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的校园漂亮极了，设施也相当完备。校门就很别致，很厚实的门洞，有一个尖顶。进去迎面是一座狭长的教学楼，一层二层都有长长的过道，很宽敞，铺着大块方瓷砖，敞亮洁净。楼上楼下都有大讲堂，里面一排排的桌椅都是固定在地板上的，桌椅连在一起，是一体的，像好多教堂里的那样。桌子可以从上面掀开，墨盒、尺子什么的往里放。楼下有大的图书室，中英文图书都有，暑假可从这里借英文小说看。又设有几排长桌，比课桌宽绰多了，要画地图或为恳亲会写供展出的书法什么的，我们也会到这里。三层有化学、物理、生物实验室。那些玻璃试管、器皿什么的很齐备不用说了，上生物课，每人有一架显微镜可用，那个年头，挺奢侈的。手工、图画有专门的课室，都在三楼。三楼最吸引人的是琴室，几架钢琴分别放在几间小室里，供学生练琴，轮流着用。教学楼的右侧是大操场，从为小学生准备的转盘、跷跷板、秋千到排球场、篮球场、田径场，应有尽有。

和前面提到的教会做慈善的“慈佑”相比，差别很明显。那所学校我去过一次（中西的学生会到那边去做义工，也算是实习），校舍和一般公立学校差不多，比中西简陋。单说冬天，中西有暖气（烧水汀的那种），就没有几所学校比得了。

当然，中西是要交学费的，加上书籍一学期八十几大洋，这是走读的，要是住堂就要一百多了。这可是够贵的，当时一袋洋面两元钱，我们家女用人的月钱也才两元钱。学费贵，娘说过，我母亲也嘀咕过：“怎么那么贵？！”但我们这种家庭，只能上这样的学校。像南开中学那样的，都是男女同校，娘和母亲都认为，男男女女在一起，成什么样子？那就只能上女校了，天津的女校，只有数得过来的几所，所以选择中西几乎是自然而然的。

这些年老有记者采访，写了登出来，喜欢拿“贵族”说事儿，很烦。不过现在我想想，中西倒的确是一所比较贵族化的学校。顾维钧大使的女儿是我姐姐好朋友。颜惠庆的二女儿是我好朋友，大女儿是我姐同学，三女儿前两年我们还聚了，现在去世了。反正都是这一类的，还有朱启钤的女儿，朱当过北洋政府交通部总长、代理国务总理，也做过督军、开滦矿务局的头儿……多了。九一八事变后马君武有首讽刺张学良不抵抗的诗“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最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广为传诵，里面说的“朱五”就是朱启钤家的五小姐，她和赵四小姐都是上过中西的。

上中西的，家大都在租界，上学就有车接送。放学的时候，各式各样的车在校门口候着。有小汽车、马车，还有黄包车。我和我姐都是坐家里的黄包车，从八岁到中学毕业，只要去学校，从不让自己走了去。黄包车天津人叫“胶皮”，也叫“洋车”。“胶皮”指有橡胶轮胎的人力车，车轮上用的充气的橡胶轮胎是从外国人进来以后有的，所以也叫“洋车”。

我记得同学里只有一个叫冯德福的，家是在“中国地”，就在学校那一带。她一开口就是天津土话，我们都觉得挺好玩的。天津话我们当然懂，也都会说，但平时不大讲，在学校就更不会讲，都是说国语。除了一口天津话，冯德福的穿着在同学中也显得特别，尤其是冬天，她穿件大棉袄，紫红的——我记得只有她一个人穿棉袄。

教学楼的楼下有个衣帽间，天冷了穿来的大衣、戴的帽子都先脱下挂在那里，还有雨伞什么的，门房给发个铜牌，放学时再取。我姐记得张勋复辟那阵，他的辫子兵要抓剪了辫子的女生，于是衣帽间各种花色的帽檐下面，都多出或一根或两根光溜溜的假小辫来。我上学迟，没见过这个。印象深的是各种样式、各种衣料的大衣，有呢子的，有皮的。大多是呢子的。我母亲给我做了件皮的，父亲虽然去世了，老底子还在，各种皮子有好多，又不用专门去买，母亲还说别显得特别，用一般的皮子得了，她以为不用狐皮、貂皮，就算普通了。

大衣都挂在那里，冯德福的紫红大棉袄在中间就很抢眼了。大家都觉得稀奇，她的家境从这棉袄也就看出来了。我现在想想，我们也没有瞧不起她。她经常跟我们在一起，小女孩嘛，都爱在一起玩儿。她总是从家里带很多小玩意儿分给大家，比如我们叫“便条本儿”的，就是notebook，她就送我们很多，她家里好像就卖这个。她家好像是小业主吧，开小铺子的。只上了一年，她就没再来了，可能还是学费太贵，家里供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