感受。而我确信，迈特也会像那个来访者一样，不会想要回到过去，选择和另一个人结婚。然而，迈特现在三十多岁，正处于为将来打造根基的人生阶段，身边的其他人都在勇往直前，但迈特无法跟他的同龄人齐头并进了。所以形单影只的他、沉浸在悲伤中的他，感受到的只能是彻底的孤独。

虽然我认为朱莉没必要了解其中所有的细节，但我也相信如果能给迈特更多空间表现出他的感受和情绪，那将会使他们的相处变得充实。如果他们能在两人仅剩的时间里更深地感受彼此的存在，那么即使朱莉离开了，她也能生动地活在迈特的心里。

“你认为迈特说他想要有一个不受癌症打扰的晚上，是什么意思呢？”我问道。

朱莉叹了口气。“我们经历的所有这些事，到处看医生，接连几次流产，我也想要有一个晚上能不去想这些事。他也想跟我说说他的研究项目进行得怎么样了，附近开了一家新的塔可饼店……你懂的，就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会谈论的一些‘正常’话题。但因为我经历的一切，这段时间我们唯一关心的就是想办法让我活下来。迈特甚至无法和我计划一年后的事，也不能去和别人约会。要想让他的生活回到正轨，唯一的办法就是我先死掉。”

我能理解她所说的意思。其实在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背后隐藏着一个根本的真相：虽然现在迈特的生活被彻底颠覆了，但最终还是会回到正轨的。但我怀疑，这一点对朱莉来说很难接受。于是我问她，你会对迈特感到生气吗？出于妒忌的生气。

“会。”她小声回答道，就像是在分享一个丢脸的秘密。我告诉她，这没关系。他可以好好地活下来，她却要撒手人寰，她怎么能不嫉妒呢？

朱莉点点头。“他因为我而经历了这一切，我感到内疚；但他还有将来，我又觉得嫉妒。”她边说边调整了一下背后的靠枕，“然后我又对自己的嫉妒心感到内疚。”

我觉得这种情况实在太常见了，就算是在夫妻间的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一个人艳羡另一人，却又不能和对方讨论自己的想法。作为伴侣，难道我们不该为另一半的好运而感到高兴吗？这不才是爱的真谛吗？

我曾经见过一对夫妻，在妻子得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工作的同一天，丈夫被公司解雇了，这使得之后每一天的晚餐时间都过得异常尴尬。她应该分享多少工作中的事才不会在无意中伤害到丈夫的感受？他又该如何克制住自己的嫉妒心才不至于给她泼冷水？当另一半得到了自己求之不得的东西，人们要有多高尚才能理性地去接受这一现实呢？

“昨天迈特从健身房回来时告诉我他今天锻炼得很尽兴，然后我说‘那真是太好了。’其实我心里很难过，因为我们以前总是一起去健身房。他总会对别人说我才是身体更健硕的那个，是一个马拉松选手。他会说‘她是大明星，我是后进生！’然后健身房里认识我们的人就开始这样称呼我俩。

“我们以前在去完健身房之后总会尽情地做爱，昨天他健身回来之后也凑过来亲吻我，我也开始吻他，然后我们就做爱了。但中途我觉得自己喘不过气来，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没有让迈特知道，当他起身去洗澡的时候，我看着他走向浴室，看着他身上的肌肉，我想到，‘以前我才是更健硕的那一个。’然后我意识到，不仅仅是迈特在目睹我死去的过程，我也在看着自己死去。每一个能活下去的人都让我感到生气。我的父母会活得比我久！甚至我的祖父母都可能活得比我久！我的妹妹怀着她第二个孩子，但我呢？”

她伸手去拿水壶。自从朱莉第一次从癌症治疗中康复之后，医生告诉她，喝水有助于将毒素排出体外，所以朱莉到哪儿都带着一个两升装的水壶。虽然现在这已经不管用了，但她还是保持着这个习惯，或者说算是个心理安慰。

“想到这些确实令人伤心，”我说，“尤其是当你在为自己的生命感到悲伤的时候。”

我们相对无言地坐了一会儿。终于，她擦了擦眼睛，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道，“我有个主意。”

我满怀期待地看着她。

“你听完得告诉我这是不是太诡异了。”

我点点头。

“我在想，”她开始说道，“与其不停地羡慕别人，或许我现在还活着的意义就是要帮助我爱的人们迈向新的生活。”

她在沙发上挪来挪去，变得很兴奋：“就说迈特和我，我们无法一起白头偕老了，我们甚至都不能一起迈入中年。我一直都在琢磨，对于迈特来说，我的死会不会更像是一场分手，而不是一次婚姻的终结。抗癌小组里的其他女人也会说起与丈夫的别离，但她们大多已经六七十岁了，唯一一个四十多岁的，结婚也已经十五年了，和丈夫还有两个孩子。我希望迈特记起我的时候是把我当作他的妻子，而不只是前女友。我希望自己能表现得像一个妻子，而不是前女友。所以我想，作为妻子，我会怎么做呢？你知道组里那些太太在说起和丈夫的别离时都是怎么说的吗？”

我摇摇头。

“她们谈论的是如何确保自己的丈夫会过得好好的。”朱莉说，“虽然我羡慕迈特的将来，但我也希望他能好好的。”朱莉看着我，仿佛我应该能明白她说的话，但我不明白。

“如何才能让你放心他会好好的呢？”我问。

她朝我咧嘴一笑，“虽然这个想法也让我想吐，但是，我想帮他找一个新妻子。”

“你想让他知道他可以再爱一次，”我说，“这听上去并不诡异。”

即将离世的人通常都会希望给自己还在世的伴侣留下这样的祝福，告诉对方可以去牵起另一个人的手，再次坠入爱河，告诉对方我们的爱足以包容新的爱情。

“不不，”朱莉摇着头说，“我不只是想给他祝福，我是真的想给他找个老婆。我希望这个礼物成为我留给他的遗产的一部分。”

当朱莉第一次跟我提出要去乔氏超市打工的主意时，我已经受到了冲击。而现在这个主意听上去更自虐，就像在伤口上撒盐。我想象着朱莉应该不想看到自己的这个心愿成真，她不可能承受这一切。迈特未来的妻子会给他生下孩子，她会和他一起去远足、一起去爬山。她会抱着他，和他分享喜悦，像从前的朱莉和迈特一样激情愉悦。当然，世上有爱，也有无私，但朱莉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迈特也是。

“你凭什么认为他就想要这份礼物呢？”我问。

“我知道这很疯狂，”朱莉说，“但我抗癌小组中有一位女士的朋友就是这么做的。当时她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了，而她的好朋友的丈夫也正步入死亡，她不希望自己的丈夫和好朋友各自孤独一生，而且她知道他俩一定会合得来，因为他们也是几十年的朋友了。所以她的遗愿是，他俩在她的葬礼结束后能去约会一次，就尝试一次。他们遵从了死者的遗愿，现在他们已经订婚了。”朱莉又开始哭泣。“不好意思。”她说。来我这儿的每一个女性都会为自己表达的情感而道歉，尤其是在她们哭泣的时候。我记得我自己也在温德尔的办公室里做过同样的事情。或许男性会预先道歉，把眼泪憋回去。

“我想说的是，我不是感到抱歉，只是很难过。”朱莉引用了我之前跟她说过的一句话。

“你会非常想念迈特的。”我说。

“是的，我会的。”她的声音都变调了，“我会想念他的一切。他总是容易为一些小事激动，像是一杯拿铁，或是书里的一句话。我会想念他吻我的方式。想念他如果起得太早，就得花十分钟才能睁开眼睛。他会在床上替我暖脚。我们交谈的时候他会看着我的眼睛，就像是他的眼睛和他的耳朵一起在吸收我讲的所有的东西。”朱莉停下来，让自己喘口气，接着说道：“你知道我最想念的会是什么吗？是他的脸。我多想再凝视他那张俊朗的脸，那是全世界我最喜欢的一张面孔。”

朱莉已经哭到失声。我多么希望迈特能看到这一幕。

“你跟迈特说过这些吗？”我问。

“无时无刻不在说，”朱莉说，“每当他牵起我的手，我会说：‘我会想念你的手。’或是当他在家里吹口哨的时候——他的口哨吹得非常好听——我会跟他说我将多么想念他的口哨声。他以前总会说：‘朱莉，你现在还在我身边呀。你可以牵着我的手，可以听到我的口哨声。’但现在……”朱莉的声音哽咽了，“现在他会说：‘我也会非常想念你的。’我想，他开始接受现实了，我这次真的要死了。”

朱莉擦了擦她的上嘴唇。

“你还想再听我说点别的吗？”她继续说道，“我也会怀念我自己的。我一辈子都在尝试克服自己的各种不安全感，但我现在才刚刚开始真正地喜欢自己。我喜欢我自己。我会怀念迈特，怀念我的家人和朋友们，但我也会怀念我自己。”

她又列举了许多她但愿自己在生病之前就能更珍惜的东西：她的胸，她以前总是觉得自己的胸不够挺，直到她不得不放弃它们；她强健的双腿，她以前总是觉得自己的腿太粗了，尽管是这双健肢支撑她完成了每次马拉松比赛；还有她沉默的聆听方式，她以前总担心别人会觉得她太无趣。她会怀念自己与众不同的笑声，五年级时有个男孩形容她是“嘎嘎地笑”，这件事曾像根刺一样留在她心上许多年，直到她嘎嘎的笑声在一间拥挤的房间里吸引了迈特的注意，把他带到她身旁并向她介绍自己。

“我还会怀念我那该死的结肠！”她说着，破涕为笑，“我以前对它也不够珍惜。我会怀念坐在马桶上，怀念拉屎。谁能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怀念拉屎呢？”她的笑容又变成了眼泪，溃堤似的眼泪。

每天她都要失去一些她以前不以为意的东西，这和许多我见过的夫妻遇到的情况一样，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把一切当作理所当然，当婚姻似乎要走到尽头的时候才知道缅怀对方的好。许多女性也曾告诉我，她们总是极其讨厌生理期，但当她们即将进入更年期时，却又会为停经而感到悲伤。她们怀念流血的日子，就像朱莉怀念拉屎一样。

然后，朱莉用近乎耳语的声音小声说道，“我会怀念我的生命。”

“操，操，操，操，操！”她喊道，一开始很小声，但渐渐地，她喊叫得越来越大声，大到连她自己都感到惊讶。她尴尬地看着我，说：“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没关系，”我说，“我同意。这确实很操蛋。”

朱莉笑了：“我的心理治疗师都被我逼得说脏话了！我从没试过像这样大骂粗话。我不希望我的悼词上会写着‘她满口脏话’。”

我很想知道她到底希望悼词上会写些什么，但这次治疗的时间已经快结束了，所以我只能在心里暗暗记下这件事，下次有机会再问她。

“噢，管它呢，喊出来真痛快。让我们再来一次吧。”朱莉说，“你跟我一起好吗？我们还有一分钟，对吧？”

一开始我没弄明白她在说什么，我们要做什么？但当她露出小恶魔的表情，我立刻领会了她的意思。

“你是想让我俩一起……”

朱莉点点头。这个乖乖女竟然邀请我和她一起骂脏话。安德烈娅最近在我们的督导小组里说过，虽然我们应当对来访者寄予期望，但我们必须保证把自己的期望放在正确的地方。安德烈娅说，如果我无法再期望朱莉能长命百岁，你就得在一些别的事情上抱有希望。

“我没法以她想要的方式去帮她。”我当时是这么说的。但此刻坐在这里，我发现或许我可以，至少今天可以。

“好，”我说，“准备好了吗？”

我们同时大声喊道，“操！操！操！操！操！操！操——”喊完之后我们几乎喘不上气，心里却异常兴奋。

我陪她走到诊室门口，然后和平时一样拥抱她，跟她道别。

走廊上，其他来访者也正从医生的房间里走出来——整点差十分的时候每一道门都会准时打开。当朱莉走出我的房门时，我的同事满脸狐疑地看着我，我猜刚才我们的吼声一定是传到了走廊里。我对同事耸了耸肩，回到房间里，关上门，然后大笑起来，心想：这还真是头一遭。

接着，我觉得眼泪在眼眶里涌动。笑到流泪——这就是悲伤。我会怀念朱莉的，对此我也觉得不好受。

有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只是大喊一声：“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