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孤独症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的通道已渐渐开启，但媒体也报道过这样的案例，班里的家长联合起来，要求孤独症同学离开。社会舆论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认为，那些家长缺乏对弱者的基本同情心，而另一些人则认为，孤独症儿童本就应该与正常孩子分开，集中起来接受适合他们这个群体的教育。

把一个有着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孩子送进一所普通全日制学校，这只是一种形式，那么怎样才算真正打通了融合教育的渠道？实际上这已经触及“融合教育”的关键。也许，“晨晨跨海上学去”的故事能给我们提供一些启发。[案例引自《台湾跨海求融合：自闭症孩子经历了什么？》，发表于“恩启社区”，2020年3月26日。]

晨晨是来到台湾地区尝试“融合教育”的第一个大陆学生。

他小时候被诊断为智力发育迟缓，实际具有明显的孤独症个体的核心问题表现，却因为不够准确的诊断，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安置。家人南上北下，钱花了不少，可不见效果。三岁时，晨晨上了全郑州最好的幼儿园，家人希望晨晨可以学习普通孩子的规范性行为。可上了一个星期，老师告诉家长“孩子坐不住”，要求他退园。为了让孩子留在幼儿园，家人每年需要多支出一倍的学费。

其实，晨晨课上表现挺好，不乱跑也不去影响别人，但一到课间，问题就来了。与同学互动时，晨晨不知轻重，经常弄疼同学；与别人开玩笑时也不在乎别人感受，没有分寸感，让人不舒服。起初，老师和同学们都能接纳他的行为，有一些小冲突，家长出面道歉也能得到谅解。直到有一天，晨晨“触碰到大家的底线”。

那是小学二年级的夏天，晨晨喜欢班上一个很瘦小的女孩，想跟她做朋友。可女孩见到晨晨害怕，在躲闪时摔倒。晨晨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样，女孩却大哭起来。结果晨晨被班里几个男生拉到厕所揍了一顿。事后，女孩换了班。晨晨的家长后来才辗转得知，从幼儿园到小学，家长们一听跟晨晨同班，未等开学就转走了孩子。

2011年5月，台湾地区某社会福利组织邀请郑州一批特殊孩子的家长去台湾参访，晨晨的家长也在其中。行程最后一站，是参观台湾新竹教育大学特教系吴淑美老师推行了二十多年的融合教育班。

1989年，吴淑美将身心有障碍的孩子与普通孩子融合在同一班级，让特殊孩子也能自然而然适应所处的社会环境，并让普通孩子从小学习到“接纳”“合作”等品质。

“我们能不能来这个学校？”参观结束后，晨晨的父母联系了吴淑美。刚好，融合教育实验班每年夏天会有为期一个月的夏令营。最终以“文化交流”的名义和在吴淑美的担保下，晨晨与母亲一同来到了台湾。

到了新竹附小的融合校区，晨晨发现夏令营其实就是在学校上课。他这个班级一共有五个孩子，像他一样的特殊孩子有三个，年龄差距也很大。其他教室里也有孩子在上课。一下课，不同班级的孩子就会凑到一起玩。

几个孩子过来找晨晨玩。晨晨如果有行为举止不当，其他孩子就会跟他讲：“你不该这样，你应该这样做……”吴淑美说，他们这是在引导他。

通过夏令营，吴淑美发现晨晨可以被引导。白天的课程以外，吴淑美帮助晨晨安排艺术治疗、音乐治疗、职能治疗等“一对一”的课程，这有助于晨晨的情绪表达。四个星期的夏令营里，晨晨“进步明显”。母亲甚至由此惊讶地发现，晨晨还会帮助别人，并慢慢建立起自信心，也与同学建立了友谊。

夏令营结束后，父母决定，把晨晨送到新竹读书。2011年10月，晨晨进入吴淑美推动的中学融合班就读。

一次，当班级值日生的晨晨，拖地时碰到老师的脚。老师告诉他，下次要先与别人说“不好意思，请让一让”。晨晨说“对不起”，老师告诉他不需要道歉，“对不起”跟“不好意思”不一样，没有做错事就不需要道歉。

第一学期结束后，晨晨回到郑州。全家人发现他变化非常大，他甚至还会对爸爸表达自己的情绪和感受，比如“爸爸你不能这样做，我会很难受”。之前，晨晨在家里表达不出自己的想法，只好乱发脾气。

母亲清楚地记得一个日子，2012年3月31日。那天放学路上，晨晨大声说“我是天下最聪明的人，我是天下最能干的人”。母亲非常开心，觉得“儿子自信出来了，在哪儿都没有这样的状态”。

在新竹接受融合教育的两年，晨晨学会了打棒球，这是一个比晨晨程度轻的特殊学生教他的。他还参加了学校的水上运动会，在一项“水中漫步”比赛中获得亚军。领奖时，晨晨很羞涩，回到座位上，他兴奋地拿着奖牌看了又看。

三年后，吴淑美将晨晨在融合班的镜头剪辑成纪录片《晨晨跨海上学去》，并在大陆举行了首映礼。

这就是晨晨的特殊成长故事。他接触的前沿教育模式，提供的启示或许就是告诉孩子：“你和其他同学一样，都是普通而正常的孩子。”只有真正撕下“特殊”和“歧视”的标签，才能称之为“融合教育”。

如今，有一个观点已逐渐成为共识：孤独症患者的社会融合之路应当从义务教育阶段就开始，也就是更多地鼓励孤独症儿童和正常儿童一起上学。在平等宽容的环境里，孩子慢慢接受了“我有孤独症”这个现实，了解自己因为先天的原因有时头脑会“卡住”、注意力不能集中、过于沉迷细节，学会理解自己的情绪变化，试着自我控制。

在近年的相关文件里，身患残疾的孩子在普通学校学习被称为“随班就读”。2017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明确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方式，就近安排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来自教育部的数据显示，随班就读成为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最主要方式。2020年度，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教育学生14.9万人，在校生88.08万人，其中，附设特教班在校生教育在校生的比例0.48%；随班就读在校生43.58万人，占特殊教育在校生的49.47%；送教上门在校生20.26万人，占特殊教育在校生的23.00%。

对于多数孤独症孩子而言，因为他们伴有的异常行为可能对课堂教学秩序和周围同学构成影响，要让他们在良好的学校氛围里正常成长，常伴身边的陪读者必不可少。早些年，随班就读的孩子，在课堂上常常陪伴他们的是家长，就像陈丽那样。但并不是所有的家长都能随时相伴，何况，如果有家长抱着“护犊子”的偏爱心理，不自觉就让孩子越来越特殊，也会让他们越来越边缘化。这几年，为了帮助这些有着特殊需要的孩子，社会上出现了陪读老师，也叫“影子老师”，指如影随形地跟随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教他们在学校适应学习、规则和社会交往的老师。

对上海的一位妈妈来说，她的孩子很幸运，寻到了一位尽职尽责的“影子老师”，在其辅助下，孩子很好地融入了普通小学，被老师和同学真诚接纳。孩子当初最大的问题是“与外界割裂”。在幼儿园的时候，老师讲故事，他哇啦哇啦叫；同学们学着做手工，他揪同学的头发；大家午休，他拼命摇木床，弄出嘎吱嘎吱的声响。所以，孩子很快就被幼儿园给劝退回家。同样，在进入这所普通小学之前，孩子还有过两次被拒绝的经历。现在这位陪读的“影子老师”，在学校里不断为孩子打气，用细微的动作告诉他“你是最棒的”，同时又及时制止和纠正他可能危害课堂秩序和引得同学讨厌的行为，让他更趋向于一个正常的小学生。

当前，受雇于家长的“影子老师”尚未被纳入正规教育体系，正面临着不被普校接纳、供需不平衡、尚无行业标准等多重尴尬境地。对此，教育部出台了《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大力开展随班就读教师培训，将特殊教育通识内容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和相关培训中，提升所有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殊教育专业素养。

和“影子老师”一样，辅助就业也是一种推动大龄孤独症患者社会融合的尝试。国内已陆陆续续出现一些专门帮助十八至四十五岁的智力障碍者、唐氏综合征患者、孤独症患者等心智障碍群体的公益组织。比如知名的“湛蓝工作室”，将音乐课、绘画课、国学课、运动课、戏剧课等进行系统编排，固定上课时间，让学员们接受规律的培训。从生活中学习，是湛蓝工作室的一大特点，所有学员必须参与扫地、擦桌子、洗杯子、洗模具、扫厕所等日常劳动。“只要符合简单、重复、安全这三个要件的工作，他们就可以去做，比如清洁、整理，等等。”湛蓝工作室的创始人张曼筑说，“这些孩子在家里什么事也不做，就是吃饭、休息、看电视、玩电动。家长不会带他们出门，也不带他们学习新东西。他们会很封闭，情绪也不好，这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社会上的机构在没有学费可以收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人愿意做大龄心智障碍群体的辅导。”

湛蓝工作室坚持不收学费。张曼筑认为，一旦收费，很多曾遭遇挫折的家长便不会让大龄心智障碍者加入湛蓝工作室，“那这个孩子就失去了一个让我们帮助的机会”。

湛蓝工作室是一个培训平台，也是一个开放的“半庇护式”工作场所。来湛蓝工作室的学员靠自己的劳动，能够获得一笔小小的收入。根据不同的劳动能力，他们的时薪在六至十元左右。

而当学员能够自立时，湛蓝就会鼓励他们走出庇护，进入社会工作，工作岗位都由熟人介绍。

2014年，在湛蓝工作室接受了两年培训的一个智力障碍女孩成功进入一家人力公司做打字员。她个性沉稳，学习能力相对较强，工作比较稳定。她是湛蓝工作室首位成功实现社会就业的学员。还有一位学员，曾经在税务所送文书，后来在餐厅当服务生，又去了运动鞋店当店员，还曾在外贸公司负责发货。由于经验不足，他将两千多块钱的货发错了，因此被外贸公司辞退。现在，他在街道工作。“他们慢慢积累工作经验之后，可以获得一些更好的机会。”张曼筑说。

这是一家开在城市中心闹市一侧的花店，一个清秀的短发女孩正聚精会神地将刚刚从昆明空运而至的各式鲜花修枝剪叶。有人来买非洲菊，却抱怨自己家的花瓶矮了些。闻言，边上一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女子向短发女孩轻轻做了个手势，女孩立刻利落地将顾客选好的十枝鲜花的花茎一一剪掉一截，但仍保持花枝高低错落的婀娜姿态。整个下午，中年女子时不时轻柔地拍拍女孩的肩膀，然后低语几句。原来，这个二十出头的女孩是一位孤独症患者，而这个中年女人是她的“师傅”，一位来自某非营利助残组织的就业辅导员。这位就业辅导员曾是家庭妇女，插花是她闲暇时的爱好。在帮助一个孤独症少女融入社会的同时，“就业辅导员”这个新兴职业，也让一个有着一技之长的家庭妇女重新融入社会，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们推动着彼此。

“‘心之屋’大龄项目的妈妈们，实际也承担着‘就业辅导员’的职责。”唐毅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平台，不仅有收入，还可以在集体中建立伙伴关系，能更好地让大龄孤独症孩子融入社会生活中。”

据了解，心智障碍者的就业可分为“庇护性就业”和“支持性就业”两种，前者将心智障碍者集中在一起共同工作，后者则由专业的就业辅导员在常态化的就业环境中为心智障碍者提供训练。

“庇护性就业”也有一个典型的事例。在陕西有一家特殊的公益超市，这家超市中的店员全部为残疾人。作为西安唯一一家专门为心智障碍人士提供就业及劳动技能训练的超市，目前共有六名心智障碍者在这家超市里负责门迎、理货、收银、送货等工作。

一般认为，在特定职场环境或者在一定庇护条件下从事相应的工作是孤独症孩子成年后最理想的状态，并且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家人的照护压力。据了解，当下为障碍人士准备的庇护性就业劳动场所较少，前文所述的残疾人职业康复站是其中之一，但需要排队等待入职机会。而有就业需求的大龄孤独症人士人数较多，社会融合需求迫切，他们可以在就业辅导员的帮助下，去普通企业工作，跟普通人成为同事。

但目前只有部分城市将“就业辅导员”作为一个正式职业。朱佳云向我展示了一份来自北京的《就业辅导员手册》。推动“就业辅导员”这份职业在重庆本地落地生根，这已渐渐在他的机构发展目标里成形。他在广泛调研之后草拟了一份《心智障碍就业辅导员培训方案》。培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在哪里？朱佳云在这份方案中写道：

一是我们促进心智障碍者就业的理念滞后，服务建设不系统。现阶段仍然把“庇护性就业”（或“辅助性就业”）作为解决心智障碍者的就业的主要解决方案，庇护性就业是隔离、保护性就业形式，轻度心智障碍者的能力提升和社会参与受限，导致其潜能逐步退化，没有出口。而中、重度的心智障碍者没有地方可去，家长照料压力不断加大。

二是用人单位和社会对心智障碍者就业存在偏见。心智障碍者即使持有三级、四级残疾证，具备一定的就业能力，用人单位仍因为很多顾虑而不愿意提供合适的就业岗位。

三是心智障碍者就业缺乏持续、专业化的支持，亟须培养专业的就业辅导员团队。心智障碍者的核心障碍就是沟通和互动障碍，作为连接就业对象和企业的就业辅导员是心智障碍者能够就业成功的最关键角色，他们发挥着就业对象评估、岗前职业素养培训，岗位开发和匹配，岗位场所中的密集支持及培训等核心角色。

四是心智障碍者的职业教育体系与就业支持脱轨。目前，我市举办的残疾人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班，均缺少包括独立生活技能（如自主出行、社区融合等）、职业素养（关于工作认知和社会规范）等衔接就业的转衔课程，这也是心智障碍者就业的核心挑战之一。

……

在大龄孤独症患者的就业过程中，职业选择还有一定的局限性，社会上也存在对残障人士职业的刻板印象。近些年，工艺美术是大龄孤独症患者比较常见的融入社会技能之一，但也有妈妈告诉我，她带着干预情况非常好的孩子去职高面试时，不敢轻易跟招生老师说起“孤独症”的事情，因为已经有前车之鉴——主动说明情况的孩子被直接拒收。但不说也同样面临困境，因为即使干预情况再好，“孤独症”患者也一定有异于常人的某些表现，一旦被发觉，可能遭遇劝退。

“我希望未来职高可以明确地开放，接受孤独症孩子入学。”这位妈妈向我诉说了她的愿望。

实践研究表明，以下工作特别适合孤独症人士：图书馆图书整理、面包房和西点制作工、工厂配件组装、影印、照片冲洗店、门警、超市货物整理、资源回收中心、仓库货品管理、资料输入员、花农、数钞员等。还有一部分“高功能”孤独症人群具有超强的机械记忆和艺术表现能力，如果充分挖掘他们的潜力，可以为他们后续就业带来很大的帮助。

关于如何推进大龄孤独症患者更好地实现社会融合，有专家认为，全社会都应注意到孤独症人群更容易受到伤害，常遇到被边缘化、被排斥等实际问题。大家应当如何对待差异？社会是否能提供更有包容性和更注重公平的措施？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生活经历和最终发展，而许多问题都需要通过社会协作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