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高一时，学校请了一位白俄来教音乐课。他叫娄拜，长得高高大大，淡黄的头发淡黄的胡子，也就三十多岁吧。学生不把他放在眼里，他也特别怕得罪学生。不到一年他就走了。

他总是穿一件白不白黄不黄的破旧西装，一副穷愁潦倒的样子。他来上课，带一把小提琴，我们唱歌时，他就用小提琴伴奏，大概他学的就是小提琴，不会弹钢琴，而我们学乐器，都是学的钢琴，他教不了。我们是英文教育，用英语、中文上课，他不会英语，又不能说中文，上课就麻烦了。没法让我们明白他的意思，他常是一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没过多久，他就从我们的课上消失，应该是教课不成功，学校把他给辞了吧。

在背后，我们都把娄拜叫作“穷白俄”，是说他窘迫。“穷白俄”并不是我们的发明，可以说是俄罗斯人给天津人的一般印象。现在说“白俄”，恐怕都以为是说白俄罗斯了，过去不是。那时说的“白俄”是指俄国十月革命后从苏联跑出来的人，其实就是难民，当然是穷。天津的俄国人好多都住在小白楼那一带，和其他外国人比起来，他们的聚居区显得脏乱差一些，从事的职业也比较低下。

有一家俄国人，一家三口，夫妻俩和一个女儿，在租界租的很小的房子，离我们家不远。他们做面包，老头提着一只篮子在我们那一带卖，篮子上面蒙一块白布，边走边用中文吆喝：“果酱面包”“豆沙面包”“奶油面包”……我母亲就会叫人出去买。刚出炉的面包，还是热的。英国人、法国人有开面包房的，这样沿街叫卖的只有俄国人。后来这家人出事了：他女儿是有未婚夫的，也很穷，女孩大概是嫌贫爱富吧，又跟别人好上了，对男朋友很不好，有一天男友就用刀把她杀了。报上登出来，真让人吃惊。以后就不见他们卖面包了，出了人命，是凶案，很忌讳的，也不会有人买他家的面包了。很快，那家就搬到了别的地方。

那件事我印象很深，老是会想起。我弄不明白怎么会有这样的事，也没人能给我解答。四六年，抗战胜利后我已居南京了，我哥让我投稿（他在编《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的副刊，吕叔湘编文学版，他编文史版），我又想起这事，就写了篇短文，题目叫《爱》，说的还是我的困惑：爱一个人怎么会把她杀死？

和娄拜相比，后来学校请来的一位音乐老师，可以说是风光无限了。他叫格莱姆斯（Curtis Grimes），是个美国人，大个子，长得很神气，派头十足，我们都有点怕他。他在中西做得最风光的一件事，是组织了一个全校性的大型合唱团。他教我们学唱维多利亚时期头牌诗人丁尼生的长篇叙事诗《夏洛特的淑女》，从头到尾，用英文演唱。那时我们的英文程度已经很不错了，不然也唱不下来。整整一个学期，我们的课余时间差不多都用来排练。功夫不是白下的，终于在一年一度的音乐会上，我们的合口唱在学校的大礼堂公演，领唱的是高三的学姐伍檀生，她是出生在檀香山的华侨，唱女高音，嗓子很好。我们全部穿着校服（白色绸旗袍），手捧打印出来的大本的歌谱，由格莱姆斯先生指挥，二部合唱。一曲唱罢，下面掌声雷动。后来格莱姆斯上台谢幕，出来了一次又一次。

虽然只是中学生的业余演出，现场的气氛却很正式，演出也很正规。好多年后我在北京、南京看音乐会，都是正规的乐团，北京是李德伦指挥中央乐团，南京那次是郑小瑛指挥的，观众乱哄哄的，我就想起中学的那次演出。音乐会怎么会变成那样，观众一点规矩也不讲了呢？南京那场，下面一直嗡嗡的，郑小瑛站在指挥台上好长时间开始不了，不得不转过身来让观众安静。北京那场，演奏已经开始了，下面太吵，李德伦让乐队停下来，过了一阵才重新开始。正式演出，一支曲子已经开始，没有停下重来的，重来，等于演出失败。——真是糟糕透了。

说回格莱姆斯。中西的那场音乐会肯定给他带来了很好的声誉，反正他在某个圈子里名声越来越大，后来就不再在中西任教，自己开了琴房，专门教人学钢琴。琴房是在小白楼那一带租的写字间，很大，布置得华丽讲究。名气大，学生就多，学费也很贵，他因此很富裕，在法租界有一所独栋的房子，还有自己的汽车。那时候在天津，外国人中有私人汽车的还是很少的。

我到他的琴房里学过琴，是高中毕业后的一段时间，他是按时收费的，半小时多少钱我忘了，反正很贵。我每周去回琴，就是现在说的“还课”。我想弹什么，他就让弹什么，随我的便。他的教法就是两样的，他知道有的人学琴是要弹出名堂也能学出名堂的，就很严格；像我这样，他知道是学着玩儿的，不一定要怎样，就很松了，练指法什么的也不顶真。我弹的都是轻音乐型的：《蓝色多瑙河》《溜冰圆舞曲》《多瑙河之波》，还有歌本上的。我姐就认真多了，要弹《月光奏鸣曲》。

格莱姆斯后来和他教的一个中国学生产生了恋情，他是有太太的，这事对他的名声自然不好。这时日本人越来越咄咄逼人，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进租界，他就回国了。