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是女校，教师大多是女的。外籍教师对外都称“某教士”，比如中文名叫范爱德，就称“范教士”，中文名叫“施某某”（想不起她的中文名了），就称“施教士”。我们学生喊她们，则是“Miss范”“Miss施”。她们都没结过婚，都是老小姐。

做庶务（现在叫“后勤”）的都是男的，像门房、打扫卫生的、会计、烧锅炉的，都是。上高中时有天下午我们几个老生放了学还在玩“十步走”、跳猴皮筋，忽然听到一声响，吓一大跳，就见锅炉房里跑出几个人，脸全漆黑，就两眼睛泛白，跟黑人似的。原来是锅炉烧干爆炸了。几个人出来就猛咳，还往外吐痰，吐出来都是黑的。后来那几个人就再不见了，大概是被开除了吧。

教师里也有男的。像校工这些，平时都是不打交道不说话的，男老师当然不一样。教会学校，是特别讲男女大防的，对男教师和女生的接触特别注意，尤其是住在学校里的男老师。好像也没什么明文规定，但男老师的宿舍我们绝对是不进去的。男老师都住在一个小院里，砖地，平房。我们若是找他们，就站在门外喊，不能跨过那个门槛。我记得有一次找教高中语文的高玉爽老师，我们忘了这茬跨进去了，高老师连忙说，“到外头，到外头说”。坏了规矩是有可能丢饭碗的，饭碗可是头等大事。

但是恋爱这种事是任你采取什么措施也防不住的。中西好像没出过什么师生恋的实事儿，单恋也算的话，肯定就有了。传得最多的是叶香芬的事。她喜欢上了化学老师管善堂。管先生长得很帅，课也讲得特别好。有一天，我们在教室里上课，听到走廊里传来尖叫声、大哭声，是叶香芬。这下事情就传开了，她大哭大闹，我们猜是她给管先生写情书，管先生把情书交上去了。叶香芬后来休学了，精神出了问题。管先生也离开了中西，是他自己辞的，还是学校让他走人的，不知道。也许是学校把他辞了，虽然学生单恋又不是他的事。

他还有个助手姓蒯，在实验室里帮助摆弄瓶瓶罐罐和仪器。小年轻，就十七八岁吧，我们不会念“蒯”字，读半边念“朋”，叫他“小朋”。他喜欢上了我同学陈秀珍。陈长得好看，唱歌好听极了，说话也好听。谁都看得出来，“小朋”对陈秀珍“偏心”（这是我们习惯的说法，对谁好，我们就说对谁“偏心”），在实验室，要是几个人同时嚷着要他帮忙，他肯定是帮陈。当然话就传开了。后来“小朋”和管先生一样，也从学校消失了。

解放后我有次在北京，到东安市场买东西，碰巧遇到了管先生，他还是那么帅，笑嘻嘻的，一口京腔。我说管先生怎么不教我们了？他那时早已结婚了，太太就站在旁边，抱着孩子，他没回答我，寒暄了几句就分手了。

中西的课程，可能并没有一定的划分，男老师教什么，女老师教什么，事实上却是更带洋味的课女老师教，男老师教的是国文、“党义”这些，管老师算是一个例外。

比起来，女老师的待遇更好。当然是外籍教师的工资最高，但是都是中国人的情况下，女老师的工资也比男老师高，这和毕业的学校有关，女老师都是教会学校出来的。（在中西，即使是男老师，工资也比别处高，所以他们特别小心，以免丢了饭碗。）

能上得起教会大学，家境都是不错的。过去北京流行一句话，“北大老，师大穷，燕京清华可通融”，说的是选女婿的标准，燕京、清华出来的，学业、家世应该错不了。清华要求高，难考，学生特别拔尖，有不少寒门子弟，燕京学费很贵，一般人家上不起，就更需要家庭背景了。也不光是燕京，上海的圣约翰，南京的金大、金女大……凡是教会大学，都贵。当时国立大学一年的学费是二十四元钱，私立大学得要四百，教会大学更贵。女孩也送进去念书，家里愿意供，供得起，当然得有钱。我们的女老师家境普遍要好于男老师，这从穿着上就看得出来，女老师都穿得讲究，男老师都穿得马虎，甚至能看出一点窘迫。

范绍韩老师是结过婚的，中年人，家住在外面。男老师里面，我只去过他家一次，是几个同学一起去的。中西的学生都是家里比较有钱的，到他家一看，小门小户的，陈设简陋。我们从来没去过这样的人家，而且他太太还裹着一双小脚。我们都有点吃惊：没想到，他家里原来这样啊。我喜欢画画，回家画了速写，还特意画了他太太的小脚。

我们那届毕业时搞毕业聚餐，是我联系了中国银行招待所的餐厅，吃西餐，长条桌围成U形。能请的我们都请了，包括男老师。校长几个有固定的位子，其他人随便坐。我们班全穿了旗袍，忙着张罗。有意思的是，男老师都很拘谨，不大活跃，好像也不知该拿刀叉怎么办，也许他们没怎么吃过西餐。女老师们则很自如，外籍教师不用说，中国女老师也很习惯，她们都是洋味的，要不就是家里就比较西化，要不本身就是教会学校里出来的。

男老师、女老师待遇上的差别，从他们宿舍的分配上看就再清楚不过了。学校教学楼的一侧有块园地，绿荫中是一座漂亮的小楼，那是外籍教师的宿舍，我去过一次，里面很讲究，每人的卧室之外有客厅、书房。中国女老师和住堂的学生在一栋楼，两人住一个单元，每人一间，有会客的地方，也挺像样的。男老师住的是一排平房，砖地，家具简陋，和女老师相比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