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呢，”我在向温德尔讲述，“那天我带着儿子和朋友们吃完饭已经很晚了，我和扎克回到家，我叫他去洗澡，但他还想玩，我告诉他不行，因为明天还要上学。他突然表现出一种完全过激的反应，哭着嚷着：‘你真坏！你最讨厌了！’——这完全不像他平时的样子——而我内心的怒火也已沸腾起来了。

“然后我对他说的话大概就是：‘噢，是吗？那好吧，既然我这么坏，或许下一次我就不该带着你和你的朋友出去吃晚饭了。’——说出口我就觉得自己只有五岁！接着他说，‘随便！’然后甩手“砰”的一声关上门洗澡去了——他以前从来没有摔过门。我走到自己的电脑前，本想回复一些邮件，但脑中却在与自己交战：我真的很坏吗？我怎么可以这样跟他讲话呢？怎么说我也是个成年人啊。

“就在这时，我突然想起那天早上接到过我母亲的来电，谈话内容令我非常沮丧。我这才意识到自己不是在对扎克生气，而是在对母亲生气。真是典型的情绪置换。”

温德尔对着我笑了笑，仿佛在说，“情绪置换真是一个缠人的魔鬼，对不对？”我们都会利用心理防御机制来对抗焦虑、挫折，或是某些我们无法接受的冲击，但最惊人的是，我们在运用这些防御机制的当下通常是无意识的。生活中有很多常见的例子，比如一个烟民感到胸闷气短，他会坚信这是因为天气太炎热，而不是由于吸烟——其实他是在运用“否认”这一防御机制。有的人也会用“合理化”的防御机制来给自己找借口，让自己接受一些丢脸的事情，例如在应聘失败之后，他会说自己一开始就没有很想要那份工作。有时也会出现“反向形成”的情况，对于无法接受的情感或冲击会采取完全相反的途径来释放：比如一个人明明不喜欢她的邻居，却特意要去和她交朋友；或是当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发现自己喜欢同性的时候，偏要去发表诋毁同性恋的言论。

一些防御机制被认为是原始的，而另一些防御机制则是成熟的。“升华”就是一种成熟的防御机制，可以帮助人们把潜在的有害冲动转化成不那么有害的表现，比如一个有暴力冲动的人选择去练拳击。或者甚至可以把不好的冲动转化成有建设性的结果，例如一个想要动刀伤人的人最后成了一名救死扶伤的外科主刀医生。

而“置换”——将情绪转移到一个较为安全的对象身上——则是一种神经性的防御机制，它并不是原始的，也不是积极成熟的。一个人即使被老板骂了也不敢吼老板，因为怕被炒鱿鱼，于是他回家可能就会对着自己的狗大吼大叫。同理，如果有人和母亲在电话里聊得不开心，或许就会将对母亲的怨气转嫁到儿子头上。

我告诉温德尔，当我等扎克洗完澡去跟他道歉时才发现他也把自己在别的事情上受的气转移到了我头上——有些孩子在课间休息时不让扎克和他的朋友们在篮球场上玩，当管理场地的老师对那些孩子说每个人都可以在这里玩的时候，那些男孩子还是不把球传给扎克和他的朋友们，而且很显然他们还说了一些很“坏”的话。扎克对那些男孩子感到很生气，但相比之下，冲着叫他去洗澡的妈妈发火要安全得多。

“但讽刺的是，”我继续说道，“我们都选错了发火的对象。”

我和温德尔时不时都会聊一下人到中年后的亲子关系问题，当人们不再责怪自己的父母，而是为自己的生活负起全责的时候，他们和父母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演变呢？温德尔把这称之为“换岗”。当人们年轻的时候，他们来做心理治疗往往是为了理解为什么父母的行为会和他们的期望有出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来做心理治疗的目的变成了想要搞清楚该如何面对现实。所以在我面对自己母亲的时候，我的问题从“为什么她不能改变”变成了“我能不能改变”。我问温德尔，我都四十岁了，为什么还会因为妈妈的一通电话就如此烦恼呢？

我并不是真的想问出一个答案。无需温德尔提醒，我也知道人们是会退步的。不管你一路走来多艰辛，一个疏忽就会被打回原形，甚至连你自己都觉得措手不及。

“我们就像是鸡蛋。”我说，温德尔点点头表示他知道我在说什么。我曾经告诉过他，我的同事迈克之前讲过一个比喻：当我们感到脆弱的时候，我们就像是生鸡蛋——如果摔到地上，蛋壳就破了，蛋黄和蛋白四处飞溅。但如果我们的内心变得更富有弹性，那我们就会像是煮到全熟的鸡蛋——即使掉在地上受到震荡，也不会完全破裂，不会把周围搞得一塌糊涂。这些年来，在面对我母亲这件事上，我已经从一只生鸡蛋变成熟鸡蛋了，但有时还是会回到生鸡蛋的状态。

我告诉温德尔，那天晚上我母亲向我道歉了，我们达成了谅解。但在那之前，我已经陷入了从前和母亲的相处模式——她要我按照她所希望的方式去做一些事，而我则想以自己的方式去做。或许扎克也会这样看待我，觉得我在要求他按我的意志行事，以此达到控制他的目的——还美其名曰这都是出于对他的爱，因为父母们都是为了孩子们好。无论我多么想要声称自己和母亲有着天壤之别，有时候我还是会发现自己和她惊人地相似。

说回我和母亲的那通电话，我并没有跟温德尔具体交代母亲对我说了什么，或是我对她说了什么，因为我知道那并不是重点。他不会把我看作是受害者，也不会把我母亲看作是挑衅者。如果早几年，我或许会这样解构我俩的关系，以此为困境中的自己博取同情——“你看到了吗？她是不是很难相处？”但现在，我觉得温德尔客观的方法更能安慰我。

今天，我告诉温德尔，我最近开始陆续把我母亲的一些电话留言保存到电脑里，我挑选的都是那些温暖而贴心、我会再想听到的留言；或是等我儿子到了我现在的年纪，又或是等到我和她外婆都已经不在世上了，当他想念外婆的声音时可以拿出来听一下。我还告诉温德尔，我发现自己对扎克的种种叮咛与其说是为了孩子，不如说是为了我自己——叮咛他可以让我暂时忘记有一天他会离开我，可以抵消我未来的伤心，虽然我也希望他以后能健康地从原生家庭“分离”，实现自己的“个体化”。

我尝试着想象长成青少年的扎克。我记得当我正值青春期的时候，母亲觉得我简直是个陌生人，或许有一天我也会要面对这样的扎克。我总觉得不久之前扎克还是个小小孩，那时我的父母身体都还硬朗，我自己也还健康，街坊邻里的孩子们每天吃完晚饭都会跑出去一起玩耍。那时候，我对未来唯一的期待就是等扎克长大一点，一切就会更轻松，我会有更多自由的时间，多一些睡眠的时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感到失落。

谁会想到和我母亲的一通电话会让所有这些想法都浮出水面呢？在老生常谈的母女关系困局之下，我真正希望的不是早日摆脱母亲的束缚，而是希望她永远都在自己身边。

我想到了温德尔曾经说过的话，“生活的本质是变化，而人类的本性是抗拒变化。”他告诉我，这是他对以前读过的一段话的提炼，他觉得无论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还是作为一个心理治疗师，这话都让他产生了共鸣，因为这反映了几乎所有人面临的挣扎。在他和我分享这句话的前一天，我的眼科医生告诉我我得了老花眼，大多数人在四十多岁的时候都会遇到这个情况。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看远处会更清楚；但如果要阅读，或是要看清眼前的东西，就不得不将它们拿得远远的。或许情感上的“远视”也会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发生，人们会把自己拉远来看一看全局：尽管他们会抱怨眼前的事，但长远来看，如果要失去他们现在拥有的东西，那对他们来说将是多么可怕。

“噢，还有我的妈妈！”同一天晚些时候，朱莉向我转述了她和她母亲在那天早上进行的一段对话。“这对她来说太难了。她说作为一名母亲，她的职责是确保在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她的孩子们都还是安全的、好好的。但现在，她却要保证我能安全地离开这个世界。”

朱莉告诉我，她上大学时曾经和母亲因为她男朋友的事吵过一架。她母亲认为朱莉不再像原来那么乐观开朗了，而这都要归因于她男友的行为：临时取消计划，胁迫朱莉帮他改论文，要求朱莉节假日一定要和他一起过而不能陪她自己的家人……朱莉的母亲建议她去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找中立的第三方聊聊这件事，朱莉却因此大发脾气。

“我俩的关系完全没有问题！”朱莉对母亲咆哮道，“如果我要去找心理咨询师，那肯定也是为了要谈有关你的事，而不是因为他！”所以她当时并没有去找咨询师，但现在她希望当时听了妈妈的劝。几个月后那个男的就把朱莉甩了，而母亲的爱包容了朱莉，她甚至都没有对朱莉说“我早就跟你说过”。当朱莉打电话给母亲哭诉时，她母亲只是在电话那头静静地陪伴和倾听。

“现在，”朱莉说，“轮到我母亲需要找个心理医生来聊聊关于我的事了。”

最近，一项化验报告显示我有一项舍格伦综合征（干燥症）指标呈阳性，干燥症对于四十岁以上的妇女来说是一种常见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尽管如此，我的医生还并不确定我是不是真的得了这个病，因为我并没有明显的症状。“也可能在你身上表现得不典型。”有一位医生这样向我解释道，但接着又说我患的可能是干燥症，伴有别的什么病，也可能就是别的什么病，只不过这个病医学界还没确证过。就干燥症而言，本身也是很难确诊的，而且没人知道致病的原因——可能是遗传性的，也可能是环境因素，或是由病毒或细菌引起，还可能掺杂着许多其他的因素。

“并不是所有问题我们都能找到答案，”那个医生说道。前途依旧未卜，这让我感到害怕，但更让我害怕的是另一个医生的说法，他说：“不管病因是什么，它迟早都会现形的。”就在那周，我又向温德尔讲述了一遍，我最大的恐惧就是让扎克成为一个没有母亲的孤儿。而温德尔说，我有两个选择：我可以让扎克面对一个成天担心他会失去母亲的母亲，或者我可以通过自己不明朗的健康状况更明确地意识到和儿子在一起的时光是多么宝贵。

“哪个听上去没那么可怕？”他反问我。

他的质问让我想到了朱莉，想到当初她问我能不能陪着她走向死亡的时候，我内心是何等的犹豫。我的踌躇不仅仅因为在这方面缺乏经验，我后来才意识到，那是因为看着朱莉死去，我就要被迫面对我自己的死亡，但那时我还没有准备好。所以即使在答应了她的请求之后，我还是在相处中处处小心，保证自己处于安全地带，不去拿自己的大限和朱莉的死亡作比较。毕竟和朱莉不同的是，还没有人真的为我的生命设下一个时间限制。但朱莉学会了如何悦纳自己，珍惜生活中拥有的一切——实质上，这就是我在治疗中帮助她做的事，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功课。我们的生活中存在许多未知，即使不知道未来会带来什么，我还是要去面对它，处理好自己的担忧，把生活的重点放在当下。这可不只是我给朱莉的一个建议，对我自己来说，也是时候身体力行了。

温德尔说：“你越是愿意认识到自己的脆弱，就越不会害怕。”

这和我们年轻时看待生活的方式不同。年轻的时候，我们把生活看作是一种开端、一种过程和一些重要的人生抉择。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可能就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中都会有些无法解决的问题。而每一个“过程”都是一次人生抉择，于是我们要做的就是要让这些过程更有意义。虽然时间如白驹过隙，我根本无法将它留住，但我还是从中体会到了一些真理：我的身体状况让我更明确了该把自己的重心放在哪儿。所以我才会放弃写那本书。所以我才会又开始约会了。所以我才会如此珍惜与母亲的相处，用我以前不具备的宽容的眼光来看待她。而这也就是为什么温德尔在帮助我检讨，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扎克会如何看待我这个母亲。现在我会时刻记得，无论爱与被爱，总免不了要面对失去，但知道有可能要失去，和害怕失去是两回事。

朱莉想象着她母亲去接受心理治疗，而我也会好奇等扎克长大以后，他会如何向一个治疗师说起他的母亲。

我还想，希望他也能找到他的温德尔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