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医生说，我的伤完全康复要三个月。如朱老师所愿，我必须休学至新学期开学了。手术后第二天，她也象征性地来看过我一次，然后就再也没出现过了。在那之后不久（一直躺在床上，时间观念也有些模糊了，应该是一周之内的事情），我的污名总算被洗清了。

因为远江她母亲的杀人未遂，警方介入了调查。他们不仅确认了书店的销售记录，还在那本书上查出了店主的指纹，从而证明远江就是在四月七日中午从那家店买下了它。这些调查结果已经公之于世，再也没有人相信日记里的谎话了。

不过，警方的调查带给我的也不都是好消息。

经过严格的笔迹鉴定，警方已经证实，那批日记从头到尾都是远江亲笔写下的。这也就意味着姚老师的“伪造说”不攻自破了。

我的直觉没有错，是远江在说谎陷害我。

至于理由，仍是个谜。

我没有把那天梦到的“解答”说给任何人听。毕竟那只是个梦，我梦到的远江也只是存在于我的记忆和想象中的她。梦中她所描述的她母亲的过去，也像是把我一个亲戚的经历和我曾在书里读到的故事杂糅在了一起。至于那个答案，也只是我自己的答案——它可以说服我，但我并不指望用它说服任何人。

听荐瑶说，网上的人并没有往“受害妄想”的方向去想，而是一致认定远江嫉妒我有个美满的家庭，也嫉妒我家相对宽松的教育。这是他们的答案，能说服他们自己，那也就足够了。

而我现在，更关心的是姚老师还会提出怎样的见解。尽管她之前提出的假说已被证明是错的，但我相信，以她的性格绝不会就此作罢。而且，她的看法对于我来说，比任何人的见解都更有参考价值。

除了我父母之外，来医院探视最勤的要数荐瑶了，其次就是姚老师。她每隔两三天就会过来一次，为我带来几本学校的藏书，再把我看完了的书带走。

姚老师第一次来看我时，我和她说想把远江借过的书一本一本看完。这只是句玩笑话，她却当真了，真的按照远江的借阅记录拿书到医院来。有些书我之前碰巧也读过，还是会快速重温一遍，仿佛是一种仪式。当然，我也从不指望读完这些书就能理解远江的想法，乃至悟出什么真相。

最近我才发现，自己也曾羡慕过她在课上读闲书的勇气，一如她也曾羡慕过我。

我现在刚刚进行到她九月底的进度，出院之前怕是读不完她在上学期借过的书了。

今天下午，姚老师又提着一个装满书的纸袋子来探望我了。惭愧的是，上一批书我还没看完。

医院离学校没几步道，她总是在午休结束之后过来。

“我刚才在走廊里碰到一个穿着咱们学校校服的女生，她是来看你的吗？”姚老师把袋子放到床头柜上，说道，“现在才往回走，下午的课肯定要迟到了。”

“刚才没有人来找我。”

“她要不是来看你的，那还真是挺巧的，能正好在这里碰到咱们学校的女生……”

这时，正在给隔壁床的老奶奶换输液用的药的护士忽然开口了，“刚才是有个女生站在门口，我问她找谁，她就跑开了。”

“看来，”姚老师笑了，“是个没脸来见你的人。”

也许是松荑，也许是秦虹那伙人中的某一个，我暂时想不到其他人选了。不过也无所谓是谁，反正，她迟早有一天会鼓起勇气，我也迟早有一天会原谅她。

我永远也无法原谅的，恐怕就只有远江了。

她用生命布置的谜团，旁人虽然提不起兴趣，却势必要困扰我一生。即便已经想出了一个乃至不止一个解释，我也会继续想下去的。这是她施在我身上的诅咒——至死方休的诅咒。

“上次拿给你的书都看完了吗？”

“还没有。那本《歌德谈话录》太难看了，每读几页就会睡过去一次。”

“那本书，林远江在日记里也说，只是随便翻了一下。对了，”姚老师像是忽然想起了什么，从纸袋里取出了一沓打印纸，又坐在了摆在床边的椅子上。“我这两天又读了一遍林远江的日记，有了点想法。你有兴趣听吗？”

终于让我等到了……

“老师又发现了些什么呢？”

“林远江好像对‘故事’有种特别的执着。日记里不止一次提到过她对‘故事’的渴望。”

姚老师翻开她打印出来的日记手稿，寻找着用荧光笔标记出来的部分。

“她在九月十九日的日记里说想读些‘故事性更强’的小说。又在九月二十一日的日记里把人按照是否对‘故事’感兴趣分成了两类，还说相比没有‘故事’的流行歌曲更倾向于有‘故事’的动画。第二天又因为那部动画没有‘故事’而不满。她还在九月二十七日的日记里感慨说，班上的女生虽然不读书但也都渴望着‘故事’。

“开始写小说之后，她又因为编不出‘故事’而苦恼过一阵，还来问过我的意见。在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日记里，她读了我推荐给她的《女生徒》，认为女主角太普通了，说她‘全然不像故事里的人’。后来你夸奖了她的文笔，却对她笔下的故事不置一词，这也让她怀疑起自己的作品来了。

“然后是一月五日的日记，写的是你送给她的《天平之甍》的读后感。她印象最深的是里面有个叫业行的日本僧人，把半生精力用来抄写佛经，最后这些成果却全都沉到了海底。对此她的评论是‘他的一生也不能说是全无意义的，至少成就了这个故事’。

“她还在一月二十三日的日记里谈到了对契诃夫的戏剧的看法，说它们很像方荐瑶喜欢的那种动画，‘徒有氛围和人物，却什么故事都没讲’，又说‘讨厌自己只能编造出单薄而机械的故事’。

“二月九日的日记是奎因的《九尾怪猫》的读后感。她认为这是我推荐给她的推理小说里唯一‘还有点意思’的一本。理由也是作者花了大量篇幅来讲述死者的故事。她还感慨说死者都是些普通人，‘他们的一生用寥寥几个自然段就能概括了’。

“二月十八日，领到语文课本之后的感想，她说海伦·凯勒和安妮·弗兰克的文章、事迹不能使人受到鼓舞，反而只会让你们‘向往她们的不幸’。二月二十日，她劝你写小说，你说不会编‘故事’，她觉得自己也不会……”

说到这里，姚老师又把打印稿翻到了很靠前面的位置，递给了我，示意我看一下她用荧光笔画出来的部分。

那是九月二十八日的日记。

久违地借了一本诗集。译文出于多人之手，质量参差不齐。有几首为了押韵用了很多不上台面的口语。想来原文不是这样的。放学后把书还了回去，到现在只记得一首托马斯·格雷的《墓畔挽歌》。悼念了一位年轻的死者——他的人生也好，死亡也好，都没有什么可圈可点的“故事”，既无趣又不值得纪念。今天骑车回家、等红灯的时候就在想，如果我就这样被车撞死了，我的生与死是否都是毫无意义的。后来绿灯亮了，就没有再想下去。

“您的意思是，远江她害怕这种‘没有故事’的死，只是为了给自己的死亡赋予一点故事性，才陷害了我？”

姚老师从我手里接过那一沓打印纸，然后点了点头。“林远江的悲剧首先是家庭悲剧，但这未免太普通了，只是成千上万中国式家庭悲剧的缩影。她母亲虽然把她逼上了绝路，但是放在中国式的家长里面，又未必算得上是最蛮横的。她在征文落选之后，曾在日记里说过，自己的人生输给了同龄人。在她决定自杀的时候，就不会觉得自己的死也同样输给了别人吗？”

“她确实有可能会这么想。”

这又是个谁也无法驳倒，却又无从证实的推论。

“她想为自己的死寻找一个更加特别的理由，一个富于故事性的理由，比如说遭到了最信任的朋友背叛。”

“这个理由就比家庭原因更高明吗？”

“至少能讲一个故事——在日记里，当然也不仅仅是在日记里。”姚老师说，“林远江把自己的人生当成虚构的作品来对待了。”

结果，实际上姚老师和我得出了同一个答案。

远江不愿接受过于平淡的死，才选择了陷害我。只不过，我所理解的“过于平淡”指的是毫无社会影响、无法引起公众的注意。我在这里把远江看成了一个演员。身为演员，自然不愿错过一生只有一次的表演机会。而在姚老师看来，远江不是个演员，而是个小说家，只是混淆了现实与虚构的界限。

姚老师正试图通过日记，还原出远江自己对“过于平淡的死”的理解。因此，也许这一见解更接近真相。

但也只是“也许”和“接近”。

真相早已经在那个下雨的夜晚和远江一起摔成了碎片，又在高温焚化炉里化为灰烬了。

“我忽然明白姚老师为什么喜欢推理小说了。”我说，“因为推理小说总是有个解答，到最后总能知道真相。在现实中却不一定能知道。”

“你说得没错。说不定我也把自己的人生当成了虚构的作品，所以才总在刨根问底、猜来猜去。”她一脸沮丧地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活着，就不得不与人相处，就要去猜测别人的想法。明知道从理论上讲，确切地猜中是根本不可能的，却又不得不求出一个个‘近似解’，以便待人接物时不要有什么闪失。”

我不知道姚老师究竟经历过什么才有了这样的感触。近两个月的遭遇，倒是让我对她的话深感共鸣。

我也很清楚，直到死去的那一天，我都不会忘记姚老师的这番话，一如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远江。在剩下的或许漫长或许短暂的时间里，我会被迫不断温习它，一遍遍地在他人身上求出“近似解”。在这期间，也免不了会因为太接近真相而受到伤害，或是因误差太大而伤害到别人。

然而这就是我的人生。

我从未渴望过那样的戏剧性，却被卷入了远江虚构的故事里。但那终究是她的故事。她选择牺牲生命来成全它，还连累了别人，对于我来说又未免太沉重。我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不想成为任何一个曲折而夸诞的故事的主角。

那样的故事，存在于小说里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