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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豪威尔的母亲经常说，他出生在1946年9月9日9点9分。

他身材矮小，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充满活力。他漂亮的浅棕色头发过早地脱落了，眼睛有点斜视，声音稍显沙哑，仿佛一直患有感冒。他说话非常缓慢，经常眨眼。

他三十二岁，是汤姆・卢斯的达拉斯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同罗斯・佩罗身边的许多人一样，豪威尔年纪轻轻就已经身居要职。他作为律师的最大优点就是韧性。“约翰能赢是因为他比对方更吃苦耐劳。”卢斯说。大多数周末，豪威尔都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选择加班，处理那些被电话打断的未尽事务，为下周的工作做好准备。如果家庭活动令他无法加这一天班，他会非常沮丧。而且，他经常工作到深夜，在家里都忘了吃晚饭，这令他的妻子安吉拉很不开心。

同佩罗一样，豪威尔出生在特克萨卡纳；同佩罗一样，他个子小，但胆子大。不过，1月14日中午他却有些害怕，因为他要去见达德加。

前一天下午，到德黑兰后不久，豪威尔就同EDS新聘请的本地律师阿哈默德・侯曼见过面。侯曼博士建议他不要见达德加，至少现在避免去见——达德加很可能打算逮捕他能找到的所有EDS公司的美国人，包括律师。

侯曼给豪威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身材魁梧肥胖，六十开外，按伊朗标准穿着得体。他是伊朗律师协会的前主席。尽管他的英语并不流利——法语是他的第二语言——但他看上去自信而博学。

侯曼的建议同豪威尔的直觉不谋而合。豪威尔喜欢在交涉前做足准备，他相信辩护律师的古老格言——决不要问你不知道答案的问题。

侯曼的建议也得到了美国姑娘邦妮・弗雷沙克的佐证。邦妮在司法部有一两个朋友，她在十二月就警告过杰伊・科伯恩，保罗和比尔将被逮捕，但当时没人相信她。事态如她所预言的那样发生后，她的可信度立即提升，于是，一月初的某晚十一点，她给里奇・加拉格尔打电话的时候，她的话得到高度重视。

这段对话令加拉格尔联想到了电影《总统班底》。电影中，紧张的线人在电话里用临时代码向新闻记者传递消息。邦妮的第一句话是：“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知道。”加拉格尔说。

“有人向你提过我？”

“是的。”

她说，EDS公司的电话遭到窃听，对话都被录了下来。她打电话来是要告诉加拉格尔，达德加很可能会逮捕更多EDS公司的管理人员。她建议他们离开伊朗或者搬入一个有许多新闻记者的酒店。保罗的副手罗伊德・布里格斯最有可能是达德加的下一个目标，但他已经离开了伊朗——他必须返回美国，向律师们通报情况。而加拉格尔和基恩・泰勒搬进了凯悦酒店。

达德加还没有逮捕EDS公司的其他人。

豪威尔不需要更多的证据。在掌握基本原则之前，他必须远离达德加。

而这天早上八点三十分，达德加突袭了布加勒斯特。

他带着六名调查员出现，要求查看EDS公司的文件。豪威尔躲在另一层的一个办公室里，给侯曼打去电话。两人匆匆商量了一下，侯曼建议所有EDS公司员工都配合达德加的搜查。

达德加想查看恰帕罗恩的文件。保罗秘书办公室的文件柜锁起来了，没人找得到钥匙。这当然令达德加愈发想看到文件。基恩・泰勒用他典型的直接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找来了撬棍，将柜子给撬开了。

同时，豪威尔溜出大楼，见到侯曼博士，然后前往司法部。

这也是一件令人心惊肉跳的事，因为他不得不挤过一群示威的暴徒，他们聚集在司法部外，抗议司法部关押政治犯。

豪威尔和侯曼同达德加的上司奇安博士有约。

豪威尔告诉奇安，EDS是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公司，没有做错任何事，并非常愿意配合调查，以清除污名。但是，EDS公司希望自己的员工得到释放。

奇安说他已让助理吩咐达德加复查此案。

这话在豪威尔听来毫无用处。

他告诉奇安，他希望讨论降低保释金的问题。

奇安说的是波斯语，侯曼做翻译。侯曼说，奇安并没有坚决反对降低保释金。侯曼预计保释金可以降低一半。

奇安给豪威尔写了张条子，授权他到监狱探视保罗和比尔。

豪威尔事后回想，会谈没有取得任何成功，但至少奇安没有逮捕他。

他返回布加勒斯特，发现达德加也没有逮捕任何人。

他的律师直觉警告他别见达德加，但如今这种本能同他人格的另一面——急躁——纠缠起来。有时候，豪威尔会对研究、准备、预测、计划感到厌倦——他想解决问题，而不是一直思考如何解决。他喜欢激流勇进，迎难而上，而不是被困难压得寸步难行。这种倾向被亲临德黑兰的罗斯・佩罗加强了。佩罗总是早上第一个起床，问大家昨天取得了什么进展，今天打算完成什么任务——他一刻不停地鞭策着大家。于是急躁打败了谨慎，豪威尔决定会一会达德加。

所以他才害怕。

如果他不开心，他的妻子就更不开心。

安吉拉・豪威尔最近两个月都没怎么见到自己的丈夫。十一月和十二月的大部分日子他都待在德黑兰，努力劝说卫生部付款给EDS公司。回美国后，他又在EDS公司总部加班到很晚，解决保罗和比尔的问题，要不然就是跑去纽约同伊朗的律师见面。12月31日，豪威在早餐时间回到家——他又在公司加了通宵的班——却发现安吉拉搂着九个月大的儿子麦克，在阴暗寒冷的房子里的炉火前取暖——冰暴导致了电力中断。他只好让他们搬到他姐姐家，然后又去纽约了。

安吉拉已经承受了足够大的压力，而当他宣布他又要返回德黑兰时，她感到异常沮丧。“你知道那儿是什么状况。”她说，“你为什么要回去？”

难就难在，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他对自己将去德黑兰做什么还不清楚。他是去解决问题的，但他不知道如何解决。如果他能说“这就是我必须做的事，这是我职责所在，我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人”，那她也许就能理解。“约翰，我们是一家人。这儿的一大堆事我都需要你帮忙。”她说。“一大堆事”是指冰暴、停电和孩子。

“抱歉。你还得尽量一个人扛着。我会同你保持联络的。”豪威尔说。

他们不是那种通过大吼大叫表达情绪的夫妻。他经常加班到很晚，害得她独自吃为他准备的晚餐，但他们最多只是爆发冷战，从不会吵架。但这一次比不回家吃饭要严重得多——他在她和孩子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他们。

那天晚上安吉拉和他谈了很久。谈完之后，安吉拉依然不开心，但至少同意他去了。

那之后，他从伦敦和德黑兰给她打过几次电话。她在电视上看到了骚乱的画面，十分担心他的安危。要是知道了他要去做什么，她肯定会更担心的。

他将对家庭的关心抛到脑后，去找阿波尔哈桑。

阿波尔哈桑是EDS公司的高级伊朗雇员。罗伊德・布里格斯去纽约了，阿波尔哈桑就成了EDS公司在伊朗的负责人（唯一留在那里的美国人里奇・加拉格尔不是经理）。基恩・泰勒回德黑兰后取代了阿波尔哈桑成为负责人，阿波尔哈桑十分不悦。泰勒并不擅长交际（EDS海外公司总裁比尔・盖登曾戏称，基恩这个海军陆战队前队员需要交际训练）。他同阿波尔哈桑之间有冲突，但豪威尔同阿波尔哈桑关系不错，因为阿波尔哈桑能翻译波斯语，还将伊朗的习惯和做事方法教给美国员工。

达德加认识阿波尔哈桑的父亲——一名出色的律师——还在讯问保罗和比尔的时候见过阿波尔哈桑。所以这天上午，阿波尔哈桑得到指示，不仅要与达德加的调查人员交涉，而且要提供他们需要的一切。

豪威尔对阿波尔哈桑说：“我决定见见达德加。你怎么看？”

“当然可以。”阿波尔哈桑说，他妻子是美国人，他能说一口美式英语，“我觉得没问题。”

“好，走吧。”

阿波尔哈桑领豪威尔来到保罗・恰帕罗恩的会议室。达德加和他的助理们围坐在一张大桌旁，检查EDS公司的财务记录。阿波尔哈桑请达德加进入旁边的房间，也就是保罗的办公室，然后将豪威尔介绍给他。

达德加同豪威尔礼节性地握了握手。

他们坐在办公室角落的一张桌旁。豪威尔觉得达德加看上去并不像魔鬼——只是一个满面倦容的秃顶的中年男人。

豪威尔将对奇安博士说的话又对达德加说了一遍：“EDS是一家具有良好声誉的公司，没有做错任何事。我们非常愿意配合调查，但我们不能容忍两名高级管理人员被关在牢里。”

由阿波尔哈桑翻译的达德加的回答令豪威尔惊诧不已。“如果你们没有做错事，为什么还没有支付保释金？”

“两者之间没有关联。”豪威尔说，“保释金是出庭受审的保证金，而不是为自己罪行所付的罚金。不管最终裁判如何，只要被告出庭，保释金就会被返还。”阿波尔哈桑翻译的时候，豪威尔怀疑，用来描述达德加索要的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的波斯语所对应的英语是否真是保释金。现在，豪威尔想到了也许很重要的一件事。保罗和比尔被捕的那天，他同阿波尔哈桑通过电话。阿波尔哈桑对豪威尔说过，达德加认为卫生部已累计支付给EDS公司一千二百七十五万美元，倘若合同是通过行贿获得的，那EDS公司就无权获得这笔钱（阿波尔哈桑当时没有将这句话翻译给保罗和比尔）。

实际上，EDS公司已获得的报酬远超一千三百万美元，所以这句话没有多大的意义，豪威尔也没有太在意。也许只是达德加算错了。

阿波尔哈桑翻译出达德加的回答：“如果他们是清白的，就没有理由不出庭，所以他们付了保释金也不会有任何风险。”

“美国公司不这样做。”豪威尔说。他没有撒谎，但故意诱导了话题，“EDS是一家上市公司，美国《证券法》规定，上市公司只能为股东的利益用钱。保罗和比尔是自由人——公司不能保证他们会出庭受审。所以我们不能用公司的钱支付保释金。”

这是豪威尔预设的第一招，但阿波尔哈桑翻译的时候，他看得出这对达德加没用。

“只能由他们的家人缴纳保释金，”他继续说，“此刻他们的家人正在美国筹钱，但一千三百万美元太离谱了。倘若保释金能降低到合理的额度，他们的家人就有可能支付。”当然这些都是谎话——如果不得已，罗斯・佩罗会支付保释金的，前提是汤姆・沃尔特能找到办法把钱弄进来。

这次轮到达德加惊诧了：“你不能强迫你们的人出庭受审，这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豪威尔说，“你能怎么样？把他们用链子锁起来？我们不是警察。你知道，你之所以关押他们，是因为怀疑他们的公司犯了罪。”

达德加的回答是：“不，他们之所以被关押，是因为他们自己做错了事。”

“什么事？”

“他们通过虚假进度报告从卫生部骗钱。”

“比尔・盖洛德显然不适合这一项指控，因为他抵达德黑兰之后，卫生部就未向EDS公司支付过任何款项。那你指控他犯了什么罪呢？”

“他篡改了进度报告。你没有资格审问我，豪威尔先生。”

豪威尔突然意识到，达德加可以把他也送进监狱。

达德加继续道：“我在进行调查。我将根据调查结果决定是释放你的当事人还是对他们提起公诉。”

豪威尔说：“我们愿意配合你的调查。但我们如何才能让保罗和比尔获释呢？”

“支付保释金。”

“如果他们被保释，是否可以离开伊朗？”

“不行。”

2

杰伊・科伯恩穿过左右对开的玻璃滑门，进入喜来登酒店的门厅。右侧是长长的服务台，左侧是酒店的商店，门厅中央有一张长沙发。

根据得到的指示，他在报刊亭买了一份《新闻周刊》杂志。他坐在沙发里，面朝大门，假装看杂志，但实际上留意着所有进门的人。

他感觉自己如同是间谍电影中的角色。

马吉德调查管理监狱的上校时，营救行动暂时中止。与此同时，科伯恩奉佩罗之命去做一件事。

他同一个绰号“深喉”（这个名字来自于电影《总统班底》中向记者鲍勃・伍德沃德提供“深层背景”的神秘人物）的人秘密约会。这个“深喉”是一名美国经营顾问，教授外国公司管理人员如何同伊朗人做生意。在保罗和比尔被捕前，罗伊德・布里格斯找到“深喉”帮忙，敦促卫生部付款给EDS公司。“深喉”对布里格斯说，EDS遇上大麻烦了，不过如果他们肯拿出二百五十万美元的话，他就可以把问题摆平。当时EDS公司没有把他的提议当回事——是政府欠EDS公司钱，而不是相反。需要把问题摆平的是伊朗人。

结果证明“深喉”的判断是对的（邦妮・弗雷沙克也同样被证明是对的），于是布里格斯又联系上他。“伊朗人对你们非常恼怒，”他说，“现在要去摆平的话会非常困难，但我会努力试一试。”

他昨天打来电话，说他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但他要求面见罗斯・佩罗。

泰勒、豪威尔、扬和加拉格尔都认为，佩罗绝不能暴露自己——他们害怕“深喉”可能知道佩罗在德黑兰。佩罗问西蒙斯是否可以让科伯恩替他去，西蒙斯同意了。

科伯恩给“深喉”打电话，说他代表佩罗与他见面。

“不行不行。”“深喉”说，“必须是佩罗本人。”

“那生意就免谈。”科伯恩答道。

“好吧，好吧。”“深喉”让步了，然后给科伯恩交待了会面事宜。

科伯恩需要在晚上八点赶到瓦纳克区的一个电话亭，那里离基恩・泰勒的住所不远。

八点整，电话亭的电话响了。“深喉”吩咐科伯恩前往附近的喜来登酒店，坐在门厅中看《新闻周刊》。他们将在那里会面，通过交换暗语确认对方身份。“深喉”会说：“你知道巴列维大街在哪儿吗？”那条街就在一个街区外，但科伯恩会说：“不，我不知道，我刚到德黑兰。”

所以他会觉得自己像电影中的间谍。

遵从西蒙斯的建议，他穿着又长又大的羽绒服——泰勒称其为米其林羽绒服。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试探“深喉”会不会搜他的身。如果不搜，那以后见面的时候他就可以将录音机藏在羽绒服下，把对话录下来。

他翻看着《新闻周刊》。

“你知道巴列维大街在哪儿吗？”

科伯恩抬头，看见一个与自己身高和体重相仿的人，大概四十出头，头发乌黑光亮，戴着眼镜。“不，我不知道，我刚到德黑兰。”

“深喉”紧张地四处张望。“走吧。”他说，“去那儿。”

科伯恩起身，随他来到酒店后部。他们在一个阴暗的通道里停下。“我得搜你的身。”“深喉”说。

科伯恩举起双臂，问道：“你怕什么？”

“深喉”讥笑道：“你不能相信任何人。这个城市已经没有规则可言了。”他搜完了身。

“我们现在回门厅去吗？”

“不。可能有人在监视我——我不能让人看见同你在一起。”

“好吧。你能为我们提供什么？”

“深喉”又讥笑起来。“你们这帮人遇上麻烦了。”他说，“你们已经搞砸过一次。谁让你们不听了解这个城市的人的话？”

“我们是怎么搞砸的？”

“你认为这里是得克萨斯，这大错特错。”

“我们是怎么搞砸的？”

“你们本来可以用二百五十万美元摆平的，但现在需要六百万美元了。”

“为什么？”

“等等，你们上次摆了我一道。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这一回，你们绝不能到最后关头不干了。”

科伯恩开始讨厌“深喉”。这个人很狡猾，他的态度俨然在说：你们都是蠢蛋，我比你们知道的多得多，我可不想俯尊屈就。

“我们把钱付给谁？”科伯恩问。

“瑞士的一个密码银行账户。”

“我们怎么知道我们付了钱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深喉”大笑道：“听着，这个国家的规矩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里就得这么办事。”

“好。那程序是什么？”

“罗伊德・布里格斯同我去瑞士，开设一个条件交付账户，然后签一份协议书，寄放在银行里。恰帕罗恩和盖洛德一旦获释——如果你将这件事交给我处理，他们会很快获释——钱就从这个账户转到我的账户。”

“钱是给谁的？”

“深喉”轻蔑地摇摇头。

科伯恩说：“那我们怎么知道你一定能促成交易？”

“我只是在替人传话，而这些人同给你们制造麻烦的人关系密切。”

“你是说达德加？”

“你从不吸取教训，对吧？”

明确“深喉”的要求后，科伯恩还必须评价这个人。他已经得出了结论：“深喉”就是一坨屎。

“好，”科伯恩说，“我们保持联系。”

基恩・泰勒往大玻璃杯中倒了点朗姆酒，加入冰块，再倒入可口可乐。他常喝这种饮料。

泰勒魁梧高大，六英尺两英寸高，二百一十磅重，胸部肌肉突出。他在海军陆战队里打过橄榄球。他穿着讲究，喜欢配低开V领背心的西装和半扣领衬衣，戴大金边眼镜。他三十九岁，但已经开始秃顶了。

年轻的泰勒向来都是刺儿头——在大学被退学，在海军陆战队又因为触犯纪律被取消中士头衔——他至今仍然不喜欢被严密监督。他喜欢在EDS海外公司工作，因为那样就能远离总部。

他现在就在被严密监督。来德黑兰四天后，罗斯・佩罗变得异常愤怒。

泰勒害怕傍晚给老板做汇报。他和豪威尔在外面忙活了一天——穿过拥挤的车流，躲开示威者，同顽固的伊朗官僚纠缠——然后必须向佩罗解释为什么他们实际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

更糟糕的是，佩罗基本上都待在酒店里。他只出去过两次——一次是去美国大使馆，另一次是去美军总部。泰勒不准别人给佩罗车钥匙和当地货币，以打消佩罗外出散步的冲动。但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佩罗变得如同被关在笼子里的熊一般，而向他汇报就如同被一起关进了笼子。

至少泰勒不必继续假装他不了解营救队的事。科伯恩带他见过了西蒙斯，他们聊了三个小时——准确地说，是泰勒说了三个小时，西蒙斯只是提问。他们坐在泰勒房子的客厅里，西蒙斯不停地将雪茄烟灰抖落在泰勒的地毯上。泰勒告诉他，伊朗就像一头被砍掉脑袋的野兽：脑袋——部长和官员们——仍努力下达着命令，但身体——伊朗人民——却在自行其是。

所以，政治压力是无法解救保罗和比尔的——他们要么被保释出来，要么被强行救出来。一连三个小时，西蒙斯都没有改变说话的声调，也没有发表任何看法，甚至没有从椅子上站起来过。

然而，西蒙斯的冰冷比佩罗的火爆好对付。早上泰勒还在刮胡子，佩罗就开始敲门。于是泰勒选择起得更早，以便佩罗进屋的时候自己准备妥当。但佩罗也起得更早，以至于泰勒都不禁怀疑，佩罗在门外偷听了一晚上，一听到他刮胡子就敲门。佩罗满脑子都是他昨晚想到的主意——为保罗和比尔辩白的新说辞，劝说伊朗人释放他们的新方案。泰勒和约翰・豪威尔——高个儿同矮个儿，就像蝙蝠侠和罗宾——驾驶蝙蝠侠的车子前往司法部或卫生部，但那里的官员会在几秒之内就把佩罗的想法撕得粉碎。在泰勒看来，佩罗仍在用一种合法的、理性的、美国式的方法，还没有意识到伊朗人根本不按这种方式行事。

泰勒操心的不止这些。他的妻子玛丽、孩子麦克和多恩，都同他父母待在匹兹堡。泰勒的母亲和父亲都年过八十，身体状况不佳。他母亲有心脏病。玛丽必须独自照顾父母和孩子。她没有抱怨，但他同她通过电话，听得出她不开心。

泰勒只能叹气。他不能同时处理世界上所有的问题。他倒满饮料，拿着杯子离开房间，前往佩罗的套房，参加火药味儿十足的会议。

佩罗在他套房里来回踱步，等待谈判小组的人聚齐。他在德黑兰没有半点用处，他知道这点。

他在美国大使馆坐了冷板凳。他被领进大使副手查尔斯・纳斯的办公室。纳斯彬彬有礼，但他老调重弹，称EDS公司应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保罗和比尔的问题。佩罗坚持要见大使。他飞了大半个地球来见沙利文，除非同沙利文说上话，否则他不会离开。沙利文终于来了，同佩罗握了手，说他来伊朗极不明智。明显佩罗给沙利文带来了麻烦，而沙利文不想再有什么麻烦。他说了一会儿话，但没有坐下，很快就离开了。佩罗不习惯被如此冷遇。他毕竟是一个有头有脸的美国人，一般而言，沙利文这样的外交官至少会很客气。

佩罗也见到了洛・戈尔兹。戈尔兹对保罗和比尔表示了由衷的关切，却没有提供任何实际的帮助。

在纳斯的办公室外，他遇到了使馆的几名武官，他们认出了他。在关注战俘运动之后，佩罗总能得到美国军人的热烈欢迎。他坐下同武官们谈了自己的问题。他们坦率地表示帮不上忙。“别信报纸上那一套，别信国务院公开说的话。”一名武官告诉他，“我们在这儿根本没有影响力。我们无法控制局面——你来美国大使馆纯粹是浪费时间。”

佩罗到美军总部去也纯粹是浪费时间。凯茜・加拉格尔的上司——美国援助行动部队长官基思・巴洛上校——派了一辆防弹车到凯悦酒店。佩罗已经同里奇・加拉格尔相熟。司机是伊朗人——佩罗不知道他站在哪一边。

他们同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长官、空军将军菲利普・加斯特，以及“荷兰人”哈伊泽将军见面。佩罗多多少少认识哈伊泽，记得他是一个强壮而有活力的人，但现在他看上去精疲力竭。佩罗从报纸上得知，哈伊泽是卡特总统派来这里的特使，其使命是劝说伊朗军队支持倒霉的巴赫提亚尔政府。佩罗猜哈伊泽没兴趣干这份工作。

哈伊泽坦率地说他愿意帮保罗和比尔，但如今他对伊朗人无计可施——他没有东西同他们交换。哈伊泽说，即使保罗和比尔出狱了，他们留在伊朗也仍然危险。佩罗告诉他们，这件事他已做好了安排——保罗和比尔出狱后，“公牛”西蒙斯会来这儿照顾他们。哈伊泽大笑，不一会儿，加斯特也察觉出这是玩笑。他们知道西蒙斯是谁，也知道他来这儿可不仅仅是充当保姆的。

加斯特提出为西蒙斯提供燃油，但他能做的仅此而已。无论是军队的温言暖语，还是大使馆的冷言冷语，都无法实际帮到他。豪威尔和泰勒则只知道找借口。

在酒店房间坐一整天让佩罗抓狂不已。今天凯茜・加拉格尔请他照看她的贵宾犬布菲。听她的口气，好像这是一种荣耀，体现了她对佩罗的高度尊敬，佩罗惊讶自己居然同意了。他坐着盯着狗看，意识到一家大型跨国公司的老板干这种事是多么滑稽，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答应的。基恩・泰勒没有同情他，因为泰勒也觉得这很滑稽。几个小时后，凯茜从理发店或别的什么她去过的地方回来，把狗领了回去，但佩罗的情绪一直不好。

有人敲了敲佩罗的房门，泰勒走了进来，拿着平常喝的饮料。他身后跟着约翰・豪威尔、里奇・加拉格尔、鲍勃・扬。他们全都坐了下来。

“你们是否告诉了他们，”佩罗说，“我们保证未来两年内的任何时候，一旦提前三十天收到通知，就会带保罗和比尔在美国或欧洲接受审讯？”

“他们对此不感兴趣。”豪威尔说。

“不感兴趣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是这么说的——”

“但如果他们要合法调查，而不是企图勒索，他们只需要保罗和比尔能随时接受审讯就是了啊。”

“保罗和比尔现在的状态就可以随时接受审讯。我想他们没理由去改变现状。”

这简直让人抓狂。同伊朗人讲理似乎是不可能的，压根儿无法说通他们。“你们是否提议将保罗和比尔交由美国大使馆关押？”罗斯问。

“他们也拒绝了这个提议。”

“为什么？”

“他们没有说。”

“你问了吗？”

“罗斯，他们不必给我们理由。他们清楚，这儿他们说了算。”

“但他们要为他们关押的囚犯的安全负责。”

“囚犯的安全对他们来说并不怎么重要。”

泰勒说：“罗斯，他们不按我们的规则行事。对他们来说，把两个人关进监狱不是什么大事。保罗和比尔的安全也不是什么大事——”

“那你告诉我，他们按什么规则行事？”

敲门声传来，科伯恩走进屋，穿着米其林羽绒服，戴着黑色针织帽。佩罗精神一振——也许他有好消息。他问：“你见到‘深喉’了吗？”

“当然。”科伯恩边说边脱掉羽绒服。

“好，他怎么说？”

“他说他可以把保罗和比尔弄出来，但要价六百万美元。他要求将钱存进瑞士的一个条件交付账户，保罗和比尔一离开伊朗，银行就将钱转给他。”

“听上去不赖。”佩罗说，“要价只有保释金的一半。即使以美国法律衡量，这也是合法的——它是赎金。这个‘深喉’是谁？”

“我不相信那浑蛋。”科伯恩说。

“为什么？”

科伯恩耸耸肩，回答：“我不知道。罗斯……那家伙多变、古怪……满嘴跑火车……让我给他六十美分去商店买包烟我都不肯。这是我的直觉。”

“但是，你还想能指望什么？”佩罗说，“这是行贿——社会栋梁不会参与这种勾当。”

豪威尔说：“你自己都说了，这是行贿。”他从容而沙哑的声音里的感情异常充沛，“我压根儿就不喜欢这么做。”

“我也不喜欢。”佩罗说，“但你们都告诉我，伊朗人不按我们的规矩行事。”

“是的。不过——”豪威尔激动地说，“我在谈判中一直强调我们没有做错事，但如果我们行贿，总有一天会有人发现，我们便百口难辩了……我可不想做错事。”

“不做错事可没给我们带来多少好处。”

“罗斯，我相信假以时间和耐心，我们一定会成功。但如果我们行贿，上了法庭就一定会输掉官司的！”

佩罗转向科伯恩，问：“我们怎么确定‘深喉’同达德加达成了交易？”

“我们不确定。”科伯恩说，“他的意思是，有了结果我们再付钱，所以我们没什么好损失的。”

“我们会损失一切。”豪威尔说，“姑且不论这在美国是违法的，在伊朗，这么做肯定会让我们在法庭上毫无获胜的希望。”

泰勒说：“行贿是肮脏的。整件事都是肮脏的。”

佩罗对他们的反应备感惊讶。他也讨厌行贿，但他准备为了保罗和比尔出狱而在原则问题上让步。EDS公司的声誉对他来说是宝贵的，他憎恶腐败玷污EDS公司的声誉，这点同约翰・豪威尔是一样的。但佩罗知道一些豪威尔不知道的事——西蒙斯上校和营救队所面临的风险比这大许多。

佩罗说：“我们的良好声誉并没有帮到保罗和比尔。”

“不仅是我们声誉的问题。”豪威尔坚持道，“达德加现在没有我们涉嫌腐败的证据，但如果他能抓到我们行贿，就能保全面子。”

这很有道理，佩罗想，又问：“这可能是圈套？”

“是的！”

这种猜想是合理的。达德加找不到保罗和比尔犯罪的证据，于是假装在“深喉”面前表现出自己要索贿，然后，如果佩罗中圈套，他就向全世界宣布，EDS公司确实涉嫌腐败。那时他们所有人都会继保罗和比尔之后被关进监狱，并作为罪人被扣留在伊朗。

“好吧。”佩罗不情愿地说，“打电话给‘深喉’，告诉他‘不必了，谢谢’。”

科伯恩起身道：“好。”

又是毫无成果的一天，佩罗想。伊朗人让他处处碰壁——他们无视政治压力。行贿只会雪上加霜。而即便支付了保释金，保罗和比尔也无法离开伊朗。

西蒙斯的营救队仍然是最大的希望。

但他不会将这一点告诉谈判小组。

“好吧。”他说，“我们明天再试试。”

3

1月17日，高个子基恩・泰勒和矮个子约翰・豪威尔——就像蝙蝠侠和罗宾——又去试着交涉。他们约好了达德加十点见面，于是带着阿波尔哈桑做翻译，开车前往奥森豪威尔大街上的卫生部大楼。达德加之外，社保组织的官员也会出席，正是卫生部的这个部门使用了EDS的电脑。

豪威尔决定放弃他起初的谈判立场，即EDS公司因为美国证券法的限制不能支付保释金。要求知道保罗和比尔面临的指控及其证据也是无用的——达德加只需说他还在调查就能轻易回避这个问题。但豪威尔没有新策略。他已手中无牌。也许今天达德加会发给他几张。

达德加首先解释说，社保组织的官员希望EDS公司将所谓的“125数据中心”转交给他们。

豪威尔想起来，这台小电脑管理着社保组织官员的退休金。伊朗人民无法享受社会福利，而这些人却想着自己的工资。

基恩・泰勒说：“这件事做起来可不容易。转交需要许多技术人员进行复杂的操作。当然，他们都回美国去了。”

达德加答道：“那你应该把他们叫回来。”

“我可没那么蠢。”泰勒说。

泰勒的海军陆战队脾气又发作了，豪威尔想。

达德加说：“他要是这样说话，会被关进监狱。”

“我把我的员工叫回来，也会被关进监狱。”泰勒说。

豪威尔插话道：“你是否可以保证，返回德黑兰的员工不会被逮捕或被骚扰？”

“我无法给予正式保证。”达德加答道，“但我可以用人格担保。”

豪威尔焦虑地瞥了一眼泰勒。泰勒没有说话，但从他的表情看得出，他根本不相信达德加的人格。“我们一定会考虑转交的方式。”豪威尔说。达德加终于给了他一点讨价还价的本钱，尽管这本钱不是很多。“当然，必须有安全措施。比如，你必须确认机器是完好地交给了你们——也许我们可以聘请独立专家做这件事……”豪威尔只是在推诿。如果伊朗人要获得数据中心，那肯定是要付出代价的——那就是保罗和比尔必须获释。

达德加的下句话粉碎了泰勒的主意，他说：“每天都有人向我的调查员投诉你们公司，这些投诉将导致保释金增加。不过，如果你们在移交125数据中心的事情上充分合作，我就会忽视新的投诉，不增加保释金。”

泰勒说：“他妈的！这简直是敲诈！”

豪威尔意识到125数据中心只是枝节问题。达德加无疑是在这些官员的鼓动下才提出这个问题的，但他不够重视，自然也不能为此做大的让步。那他关心的究竟是什么呢？

豪威尔想到了卢西奥・兰多内，保罗和比尔的前狱友。兰多内主动提出帮忙，EDS公司的经理保罗・布查据此前往意大利，同兰多内的水管公司商谈。布查报告说，该公司在德黑兰修建公寓楼，他们服务的伊朗公司却没钱了。公司自然停工，但许多伊朗人已经提前交了购买公寓的钱。在现在的政治环境下，外国人背了黑锅并不稀奇，于是兰多内成了替罪羊。公司后来重新找到了资金，继续开工，兰多内也同时获释，这都是一个名叫阿里・阿兹玛耶什的伊朗律师谈好的“打包交易”。布查还报告说，意大利人反复强调：“记住，伊朗永远都是伊朗。它永远不会改变。”布查认为这可能是在暗示，行贿是“打包交易”的一部分。豪威尔也知道，行贿的传统渠道是支付律师佣金——律师只做了一千美元的工作，但要支付一万美元的贿金，于是找客户要一万一千美元的费用。这一暗示令豪威尔非常不安，但他还是去见了阿兹玛耶什，后者建议说：“EDS公司遇到的不是法律纠纷，而是商业纠纷。”如果EDS公司同卫生部能达成商业协议，那达德加就会自动离开。阿兹玛耶什没有提到行贿。

豪威尔想，这一切都是由商业纠纷开始的——客户不能付款，供货商拒绝工作。双方可以同时让步吗？比如，EDS公司重启电脑，卫生部至少支付部分款项？他决定直接问达德加。

“EDS公司与卫生部重新商议合同的话，是否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非常利于问题的解决。”达德加答道，“那样我们的问题就能通过法律渠道解决，但必须是实质意义上的解决。否则，卫生部电脑化的所有工作都将付诸东流，实在可惜。”

有趣，豪威尔想。他们想要一套现代的社保系统，或者把钱拿回去。将保罗和比尔关进监狱，保释金定为一千三百万美元——他们借此向EDS公司提供了这两个选择，别无他选。我们终于不用兜圈子了。

他决定强硬一把。“在恰帕罗恩和盖洛德还关在监狱里的情况下，重新商议合同是不可能的。”

达德加答道：“如果你们在商议时拿出足够的诚意，卫生部就会通知我，我就可以改变指控，保释金也许会降低，恰帕罗恩和盖洛德也许会在做出承诺之后获释。”

这再直白不过了，豪威尔想。EDS公司最好去同卫生部谈谈。

卫生部停止付款之后，卫生部部长发生了两次变动。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被投入监狱，一名将军取代了他的位子。然后巴赫提亚尔成了首相，这名将军又被另外的人所取代。豪威尔觉得这个人多半是新人。他到底是怎样的人呢？

“部长，美国EDS公司的扬先生找您。”秘书说。

拉兹马拉博士做了一次深呼吸。“告诉他，美国商人不可能拿起电话就同伊朗政府的部长通话，就像他们是我们的老板一样了。”他说，“那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然后他提取了EDS公司的材料。

马努切赫尔・拉兹马拉是在巴黎过的圣诞节。他在法国接受教育，是一名心脏病学家，娶了一个法国女人，法国是他的第二故乡，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他也是国家医学委员会的成员。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是他的朋友，巴赫提亚尔成为首相后，就给巴黎的朋友拉兹马拉打电话，让他回国当卫生部长。

管理社保的副部长艾姆拉尼博士将EDS公司的材料交给拉兹马拉。艾姆拉尼经历了两次部长变动——EDS公司的问题出现的时候他就是副部长。

读过EDS公司的材料，拉兹马拉不禁怒火中烧。基本合同金额是四千八百万美元，最高可上浮到九千万美元。拉兹马拉记得，伊朗只有一万二千名医生，却要服务三千二百万人口，伊朗还有六万四千个村庄没有通自来水。基于此，他判断同EDS公司签合同的人要么就是傻子，要么就是卖国贼，或者两者都是。在一个基本公共卫生条件——比如干净的饮用水——都极度缺乏的国家，怎么能花几千万美元去买电脑呢？解释只可能是一个：他们收了贿赂。

他们会受到应有的惩罚。艾姆拉尼为审判腐败公务员的特别法庭准备了这套材料。已经有三人被关进监狱——卫生部前部长舍科尔斯拉米扎德博士，以及他的两名副部长：雷扎・勒伽巴和尼里・阿拉梅。他们罪有应得。卫生部现在面对的烂摊子主要是伊朗人造成的。然而，美国人也难辞其咎。美国商人及其政府怂恿国王实施疯狂的计划，并从中牟利——现在，他们也必须受到惩罚。何况，材料显示，EDS公司极度不称职——两年半过去了，电脑到现在都还没工作。自动化工程严重破坏了艾姆拉尼的部门的工作，以至于老式系统也无法运行，所以艾姆拉尼无法监控部门的开支。材料里说，这是卫生部预算超支的主要原因。

拉兹马拉注意到，美国大使馆在抗议伊朗当局关押了两名美国人——恰帕罗恩和盖洛德，因为没有证据证明其有罪。这是美国人的惯用伎俩。当然找不到证据了，贿赂又不是用支票支付的。大使馆也关心这两名囚犯的安全。拉兹马拉觉得这很滑稽。他担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每天他一进办公室，他都不知道自己是否能活着回家。

他合上材料。他对EDS公司及其被关押的管理人员又不抱丝毫同情。即使他想释放他们，也做不到。伊朗人民的反美情绪已经高涨。拉兹马拉所在的巴赫提亚尔政府是国王任命的，所以被普遍怀疑亲美。在如此动荡的国度，如果卫生部长关心两个贪婪的美国资本家死活，那即便不被私刑处死，也会被合法地摘掉乌纱帽。拉兹马拉将注意力转移到更重要的问题上。第二天，他的秘书说：“美国公司EDS的扬先生来这儿了，他想见您，部长。”

美国人的傲慢令他怒不可遏。拉兹马拉说：“把我昨天给你说的话再给他重复一遍——然后给他五分钟滚出去。”

4

对比尔来说，最大的问题是时间。

他同保罗不一样。对精力充沛、争强好胜、意志坚定、心怀大志的保罗来说，坐牢最大的痛苦是无助感。比尔的本性更温和——他承认现在能做的只有祈祷，于是他就祈祷（他没有将宗教信仰表现出来，而是在深夜睡觉之前祈祷，或者早上别人起床之前祈祷）。令比尔痛苦的是，时间流逝得太慢。现实世界的一天——忙忙碌碌地解决问题，做决定，打电话，开会——一晃就过去了，而牢里的一天漫长无比。比尔发明了一种将现实时间转化为牢狱时间的办法。

现实时间 牢狱时间

1秒 = 1分钟

1分钟 = 1小时

1小时 = 1天

1星期 = 1个月

1个月 = 1年

两三周之后，比尔终于意识到他们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就出狱，于是时间这一维度对比尔来说全变了样。与已经被判刑的囚犯不同，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要在牢里待九十天还是五年，所以他不可能过一天就在墙上做一道记号，倒数重获自由的时间。过去多少天都没有什么差别——他不确定自己将在牢里待多久，所以他感觉自己将永远地待下去。

他的伊朗狱友似乎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体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美国人所受的训练让他们追求立刻出结果，所以拖延令他们痛苦无比；而伊朗人却满足于等待，等待明天，等待下星期，总有一天会等到，就像他们在做生意时漫不经心一样。

不过，随着国王统治的动摇，比尔在一些伊朗狱友眼中看到了绝望，他开始不相信他们。他出言谨慎，没告诉他们他有谁先回了达拉斯，也没告诉他们，旨在争取他获释的谈判进行到何种程度了——他担心，他们会把这些信息当作救命稻草卖给警卫。

他越来越适应牢房的环境。他学会了忽视尘土和蚊虫，习惯了寒冷的、黏糊糊的、令人毫无食欲的食物。他学会了在一个狭小的、明确规划出的个人空间内生活，那里是他自己的“地盘”。他努力保持活跃。

他用各式各样的办法打发时间。他读书，教保罗下棋，在走廊锻炼，同伊朗人聊天，掌握广播和电视新闻中的所有信息，还有就是祈祷。他对监狱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调查，丈量牢房的面积、走廊的长度，勾勒平面图。他坚持写日记，记录下牢狱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以及探访他的人告诉他的所有事和所有新闻。他使用名字的缩写字母而不是全称，有时还会加入虚构的时间，或者真实事件的修改版本。倘若日记被没收，审查人员读过之后将不知所云。

同所有地方的囚犯一样，他迫切期待有人来探监，就像孩子期待圣诞节。EDS公司的同事会带来可口的食物、温暖的衣物、新书，以及来自家人的信件。有一天，基恩・泰勒带来了比尔六岁儿子克里斯托弗[即克里斯。克里斯是克里斯托弗的昵称。]站在圣诞树前的照片。尽管只是在照片中看到儿子，比尔还是顿时充满了力量——他知道自己所期待的是什么。他坚定了活下去的信念，决不放弃希望。

比尔将写给艾米丽的信交给基恩，基恩会在电话里念给她听。比尔认识基恩十年了，关系亲密——撤离行动后他们就住在一起。比尔知道，基恩并不是传说中那种冷漠的人——有一半的冷漠都是他装出来的——但是在给妻子的信中写“我爱你”之类的文字还是挺难为情的，因为得通过基恩之口将这句话转达出去。最终比尔还是克服了心理障碍，因为他非常想让艾米丽和孩子们知道他有多么爱他们，说不定他再也没机会对他们说这句话了。这些信就像是执行危险任务之前飞行员写的一样。

探访者带来的最重要的礼物是消息。院子另一头平房里进行的短暂会面中，谈论的都是营救保罗和比尔的各种努力。在比尔眼中，时间是最关键的。总有一个办法会成功。不幸的是，伊朗却在陷入混乱。革命力量风起云涌。EDS公司来得及在全国爆发革命之前将保罗和比尔救出去吗？

EDS公司的人到监狱所在的德黑兰南部来也越发危险了。保罗和比尔不知道下一次探监是什么时候，甚至连会不会有下一次探监也不知道。一连四五天没人探监的话，比尔就会怀疑其他人都回美国了，将他和保罗留在了伊朗。考虑到保释金之高，德黑兰之危险，他们是不是放弃了营救保罗和比尔？他们可能被迫离开，以保全自己的生命。比尔记得美国从越南撤离的时候，留在最后的大使工作人员是用直升机从房顶上救走的，这一幕似乎又要在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重现。

大使馆官员偶尔会来探监，给他些许慰藉。大使馆的人来监狱也冒了险，但他们从未带来政府如何全力以赴帮助保罗和比尔的消息，比尔由此推断，国务院没有尽职。

他们的伊朗律师侯曼起初来探监时，他们都欢欣鼓舞，但后来比尔意识到，侯曼承诺了很多，但实现得很少，伊朗人的办事风格就是这样。同达德加交涉的失败令他们沮丧而绝望。达德加轻易就战胜了侯曼，而且铁了心要将保罗和比尔关在监狱里，看着这一切让他们恐惧。比尔当晚失眠了。

保释金高得惊人。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没有人支付过这么多赎金。他想起美国商人在南美被绑架的故事，绑匪索要的赎金是一两百万美元（人质通常都被撕票）。对百万富翁、政治家和名人的绑架，索要的赎金则高达三四百万美元——但从来没有一千三百万美元。没有人会为了保罗和比尔付这么多钱。

何况，即使付了这么多钱，他们也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们很可能被软禁在家中，而暴徒将占领外面的城市。保释金有时更像是陷阱，而不是脱身之策。它好比将人置于困境的第二十二条军规[第二十二条军规，源出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Joseph Heller）根据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创作的黑色幽默小说《第二十二条军规》，用来形容任何自相矛盾、不合逻辑的规定或条件所造成的无法摆脱的困境、难以逾越的障碍，表示人们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

这段牢狱之灾是宝贵的教训。比尔学会了在没有好房好车、吃不到可口的食物、穿不上干净衣服的条件下活下去。住在一个蚊虫爬满墙壁的肮脏房间没什么了不起。他生命中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他发现自己唯一关心的就是家人。仔细想想，也只有家人才重要：艾米丽、维姬、杰姬、珍妮和克里斯。

科伯恩的来访让他的情绪稍稍好转。杰伊穿着宽大的羽绒服，带着羊毛帽，下巴上长着红胡子——看到他这个样子，比尔就知道他来德黑兰不是通过法律渠道解决问题的。科伯恩来访时主要同保罗说话，而保罗没有将获知的情况转告比尔。比尔没有不满——他需要知道的时候就会知道的。

但科伯恩来访后就传来坏消息。1月16日，国王离开了伊朗。

走廊里的电视机常开着，尤其是在下午。保罗和比尔同其他囚犯一起观看了在梅赫拉巴德机场的皇亭举行的小仪式。国王、王后、他们四个孩子中的三个、国王的岳母，以及一群侍臣一起，来送行的是首相沙赫普尔・巴赫提亚尔和若干将军。巴赫提亚尔亲吻了国王的手，王室一行进入飞机。

监狱中的高官面色凝重——他们中的大部分都是王室或王室近臣的朋友。如今，他们的主子离开了。这至少意味着，他们不得不长时间待在监狱里了。比尔觉得，国王离开后，亲美的伊朗也将不复存在。将来，德黑兰将更加动荡混乱，美国人在这里将更危险，而保罗和比尔获释的希望也将更加渺茫。

电视上播出国王的飞机升入蓝天后不久，比尔开始听到一种背景噪音，仿佛监狱外很远的地方有一群人在吵闹。噪音立即升级为尖叫、欢呼和号角声混杂成的喧嚣。电视画面展示了喧嚣的源头——成百上千伊朗人涌上街头，大喊着：“国王跑啦！”保罗说这让他联想到费城的新年游行。所有的车都打开头灯，喇叭轰鸣。许多司机把刮雨器拽出来，挂上旗帜，然后启动刮雨器，旗帜便左右挥舞。卡车载着大肆庆祝的年轻人，缓慢行进。整个城市里，到处都有人将国王的雕像推倒击碎。比尔不知道暴徒接下来会干什么。他继而担心起警卫和其他囚犯下一步的行动。伊朗人民长久以来被压抑的情感喷薄而出，美国人会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吗？

那天剩余的时间，他和保罗都待在牢房里，努力不引起旁人注意。他们躺在床铺上，漫无目的地谈着话。保罗抽着烟。比尔努力不去回想他在电视上看到的恐怖画面，但无法无天的暴徒的吼叫，革命胜利的集体狂欢，透过了监狱墙壁填满了他的耳朵，就像是闪电间歇中震耳欲聋的雷鸣。

两天后，1月18日上午，一名警卫来到五号牢房，用波斯语对卫生部前副部长雷扎・勒伽巴说了几句，勒伽巴为保罗和比尔翻译道：“你们必须收拾好东西。他们要转移你们。”

“转移到什么地方？”保罗问。

“另外一个监狱。”

比尔心头一凛。他们要去什么监狱？是那种折磨囚犯致死的监狱吗？EDS公司会被告知他们转移到哪儿了吗？还是说，他们两个会无声无息地消失？这里谈不上舒适，但至少他们熟悉这里。

警卫又说了几句，勒伽巴说：“他让你们不要担心——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将他们的牙刷、共用的剃须刀和仅有的几件换洗衣裳收拾起来只用了几分钟。然后他们坐下等待——等了三个小时。

他们忐忑不安。比尔习惯了这个监狱，而且基本信任他的狱友——尽管他偶尔也会多疑。他担心下一个监狱会更糟。

保罗拜托勒伽巴将他们转移的消息告知EDS公司——也许要通过贿赂管理监狱的上校。

一直关心他们的牢房“教父”对他们的离开很伤心。老人悲伤地看着保罗取下凯伦和安・玛丽的照片。保罗一冲动，将照片送给了老人。老人明显非常感动，连声道谢。

最后他们被带到了院子里，赶进了一辆小型巴士，车上还有几名来自其他牢房的囚犯。比尔打量着其他人，努力寻找他们的共同点。其中一个是法国人。难道为安全起见，所有的外国人都要被关进同一个监狱？但他又看见了一个强壮的伊朗人，他是他们入狱头一晚待的楼下牢房里的老大。比尔猜他只是个普通囚犯。

巴士驶出院子，比尔对法国人说：“你知道我们这是去哪儿吗？”

“我要被释放了。”法国人说。

比尔心脏狂跳。这是好消息！也许他们都要被释放了。

他将注意力转移到街上。这是三周以来他第一次见到外面的世界。司法部周围的政府大楼都遭到了破坏——暴徒果然都肆无忌惮了。随处可见被焚毁的汽车和被打碎的窗户。大街上全是士兵和坦克，但他们什么都没做——没有维持秩序，甚至没有管制交通。比尔觉得，孱弱的巴赫提亚尔政府被推翻只是早晚的问题。

EDS公司的同事——泰勒、豪威尔、扬、加拉格尔和科伯恩都怎么样了？国王离开后他们就再没来过监狱。他们被迫逃亡自保了吗？不知为何，比尔觉得他们应该还在城里，试图将保罗和比尔救出监狱。他开始希望这次转移是他们安排的。或许，巴士不会把他们送去另一个监狱，而是将他们直接送到美国空军基地。他越想越觉得这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国王离开后，美国大使馆无疑已意识到保罗和比尔的处境异常危险，于是开始施展强有力的外交手腕解决问题。巴士只是个幌子，真实目的是要在不引起达德加这样怀有恶意的伊朗官员的条件下，将他们弄出司法部监狱。

巴士往北行驶，经过比尔熟悉的区域。看着动荡的城市南部在他身后慢慢退去，他开始觉得安全了几分。

空军基地也在北部。

巴士驶入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上坐落着一座巨大的堡垒状建筑。比尔兴致盎然地望着这座建筑。建筑的外墙有二十五英尺高，墙上立着警戒塔，架着机关枪。广场上满是穿着方披巾，也就是传统黑色长袍的伊朗女人，她们都在大声叫嚷着。这里是宫殿还是寺庙？或者说军事基地？

巴士驶近堡垒，慢慢减速。

哦，不。

前方的中央是两扇巨大的铁门。

令比尔恐惧的是，巴士停了下来，车头正对着大门。

这个可怕的地方就是新的监狱，新的梦魇。

大门打开，巴士开了进去。

他们不是去空军基地，EDS公司没有谈判成功，大使馆也没有展开行动。他们不会被释放。

巴士又停下来。铁门在后面关闭，前面又打开了一扇门。巴士驶入门中，停在建筑群前。一名警卫用波斯语说了几句话，所有囚犯都起身下了车。

比尔感觉自己如同失望的孩子。我这一辈子算是毁了，他想。我做了什么才得到如此报应？

我到底做了什么啊？

“别开这么快。”西蒙斯说。

乔・波赫说：“我开得不够稳？”

“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不想让你违法。”

“违什么法？”

“总之要小心。”

科伯恩插话道：“我们到了。”

波赫停下车。

他们的视线越过穿着黑袍的古怪女人们的脑袋，看着加斯尔监狱巨大的堡垒。

“上帝啊。”西蒙斯说，深沉沙哑的嗓音中夹杂着敬畏，“瞅瞅这地方。”

他们全部注视着高高的外墙、巨大的铁门，以及警戒塔和机枪火力掩体。

西蒙斯说：“这地方比阿拉莫要塞[美国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附近一座由传教站扩建成的要塞。在得克萨斯独立战争中曾起到重要作用。]还坚固。”

科伯恩想到，如果没有所有美国军队的帮助，他们这支小营救队根本无法攻入这里。他们筹划并练习过多次的营救行动如今完全无法展开。方案无需变更或改良，因为他们面对的情况发生了剧变，整个营救方案都派不上用场。

他们在车里坐了一会儿，每个人都若有所思。

“那些女人是做什么的？”科伯恩大声问。

“他们有亲人被关在监狱里。”波赫解释道。

科伯恩听到了一种怪异的噪音。“听，”他说，“那是什么声音？”

“是那些女人在哀号。”波赫说。

西蒙斯上校曾经仰视过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他当时还是西蒙斯上尉，他的朋友称他阿特，而不是“公牛”。

那是1944年10月。二十六岁的阿特・西蒙斯是第六游骑兵步兵营B连指挥官。美国人在太平洋节节获胜，即将进攻菲律宾。第六游骑兵步兵营先于进攻部队抵达那里，在敌人后方制造破坏。

B连降落在洪望康岛的雷迪湾，发现该岛没有日军。西蒙斯在两百名温顺的土著面前，将星条旗升到了一棵椰子树上。在附近苏兰岛驻扎的日军在屠杀平民。西蒙斯请求上级允许他攻占苏兰岛，但遭到上级拒绝。几天后，他再次发出相同的请求。他被告知，没有多余的船只可以将B连运过去。西蒙斯请求上级允许他使用当地的交通工具，这次他终于获准了。

西蒙斯征用了三艘当地帆船和十一只独木舟，自任舰队司令。凌晨两点，他同八十名士兵出发了。但风暴来袭，七只独木舟倾覆，西蒙斯的大多数舰队成员游泳重返海滩。

他们第二天再次出发。这次他们白天起航，因为日本飞机仍掌握制空权，士兵们脱光了衣服，将制服和装备藏在舱底，让自己看起来如同当地渔民。这一招见效了，B连顺利登陆苏兰岛。西蒙斯立刻对驻扎在岛上的日军进行侦察。

这时，他看见了那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日军驻扎在岛的南端，在三百英尺高的珊瑚悬崖顶的灯塔里。

一条小路从西侧延伸到悬崖中段，与珊瑚上开凿出的陡峭阶梯相连。从六十英尺高的灯塔和灯塔平台上的三个面西的建筑上，可以看到整个阶梯和小路的大部分。那是绝佳的防守位置——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但不管是怎样的难关，总会有攻克的办法。

西蒙斯决定从东侧爬上悬崖，展开袭击。

攻击在11月2日凌晨一点展开。西蒙斯和十四名手下蹲伏在崖底，就位于日军的正下方。他们的脸和手都被涂成黑色，月光皎洁，整个区域开阔得如同艾奥瓦州大草原。他们用手语交流，将袜子套在靴子上，以免发出声响。

西蒙斯做了出发的手势，他们开始攀爬悬崖。

珊瑚的尖锐边缘扎进他们的手指和手掌。有的地方没有支撑点，他们只好抓住藤蔓往上爬。他们此时毫无还手之力——如果有哨兵好奇地从平台上沿着东侧的悬崖往下看，就会立刻发现他们，并且易如反掌地把他们逐个干掉。

爬到一半的时候，寂静被一声巨响打破。有人的步枪枪托撞上了一块凸起的珊瑚。他们全都停下，紧贴崖壁一动不动。西蒙斯屏住呼吸，等待日军从上面射击，展开一场屠杀。但日军毫无动静。

十分钟后，他们继续前进。

攀爬过程持续了一小时。

西蒙斯第一个爬上崖顶。他蹲在平台上，在皎洁的月光中感到无所遁形。他没有看到日本人，但他听到了从一个低矮建筑中传出的说话声。他用步枪瞄准了灯塔。

剩余的队员也陆续抵达平台。他们安装好机关枪后就会开始袭击。

机关枪刚刚搬上崖顶，一个睡眼惺忪、起来上厕所的日本兵就闯进了视野。西蒙斯给负责掩护的士兵打了个手势，后者射杀了那个日本人，接着便枪声大作，火光四射。

西蒙斯立刻扑向机关枪，抓住一条支架腿和弹药箱，机枪手则抓住另一条支架腿，开始射击。被打得猝不及防的日本人从建筑中逃出来，迎接他们的是呼啸而来的子弹。

二十分钟后，一切都结束了。十五个敌人被歼灭。西蒙斯的队伍则有两人受伤，但都不致命。“坚不可摧”的堡垒被攻占下来。

不管是怎样的难关，总会有攻克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